刑事司法中的不同心理取向——浅析执法者与被执法者

本文针对当前刑事司法实践中存在的执法者与被执法者不同的心理取向和表现形式,溯源于法制史,探因于社会心理,着重从实践操作角度分析了成因,并提出了协调两种心理取向的几种途径。     

刑事司法中的不同心理取向－浅析执法者与被执法者

本针对当前刑事司法实践中存在的执法与被执法不同的心理取向和表现形式,溯源于法制史,探因于社会心理,着重从实践操作角度分析了成因,并提出了协调两种心理取向的几种途径。     

长沙市知识分子宗教游憩意向研究

近年来休闲游憩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青睐．而宗教与人的休闲生活关系密切，宗教游憩作为一种具有深刻文化内涵的专项旅游成为现代休闲旅游产业的重要部分．本文选取知识分子这一特殊的游憩主体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证分析旨在挖掘知识分子宗教游憩的需求和动机，并得出知识分子更倾向于对精神文化的依赖性和享受性、他们对知识性休闲和文化性消费的需求更加强烈等结论．     

藏族小说审美价值探析

文章从审美倾向、表现手法等方面探讨了藏族小说旨在穿越历史探寻规律,挖掘藏民族个体与群体的精神世界及其与宗教文化的关系,着力表现藏族百姓的人性美、藏族英雄的崇高美和青藏高原的神奇美等方面的审美价值以及审美趋向。     

宗教里的文化与文化里的宗教——南京大学“宗教与文化国际学术交流研讨会”综述

南京大学社会人类学研究所联合日本东亚人类学研究会于2014年4月25日至26日,在南京大学召开了"宗教与文化国际学术交流研讨会"。与会学者就"帝国、商业与宗教""宗教的传习""仪式与音乐舞蹈""关系网与公益""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业""宗教景观与空间建构""祭典与地方社会""少数民族宗教文化传统""多元文化主义与新兴宗教"等主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18世纪中国的养蚕歌和蚕庙的城市化

旨在通过对清代江南地区下层社会养蚕业的民间活动与宗教等案例的研究来考察民间宗教与技术知识的关系.该研究是对于16世纪到18世纪社会文化转变中,民间宗教对中国科技以及医学发展的影响的研究计划中的一个组成部分.首先着眼于农村养蚕业的民间宗教集会活动和宗庙如何成为文化、经济以及技术交流的中心及其如何连结同一地区中的各个社团、如何连结地方社会甚至超地方并进而形成一定的社会网系统这一问题.到了18世纪,随着养蚕业日益重要,地方绅士与小地方官为了控制民间养蚕活动,而在城市附近创建了越来越多的蚕神庙,并创立了各类相关仪式.最后分析了民间养蚕诗歌(通常被吟诵用以崇拜蚕神)如何在宗教精神的背景下来编排养蚕方面的经验甚至很多相关的技术知识这一问题.     

龙泉司法档案中的现代法治理念“人权保障”

浙江龙泉司法档案是对龙泉地区晚清至民国这段时间司法实践活动的真实记载,以丰富详实的史料弥补了民国司法资料奇缺之遗憾。研究档案材料发现,众多的真实案例材料富含当代"人权保障"法治理念之缩影,通过对档案材料的探索与研究,以对当代法治发展有所裨益。     

论贾玉铭的“自立合一”思想

贾玉铭的"自立"思想并非"民族独立"性质,而是强调教会自身的成长;"合一"思想也不是"组织统一",而是在尊重基本要道基础上的机构联盟。贾玉铭在宗教界富有影响力的身份揭示,革命范式下史学所构建的基督教"民族独立、机构合并、组织统一"等"自立合一"形象并非普遍现象。这也从侧面提醒史学界应将宗教史研究还原回宗教,而不是泛化为政治。     

文献·语言·宗教——《唐代景教文献词语研究》述评

基督教聂斯托利派传入中国后被称为景教。作为一种宗教,它总有借以传播的文献。景教文献的词语,因为复杂的历史原因,无论形体还是意义,都有些与当时的汉语不一样。《唐代景教文献词语研究》不仅简单地介绍了景教及其发展状况,还首次尝试从语言学的角度切入,关注景教文献文本本身,结合汉语史、宗教史、古籍整理来进行研究,以此来推进唐代景教研究。该书还附有唐代景教文献语料,不论对初学者还是研究者,都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精魂拘闭,谁之过乎？——道教与中国法律文化的建构初探

1987年余英时先生发表了一篇有关招魂仪式的短文,其中对于地狱司法体系的分析具有相当的启发性,促使研究者认真思考中国文化中宗教与司法的关系。从1980年代开始,许多学者开始关注中国地狱信仰的历史与演变,尤其是StephenTeiser（史太文）的两本专著分别探讨了佛教中元普渡与十王信仰的发展,对于学术界有重大的影响力。不过,或许是因为上述研究把重点摆在中国佛教史这个领域,因而低估了中国本土宗教传统（特别是道教）在地狱信仰发展史中也曾扮演的关键角色。以余先生引述《太平经》地狱司法体系作为基础,可以说明道教对于中国法律文化之建构所发挥的影响。     

数学史研究的“大历史观”

"大历史观"是一种整合内、外史的历史叙事模式.数学史研究受哲学、历史学、科学哲学、数学哲学、科学史等学科"文化转向"的重要影响,也呈现出"文化转向"的趋势."大历史观"映照下的数学史研究应基于"温和的相对主义",在若干研究问题和方法的正反两方面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和适当的平衡.     

历史 历史观 历史唯物主义

历史具有历史本体和历史意识两重含义,历史本体是客观的,而历史意识具有主观性。对历史的认识要受历史观的支配,西方的历史观在唯物史观产生以前经历了英雄史观、道德史观、天命史观、理性史观、历史哲学的演进,这些理论虽然都不可避免的带有历史局限性,但都是当时哲学思想和史学理论的优秀成果,都是人类思想进化的阶梯,为唯物史观的创建提供了理论前提。唯物史观的创立实现了社会历史观的伟大革命变革。     

《开化府志》、《广南府志》概说及点校简评

2003年,当文山州、县两级新编志书结束时,旧志整理也传来喜讯,由文山师专组织整理的《开化府志》、《广南府志》点校(注)本于2004年出版发行,为文山州地方志事业锦上添花。披阅中,颇感校勘精,功夫深,价值高。现从两个方面将这一成果向志界同仁和关心热爱地方文化建设事业的人士     

学会史:品味历史与现实思考

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共同策划的"中国学会史丛书"首批图书共13册日前出版。这套丛书不仅填补了国内尚无系统研究学会史的著作这一空白,也是中国科协成立50周年的献礼图书。     

数学文化史研究:为文化而历史

数学文化史研究区别于以往的数学史研究、数学思想史和数学社会史研究.数学文化史研究要梳理出不同民族的数学文化在数学符号表征、理论体系构造、数学家群体构成和价值观念等方面存在的差异.数学文化史研究要说明不同民族数学文化在其文化史乃至世界文化史中的地位与作用.     

关于党史研究和党史教育的几个问题

党领导下的城乡基层组织建设史,是党史研究中较为薄弱的领域,深入研究这个问题,有利于借鉴历史经验,加强城乡基层组织建设;在党史研究中,正确对待党的历史成就和失误,有利于总结经验教训,加强党的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增强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实事求是,是党史研究应当坚持的党性原则,也是党史研究科学性的基本要求,党史研究的党性原则和科学性是统一的;从史学角度对党史研究进行研究,总结党史研究的历史经验,有利于深化党史研究,更好地坚持党史研究的党性原则和科学性。党史教育是一门科学,要研究和把握党史教育的规律,克服党史教育中的形式主义,把党史教育和加强党的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党员领导干部的表率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增强党史教育的实际效果。     

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

“高科技小说大师”克莱顿早年进入哈佛大学人类学系读书，后来就读于哈佛医学院。年轻时他曾以约翰·兰格的笔名创作小说，以弥补执教收入的不足     

从上海史研究看魏斐德治史方法

上海史研究是魏斐德教授后半生最下工夫的领域。上海三部曲、戴笠研究以及一批上海史论文,是他在这个领域里的重要成就。他之所以钟情上海史,是因为研究这个领域有意义、有趣味、有特质、有资料。透过上海史研究成果,可以看出魏斐德后半生的治史方法,这就是＂无法之法,乃为上法＂。具体体现为,史料必求其极度翔实,叙述必求其周密生动,结论必求其圆通牢靠。他研究中国历史,熟悉中国历史,但采取开放的、多视角的态度,不将治史者的价值判断强加给读者,这恰恰是现代或后现代的史学特点。魏斐德是涵化了中西优秀史学传统的、有着当代开放精神的杰出史学家。     

命名的紧张与焦虑：新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

新文学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不停地面临着命名的紧张与焦虑。长时段的有新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取代与交错，短时段的有“五四”文学、左翼文学、解放区文学、“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新时期文学的更迭与延展，这些歧义丛生的命名从不同角度描述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生长过程，呈现着“现代”的丰富内涵。不过，命名焦虑的负面影响也是明显的，容易引发恶性循环，导致取代式命名不断。文学在发展，文学史写作在继续，文学史命名一如既往地在文学史家的笔下诞生，总结归纳已有的文学成就，实现学科知识的有效积累，深化对文学史本体的认识。     

口述史、生活史与民间文化研究

口述史与民间文化在学科渊源、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取向等方面的种种关联,使得两者的相互靠进和合作成为可能。在民间文化口述史研究中,采取以生活空间为描述与解释的坐标、以包括技艺活动在内的日常生活为描述与解释的中心、以生活事件为描述与解释的向度的研究策略,加强传承人的生活史研究,不仅很有必要,而且有着相当大的有待拓展的学术空间。近年来,随着一批卓有成效的民间文化口述史计划的陆续展开以及以口述资料为基础的民间文化个案研究成果的相继问世,口述史逐渐成为中国民间文化研究领域一个引人注目的新生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