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仁政”观念及其当代意义

孟子“仁政”的核心是“亲民”,“亲民”不仅仅是情感上的,还体现在制度安排上。孟子之所以提出如此之“仁政”,是基于“义”的原则来变革当时的社会制度,以求使社会达到公正、有序。“仁政”的基础是“不忍人之心”,而“不忍人之心”是一种“本源情感”,正是本源情感的“不忍人之心”使孟子的“仁政”成为了可能。也正是因为这些,重新研究“仁政”具有当代意义。     

论王国维之“古雅”

不同于中国传统古典文论的概念，王国维的“古雅”以西方美学范畴为基础。在《古雅之在关学上之位置》一文中，王国维区别了“第一形式”和“第二形式”。其“古雅”概念主要是指“第二形式”，是对美的对象的表现形式，是双重形式，也就是“形式之美之形式之美”，并在此基础上指出“古雅”和“优美”、“崇高”的互补性。对“古雅”的判断是经验的、后天的，个人和时代的不同也同样制约着对“古雅”的判定。而这种判定同时又需要一种“修养力”。     

近代诗坛的两个“闽派”

近代诗坛存在着两个联系紧密同时又有重要区另4的“闽派”：诗钟之“闽派”与同光体“闽派”。本文阐述了诗钟“闽派”之得名、影响、代表人物和同光体“闽派”得名之经过，并比较了两个闽派的异同点。诗钟之“闽派”乃清末名实相埒之名称，同光体是清末“有实无名”之闽派；诗钟之“闽派”的形成与得名都要早于同光体“闽派”。     

两周金文指代词"是""兹""之"用法之别

“是”“兹”“之”是古汉语中最早出现的近指代词。“兹”“之”甲骨文中已见,“是”始见于西周金文中。甲骨文中“兹”“之”已表现出句法功能上的对立性,两周金文中,加上新出现的“是”,三者形成了严格的句法功能上的互补关系,即“是”主要充当前置宾语和复指前置宾语,“兹”主要充当定语,“之”主要充当一般宾语。与传世文献相比,两周金文在指代词的使用上存在着较为严格的“格位”倾向。     

“无心”与“几微”之象——对《庄子·天地》篇“象罔”概念的探析

关于《庄子·天地》篇中“象罔”概念,自古以来训者甚众。有从中国传统“象”思维的角度出发将其理解为“似有形而无其形质”的一种“虚象”;也有从“无”的角度将其作“无心”“无形迹”之解的。结合前人“象”与“无”的双重阐释视角,将“象罔”概念作“无心”与“几微”之象加以理解,即以“无心”之状态得“无心之象”而后才能得“道”,同时这一“无心”之象其本身也是一种“几微”之象,是在获得庄子所言“玄珠”之前的一种萌兆。     

析杨度和他的“帝王之学”

杨度一生以“帝王之学”安身立命,以之指导自己的人生,并孜孜追求“帝师”之梦。他的所谓“帝王之学”其实有“术”而无“学”,是战国以来纵横家思想的嬗变与翻版。杨度最终落泊仕途,沉沦史河,并非如他自己所说是因为没把“帝王之学”学到家,而是时代注定了他的这种学术是行不通的。     

从《孟子》中“之”的分布看其语法功能的演变趋势

《孟子》中的“之”字可以记录不同的语法单位:1、能够独立运用的词;2、用于人名的结构单位。“之”记录的词可以是实词也可以是虚词:实词“之”包括名词和动词;虚词“之”包括连词、代词和助词,其中以助词的用法较为复杂。用于人名中的“之”可以作为构成语素的音节、语素、名词和助词;不用于人名中的“之”可以是实词,也可以是虚词。本文着重于对《孟子》中“之”的分布情况进行分析和研究,从而试图展示出《孟子》中“之”的语法体系及其语法功能的演变趋势。     

运用“五之”教学模式构建师生学习共同体——《教育学》教学改革之谈

“五之”教学模式，是借用中国古人的“五之”治学模式（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运用于高校教学而形成的一种新的教学模式。在教育学教学中，尝试运用“五之”教学模式来构建师生学习共同体，实践证明是有效的、可行的。     

"有我"、"无我"费思量--《人间词话》中"无我之境"一辨

“无我之境”是国学大师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不少论者认为其间包含着“有我”的矛盾。其实，“无我之境”中确实包含着“有我之情”，但这同“无我”并不矛盾。因为“无我之境”中的“无我”是从创作主体的心性修养及观照方式方面而言的，而“有我之情”中的“有我”则是从具体文本的呈现状态方面来看的；前者是创作主体的旨趣和追求，后者则是前者情趣之自然流露，是前者追求的形象化确证。     

王阳明诗歌的“有”“无”之境

王阳明不仅是明代杰出的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军事家和书法家，而且还是一位优秀的诗人。“一体之忧”，即“有”之境；“一体之乐”，即“无”之境，两者构成了王阳明诗歌“有无之境”的心学色彩。王氏诗歌是明朝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古代诗歌的宝贵财富。     

论王国维之“古雅”

不同于中国传统古典文论的概念,王国维的“古雅”以西方美学范畴为基础.在《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一文中,王国维区别了“第一形式”和“第二形式”.其“古雅”概念主要是指“第二形式”,是对美的对象的表现形式,是双重形式,也就是“形式之美之形式之美”,并在此基础上指出“古雅”和“优美”、“崇高”的互补性.对“古雅”的判断是经验的、后天的,个人和时代的不同也同样制约着对“古雅”的判定,而这种判定同时又需要一种“修养力”.     

浦江科技创新--实施四大工程推进四大行动

浦江县地处浙江中部，素有“文化之邦”、“书画之乡”，“水晶之都”、“挂锁基地”和“中国绗缝家纺名城”之称。区域内产业特色明显，其中浦江水晶是国内水晶的主要生产加工基地，挂锁是全国最大集散地之一。     

悟道、弘道——王阳明在龙场

“龙场悟道”是一种理性的直觉,是王阳明对儒学的长期的百死千难的探索中豁然贯通的结果。他在龙场体认了“圣人之道”,主“知行合一”说指示“成圣之道”,范围朱陆而超越之,消解了宋儒“尊德性”与“道问学”之争。对人生意义的体悟综理儒佛,把超越人生痛苦之方付诸君臣父子之伦。     

对王国维境界说的质疑

朱光潜认为王国维的“有我之境”实是“无我之境”，而“无我之境”实是“有我之境”，其实，他们对意境内涵的理解是一致的，只是对意境分类的角度不同。叶朗认为王国维的“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的区分割裂了意境中情感和意象的关系，其实是叶朗误读了叔本华美学中的一个概念。     

手段为目标让步

领导风格是管理用来实现企业“目标”的一个“手段”。企业“目标”是顾客满意及合理利润，其风格之选择，以能实现目标为最终目的，不可以手段为目标，不可本末倒置。所谓领导风格之选择，应因管理之性格能力，因下属之性格能力，因产品行业特性差异，因工作目标之明确与否，因相处远近之不同，因时间古今之不一，而异其趣，即所谓“因时”，“因地”、“因人”、“因事”、“因物”之五因而异。     

从音节多少看《孟子》定心结构中“之”的隐现

押古汉语的定心结构在某些情况下必须有结构助词“之”连结,在某些情况下不能有结构助词“之”的连结,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有也可以没有结构助词“之”的连结。本文旨在以《孟子》的语言材料为背景,从定语和中心语音节的奇偶来分析定心结构中“之”隐现的规律。结论是:语用中为了协调音节会影响“之”的隐现;词语的性质和音节的数量与“之”隐现的对应规律是深层原因的外在体现。     

赋笔:新文体写作又一格

采用“赋笔”是梁启超新体散文写作的特点之一。“铺陈的表现手法”是“新文体”艺术魅力形成的重要因素;“主客问答的结构模式”是梁启超把藏之名山的“文集之文”变为面对大众的“报章之文”的一种成功尝试。     

从《孟子》中“之”的中分布看其语法功能的演变趋势

《孟子》中的“之”字可以记录不同的语法单位：1．能够独立运有的词；2．用于人名的结构单位。“之”记录的词可以是实词也可以是虚词：实词“之”包括名词和动词；虚词“之”包括连词，代词和助词，其中以助词的用法较为复杂，用于人名中的“之”可以作为构成语素的音节，语素，名词和助词，不用于人名中的“之”可以是实词，也可以是虚词，本文着重于对《孟子》中“之”的分布情况进行分析和研究，从而试图展示出《孟子》中“之”的语法体系及其语法功能的演变趋势。     

篇章逻辑和思考训练

人类之思维方式有“逻辑”与“形象”之分。其中“逻辑思维”能使人思考细密,而合于条理。如落于辞章来说,则与所谓之“篇章逻辑”相关。所以经由“篇章逻辑”之分析,是可以灵活地带动人做好“思考训练”的。     

从张荫麟问题看朱熹的格物致知之旨

“格物致知”是朱熹理学范畴体系中的重要范畴。历来研究者们对之训解颇多。上世纪30年代,史学家张荫麟先生在对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下卷)的评论中,从为学方法论角度,质疑朱熹的“格物致知补传”思想之合理性。而实则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本身是与其理学本体论相呼应的,其所要格之“物”主要是“日用问应事处”,即是人伦日用之事物;致知之“知”主要是对“至善”之所在的认识,即是明乎先天已存在于己的儒家的道德之善。“格物致知”的认识论工夫最终所要达到目标仍是为人寻到先天存在的道德伦理价值．以作为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准则。从而认识论工夫与修养工夫两者在目标上是统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