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语境中的文学经典复译——以《名利场》的两个中译本为例

随着语言和文化的发展,对翻译文学经典进行复译也是不可避免的。以杨必和彭长江两位译者对《名利场》的翻译为例,应用安德烈.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具体考察50年文化语境和当代文化语境对两位译者翻译策略的操纵,寻找译本中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等诸因素与译者个人翻译策略的关系。     

巧妙合璧中西文化,准确传递多元信息——浅析《红楼梦》两个英文译本

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要把这部鸿篇巨制翻译成代表西方文化的英语,其中所遇到的困难是多方面的。迄今为止,《红楼梦》有两个英译版本影响较大:一是霍译本(英国翻译家大卫.霍克斯及其女婿约翰.闵福德合译的The Story of the Stone);二是杨译本(中国翻译家杨宪益与戴乃迭夫妇翻译的A Dream of Red Mansions)。由于这两个英文译本的译者采用了不同的翻译策略,因而所传递的文化信息也不尽相同。本文通过列举《红楼梦》两个英译本中的一些译例,比较分析了这两个译本的文化信息翻译以及译者所采用的不同的翻译策略,以进一步探讨译者的翻译创作特点。     

译者母语文化与翻译策略——《论语》三个英译本比较

译者由于受到母语文化的长期影响,在翻译的过程中,必然倾向于母语文化模式思维,进行母语文化联想。因此,其翻译策略也必然或多或少地带有母语文化背景的烙印。本文选取《论语》的三个英译本:马德五译《孔子说》(简称马译本),Arthhur Waley译《论语》(简称韦译本)和潘富恩、温少霞译《论语今译》(简称潘译本)。从文化负载词、翻译补偿和对原文理解三个方面具体分析母语文化背景对翻译策略的影响。从而提出译者应尽量避免母语文化负迁移。     

伯顿·华滋生英译《史记》述评

伯顿·华滋生的译作《太史公书》是《史记》在英语世界传播的重要里程碑。本文系统介绍了该译本的译者、翻译思想和组织架构,并以当代著名译论家劳伦斯·韦努蒂的＂译者的隐身＂为理论基础,从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权力关系,探讨该译本的特点和翻译策略。     

《道德经》英译的诗学伦理研究

译者在典籍翻译实践中往往轻视文本的诗学价值,诗学伦理研究正是针对译本诗学价值的理性反思。《道德经》诗学气质玄妙深远,译者如何在译文中再现原文的诗学气韵,对最终翻译质量的高低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从翻译伦理视角出发,描述与分析《道德经》翻译过程中不同译者所采用的不同诗学伦理态度,能拓展典籍翻译研究的深度与广度。     

社会翻译学视域下《三国演义》中“义”的英译审视

《三国演义》这部小说虽以战争为主线,但其中的主要人物所表现出来的“义”贯穿了整部小说,因此,“义”的多义性能否在译本上还原,其多义性对应的翻译选词有何特点,翻译方法如何,这些翻译选词和方法受什么因素影响等话题都是非常值得研究的。文章基于皮埃尔·布迪厄的社会学,以量化统计和质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小说第一卷的罗慕士译本和虞苏美译本做了“义”的英译对比研究。研究发现,罗译本和虞译本在翻译选词上存在明显差异,罗译本中honor和loyal占比较大,虞译本则更偏向于使用loyalty和justice。此外,翻译方法上也各不相同,罗慕士偏向释译和厚翻译,虞苏美偏向浅化翻译甚至省译。文章认为,翻译差异主要受译者主观能动性、译者惯习、译者资本和其他行动者等因素影响。     

论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女性主义意识——以呼啸山庄两中译本为例

文章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以杨苡、方平的呼啸山庄两中译本为研究对象,通过比较分析两译本在审美标准、咒骂语以其及对女性形象的构建等方面的差异,挖掘女性译者的女性主义意识。最后本文建议用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来指导带有女性主义色彩的西方文学名著的翻译。     

论文学作品的动态性翻译

文学翻译旨在将文学作品引介和传播到译入语国家。为了让某些作品自身极高的文学、艺术价值得以保留并且流传不衰需要译者在翻译文学作品时进行动态性翻译。     

莫言作品《蛙》日译翻译方法研究

莫言在荣获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后,其文学作品在国外的关注度倍增,获奖作品《蛙》的日译本《蛙鳴》在日本一度脱销。好的外文作品能够引起读者的共鸣,译者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以日本佛教大学教授吉田富夫翻译的《蛙》为例,从人名、地名、成语、人称代词、拟声拟态词的翻译角度出发,深入讨论莫言作品日译的翻译方法,为文学研究和翻译方法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     

从复译研究看中国翻译理论话语的嬗变

复译现象一直是中国译学界热衷讨论的话题。20世纪90年代后对复译问题的讨论、译本的比较研究和复译的理论研究反映了中国翻译研究开始由应用研究走向纯理论研究、由规范走向描写、由引进到反思、创新等发展趋势。     

译者主体意识对译本《佐治刍言》的操控

自翻译研究进行文化转向后,越来越多的翻译研究围绕译者展开,并用文化的眼光去看待译本对原文的“不忠”。《佐治刍言》中就有大量增译、删减和改写等一系列翻译现象,这是译者根据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按照一定的规范,在一定程度上对原本进行的加工和调整。在此过程中,译者的主体意识是决定翻译策略的关键。     

从译者身份看柯大卫《论语》英译本中的名义翻译

皮姆在《翻译史研究方法》中强调译史研究要注重译者,即以人为本,注重翻译的交互文化特性。柯大卫的《论语》译本是译者学习汉语的产物,也是译者在中国传教过程中所做的一项重要工作。柯大卫作为传教士的同时,也是英华大学的教授,其多重身份对其翻译原则和翻译技巧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本文通过对柯大卫多重身份和翻译名义的关系的探讨,分析译者身份对其译作的影响。     

文化误译与译者主体性--兼评小说<浮躁>英译本

在原语中心论的影响下,追求完全与原文“对等”的译本的极端客观主义思想长期占据翻译理论话语的中心位置。因此,误译常常被一概斥为“劣译”,成为译者受到责难的原因。随着国内翻译研究范式的逐渐转变,译者主体性成为译界研究的焦点之一。误译,特别是译者有意的翻译策略导致的反映文化因素的误译也具有了重要的研究价值。文章通过对乡土小说《浮躁》英译本中出现的部分文化误译的分析,探讨了翻译中译者的主体性以及翻译的本质。     

从文体风格对比看经典作品的再生

培根的名篇Of Studies语言简练、说理深刻,堪称经典。在我国,Of Studies的译本已达十多种。其中受到普遍肯定和称道的当属王佐良先生的译本。本文在分析原文及所选的三个译本的文体风格的基础上结合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翻译思想,对王佐良、水天同以及何新的三个译本进行简单的分析与比较,试图证明王佐良先生的译本不仅充分展现了原作的风姿和神韵,更使原作焕发出新的生机,成为译入语的经典翻译文学作品,是原作在译入语中的再生。     

浅谈文学名著复译

世界各国的文学名著以其丰富的思想内涵及对人生、社会的深刻思考给人以心灵的导航、智慧的启迪,并受到世人的广泛关注。我们应该感谢那些优秀的翻译家,他们的译作使那些无法阅读原文的世人有机会接触到伟大的文学作品。同时文学名著又以其无穷的艺术魅力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翻译家在不同时期、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不同的阐释。近年来,文学名著的复译现象十分普遍,这无疑会促进文学的繁荣,但也存在拙劣译作。作者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谈一下文学名著复译。     

阐释学关照下的“非有复译不可”

本文将从伽达默尔哲学阐释学的理解的历史性,视阈融合,效果历史三个方面论述鲁迅关于复译的翻译思想。由于理解的历史性,不同的历史时期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目的性翻译,作者视阈与译者视阈无法完全融合,使同一文本的阐释呈多元开放的趋势。效果历史又赋予不同时代的译者复译同一文本的机会。这就为复译的存在提供了理论依据。     

林语堂英译《浮生六记》个案研究

本文通过对林语堂英译<浮生六记>的个案研究表明翻译主体性在翻译过程中的彰显.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其文化态度、翻译动机、翻译准则等主观因素将影响译本及其翻译策略的选择.     

从《维摩诘经》管窥同经异译在词汇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佛经的汉译历经了三个不同时期,其中存在很多同经异译。不同时代不同译者的翻译特点不同,对语言也产生了影响。《维摩诘经》是印度早期大乘佛教的经典著作,从后汉至初唐,前后有七个译者翻译,存留至今的只有支谦、鸠摩罗什、玄奘的译本,而三人正是三个翻译时期的典型代表。通过同经异译的对比,可以发现译者、译风对词汇的影响以及词汇历时嬗变的过程,透视其在汉语词汇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民族典籍外译研究(1986～2013)

以国内已发表的56篇民族典籍外译研究论文为研究对象,对民族典籍外译研究的现状、问题及发展趋势进行了研究。现状是:研究内容和研究队伍不断扩大,研究方法趋向多元,研究成果越来越多。问题和对策有:通过国内译者翻译解决译本较少的难题,通过学习民族语言解决译者语言障碍问题,通过跨学科研究和借鉴中外译论来形成民族典籍外译独有的翻译理论。发展趋势是:民族典籍外译研究基地越来越多,国家和出版单位更加重视民族典籍的对外传播,研究语种更加丰富。     

接受美学视角下文学翻译中模糊语言的审美再现

在文学作品中,模糊语言总能以其多样灵活的表现形式以及独特的语用价值,向读者呈现其含蓄美,从而达到特定的审美效果。接受美学理论从文学作品文本意义的实现和译者的创作自由两方面给文学翻译以启示,并为归化与异化两种翻译策略的选择提供理论支持,为研究文学翻译中模糊语言的审美再现提供一个新的视角,继而,总结出以模糊译模糊、以精确译精确、以模糊译精确三种具体的翻译技巧,以成功地实现文学作品模糊美的语际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