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族歌谣与越南越族歌谣韵律结构之比较

歌谣的韵律结构是最具民族特色的 ,它是鉴别歌谣的民族属性的最为可靠的尺度之一。壮族歌谣的韵律结构与越南越族歌谣的韵律结构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不仅像汉族歌谣那样押脚韵 ,更为奇特的是押腰脚韵和押腰韵。壮族和越族同为古越人的后裔 ,其歌谣有共同的韵律结构 ,绝不是偶然的巧合 ,而是两个民族原始共同文化的遗存     

黄宣卫的《异族观、地域性差别与历史》出版

向忠诚行政诉最近,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长黄宣卫研究员的论文集在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出版。本书收录了七篇有关阿美族研究的文章,都是作者在1997～2002年间已正式出版的中文著作。第一篇是有关阿美族社会文化的一般性介绍。第二篇以文献资料为主,探索阿     

劳动，并不是原始歌谣的唯一源头——对文学艺术起源的再认识

在人们所能接触到的文学样式中，歌谣恐怕是属于最古老的一种了。因而，追溯文学艺术的起源，这个历史悠久的课题，总是从研究原始歌谣入手。     

唱响白族歌谣我们踏歌而来——"中日白族歌谣文化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歌谣是一个民族最古老的记忆，是反映一个民旋社会历史演变的活化石，要探寻一个民族的历史足迹和社会生活，歌谣是最好的标本。白族民间文学源远流长，但白族歌谣研究却一直是一个被遗忘的角落，到现在为止，收集整理多，理论研究少；社会学研究多，立体研究少。有鉴于此，大理学院与日本亚洲民族文化学会于2006年8月20日至24日在云南省大理州共同举办“中日白族歌谣文化学术研讨会”，抛砖引玉，以期引起国内外学界同仁的研究目光，共同关注以歌谣为代表的白族文化。     

台湾阿美族研究综述

阿美族是台湾原住民族群之一,也是原住民族中人口最多的一族。对阿美族的研究大致可分为古代时期(1895年以前)、日据时期(1896~1945年)、收复台湾后的研究(1945~今)。收复台湾后的研究又可分为三个阶段:早期(1945~1965年),其代表人物有芮逸夫、凌纯声、卫惠林;中期(1966~1990年),其代表人物有李亦园等;近期(1991~今),其代表人物有庄英章等。     

歌谣与农民起义

中国是一个歌谣繁衍盛行的国家。可以说,自有文明以来,就有了歌谣的创作和流传。对于歌谣的研究,可以有多种角度、多种目的。顾颉刚先生曾说:“研究歌谣不单在歌谣的本身,歌谣以上有戏剧、乐歌、故事,歌谣以下有方音、方言、谚语、谜语,造成歌谣的背景的有风俗、地文、生计、交通诸项。”事实上,从歌谣中还可以研究许多东西,诸如政治、经济、军事等等,可以说,歌谣中的世界是很广大的,可供研究者涉足的领域是很多的。本文就是想从歌谣中所反映的有关农民起义的内容作一些介绍,     

唐代歌谣探析

唐代社会中存在着大量的歌谣.从现存资料来看,唐代歌谣可分为四类:一是政治谶语类歌谣;二是各地百姓对当地地方官进行褒贬的歌谣;三是大众舆论对社会上显赫人物的言行进行评价的歌谣,四是其余一些零散的歌谣.从政治、文化和社会环境来看,各类歌谣的产生都有其深刻的背景.歌谣对唐代社会曾产生过一定的影响,是认识唐代历史文化的重要资料.     

临潼歌谣与临潼方言

通过临潼歌谣与临潼方言关系的分析,阐明临潼民间歌谣和临潼方言之问存在的内在联系,认为临潼歌谣的研究必须与临潼方言土语的研究结合,才能揭示临潼歌谣的真正内涵.     

河洛文化视野下民间歌谣的艺术特色

我国历代民间歌谣内容丰富而生动,以最鲜活、独立的民间姿态保存着社会生活和民间朴素情结.河洛文化博大精深,文化积淀丰厚,其传统文化生态充满着生机和活力,民间歌谣情真意切,单纯朴实;格调优美,形式多样;抒情叙事,意境优美生动.它的传播与流变准确地反映了社会文化变迁和民众情感与审美倾向.     

金寨县莲花山民间歌谣调查与研究

金寨县莲花山民间歌谣资源丰富,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和较为落后的经济条件客观上又较好地保存了这些民间歌谣,为我们调查研究皖西大别山民间歌谣提供了难得的典型个案。在对莲花山民间歌谣进行了长期的调查、记录、整理和研究基础上,将莲花山苦情歌谣、红色歌谣、爱情歌谣、结婚喜曲子和儿童歌谣的调查研究情况呈献于读者诸君,并就教于方家。     

大理白族歌谣文化旅游产品开发初探

白族歌谣是反映白族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在民族旅游逐渐走向市场的今天,如何更好地挖掘白族歌谣文化的旅游功能,发挥它在旅游景观审美过程中的作用?本文对白族歌谣文化旅游产品的开发思路、开发模式进行了初步探讨.     

民族表象与文化实践:以云南傣族孔雀舞为例

通过剖析傣族孔雀舞的事例来研究中国政府的文艺政策是以何种形式与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相结合,并在社会主义体制下如何参与展示民族形象的。认为中国共产党为了使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形象化,所以想通过民族舞蹈改变人们对少数民族既存的形象和想象,并期待民族舞蹈对展示的"想象的共同体"发挥积极的作用。     

论侗族礼俗的和谐意义

侗族的礼俗对塑造侗家人真诚纯朴、热情好客的品格,对维系侗族社会和谐,发扬侗族礼俗文化,稳定地发展和谐社会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而研究侗族礼俗背后所具有的和谐意义,有助于人们认知、理解和诠释侗族的民族文化历史,尊重并吸收他种文化的经验和长处,也可以充分让世人认识侗人的真实面貌。     

试论邓小平民族理论的内涵及对当前民族工作的启示

邓小平民族理论内涵丰富,涵盖了民族关系、民族发展、民族区域自治、民族宗教信仰、民族工作方式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既深刻揭示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族问题发展的规律,又是对当代中国民族工作的准确把脉。邓小平民族理论对于今天处理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贵州旅游国际化进程中提高少数民族学生英语素质的对策研究

贵州经济的腾飞和丰富的旅游资源为贵州旅游业开拓了一条跨越式发展道路。旅游业成为贵州省六大支柱产业之一,正朝国际化迈进。少数民族文化是贵州旅游资源的灵魂,少数民族同胞的直接参与能更好推介和展示民族文化内涵,其间,英语成为必不可少的交流媒介。研究少数民族学生的英语素质与旅游发展的关系,着眼他们现有水平,探究提高少数民族学生英语素质的对策。     

罗平多依村布依族服饰变迁浅析

服饰是人类物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民族的服饰的形成和变化,一定程度上标志着该民族的发展和演化。罗平多依村布依族服饰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不同性别、不同年龄层次的人的穿着上,总的变化趋势是民族传统服装的穿着越来越少。服饰的变化,表明的是现代服饰文化对传统服饰文化的挑战和胜利,也反映了在外来文化的传播和借取中当地人的主动选择。     

我国少数民族群众利益表达机制探析

当前我国少数民族群众利益表达机制存在着四个方面的问题:少数民族群众利益表达主体发育程度不均衡、少数民族群众利益表达客体态度消极、少数民族群众利益表达渠道不畅通、少数民族群众利益表达方式不合理。这就需要采取措施完善我国的少数民族群众利益表达机制:一是提高少数民族群众利益表达能力,培育少数民族群众利益表达主体;二是畅通少数民族群众利益表达渠道,健全完善网络利益表达;三是营造少数民族群众利益表达环境,引导少数民族群众进行利益表达;四是完善少数民族群众利益表达方式,充分利用体制内表达方式;五是建立少数民族群众利益表达机会公平机制,确保表达机会公平。     

屯堡族群与族群认同——以天龙屯堡为例

"屯堡人"是政府、学者、媒体和地方精英共同建构的族群共同体,是以普同性的"屯堡文化"为标准做出的人群的类型性划分。而在"屯堡"族群内部,由其人员构成成分多元性带来了族群认同的多元性。现有的屯堡研究范式无疑有助于在宏观层面上把握该族群活动的时空大背景,但对屯堡族群群体性差异的研究则更生动地反映了族群活动的历史,为了解人群与文化的关系提供了具体而详细的资料。     

缅怀人类学民族学的世界级大师——费孝通先生民族研究70年座谈会暨研讨会综述

回顾了费孝通先生民族研究曲折、光辉的历程,深邃博大的学术思想,缅怀他忧国忧民、矢志报国的济世情怀,“行行重行行”、关注民生、“志在富民”、“知行合一”的精神以及“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围绕“费孝通先生的民族研究与国际学术交流成就”、“民族政策、民族关系与边疆民族政治”、“学科与国际视野”、“民族文化、生态资源与居民权益保护”和“学科建设与应用研究”五个主题进行了讨论。     

民族,还是“族群”——释ethnic group一词的涵义

“氏族→部落→民族”是人们共同体演进的普遍规律。在世界人们共同体演进的过程中没有“族群”位置 ,不宜以“族群”取代民族 ,也不宜以“族群”表达民族以下支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