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机关举报答复行为的司法审查及滥诉规制

国家法秩序之维持,有赖于行政机关之积极执法,但由于行政机关资源有限,而举报制度又可补充行政机关执法能力之不足,遏止危害之发生或扩大,对公共安全及秩序之维护能发挥极大作用,故国家针对行政法领域内的举报制度制定了一系列法律、行政法规以及部门规章,从而对其予以规范。行政机关对举报的答复符合行政法律行为的构成要件,理应视为一种行政法律行为而被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同时,因为举报答复行为与举报人之间存在直接的利害关系,故应推断举报人针对举报答复行为提起行政诉讼时应当具有原告资格,但鉴于司法实务中涉及此类行政行为的诉讼案件存在较多"滥诉"现象,故人民法院普遍将此类行为排除在司法审查之外,因此亟须在司法裁判领域重新为此类行为规整裁判思路并积极探寻"行政滥诉"的规制路径。     

行政诉讼原告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之界定

我国行政诉讼法上原告资格的确定标准是法律上的利益关系,但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没有对此进行进一步的细化规定,导致这一标准过于模糊而不具操作性,致使公民的合法权益受到具体行政行为侵犯时无法通过诉讼途径得以救济。本文拟通过细化确定法律上利害关系的两大要素;权益与因果关系,以期该现实问题得以解决。     

小议行政诉讼法上法律上利害关系与事实上利害关系之区分

是否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是判断行政诉讼中有无原告资格的重要标准。对此,原则上应当以行政主体确定行政相对人的意思表示——即行政主体在做出具体行政行为时,表示于外部的所欲何人承受该具体行政行为法律后果的意思——为标准。同时,为保证在某些个案中的公平正义,法律应设置必要的例外规定,使特定情形中的受影响人得到救济。     

行政撤诉案件的调查与分析

提起行政诉讼是原告依法享有的重要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 ,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依照该条保护诉讼权的规定 ,与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人只要认为行政行为侵犯了自己的合法仅益 ,并符合该法第 41条起诉条件的规定 ,就可以启动行政诉讼程序成为原告。但由于种种原因 ,原告在诉讼过程中或出于自愿 ,或不得已行使只有原告才享有的撤诉权利 ,导致行政诉讼程序的结束 ,因此 ,原告是行政诉讼法律关系发生和消灭的主…     

行政公益诉讼的缺失与补正

我国已有的行政诉讼制度因其对原告资格的严格限定而导致行政公益诉讼的缺失,致使当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损及社会公共利益时,公民无法通过司法手段监督行政行为。在我国,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既有其法理基础,又有其现实依据,为我国法治建设所必须。但行政公诉制度的建立并非要彻底否定现有的行政诉讼制度,较为实际的做法是通过司法解释在现有的行政诉讼框架内作出适当的补正。     

论社会团体的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从可行性及规则设计的角度

近年来,行政公益诉讼已经成为社会舆论和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要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就必须解决原告资格问题,即要有适格主体代表国家和社会公众提起诉讼.而赋予社会团体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既有法理基础,又有现实依据.因此,对涉及重大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政案件,社会团体应当可以以原告身份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另外,本文还对社会团体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具体规则进行了设计.     

论我国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之构建

通过分析我国环境行政诉讼的现状,总结出我国一般性的环境诉讼问题,提出具有我国特色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设想：突破传统原告资格、拓宽司法审查范围、设置诉讼前置程序、优化奖励机制等,这将为我国环境管理提供一种新的法律渠道。     

浅议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构想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50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基于这一法律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争议案件除了行政赔偿诉讼案件可以适用调解外,其他行政诉讼案件不适用调解。但在司法实践中并非如此,很多法院在审理行政诉讼案件时,都采取调解的手段促成原告撤诉或被告改变具体行政行为,有效降低了行政案件的信访投诉率,维护了社会稳定、和谐。但是由于调解制度在立法上的缺陷,不可避免地出现有违行政审判立法精神等问题,本文主要通过对诉讼调解理论的分析,提出我国行政诉讼中引入调解制度的构想。     

宣告死亡三题

宣告死亡制度的功能,在于保护失踪人利害关系人的人身利益和财产利益,我国民法其应坚持宣告失踪和宣告死亡两项制度并存的立法体例。被宣告死亡者在法律上被"推定死亡"。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经有关机关证明该自然人不可能生存,利害关系人中请宣告其死亡的,不受民法有关宣告死亡之特别期间的限制。失踪人之利害关系人的宣告死亡申请权不应有顺序之分,特殊情形下应赋予检察院以死亡宣告申请权。     

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探析

行政公益诉讼是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违法行政行为侵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在法律法规赋权诉权的情况下，以自己的名义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制度。我国建立行政公益诉讼既有必要性又有可行性。要从立法上确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拓展原告资格；合理分配举证责任；规制受案范围；对诉讼费用采用无偿主义原则；诉权由公众享有。     

具体行政行为判定之研究——兼论行政行为分类理论

具体行政行为是行政行为理论的核心,也是行政法律基本制度付诸实施的现实前提 。现在具体行政行为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行政法律基本制度的操作 ,通过分析现有分类理论 ,以具体行政行为的本质特征为基础,以实务操作为侧重点而得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判断标准 。     

论行政诉讼第三人的法律界定

行政诉讼中第三人的范围或种类之所以在理论界众说不一,实践中复杂多样,主要原因在于对第三人的确定原则与方法没有科学地统一。本文认为确定行政诉讼第三人应在对“利害关系”与“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的法律界定的原则与方法的指导下,从行政诉讼的特有性质出发,结合确定第三人制度的目的,科学地确定第三人的范围和种类。本文主要阐述了对“利害关系”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法律界定的原则和方法,以及对行政诉讼第三人分类的具体分析。     

行政行为中的第三人及其权利的保护

行政行为中的第三人是指行政主体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主观上并不以其为行为的对象，但客观上侵犯其合法权益，从而与具体行政行为形成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社会组织。行政第三人可以分为对象错误型、事实牵连型、利益波及型和行政不作为型，赋予行政第三人在行政程序、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赔偿或补偿中的主体地位和权利是维护他们权益的有效途径。     

抽象行政行为诉讼制度的模式选择与理论建构

现行《行政诉讼法》自实施以来，在维护公民合法权益、监督制约行政权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司法实践中，该法的不足也日益显现，其中一个被广泛质疑的焦点就是抽象行政行为并不在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之内。实际上，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司法审查范畴不仅必要，而且可行。综合多种因素考虑，在目前的多种抽象行政行为诉讼模式中，部分审查模式更适合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但也并非是完美方案和终极目标。在具体实施时，应当在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科学界定的基础上，综合考虑理论研究成果、现实因素和先进经验，进一步扩大受案范围、放宽原告资格，并引入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使行政相对人可以就抽象行政行为提起诉讼。     

论行政诉讼举证责任中原告承担部分责任之必要性

本文讨论行政诉讼证据制度举证倒置规则中原告承担部分举证的法理价值。行政诉讼目的、性质和结构模式要求原告承担一定的举证责任,而原告的举证能力也使之具有可行性,从而推动行政诉讼的顺利进行和公正效率的实现。行政举证责任的分配制度背后体现了法治的理念:尊重私权,限制公权。     

试论我国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建构

尽管“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已成为行政诉讼的特殊原则之一,在现实的行政审判中却存在着大量通过法院协调、调解结案的案件。由于没有法律和制度的规范,导致相对人利益的损害。通过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的原因分析和对他国和解制度的考察,在我国行政诉讼领域建构调解制度是具有可行性的。并由此探讨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应遵循的原则,适用的范围和程序。     

论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界定标准的重构

权利意识的提高,行政权力的扩张,致使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有扩大的趋势,这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界定标准提出挑战。我们应确立以行政行为对有关利益存在不利影响的标准,即以行政行为为形式标准,以行政行为被认为存在对有关权益有不利影响为实质标准来对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予以界定。     

行政区划调整问题的法学思考

由四川省一起行政区划调整纠纷引申出法学领域的两个重要问题——行政区划调整的法律性质如何界定和行政区划调整是否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对于这两个问题，目前学术界鲜有研究。为此，界定了行政区划调整的法律性质。经过详细论证，认定行政区划调整不属于具体行政行为，而属于国家行为。其次，基于国家行为的不可诉性，行政区划调整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简析质监行政处罚中相对人主体的确认

行政相对人是指基于一定的法律事件或行为与行政主体形成利害关系,依照行政法律规范取得参与行政法律关系资格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影视作品制片者的认定

"制片者"规则实际上是要解决影视作品版权的原始取得问题。为减少市场交易成本,保障投资人利益,我国著作权法第15条规定,影视作品的版权由投资人(法律上称为"制片者")原始取得,此即所谓"雇佣原则"。考虑到我国存在着严格的影视剧行政管理制度,投资人只有遵守这一制度才能获得影视剧市场准入,因此,在认定制片者时,应从我国的实际国情和保护善意第三人角度出发,重视许可证记载内容的权属证据效力,不能仅仅因为许可证制度具有行政管理性质就否定其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