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早期文化民主思想初探

李大钊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干将，其所以在整个运动中影响巨大，与其思想的时代性是密切相关的。本文通过考察李大钊文化民主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阐述了李大钊文化民主思想丰富而深刻的内容，向人们再一次展示了李大钊作为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那光彩照人的思想历程。     

关于"一大"的几个热点问题的探讨

陈独秀李大钊等对“一大”不重视；广东只派了陈公博一位代表参加“一大”；包惠僧是陈独秀派到上海向临时中央和“一大”组织者汇报情况的联络员，这种特殊身份使其不是代表而得以接近大会组织者并参加大会。“一大”闭幕于8月31日不符合马林对大会安全的要求；天气情况证明不可能闭幕于8月1日；8月5日在上海开过中央局成员会，这是8月5日闭幕说的由来；“一大”最可能闭幕于8月3日。“一大”的伟大历史意义是客观存在的，但有相对性的一面，革命和建设取得成绩的大小直接决定了当时人们对“一大”意义的认识。     

李大钊早期的唯物史观

“五四”运动以后，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国产生了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并运用马克思主义探索改造中国的一系列问题。其中，李大钊是突出的代表之一。本文不准备评述李大钊的共产主义世界观，谨就李大钊在中国共产党创立之前的早期的唯物史观作一评述。 李大钊（１８８９—１９２７），字守常，河北乐亭县人，父母早亡，由年迈的祖父抚养成人。１９０７年考入北洋政法专门学校，这是他的民主革命思想形成的重要时期。他后来回忆说：“我到天津进入北洋政法学校，六年的时间，深入调查研究了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科学”。这使他的政治见识迅速增长。 １９１３年，李大钊东渡日本，考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开始研究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从事爱国活动，爱国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思想进一步发展。１９１６年回国，作为《新青年》派的重要成员，立即参加了反对封建主义的新文化运动。 对于马克思主义，李大钊最重视并首先接受的是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阶级斗争学说指导他分析社会政治问题，唯物史观则为他探讨文化问题提供了新的理论武器。“马克思一派唯物史观的要旨，就是说：人类社会一切精神的构造都是表层构造，只有物质的经济的构造是这些表层构造...     

王阳明“昂扬人的主体精神”的两重性

对王阳明提出的“昂扬人的主体精神”的看法历来态度不一。否定态度有之，肯定态度有之。本文就王阳明“昂扬人的主体精神”的两重性谈点粗浅之见。一、倡导“昂扬人的主体精神”是王阳明终身人生哲学的理想追求。王阳明于公元１４７２年生于浙江余姚县一个世代书香门第的家庭。少年时代的王阳明即倡导“昂扬人的主体精神”。一次，他问塾师：“何为第一等事？”塾师回答说：“惟读书登第耳。”他却不以为然，反驳说：“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做圣贤耳。”［１］这种“学做圣贤”的思想，反映出王阳明自小就有独立思考的精神，经略四…     

论“说学”艺术的起源

说学的起源远远早于文学，在文字出现以前的漫长时间里，人们只能借助口头语言和形体语言来表达和传播，所谓“口头文学”其实就是说学。     

欧阳修的创“新”与辟“怪”

欧阳修的为人为政、为学为文，充满改革创新精神，具体表现在人格标新、政治鼎新、学术更新和文学革新等方面。难能可贵的是，他在改革创新的同时，辟“怪”而守“中”，切实地改变了世风士气，改变了政坛、学坛、文坛风气。其思想渊源，除“变通说”、“人情说”之外，还在于他对“道”赋予“平易性”、“务实性”的解释，在于其立身治学的中庸之道。     

明代诗话中的“情”说

“情”是备受中国学批评关注的一个范畴，明代诗话中两种代表性的“情”说，以其不同的审美趣味丰富了明代诗学批评的殿堂，同时为清代“情”说集大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李大钊之后的《晨钟报》总编辑

《晨钟报》是民国时期的著名报纸,李大钊曾经出任过其第一任总编辑。但在李大钊之后该报还出现过哪些总编辑,长期以来几乎没有人论及过。若把《晨钟报》和有关史料结合起来分析可以发现,在李大钊之后《晨钟报》至少还出现过陈光焘、“春冰”、刘以芬等三位总编辑。     

直觉·距离·移情——朱光潜《文艺心理学》对西方理论的中国化解读

对于《文艺心理学》中所涉及的克罗齐的“直觉说”，布洛的“距离说”，里普斯的“移情说”，朱光潜加以批判综合而系统化的同时，更是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相关观念与中国文艺实际，对这些西方美学理论做了中国式解读。其间得失，至今仍然值得反思。     

文学原理的学理品格

在我国目前的学理论建设中,董学,张永刚的新《学原理》在“原理性”与“系统形态性”方面作出了贡献,从而使学原理获得几种可贵的学理品格,即：以学理定位聚焦“元问题”与“问题元”,以创新精神区分“照着说”与“接着说”;以科学态度处理“往深刻说”与“往花哨说”,以学术眼光追求“返璞归真”与“综合创新”。     

中西传统诗学及其现代

中国传统诗学的核心思想是“物感说”，由此倡导“表现论”、“意境法”。西方传统诗学的核心思想是摹仿说”，由此倡导“再现论”、“典型论”。尽管二者都涉及审美的主客观关系，但是前者重在抒情，强调情感，意志的“真”，后者重在叙事，强调再现客观的“逼真”，由于中国与西方在社会文化和传统诗学上存在差异，因此，中西诗学的现代化进程不一样，中国现代诗学在借鉴西方近代诗学基础上，主要趋向“再现论”；西方现代诗学诗呈现“表现论”、“象征论”和“再现论”并存的格局，而以前者为主，中西传统诗学现代化呈现出反差。     

汇释“书籍”

什么叫“书籍”：《史记·礼书》“礼书第一。”唐人司马贞《索隐》注释说：“书者，五经六籍总名也。”《正字通·日部》解释说：“书，几载籍谓之书。”书、书籍，作为文化载籍的总名，是人人都知道的然而要问“书”字、“籍”字的最早字义（即本义）是什么？“书”字、“籍”字的书籍义是怎样演变形成的？这就需要有一些文字学、测站学的专门知识了。东汉著名文字学家许慎的《说文解字·叙》解释说：“著于竹帛谓之书。”许慎又在他的《说文解字·幸部》中解释说：“舍，着也。从章，着声。”“书”字属于“幸”部，幸字正是“笨（笔）”…     

从“民德”到“民彝”李大钊早期思想发展历程

李大钊早期在接受西方民主法制思想之后，为了克服理论上的困难，对以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性善论”做出了具有现代政治意义的阐发，同时把道家的“无为”作为政治原则，从而把民主思想和中国哲学结合起来，完成了向民主主义的转变。     

试析朱光潜《诗论》“情趣”说的成因

朱光潜的诗歌关学思想主要集中在《诗论》中，而《诗论》的重要理论来源是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但是，在推进“境界”说的过程中，朱光潜却把“境界”说情趣化了，这就是“情趣”说。“情趣”说的成因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就外在原因而言，“境界”说的圆满自足，要求诗论转换思路，以获得超越；西方关学理论的渗透和对阐释力更强的批评标准的寻求，促使“境界”说的形成。就内在原因来说，是朱光潜本人的趣味主义人生观的深刻影响。     

浅谈如何教会学生读书学习

学术泰斗叶圣陶先生说，语文教材是个例子，学好这个例子，让学生学会举一反三，进而让学生从“会读”向“会学”发展，使之学好语文。     

德说德育德化德学

本文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高校政治、思想与道德教育为主题，从“德说”切题引伸到“德育”，并提出，高校教育尤其是德育，要通过德育向“德化”转化，举校突出“德化”精神，付诸强化，最终着力构建“德学”学科，用以治学。     

试论鲁迅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

“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是我国历史上一次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从“五四”前夕开始,鲁迅就和李大钊等同志一起,向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文化发动了猛烈的进攻,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史册上写下了灿烂的一页。列宁曾说;俄国革命“最迫切的任务”“集中在反专制制度的斗争上。”鲁迅对封建文化的批判,其核心也正是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半个多世纪过     

“发愤著书”说与“著文自娱”说之比较

“发愤书”说与“自娱”说是古代作家创作最重要的两个动力论命题-在古代论史和学史上源远流长。二有不同的理论内涵，对学创作具有不同的功能作用。二既有共同点，又有相异处，都对古代学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小学阅读教学“三动”策略

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应该注意培养学生的听、说、读、写等各项能力，而在阅读教学过程中，应该以学生的“三动”即：“动口、动手、动脑”为老师教学的活动主线，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提出五个解放：“解放孩子的头脑，使孩子敢想；解放孩子的双手，使孩子能干；解放孩子的嘴巴，使孩子多说；解放孩子的空间，使孩子能到大自然中去学；     

“一体两翼”说:建构文章学体系的科学理论——文章学家曾祥芹研究之二

曾祥芹于８０年代中期提出的“一体两翼”说，脱胎于夏丐尊、叶圣陶的文章学论著，完整地概括了文章生产、传播、接受的全过程，成为建构当代文章学体系的理论基础；在文章学与写作学、阅读学的关系上，学术界尚存在一些分歧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