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咏洛赋"看魏晋对汉代赋风的转变

以"咏洛赋"为个案,从内容主题的改变、艺术手法的改变、审美方式的改变等3个层面上分析了汉代到魏晋赋的风格的变化.以此来说明一种文体的变革和衰落是必然的趋势,后代对前代的因革才是一种文体生命得以保存的最终途径.     

从《二京赋》到《归田赋》--论张衡赋作文体与题材的转换

散体大赋《二京赋》与抒情小赋《归田赋》是张衡赋作中的代表作品。从大赋到小赋,从写都市到写田园,张衡完成了汉代赋作从文体到题材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换。通过研究这两个转换,可以发现汉帝国由盛到衰的过程中赋家心态和儒家精神所发生的变化。     

论汉代颂体文学观念

颂为汉代重要文体类别,上承先秦告神、颂美宗庙祭歌,下启魏晋后世颂美之文,无论形式、内容,押或文学观念都处于转换变更期.汉人颂体文类辨体意识显得相当模糊.出现将颂与诗、赋、碑、赞等文体称名相混情形.此中情形,既有前代颂体文学创作与观念影响因素.也与汉人颂体创作复杂生态有关.汉代颂体文类意识的模糊与创作的多元化.反映出文学自觉时代到来之前某些特性,即文体现念的含混性与文体创作的自觉意识.     

汉代散体大赋主客问答模式与汉代经学之关系研究——以《子虚赋》《上林赋》为例

主客问答是汉代散体大赋独特的内部结构特征,其来源可追溯到先秦,与纵横家的关系尤为密切。汉代散体大赋的主客问答结构并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论辩技艺,而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它能方便而又策略地实现讽谏和颂美,是汉代经学与汉代散体大赋联姻的极其重要的媒介。     

汉代散体大赋主客问答模式与汉代经学之关系研究——以《子虚赋》《上林赋》为例

主客问答是汉代散体大赋独特的内部结构特征,其来源可追溯到先秦,与纵横家的关系尤为密切.汉代散体大赋的主客问答结构并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论辩技艺,而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它能方便而又策略地实现讽谏和颂美,是汉代经学与汉代散体大赋联姻的极其重要的媒介.     

读者批评视阈下的汉赋批评与理论

赋是中国文学史上一种独特的文体,在汉代达到鼎盛时期,而从古至今的读者对汉赋有着褒贬不一的复杂态度,不同的汉赋作者对汉赋创作也有各自不同的理论主张。通过期待视野、召唤结构及隐含的读者等读者批评的视角,或许能够对存在较大分歧的汉赋批评与理论有一个较为客观、全面的把握。     

试论“楚辞”和“汉赋”的主要区别

“楚辞”和“汉赋”是两种不同的文体。可是楚赋混称的现象在汉代却是很普遍的,人们常把屈原作品称做“屈赋”、“骚赋”,把宋玉、唐勒、景差等人的诗歌叫做“楚赋”。刘熙载在《艺概》中就批评了这种现象,他说:“古者辞与赋通称,《史记·司马相如传》言:‘景帝好辞赋’,《汉书·扬雄传》:‘赋莫深于《离骚》,辞莫丽于相如’,则辞亦为赋,赋亦为辞,明甚。”不仅汉人如此,近人、今人也有将楚赋混为一谈的。比如章太炎在《国故论衡·辩诗》中,就将屈原作品列入四家赋中之一家,称为“屈原赋”。郭沫若将屈原诗歌译为今文,书名便题为《屈原赋今译》。我个人认为:把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体作品称“赋”和“汉赋”混淆起来,是不恰当的。从汉赋产生、发展的历史来看,汉赋虽“拓宇于楚辞”(刘勰:《文心雕龙·诠赋》),但它跟楚辞却是完全不同的文体,不能合二为一。     

汉代赋学论

汉代的赋学与汉赋创作呈现了几乎同步的现象,赋的兴盛期,也即赋学史的发轫期。汉代涉及赋学的文字大多散见于史书或非专论赋的单篇文章中,它们为汉以后历代的赋学研究,树立了框架,奠定了基本的范畴。汉代赋学以儒家诗论作为时代的主要文学观念,以之衡量和评判赋的整体创作或赋家及其作品的优劣状况,从而使赋含有了实质性的功利价值,而不仅仅具有文学本身的唯美效果。     

“天人合一”思想对汉代咏物赋的影响

"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天人相通"是其重要内涵之一。汉代空前繁荣的咏物赋深受"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这种影响在汉代咏物赋的结构模式和内容上均有独特的体现,"天人合一"思想还造就了汉代咏物赋古朴天真的总体风貌以及恢宏壮阔、清新疏朗和郁结耿介的多元化美学风格。     

汉武时代赋体文学的书面化

从口头到书面,是赋体文学在汉代发生的重大转变。这一转变,集中发生于汉武时期。无论是帝王、还是文士,在赋的欣赏上,都已明显向＂看赋＂偏移。造成该转变的原因,与汉武为了润色弘业的需要,而对赋体文学表现出的惊人热情有着密切关联。     

两汉赋体文学的先声——贾谊辞赋的探究

贾谊的辞赋汲楚辞、屈赋之源,开汉代赋体文学之先河,影响了整个两汉赋体文学的创作,本文主要通过对他的《吊屈原赋》和《鹏鸟赋》做深入性探究,明确它在赋体文学流变中的作用,结合《惜誓》《旱云赋》等赋篇研究,总结贾谊辞赋所取得的艺术成就,从而确定它在两汉赋体文学中的地位。     

诸侯式微与汉赋由讽谏向颂美的演变

汉代郡县制和封国制并行,汉初诸侯几同战国,文士奔走其间,楚王刘交及嗣子郢客、吴王刘濞、梁王刘武、淮南王刘安均以招纳文学之士驰名。汉代散体大赋形成的标志性作品《七发》创作于景帝时,作者枚乘有战国策士遗风,其渊源肇自楚辞的"讽谏"思想成为汉赋的重要特征之一。武帝时实行"推恩令"、盐铁专营、铸币权收归中央等改革,其执政后期,诸侯实力大损,殆同郡县。随着诸侯的式微,在皇权的笼罩下,文士殆同俳优,汉赋的"讽谏"思想也大为减弱,其文体向"颂"的方向发展。扬雄居西南僻隅,沿袭汉赋正统,其否定文学创作的观念正是赋学新思潮与旧观念冲突的结果。     

略论《文选》中的汉代音乐赋

汉代音乐赋蕴含历代先贤优秀的思想品质和道德情感,可以教化民众,促进身心和谐。《文选》将赋分为十五个类别,音乐类目共收汉代三篇赋文。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方针影响了汉及以后历朝历代的文学创作。音乐赋可以陶冶性情,给人以美的享受,同时它的感化和教化作用也越来越受到统治者和儒学家们的重视。     

张九龄两篇赋解说——探讨《白羽扇赋》及《荔枝赋》

赋是我国古代文体的一种。《文选·班固两都赋》:“赋者,古诗之流也。”它开始见于《周礼》,跟风、比、兴、雅、颂称为六义。后来人们将它又分为两类,风雅颂是诗篇的异体,赋比兴是诗歌的作法。到战国时代,从屈原、荀子开始,赋又演变为体裁。汉朝以后,出现了杨雄、张衡等作赋名家,赋曾与诗并驾,蔚为大宗。六朝和唐宋时代,有些著名文学家也作赋,而且有名篇。     

论汉晋音乐赋对楚辞的继承及衍变

音乐赋是继承楚辞而来的,它们在四个方面存在渊源关系：两者大量涉及音乐内容;两者都善用铺陈的手法;两者都擅用精彩华丽的语汇和语言艺术技巧;早期的音乐赋作品善用＂兮＂字句,而它所用到的＂兮＂字句型正被涵盖在楚辞＂兮＂字句型之内。没有楚辞,就没有音乐赋。但汉晋音乐赋由于受文坛重视华美辞藻、重视诗歌等文风的影响,在继承楚辞的基础上而发生了部分衍变。而这种衍变正是文体发展的必然结果。     

汉魏六朝赋论略述

汉魏六朝是我国古代赋体文学发展的黄金时期，该阶段出现了我国最早的赋论。这些赋论是我国古代文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内容多针对于赋的渊源、创作、文体特点及地位等方面的概括与评价，具有早期的文章辨体意识与论赋的自觉意识。     

纵横游说之辞与汉大赋的表达方式——汉大赋体制形成过程中文体扩张的途径

汉赋从汉初的骚体赋、杂赋发展为汉大赋,在这个过程中,游说之辞是汉赋文体扩张的主要途径,汉赋从游说之辞吸取其细节刻画、铺张排比、主要是寓言辩难的情节结构等表现方式,形成了汉大赋的主要体裁特征,直接促进了汉大赋体制的形成.     

《水浒传》中赋体文的运用

赋与小说两种文体在互渗中不断发展。在明清通俗文学繁荣的背景下,赋体文在长篇章回体小说中的运用更趋丰富多样。《水浒传》中的赋体文多达208篇,在小说褒贬人物、烘托气氛、渲染场面、抒情言志等方面发挥了艺术功能,既为读者营造了审美休憩空间,又彰显了亦俗亦雅的美学特色和表现手法的丰富化。《水浒传》中的赋体文具有不可小觑的文学价值,但部分借用留文或套语改编而来的赋体文亦呈现程式化之弊端。     

关于汉散体大赋的评价问题

汉散体大赋的发展是畸形的．未能反映汉代社会的本质真实，而形式上“文丽而务巨”“使繁华损枝，膏腴害骨”。但是散体大赋却能成为汉代文学的主要形式。本文提出了五个因素，言之成理．持之有据。     

论宋玉赋的纯文学化倾向

宋玉赋首次将“赋”作为自觉的文体脱离先秦“诗”的襁褓，标志中国文学由《诗经》而《楚辞》到“汉赋”演变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宋玉的宫廷赋，在内容上自抒情怀，文思尚美，寓庄于谐，使赋体的纯文学化倾向得以宏扬、发展；而其创作形式，也为汉赋奠定了艺术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