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决策视阈下的公众参与——“专家知识”与“外行视角”的协同分析

精英主义下的民主参与强调的是由公众代表人的集体意志表达出的标准科学图景的镜像,而参与式民主的公众参与是从社会视角对争议性议题分析而表征出的常识,两者的分歧在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过程中形成诸多困境。早期的代议制政府主张的精英主义限制了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平等权利;科学划界在科学知识与替代性知识之间形成的界线,引起专家知识与外行视角的分歧;公众参与在实现政治合法化之后,却引起了公众参与科技决策范围界定的问题。通过分析"专家知识"与"外行视角"分歧的渊源,认为基于自由主义的认知分工,遵循"专家知识"与"外行视角"功能导向的差异性,依据"专家知识"与"外行视角"的知识规范体系的协同分析模式,建构多元利益攸关群体之间的良序的互动机制,能够增强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有效性以及政治决策的合法性。     

“专家信任”及其重建策略:一项实证研究

专家是"社会良心",专家信任是社会信任的最后一道屏障。为考察我国专家信任的现状、影响因素并探索重建策略,本文进行了实证研究。调查发现:在"公众理解科学"方面,公众已经认识到科学的可错性、条件依赖性和局限性;在科技信息传播方面,新媒体取代传统媒体成为公众获取科技信息的首要渠道,而地区经济发达程度与公众对科技信息和专家的信任程度相关。公众并不信任专家,但陷入了不信任却又不得不信任的"豪猪困境",专家则面临着"无论说什么、无论怎么说,公众都不信"的"专家塔西佗陷阱"。"人格信任"走向"系统信任"的时代背景规定了这一"豪猪困境"和"专家塔西佗陷阱"的基本特征;二者相互作用,其溢出效应将导致更大范围的社会危机。消除"利益关联"是专家获取信任的关键因素,强化专家与公众之间常规的直接互动、提高传媒准门槛、规范新媒体报道等,有助于建构一个开放、透明、风险共担的"命运共同体",有助于"豪猪困境"、"专家塔西佗陷阱"的突破和专家信任的重建。     

公众对转基因水稻的认知、产业化态度和行为导向分析——基于湖北省的调查数据

通过社会调查的数据来分析和探讨公众对转基因水稻的认知、产业化态度和行为导向的关系,其基本结论是:大部分公众对转基因水稻的认知比较模糊;公众对转基因水稻的产业化态度是比较谨慎,公众的教育水平、成长环境、职业与公众对转基因水稻的产业化态度的相关性显著;公众态度、利益选择、对决策的看法能有效解释和预测公众的行为。     

为科普理论奠基——《科普理论要义——从科技哲学的角度看》读后

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越来越居于现代社会系统的核心部分,并已成为人们集中关注的关键问题。我国公民科学素质与发达国家存在的巨大差距,严重影响科教兴国远大目标的实现以及决策科学化与民主化的进程。公众对科学技术知识生产及其社会功能的认识和理解,既包含着公众与科学家的互动,也包含着公众与政策决策者之间的互动。《科普理论要义——从科技哲学的角度看》一书,对我国当代科学普及的内容、特点、社会功能以及发展趋势等一系列理论问题,作出了具有创新性的探讨。     

公众参与科学中互动专长论的引入

科学的社会研究的第二波论证了公众参与科学的合理性,但在公众如何参与科学方面学者们却意见不一,柯林斯的互动专长论在这方面颇具前景,它不仅可作为突破公众参与科学的知识障碍的理论工具,而且在从具体层面推动公众参与科学、增强不同范式的专业共同体间的有效交流及为科学实践治理的效率—公平均衡提供框架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与此同时,互动专长论也遭受着对互动专家成就、对转译默会知识的能力和必要及对对技术阶段—政治阶段划分的质疑,这是它面临的主要困难。对此,一个可行的策略是继续循着科学的社会研究的第三波的旨趣,反思来自其他阵营对这种旨趣的批评,结合更多公众参与科学案例的分析,探究和完善互动专长论及其在公众参与科学中的作用。     

“后信任社会”视域下的风险治理研究嬗变及趋向

传统社会构建基于权威和个体信任,现代社会的构建在很大程度上是确立系统信任,尤其是专家系统信任的过程,信任品性为社会发展提供了动力支撑,风险使人类步入了"后信任社会"。后信任社会对专家角色、互动机制、政策框架进行了重构,风险研究呈现出新动向,表现在:由专家诠释风险转向风险感知构建的公众参与;由单向风险沟通机制转向风险沟通的多元互动机制;由外在的风险管理转向内生的风险治理模式。运用社会学的分析工具和学术话语对风险展开多维度研究,反思"后信任社会"的风险机制,构建转型期的社会信任体系有助于增强风险感知、促进风险沟通和风险治理政策制定,对破解社会发展中的风险困境具有重要意义。     

论作为一种新的知识生产方式的公民科学

公民科学是一种让公众直接参与到具体科学研究项目中的知识生产新模式。公民科学倡导知识论层面的科学民主,强调公众专长对知识生产的价值。在公民科学范式下,公众与科学的关系在重构,公众既是科学知识的消费者,又是科学知识的生产者,是知识共生机制的重要力量。公众对知识生产的作用主要表现为数据的收集和数据的共同创造。公民科学是开放科学的一种实践路径,通过让公众参与科学研究以理解和信任科学,这样,公众与专家在互动中实现互信,从而利于走出单向度信任机制的困境以重建科学公信力。因此,公民科学具有重要性和可能性,但其也存在限度,所以走向“负责任”“适度”公民科学具有合理性。     

技术安全的解释——基于公众与专家的认知差异

近年来技术安全问题凸显,公众与专家在对技术安全的认知上产生了很大的差异。文章分析了公众和专家不同的解释模式及其原因:公众对世界进行意向性解释,专家则按照物理的因果关系解释世界。由此,公众从社会认知范式解释安全,而专家从科学解释范式来分析安全;公众认为技术存在不确定性,是无法控制的,而专家认为技术具有内在的鲁棒性,是可靠的;公众常常用一种情景化模式来描述安全,而专家则是采用技术-理性模式来计算安全。     

可视化技术成为一种新的认知方式的哲学分析

从柏拉图、笛卡儿到胡塞尔一直都强调心灵之眼的内察,作为缸中之脑的计算机是这种传统的集中体现。通过与人的具身认知能力相对比,计算机对空间图像的识别能力遭到了德雷弗斯的身体现象学的质疑,然而,德雷弗斯所指出的人工智能的困境可由以图像为界面的人机互动来加以克服,现在的可视化技术正在人类的认知提供一种新的途径。     

风险沟通:概念、演进与原则

作为重大工业工程项目风险管理工作的一个环节,风险沟通在美国的出现有其特定的社会与历史背景,最初是为了解决技术专家对风险的评估与普通公众对风险的感知之间的不一致问题。在美国,风险沟通实践经历了从单向的信息传播到双向互动的演进;相应地,风险沟通概念也发生了变化。为了达到形成客观认知、塑造合理态度、激发理性行动和产生科学决策的目标,有效的风险沟通应遵循平等、公开、诚实、清晰、倾听和回应等原则。     

知识与价值的博弈——公众质疑转基因的社会学与心理学因素分析

本文从科技与社会(STS)的角度,探讨了公众不接受转基因科学表述、不信任转基因科学家的社会学与心理学因素。从社会学角度看,科学家在转基因传播中表现出知识强势,忽视了公众关切,科学信息与媒体传播之间存在错位,这些因素导致了转基因科学家在舆论上的弱势。从心理认知角度看,科学知识在公众形成转基因态度方面发挥的作用有限,而信任与价值则构成了影响受众接受科学信息的更重要的"认知通道"。由此,必须深刻反思现有的基于知识传播的转基因科普策略,把重点从"教育"公众转向系统性融合价值、信任与知识的公众参与科学模型上来。     

负责任军事工程师的道德认知与调适

工程师在社会中扮演着多重角色,不同的角色担负着不同的责任,因此工程师经常面临着角色的道德冲突与行为选择的道德困境。由于军事工程实践活动的特殊性,军事工程师具有对抗性强、保密性高、忠诚性专的职业特征,在军事工程实践活动中面临的角色冲突与道德困境问题更为敏感,主要表现为：国家与人类的对象困境、安全与制胜的目标困境、保密与民主的路径困境。负责任军事工程师在调适面临的道德冲突与道德困境时应该遵循自卫、和平、区分、相称这四条基本原则,同时从伦理认知、社会监督、法律规制三个方面完善相关规制。     

公众理解科学的修辞学分析

随着现代社会实践的发展,公众理解科学的理论发展中遭遇了自身的困境和问题。科学修辞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理论资源能够在公众理解科学领域发挥其功能,为讨论缺失模型、语境模型等理论问题,科学传播、技术的社会责任等实践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进路和视角。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风险沟通与专家困境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认知有限性、态势变化模糊性等特质对风险沟通提出更高要求。专家作为风险沟通的核心参与者,面临着认知、语言表达、传播和污名化等多重困境。构建“政府主导型”风险沟通应本着及时、坦诚和开放的沟通理念,并辅之以通俗易懂的内容和多元的沟通形式,如此,可为专家赢得风险沟通的先机和空间,在降低公众认知成本的基础上引导其理性行为决策。此外,通过相应制度安排来约束和鼓励自媒体参与风险沟通,也有助于将危机情境转化为科学传播的有利契机,为公众参与突发事件治理提供智力和舆论支持。     

探寻公众感知的本质与迭代逻辑

德国著名科技哲学的先驱汉斯·赖辛巴赫认为,科学的哲学是人类思想一切形式的逻辑分析,并提出包括情感主义理论学在内的分析哲学,有助于促进科学研究、决策等;而哲学本身是由概念探究组成的,科学技术的进步可以提高人们的认知能力,社会舆情的进步则使人们渴望探寻公众感知的本质。本文在情感、行为、认知的基础上分析了公众感知本质的源、功能、层级效应,并通过情感的递进关系分析了公众感知各组成要素的关系结构及多元迭代关系逻辑,由此,公众感知的本质与迭代逻辑研究开启了新的路径。     

当代中国公众对转基因玉米的技术伦理问题认知

以往社会学中关于转基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态度和购买意愿的研究上,缺乏公众对转基因技术伦理问题的认知调查;而关于技术伦理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科技哲学层面上的探讨,缺乏针对具体问题的实证性调查研究。为了弥补以上不足,本文使用社会调查方法调查了公众对于转基因玉米的技术伦理问题的认知情况,并给出了政策建议。本文的结论从理论上丰富了社会学和技术伦理学的相关研究内涵;为技术伦理学中的技术伦理问题的概念做了进一步的界定;同时也为社会学和技术伦理学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基础数据。     

我国科技伦理评估初探——以调查公众伦理选择为路径

科技评估分事实和价值两个维度,当前我国科技评估重视事实意义上的效果评估,忽视价值层面的伦理评估。科研人员面对伦理困境时的选择行为是伦理评估的直接对象。科技伦理评估要回应公众的伦理诉求,调查公众伦理选择是必然路径。为了使公众的伦理选择更真实,应使公众置身于设定的科技伦理困境中进行选择。以真性伦理困境和假性伦理困境两个维度设计量表,探明公众伦理选择情况,结合理论分析,对我国科技伦理评估提出六项建议。     

转基因作物治理中的联盟冲突与政策学习——基于倡议联盟框架理论

转基因作物治理中的联盟冲突及联盟间由于政策互动引发的政策学习对于规范转基因作物治理,促进转基因作物在全球范围内的推广和消除贸易摩擦具有重要意义。主权国家是构建转基因作物治理机制的主要参与者。由于科学原则、利益诉求以及伦理认知的不同,全球范围内形成"挺转联盟"与"反转联盟"的对立,两大联盟的冲突与妥协,打破了政策僵局,助推以政策为导向的学习。主权国家之间因人类"共同福祉"和利益趋同,必须对转基因作物立法、监管与审批,国际协议的承诺做出选择,建立履约与合作机制;国际组织在转基因作物治理中密切互动、协调约束,建立协调与反馈机制;科学共同体、新闻媒体以及公众积极参与、传播宣传、监督反馈,建立认知与传播机制。     

风险认知的两种哲学视角及其融合趋势

公众的风险认知差异是引起风险争议及众多群体性事件的重要原因之一。风险认知差异的成因可追溯到形成其不同认知图式或路径的哲学根源。当前的理论中,风险认知的哲学根源主要有客观主义哲学立场和建构主义哲学立场。本文在梳理风险认知理论发展脉络的同时,着重厘清客观主义哲学视角的风险认知与建构主义哲学视角的风险认知的联系与区别,论述两种风险认知视角的融合趋势,从而有助于提升公众对风险认知差异的认识和理解,促使有关风险的交流、沟通回归理性,并为有关机构进行风险决策及风险管理提供理论参考。     

公众参与工程公共风险治理的效度与限度

工程公共风险是指工程给公众、社会和自然带来的风险。公众是工程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的消费者,是承担危险后果的主体,因此公众参与应成为工程公共风险治理结构中的关键组成部分。面对公众参与工程公共风险治理的诸多困境,应从普通公众、工程开发者、政府等多个主体的立场上,从过程和结果两个维度综合考量公众参与的效度。同时,公众参与工程公共风险的治理是有限度的,要避免参与不足,防止参与过度,保持在一个合理的区间。有效的公众参与需要长期的积累,既需要制度的约束加以保障,又需要文化的积淀来孕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