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勒密星宿医学思想研究——以《占星四书》为中心

基于希腊天人交感相应的宇宙观和希波克拉底时代的体液医学理论,托勒密将天体性质与人体四种体液冷热干湿的性质变化联系起来,并据此分析天体运行对身体和灵魂健康产生的影响。这套系统的理论对中世纪医学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促进了西欧星宿医学地位的确立及发展,其《占星四书》成为医学生的必修课及医师的必备技能。黑死病爆发之际,巴黎大学的行星会合理论被作为官方解释和治疗依据,而基督教会则将这套理论过渡为神的守护系统。     

日本江户兰学中的中国知识及其局限——以《厚生新编》(1811-1845)对《本草纲目》的参考为中心

一般说来,学界将日本学者系统翻译介绍西方近代知识追溯至江户时代的兰学,即借助荷兰语译介欧洲科技文献的学术运动。值得注意的是,兰学并非单纯的西学移入,兰学家于翻译之际确曾积极参考并利用相关的中国知识。其中,尤以作为幕府翻译事业的日用百科全书《厚生新编》对本草学巨著《本草纲目》的参考最为显著。译者群体普遍具有的汉学素养与医学背景,使其在翻译之初构建起西方百科知识与东方本草学的对应。在利用本草学相关资源吸收消化译文内容的过程中,译者亦逐渐强化了对二者的区别意识,在诸多具体问题上对本草知识予以批判,并通过评判性的比较研究,获取更为实用、准确的新知识。     

民国时期大学教科书的“中国化”(1931—1937)——以物理教科书为中心

民国前期,大学教学普遍使用外文教科书或中文讲义,这不利于中国高等教育的普及和发展。1931年,蔡元培提出大学教科书"中国化",得到了社会的普遍响应。1933年,由科学社团、商务印书馆和大学联合主导的"大学丛书"开始出版,将大学教科书的"中国化"推向高潮。大学教科书的"中国化"不仅实现了文字与名词的中文化,还在"中国化"的深层次进行了尝试,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普及和科学的发展都起了推动作用。     

以问题为中心提高《汇编语言》的教学效果

通过老师提出问题、学生发现问题,沿着问题发展的自身规律和思维逻辑将问题横向、纵向展开,在分析、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将所学知识点融会贯通.     

"天人合一"的现代转化——以《周易》与《自然辩证法》的对话为中心

《周易》和《自然辩证法》分别为中国人开启了两种"天人"认知传统:"天人合一"与"人与 自然统一".前者成为中国古典思想的基础框架,后者成为中国现代思想的基础框架.在"天人合一"参与现代生态文明建构议题中出现肯定与否定的态度分野,态度分野的文化实质是科学自然主义与道德人文主义的对立;其转化的文化实质是自我精神的重塑;其转...     

中国科学社的兴亡——以《科学》杂志为线索的考察

中国科学社最初依靠革命的报刊网络来出版发行《科学》杂志,归国后则借助江浙地方实力派、立宪派的资助建立图书馆和生物研究所。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得益于与国民党的密切关系,它初步实现了发展中国科学的计划。在第二次国共内战期间,《科学》杂志积极配合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开展宣传工作。然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科学社还是最终宣告解散。通过对中国科学社发展历程的重新描述,本文试图阐明中国科学社在推动中国科学职业化和专门化的进程中,其发展历程与国内的政治变迁和社会环境有着紧密的联系,同时也受到了国际因素,特别是来自英美两国的影响。另外,随着中国科学职业化的发展,中国科学社和《科学》杂志也被迫不断地调整自身的角色与功能。     

《类经》中的藏象与以身体为中心的现代中医学的趋向

文章把人类文化学实地考察与教科书研究结合在一起。关于实地考察方面,作者在云南中医学院既是现场观察者,又是现场体验者。当时（１９８８～１９８９年）作者是第一个和唯一的外国学生,用中文学习中医学,与大学本科生一道上课和参加临床学习。关于教科书研究方面,作者利用了一些中医学教科书,主要研究这些教科书以及视为其前身的著作中叙述知识所依照的结构。教科书的研究表明,上述著作中叙述知识的结构在过去３００年里基本     

STS研究的历史维度——以《社会文化科学背景下的技术编年史(远古—1900)》为例

我国STS研究虽然在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上取得较多研究成果,但它缺失历史维度;《技术编年史》有助于通过历史维度的STS研究,提出有依据及基础的理论(循"史"梳"理")和有价值及影响的对策(据"史"论策),弥补STS研究的不足。     

中国博医会与中国地方疾病研究(1886-1911)——以《中国疾病》一书为中心的考察

博医会进行中国地方疾病研究,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这一研究也是博医会各项活动中极为重要的一项。文章通过剖析收录博医会的中国地方疾病研究早期成果最多的《中国疾病》一书,初步考察了其研究状况。认为博医会的这一研究,以探讨中国地方疾病之独特性并造成此独特性之原因、中国特定环境对在华中外人士不同病况的影响为目的。其对中国地方疾病和病因的研究,勾勒了其时流行于中国的各类疾病的谱系,一定程度上引导了国人对于自身生存的生态环境和疾病地理的认识;成为我国热带医学学科和公共卫生的发源所在;也有助于西方正确认识华人种族性问题,有其客观的进步和历史实用价值。     

熊十力体用论及对科学知识的安顿——以《新唯识论》为中心

在空宗遮诠法的影响下,熊先生会通《大易》生生之德,为谈"体"立一基本准则,此即"无为而无不为者是谓体"。"无为"以"易无思,无为也"而言,"无不为"以生化流行言。《新论》谈"用"有两层涵义,一为生化流行或翕辟妙用,一为物质世界。他施设物质世界之目的乃是使科学知识有"安足处所"。为了使西方科学知识在儒学体系内获得积极性的存在,在《明宗》篇,熊先生又以"二智圆融"阐释了量智之于性智的必要性。     

中国共产党革命根据地科技传播研究——以《太岳日报》为中心的考察

革命根据地的建设赖于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作用的充分发挥,而科学技术生产力功能的发挥,需要通过有效的科技传播。本文以根据地报刊《太岳日报》科技报道为中心,从传播什么与怎么传播两个方面,分析革命根据地时期中国共产党科技传播的状况,丰富共产党根据地建设的认识。科技传播是共产党在战争状态下重视发展科技的重要手段,为根据地努力恢复和发展生产、改变和提高百姓日常生活水平、启蒙和增强群众科学理性精神提供了必要条件。     

维新派报纸对科学技术的宣传--以《时务报》《知新报》为舆论中心

戊戌维新时期,以鼓动维新变法而著名的<知新报>、<时务报>等维新派报纸,也是科学技术的宣传阵地.它们跟踪世界科技发展动态,介绍最新科技成果,阐述科技进步对社会的推动作用,揭示科技发展的社会环境.事实证明,维新派报纸对科学技术的介绍和宣传对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是有贡献的.     

文艺复兴时期西欧的星占学改革——以皮科的《驳星相书》为中心

皮科的《驳星相书》对星占学进行了一次系统的批判.他认为星占学触犯了人的自由意志,使得人类的精神和灵魂屈服于星体;而星占学对疾病的解释模式,即关键期理论和大会合理论,并不能使人获得自由;星占学解释所依据的三大数理天文学要素,即行星、黄道宫和天宫是虚构的,并非基于真实的数理学观察.针对这三大批判,当时的人文主义者分别从神学...     

中西数学会通的尝试——以《同文算指》(1614年)的编纂为例

明万历年间，西方数学随着利玛窦等耶稣会士的到来而传入中国；同时，徐光启等士人也向传教士学习，并提出了“会通以求超胜”的思想，试图融合中西数学；《同文算指》正是在这种氛围中产生的。在进一步发掘史料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同文算指》的编纂过程及其资料来源，指出《同文算指》不仅翻译了丁先生《实用算术概论》的部分内容，同时还参考了明代算学家周述学的《神道大编历宗算会》和程大位的《算法统宗》，是李之藻试图会通中西数学的一部著作。这对认识明清之际中西数学会通的历程不无裨益。     

技术主张的文化响应模式——以法、苏报刊中的控制论论争为中心(1950-1960)

20世纪50-60年代,控制论在接受过程中的戏剧性差异与变化,集中呈现了文化响应过程中的一般模式.法、苏文艺界报刊的相关材料表明,这种文化相应模式可分为三个阶段,即以政治话语批判为代表的应激策略、以反复设问与例行回答为特征的冲突缓解,和文化借用技术术语的话语同化,实现对技术主张的重新阐释,服务于新论点的建立.文化响应模...     

《最后的审判》(1535年—1541年)

壁画1370×1220厘米梵蒂冈西斯庭教堂米开朗基罗(1475-1564),意大利文艺复兴鼎盛期的雕塑家、画家、建筑师和诗人,是文艺复兴时期雕塑艺术最高峰的代表。1475年3月6日生于佛罗伦萨附近的卡普莱斯,父亲是奎奇市和卡普莱斯市的自治市长。他13岁进入佛罗伦萨画家基尔兰达约的工作室,后转入圣马     

论“科学”的整全性——以维柯《新科学》为中心的考察

随着现代科学在探索自然界奥秘的过程中不断取得成功,科学这一概念中的人文内涵与诗性内涵则逐渐被排斥,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对立不断加剧。维柯的《新科学》有助于我们全面系统地理解科学的全部意义,建立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间的交互式关系。     

近代医学术语的创立——以合信及其《医学英华字释》为中心

合信所翻译的西医书籍标志着西方医学理论正式输入近代中国,而他根据其译著所编纂的《医学英华字释》是国内已知最早的英汉医学词汇专书,也是近代创立中文医学术语的首次尝试,对后来的西医书籍翻译有重要影响。本文以合信的医学术语翻译为中心,对《医学英华字释》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并与其前后的医学术语翻译情况加以比较,探讨合信在近代中国医学术语创立过程中的开创性贡献及其影响。     

先秦科学思想管窥——以《诗经》与《楚辞》关于"天"的认识比较为例

《诗经》与《楚辞》中对“天”这个哲学范畴有很多的论述,它们分别在具有人格意志的主宰之“天”、表示道德法则的义理之“天”,以及代表自然万物、自然规律的自然之“天”等方面表现出了不同的理解,显示了南北科学思想的差异。     

士人身份与宋代伤寒学的发展——以郭雍《伤寒补亡论》为中心

士人习医是宋代医学的一大特色.他们在伤寒学上的造诣尤为值得注意.郭雍服膺儒学,又精研医理.士人注重校勘与对照的读书方法是他进入医学文本的基础,儒学中的宗经理念使他对《伤寒论》推重有加.来自程门的读书心法改变了他的阅读视角,圣人之“心”代替经书之“义”成为他解读的鹄的,这为仲景文本的解释与应用大开无数法门.万物一理的哲学观念使他能够站在“理”的高度上发现不同症状、观点背后的相通之处,这是郭雍伤寒思想不断创新的源泉.所有这些都是他的伤寒学成就远高出家传世业医者的原因所在,也是士人习医促进伤寒学发展的重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