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科学——对《科学》的科学启蒙含义的考察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后的科学启蒙中，至少与《新青年》一样重要的《科学》杂志，从1915年创刊到1950年第一次停刊的35年中出版了32卷，369期，347册，千多名作者的近万篇文章，约3千多万文字。这3千多万文字包括了科学的理论、科学的应用、科学的本质和科学的社会建制等4个方面的内容，从而在整体上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科学形象。因此，它所做的工作就是从科学的社会应用层面或器物层面(船坚炮利等技术产品)、科学的理论知识层面或解释层面(科学事实、定律、理论等)、科学的价值层面或精神层面(科学观念、精神、原则、方法等)以及科学的体制层面或社会建制层面(科学研究机构、科学传播机构、科学学会等学术组织及其存在和运作的社会支持系统)等四个层面去帮助中国人理解科学是什么的启蒙工作、普及工作。这是一种超越洋务运动在器物层面启蒙、维新运动在知识层面启蒙、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新青年》代表的激进派在价值层面启蒙的全方位的科学启蒙。     

理论应然与实践必然:人与自然、科学与人文的新对话

理性关注人与自然、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分离与融合问题,乃是科学展开自我反思的结果。基于哲学层面的反思,源自休谟对"是"和"应当"之间的区分;基于文化形而上学层面的反思,正是马克思对人类实践活动的整体性把握和关于自然的人化的论述。人与自然、科学与人文的融合是必然的趋势,科学精神是人文精神的基础,人文精神规范科学精神。在深刻理解二者关系的前提下,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实践观,首先是科学的,但它又是处于人文层面的,是有关于人的解放与自由发展的学说。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强调,科学的资本主义应用是导致人与自然、科学与人文对立的社会历史根源,其在协调人与自然、科学与人文关系问题上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对文化历史转型的担忧与抗争--解读梁启超的科学观

科学技术将给人类带来什么?梁启超既不是反对科学与技术的保守主义者,也不是技术乌托邦的乐观主义者。他敏锐地意识到日益分离的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造成人格缺陷,科学文化将越来越在人类社会中占主导地位。面对文化历史转型带来的负面影响,他反对把科学文化推广到一切领域,并力图用中国传统的人文文化来弥补西方科学文化的遗缺,达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     

《科学》的科学--对《科学》的科学启蒙含义的考察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后的科学启蒙中,至少与<新青年>一样重要的<科学>杂志,从1915年创刊到1950年第一次停刊的35年中出版了32卷,369期,347册,千多名作者的近万篇文章,约3千多万文字.这3千多万文字包括了科学的理论、科学的应用、科学的本质和科学的社会建制等4个方面的内容,从而在整体上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科学形象.因此,它所做的工作就是从科学的社会应用层面或器物层面(船坚炮利等技术产品)、科学的理论知识层面或解释层面(科学事实、定律、理论等)、科学的价值层面或精神层面(科学观念、精神、原则、方法等)以及科学的体制层面或社会建制层面(科学研究机构、科学传播机构、科学学会等学术组织及其存在和运作的社会支持系统)等四个层面去帮助中国人理解科学是什么的启蒙工作、普及工作.这是一种超越洋务运动在器物层面启蒙、维新运动在知识层面启蒙、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新青年>代表的激进派在价值层面启蒙的全方位的科学启蒙.     

科学精神的启蒙——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科学传播

新文化运动时期,自然科学家和人文思想家所做的科学传播,分别从不同角度系统阐述了科学精神。以自然科学家为主的科学传播者,在知识、方法和社会建制三个层面上,系统阐述了科学所蕴涵的求真精神,而以人文思想家为主的科学传播者,又从批判传统文化、开启民智、推进民主三个角度系统阐述了科学精神的作用和影响。由此,新文化运动的科学传播,开始触及到科学的灵魂,实现了科学精神的启蒙,从而为中国科学的发展和文化的革新,做出了必不可少的贡献。     

数学文化热:历史、意义与反思

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数学界开始讨论数学与文化的关系问题,直至"数学文化"进入基础教育数学课程标准,数学教育界兴起了一场"数学文化热"思潮,这种思潮的研究与发展促进了数学学科自身的科学价值与人文价值的融合,对中国数学教育教学改革具有重要的启蒙意义。在数学文化的研究与实践中,我们还要不断加强数学文化理论层面的规范性研究和实践过程的经验性总结,同时还要强化中西数学文化传统比较和价值观层面的精神引领。     

严复论科学不能疏离人文之域

严复是系统引介实证主义的第一人。实证主义与科学主义有着内在的关联,严复同样极力宣扬科学的价值,直言中国救亡,"将舍是而不可"。但严复并没有循此走上极端的科学主义,而是认识到科学有其限度,主张科学不能疏离人文之域。这一观点超越了和他同时代乃至五四时期很多人的科学观。严复科学与人文不可"一甚一亡"的思想对当下科学文化建设亦不乏启示意义。     

维新思潮中科学的形上意蕴

中国近代思想家对西方自然科学的认识经历了由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观念层面的转变过程。观念层面上的科学观在主要的维新思想家那里体现出了明显的形上意蕴。他们不只是关注自然科学的探索本身,而是把科学作为一个价值体系、一个方法体系和一种理性精神加以崇尚和信仰。而且,这种形上理解中包含了维新思想家建构以民主、平等、自由为核心价值的现代性方案的尝试。     

心理学主体生存论探新

今天的科学心理学主体拥有的是逻辑实证主义与逻辑主义科学观,缺少对自己所从事的科学活动与人文之间深刻关联的理解与把握,缺少对自己的生存方式和立足基础的反思精神。心理学主体生存论探新是对心理学主体更加深刻和全面的认识与理解,使其生存方式从理性层面的价值无涉走向文化层面的价值涉入,从逻辑层面的隐身形象走向现实生活的开放主体,从有意回避责任到肩负责任感。心理学主体生存论新探不仅使心理学主体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对于心理学而言有着重要意义,而且也为心理学的学科性质抹上一层浓郁的文化个性和文化色彩。     

梁启超——中国现代启蒙运动的先驱

梁启超(1873-1929),号任公,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位伟人。他既是一位杰出的政治活动家,又是一位集编辑、政论家、教师、学者于一身的百科全书式的启蒙思想家。他做的大量启蒙工作,教育了不止一代的中国知识     

论科学的人文目的

纵观科学史,不仅科学求真之目的本身具有极强的人文意蕴,而且科学还常常被用于解决人文领域的问题。科学的人文目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具有不同的内容和特点:古希腊科学力图克服文化冲突,并通过探求真理来实现超感性领域的幸福。近代科学致力于宗教的人性化和民众的启蒙,并根据取代上帝权威的自然理性的要求来变革现实世界。现代科学试图在理想与现实的追求之间保持张力,孕育开放、互补的文化氛围,促进世界上不同民族与文化的和谐发展。科学的人文目的充分反映了科学与人文间的紧密关联和积极互动,并为理解"科学求真之目的"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文化背景。     

研究式地解读科学人文经典

本文在表达作者主编<科学人文读本>的理念和总结有关教师使用这个读本的经验基础上,提出一种新的旨在提高学生的综合科学素养的自然辩证法课程教学模式.作者把科学划分为自然知识形态的解释层面、器物形态的技术层面、精神形态的态度和方法层面、组织形态的建制层面、与背景和效果相联系的社会层面.按照这5个层面,并且联系科学生活和相关的社会生活,作者设计了由8个板块组成的阅读框架,以此选择科学人文经典读物.在这个模式中,教师的作用是组织和引导研究生分析地、扩展地、研究地解读这些读物,而不是照本宣科地讲述教科书.     

浮士德精神与西方科技文化——纪念爱好科学的杰出诗人和思想家歌德诞辰260周年

长期以来国内科技哲学界与人文文化界对于歌德笔下的"浮士德精神"存在着两种对立的理解,反映出"两种文化"分离、冲突的状况.本文将歌德诗剧<浮士德>置于西方近代科学与文化演进的历史背景下,作为"一部时代精神发展史"加以解读,揭示了浮士德精神积极的人文意义、所体现的西方科学变革精神和科技文化特质,并分析了浮士德精神被误读的文化原因.     

建构科学人文主义的桥梁——基于东南大学“自然辩证法”课程教学调研

在我国研究生培养体制中,自然辩证法是针对理、工、农、医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开设的一门政治理论公共课,定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课程的授课对象与学科性质决定了其文理融合的独特属性。笔者基于东南大学自然辩证法课程的教学调研,认为自然辩证法本身兼具科学理性与人文特质;而自然辩证法教学,则是从实践层面引导理工科研究生体察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内在关联,促进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沟通、实现科学人文主义的重要桥梁与现实路径。     

科学的人文维度--多侧面认识科学的人文蕴含

作为“人为”的和“为人”的科学，不仅是人类认识自然的一种结果，也是一种动态的过程。科学无论在精神上还是表现形态上都与人文文化有相通之处，这正是科学与人文沟通与融合的基础。从科学的精神文化功能，科学研究的过程和思维方法，科学与形而上学的关系，科学研究的内在动力等方面阐述科学的人文特性将成为科学问题研究的新维度。     

92哈尔滨科学文化与当代世界的发展青年学术研讨会综述

由中国自然辨证法研究会青年委员会、黑龙江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和哈尔滨师范专科学校联合举办的“’92哈尔滨科学文化与当代世界的发展青年学术研讨会”于1993年1月12～13日在哈尔滨师范专科学校召开。会议的主要议题有:作为物质生产力的科学与作为文化的科学;两种文化——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分化与整合;科学文化的真理性与价值性;科学文化的精神素质(ETHOS)与科学意识的培育; “五四”精神与科学文化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发展轨迹;近代科学文化与中国传统思想的冲突和结合点;科学文化与中国的现代化。这是中国自然辨证法研究会青年委员会成立以来组     

梁思成的伤城

[一] 1901年4月20日,梁思成出生在日本.他的父亲是梁启超.那一年是梁启超因为"戊戌政变"流亡日本的第三年. 虽然身在日本,梁启超每天都会给孩子们讲中国的历史故事,给他们读古典书籍.梁思成从小聪明敏感,非常听话,他很喜欢读书.那时候,他家里经常来一位客人,在客厅和梁启超大声争辩,他就是梁启超的老师康有为.梁启超和康有为争论的时候,七八岁的梁思成以为他们在吵架,就认定康有为是个"坏人".     

转基因作物推广争议的成因及“反转”氛围的形成机理分析

涉及生态安全、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的转基因作物推广争议,是政府、科学共同体、媒体与社会公众等多主体多元叙事的结果。政府对科普工作的主导不力、科学共同体单向叙事的失效、媒体对信息层级化的编码与操控以及社会内部社群分化的加剧,合力促成了这场社会性的科学争议。在现代性的心理焦虑下,公众对以转基因育种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风险的恐惧与拒斥,在激进的心理对抗、文化对抗和社会对抗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反转"氛围。整个社会迫切需要一场科学精神的启蒙,在理性中审视和适应常态化的不确定性风险。     

赵元任中国科学社的译介活动钩沉——兼谈翻译与科学救国、文体革新与思想启蒙之关系

本文通过对赵元任在中国科学社时期科学译介活动史料的钩沉,立足于文本分析,从翻译的选材、翻译方法、话语策略等层面,探究赵元任早期科学译介的特点和成就,并结合当时语境进一步思考其社会影响及历史意义。赵元任在中国科学社的翻译活动选材上以译介西方科学知识为主,而其史学意义已经超出普及科学知识的范畴。赵元任在科学译介中采用的言说方式,在词汇、文体、及标点版式等各个方面,都呈现了开拓性、乃至革命性的语体特征,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参与、甚至是引领了白话文运动的进程。同时,他的译介活动也指向中国现代科学话语的重构和科学精神的塑造,融入了思想启蒙的整体进程。     

科技儒学研究之我见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迄今,儒学与科学关系上的"相斥论"一直占压倒优势,"相容论"备受冷落。为弘扬传统文化,亟待加强科技儒学的研究。近百年来,科技儒学的研究历经三个阶段而成绩斐然。当前,科技儒学应重视以下侧面的研究:从儒学与科学关系发展的历史论证二者的相容性;从"中国传统科学"与近代科学的关系看儒学与科学的相容性;从儒学的各侧面与科学的关系看二者的相容性;从儒学与科学精神特质的契合性看二者的相容性;扩展儒学与科学相容性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