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工程的合目的性与合生态规律性的统一

工程作为人类利用自然资源建造的人工制品,是合目的性与合生态规律性的统一.遵循工程的这种统一性,对于工程建设本身和保护自然环境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分别论述了工程的合目的性与工程的合自然规律性,特别是合自然的生态规律性,并对如何实现工程的合目的性与合生态规律性的统一进行了探讨和分析.     

从康德的自然哲学看人类保护自然的理由——兼谈环境伦理学的困境与出路

康德的"人为自然立法"、"内在价值"和"人对动物无义务"常遭误解批判,并被视为造成当今生态困境之恶源。但"人为自然立法"不过是康德论证知识何以可能而进行的设定,"内在价值"只是对人何以必须被当作目的本身对待,并藉此成为自由的道德自律主体的逻辑规定,而"人对动物无义务"的主张也并不意味着康德主张人无需善待动物。而且,康德借助审美判断力和目的论判断力阐发了自然的道德价值,论证了人何以具有道德能力。这恰恰可作为人保护自然的理由和依据,并可为沉溺于论证非人类生物具有内在价值,但因此陷入困境的环境伦理学带来启示,对我们省思人与自然和谐之道亦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自然和意义——论麦克道威尔“第二自然的自然主义”

自然主义是现代哲学的基本范式之一,这一范式的普适性受到心灵哲学的挑战。当自然主义用经验方法对心灵进行"自然化"的过程中,产生了严重的理论困难:在基于经验和因果关系解释的自然内,意义和价值变得无容身之处,同时使得理性与自然陷入紧张的分裂关系。麦克道威尔的"第二自然的自然主义"意在通过一种独特的自发性概念对自然进行全新的诠释,在捍卫知识客观性的同时恢复自然和意义的内在联系。     

“道法自然”的现代诠释

道家"道法自然"观念的核心内容即是通过"法天地"而体悟其中的"自然"之道以为人类所用。其主要目的有二:一是为人类安身立命,二是借以救治失性的病态人类。"道法自然"的理论根据在于道家认为大自然是至善至美的,而且还认为正是体现于天地万物之中的理性的自然精神造就了这种至善至美。"道法自然"并非机械模仿天地万物尤其是动物的某些个别的、具体的行为,而是要学习它们的不同行为中所体现出来的某些共同的理性精神,也就是说,"道法自然"一定要透过现象而抓取其本质。     

如何理解先验知识?

先验知识是一种"独立于经验"的知识。它所独有的特征是排除将感观世界作为其知识的基石或理由,而通过非感知理性获得,如直觉,纯理性和反省等等。本论文基于当代分析哲学家对康德先验知识概念的重新解读,修正和提炼,分析先验概念的消极描述,积极描述以及探讨不可修正性是否可作为其特征,进一步论证先验辩护即为先验的本质,赋予其时代特征。这一概念能为我们提供结合先验和经验各自优点的更好评价,同时也让我们更好地理解经验是如何与先验保持和谐,至少在原则上保持和谐的。     

自然、自由与生态文明

以"自然"拒斥"自由",是"自然中心主义"生态思潮的一个偏颇,这种观点否定了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根据与人学意义。"自然中心主义"以"自然"拒斥"自由",是对现代性文明所内蕴的"自由"殖民"自然"特性的一种激进批判和矫枉过正;科技、工业、资本、市场等,是现代性文明"殖民"自然的最主要的引擎和推进器。古典思想会通"自由"与"自然",蕴含丰富的生态智慧,是生态文明建设可资利用的重要思想资源。追求和实现"自然自由",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愿景;这种"自然自由"体现为自然的自由性与自由的自然性的统一。     

人工自然的追问与反思

不能把"自然"等同于"自然界",也不能因此而随意地把"人化自然界"和"人工自然界"简化为"人化自然"和"人工自然"。依靠科学技术创建人工自然界既要遵循规律,更要合乎伦理。面对人与自然界关系的危机现实,必须通过反思,正确地认识和处理理性和合理性的关系,促进人与自然界的和谐发展。     

社会研究的唯科学主义批判及其归宿——哈耶克政治哲学方法论研究

唯科学主义方法论把自然科学的法则直接运用到人类社会历史的研究中,这造成了对理性的滥用,也使社会科学研究误入歧途.哈耶克企图以其康德主义路向的先验方法论来批判唯科学主义方法论,从而达到对理性辩护的目的,但是他却以失败告终.哈耶克的失败并不在于他自身的理性主义立场,而在于他的方法论的形而上学性与神秘性.历史唯物主义以其现实的历史性原则,不但实现了对方法论的唯科学主义与先验主义的批判,而且为社会研究确立了新的方法论原则.     

调整人与自然关系之规范的合理性及其判定

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规范可简称为"自然规范",与调整人际关系的"社会规范"相对应。在生态环境问题日趋严重的今天,提出并深入研究调整人与自然关系规范的合理性问题,具有极其重要而且急迫的意义。自然规范的合理性可分解为自然规范的可操作性与有效性。自然规范的可操作性的含义是:具备相应的经验和技能的操作者能够按照规范的要求进行操作,并得到规范所要求的结果,其实质是规范的合规律性。自然规范的有效性即是合目的性,其表层含义是达到创设规范的直接的技术性目的,从而获得相应的效益;其深层含义是实现人类与自然关系的良性互动与调整这一根本目的和效益。自然规范的可操作性和有效性往往显示为广泛的可接受性。     

论哈贝马斯对马尔库塞"新技术与新自然"观的批判

马尔库塞对当代工业社会的技术理性进行了尖锐而又深刻的批判,但马尔库塞并不是彻底的技术悲观主义者,他在批判技术的同时又在呼唤那种"非压抑性的统治"的新技术的出现。这种新技术将使人与自然获得解放的同时,也推动两者之间形成平等的主体关系。哈贝马斯对马尔库塞这一观点的批判是建立在以"旨趣"为基础的认识论上的,他认为,新技术与新自然是马尔库塞的一个罗曼蒂克的梦想而已。然而,后经验主义的理论表明哈贝马斯对马尔库塞的批判是无的放矢的。     

以牟宗三的逻辑哲学来判解"逻辑可否被修正"

牟宗三的逻辑哲学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理性批判:一是建立逻辑系统之超越的"体",二是对逻辑常项的起源作了理性的探讨.通过这两方面的理性批判,奠定了逻辑及其系统的先天性与必然性.这种理论对于"逻辑可否被修正"一问题可以作一判决与解答.     

卢卡奇对实证主义方法的双重批判及其内在冲突

卢卡奇从"非总体性"与"反本体论"双重维度对实证主义方法展开了批判。"非总体性"批判指认了实证主义方法将事实与理性相分离并把社会视为各环节简单叠加的谬误,其实质在于针砭实证主义方法的超验性形而上学思维。"反本体论"批判揭示了实证主义方法通过规避任何有关存在问题的本体论询问以拒斥"形而上学"基础的企图,但批判本身却不免借用了超验性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这一"双重批判"前后对超验性形而上学思维从反对到借用的过程,反映了卢卡奇观点上的退让和立场上的内在冲突,表明其并未彻底超越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卢卡奇的"双重批判"活动内含消极形而上学思维,并最终陷入了寄望主体意识和劳动目的性来认识历史与革命现实的乌托邦诉求,归根结底暴露了其方法论层面形而上的局限。     

斯特劳森的客观性论证

斯特劳森主要把康德的先验演绎当作是先验论证的典范,并且尝试运用日常语言分析学派的方法去改造先验演绎,摒弃康德的综合概念和先验心理学主体,转而从单纯的一般经验概念的分析出发证明"经验可能性的必要条件是特定的客观性和统一性"。先验论证正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哲学方法论工具,值得我们去研究。     

技术自然主义:老子对技术异化的批判与超越

老子建构了以"道"为核心范畴的自然主义哲学体系,并以自然主义反思春秋战国时期的技术发展,形成了自然主义的技术思想,这种思想可以称为技术自然主义。老子的技术自然主义以"道法自然"为作为技术合法性的形上依据,以"大道废"作为对技术异化的批判,以"复归于朴"作为技术发展的理性路径,以"小国寡民"作为技术发展的理想国。老子的技术自然主义实质是要以"道"的自然性规范技术的发展,以道驭技,建构技术价值与技术规律相统一的技术发展道路,反对技术的滥用。老子以形而上学的方式为技术发展寻求了理性的发展路径,指明了人类技术文明发展的终极关怀,在技术的本质、技术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对当代的技术研究、技术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启示。     

自然类是稳定属性簇吗?

自然类本质主义与HPC理论都假定某种"基础"在自然类的认知实践中发挥关键作用,这种基础即"本质"和"因果自我平衡机制",但无论是"本质"还是"机制"都存在各自的问题。最近兴起的稳定属性簇理论(SPC)主张在定义自然类以及解释自然类的认知价值过程中放弃"本质"或"机制"等基础的作用,仅仅关注属性簇的稳定性,进而试图提供自然类的一种更具统一性的因果解释。然而,自然类的SPC理论并不能真正避免某种"基础",还会面临其他困难。通过对传统本质的倾向性解读,自然类本质主义至少在某种意义上可以与进化论相容,由此可以规避形形色色的自然类非本质主义替代理论。     

论"技术人工物"的三重性

技术是人类创建人工自然的中介手段和过程,"技术人工物"是在技术过程和劳动过程中生成的.它具有三重属性:物理结构性,社会功能性,技术过程性.技术人工物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它的三重属性来源于人类的存在方式,即人以改变自然创建人工自然的方式生存,而每一个具体的"技术人工物"的产生,又源于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     

涉身理性:自然化认识论的发展契机

理性自然化问题是传统认识论和自然化认识论的争论焦点.但是,他们对理性的理解都是建基于笛卡尔式的二元论.解决理性自然化争论的出路在于理性概念的重构,即理性不是脱离认知主体的身体的先验的纯粹理性,而是处于生活世界中基于生物有机体的进化并涵蕴于社会实践的涉身理性.涉身性集中反对身心二元论,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理性是基于身体的;二是,理性大部分都是无意识的、隐喻的和想象的,理性是世界结构的一部分.由此,理性并不是一个与自然相对立的概念,理性和自然是一致的;理性与自然的一致为认识论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先验辩护和自然主义认识论是兼容的吗?

在当前的知识论讨论中,关于先验辩护、先验知识与自然主义认识论之间的关系问题存在诸多争论。常识性的观点认为先验知识和经验知识之间是一种相互独立、甚至是对立的关系,而许多自然主义认识论的支持者否认存在先验知识,这就给人们留下了"先验辩护和自然主义认识论水火不容"的印象。但是,如果我们详细考察先验辩护本身的特点、并认真分析先验辩护与先验知识之间以及先验辩护和经验辩护之间的关系,就会发现"必然性"、"分析性"和"自明性"这些概念可以从对"先验性"概念的理解中分离出来。进一步地,如果我们将先验辩护和经验辩护的区别主要限定在辩护类型方面的差异,那么先验辩护和自然主义认识论就有可能在一种类似阿尔文·戈德曼(Alvin Goldman)所提供的可靠论框架下相互兼容。     

从几何学到物理学——十八世纪前后西欧形而上学的自救之路

对确定性的普遍寻求,是西欧文艺复兴以降知识界的思想气候,形而上学在近代的曲折遭际,即在此背景下展开。从笛卡尔、斯宾诺莎中经莱布尼兹再至康德,形而上学的自救之路在根本策略上经历过一个巨大的转换,即从模仿数学、尤其是几何学转变为模仿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最终康德找到了根自形而上学本性的根本方法"先验逻辑"。理性的内涵,也由17世纪倾心于"几何式"的"分析理性"和"演绎理性",一变而为18世纪那种既不同于前者、又有别于黑格尔的"思辨理性"和20世纪的"工具理性"的、以牛顿力学为典范的"分析还原而后理性重建"的理性精神。对知识之确定性根源的哲学探究也由17世纪的"根基"和"方法"路向转为18世纪的对"形式"和"功能"的考量。     

论以技术为中介的科学认识的变化

现代科学研究的技术中介日益加重,作者以康德的认识论为参照论述了技术介入后的科学认识的三种变化:一是人对观察的认知体验与对观察的信念巨大的分离;二是科学知识的判断过程完全走向工具的外化阅读之上;三是康德那里自然的合目的性先天调节原则因科学的技术基础的复杂化而转化为技术进化本身的目的性,造成科学变革受技术基础的牵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