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中协调问题的某些思考

国家创新体系是一个复杂、宏大的体系,多种角色、多个部门的参与,不仅是必然的现象,而且各种角色、各个部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也是保证创新体系富有活力和健康运行的重要基本条件.然而近年来,在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中,有关"部门分割"而导致国家有限科技创新资源不能有效集成和使用的问题似乎越来越受到关注.这里,如何发挥部门、地区的积极性和如何避免因部门、地区的分割而造成资源浪费似乎成为矛盾的两个方面.解决这一矛盾,显然不能简单地靠集中或限制等手段,而应通过加强协调予以解决.然而,协调难似乎也是一个常常困扰有关决策部门的问题.     

负责任停滞及其启示

负责任停滞主张打破责任共同体内的利益平衡,要求创新在强道德约束下进行,负责任降低创新的程度,中断不可预见和将带来危险后果的创新活动。其特有的强道德约束推动创新从道德和利益的平衡走向道德强于利益的失衡。在构建的道德和创新度随预测和评估变化的"钟摆模型"中发现,对创新的预测和评估在不同程度的道德要求下,将负责任创新及负责任停滞联系在创新发展的不同阶段。道德约束力增大使创新度减弱,最终变为最小的过程是负责任停滞的实现过程。负责任停滞启示应秉持创之思度的准则,重视低程度创新的作用,改变创新至上的观念。     

当代伦理学视野下生理-物理层面的“是”与道德“应当”

道德的"是"与"应当",是伦理学的基础问题。现代伦理学由传统道德心理学的行为-表现层面深入到道德主体大脑的生理-物理层面来研究人类道德判断、道德行为的实际运行状况,即道德的"是"。这一方法实际是在"外部的"行为-表现和"后台的"生理-物理活动之间建立起对应关系,它除了对道德思维的事实作出生理-物理层面的说明之外,并不能探讨道德应当问题。这一事实也从另一角度印证了休谟关于不能从道德的"是"推出道德的"应当"的观点。与之相对照,传统伦理学中的"整体视角"应该是我们研究道德应当问题的理论出发点。     

论“动物权利”之道德实践的优先级

作为一种新的伦理学,汤姆·里根的"动物权利"具有巨大的意义,因为,它不仅仅是一场革命性的进路,也是一个系统性体系,即本体、价值与实践之间的有机联系性。但是,在权利论庞大的实践体系中,不同实践主张之间的优先级关系是模糊的。这为权利论的道德实践带来了不确定性。以此,本文通过考察"动物权利"之系统内部的有机联系性,来阐明不同实践主张之间在道德考量层面的优先级关系。这种实践主张间的比较既包括在"消极"意义上的道德义务,也包括在"积极"意义上的实践原则。本文的分析展示了在道德考量性的层面,不伤害义务的优先级高于"协助"或"慈善"的实践,后者的优先级又高于"增加裨益"的实践。是为道德实践优先级的阐明。进而,分析指出,协助或慈善的义务性只能体现在社会层面,而非个体层面。这一点,既是对于动物权利之实践论的一个修正,也应当作为所有伦理学在道德实践方面的一项基本原则。     

环境伦理学中的元伦理难题

现代社会出现了很多道德难题,这导致以解决道德难题为使命的应用伦理学的产生.依据道德难题产生的原因,我们把道德难题区分为事实性道德难题、规范性道德难题和元伦理难题.环境伦理学存在着上述三个层面的道德难题,元伦理难题是带有根本性质的道德难题.环境伦理学的元伦理难题主要是其核心范畴"内在价值"的定义难题,基本范畴"自然权利"的定义难题以及如何确证从"内在价值"推出环境伦理的有效性难题.这些难题的存在一方面表明了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学是一种新的伦理学形态;另一方面,也表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学的有效性仍有待于进一步证明.     

论佩尔松和萨夫列斯库的生物医学道德增强观

人类面临着生化武器、核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人为的气候变化和环境恶化、全球经济不平等等重大威胁。佩尔松和萨夫列斯库称之为"道德大问题",并提出了生物医学道德增强(BME)这一应对之策。在阐明BME提出的背景和原因的基础上,论述了其基本内容和可能性,并揭示了其无碍于自由、较弱意义上改变个人同一性、兼容性、谨慎性和乌托邦性等特征。     

人工智能的“负责任创新”

目前,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在众多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人类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人工智能虽然为人类带来巨大利益,但也带来不确定的风险。近年来,在欧美国家兴起的"负责任创新"旨在解决科技发展中的责任伦理问题而提出的理念,这为人工智能的创新与发展提供理论思考与现实应对的路径。运用负责任创新的理念和方法进行人工智能伦理责任的规制或者嵌入,使其形成具有道德的决策和行动,从而促进人工智能良性、开放、健康和包容的发展,推进人工智能与人类的和谐共存。     

机器伦理何以可能:现有方案及其改良

人工智能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智能,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就是如何使智能机器的行为更符合人类意义上的伦理道德,这也是作为人工智能新兴研究领域——机器伦理的核心内容。功利主义和义务论都将道德推理统一于一个总原则之中,对机器伦理研究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功利主义预设了一种拉普拉斯式的万能神灵理性观,在应用于机器伦理时,需要通过"有限理性"与"捷思法"对之进行改良。义务论对伦理中"应然"维度和规范性的强调,使机器难以有效解决道德规则冲突,因此,义务论进路在整体上并不适用于当前以计算和遵守规则为核心的智能机器。     

人工智能道德增强的限度

人工智能道德增强是从属于"人类道德增强"思潮的一个子话题——希望通过"人工道德建议者(AMA)""客观"的道德表征能力与强大的信息获取能力协助人类提高道德认知水平。但由于AMA毕竟无法达到"理想观察者(IO)"的标准,其必然会陷入专家主义的窠臼。此外,诉诸构建"道德机器"的研究者们在通过学习算法构架自动道德分类与决策机器的时候也预设了某种IO视角。通过瓜里尼的道德案例分类器(MCC)的实验研究,我们发现无预分类的假设函数无法拟合,这意味着与IO契合的普遍主义AMA无法建成。鉴于此,我们建议另外一个不同的"道德增强"方案——一种"作为他者的AMA",并寄希望于通用人工智能成为其实现基础。     

学术良知的守望者——《自然辩证法通讯》30年办刊理念考察

<孟子·尽心上>日:"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这里的"良知",既是与身俱来的道德意识,也指最高本体(纯粹圣洁的心灵境界,即心体、性体).孟子认为良知人人具有,个个自足,是一种不假外力的内在力量.     

无知可以免责吗?——反思气候变化中的历史排放责任

如何处理温室气体的历史排放问题,是当前应对气候变化的焦点话题。先发国家主张,他们祖先当初的行为是基于"可原谅的无知",既不需要在道德上遭受谴责,也无需为历史排放导致的后果加以补偿。通过分析可看到,以"无知"作为免责的理由是不成立的。在道德责任问题上,无论是从气候科学知识传播来看,还是从排放行为的可控程度来看,抑或从排放者的道德回应来看,"无知"都不是避开道德谴责的恰当理由。在后果责任的问题上,历史上"无知"的排放者也需要承担补偿责任,但这里承担的不是严格责任,而只是有限的补偿责任。如果历史排放者已离世,他们的后代在继承祖先传递的利益之时,也应当承担起对历史排放受害者的补偿义务。质言之,历史上的排放者和他们的后代都不能以"无知"为由逃避责任。     

无知可以免责吗?——反思气候变化中的历史排放责任

如何处理温室气体的历史排放问题,是当前应对气候变化的焦点话题。先发国家主张,他们祖先当初的行为是基于"可原谅的无知",既不需要在道德上遭受谴责,也无需为历史排放导致的后果加以补偿。通过分析可看到,以"无知"作为免责的理由是不成立的。在道德责任问题上,无论是从气候科学知识传播来看,还是从排放行为的可控程度来看,抑或从排放者的道德回应来看,"无知"都不是避开道德谴责的恰当理由。在后果责任的问题上,历史上"无知"的排放者也需要承担补偿责任,但这里承担的不是严格责任,而只是有限的补偿责任。如果历史排放者已离世,他们的后代在继承祖先传递的利益之时,也应当承担起对历史排放受害者的补偿义务。质言之,历史上的排放者和他们的后代都不能以"无知"为由逃避责任。     

大数据环境对民众伦理意识的淡化与冲击

伦理意识形成于人际交往过程中。大数据环境下,由于人际网络广度的拓展、人际身份的虚实交错等,逐步淡化了现实社会中的人际交往关系;就在大数据这种复杂的人际交往关系下,"道义论"和"后果论"为代表的社会道德评判策略也处于一种被遮蔽的状态下;大数据环境基于此造成了一个道德规范容易放松道德约束的行为环境,也在一定程度上为道德失范行为提供了更便捷的条件。     

道德主体何以可能——生命中心论的人与自然的平衡

面对人与自然的各自"利益"的冲突,环境伦理学必须给出兼具道德性与可行性的实践原则,亦即回答道德主体何以可能的问题。在诸环境伦理学中,作为道义论代表的生命中心论体现了一种最为"彻底的"伦理学。这种"彻底性"也凸显了生命中心论的道德主体之可能性的困惑。对生命中心论的代表人物保罗·泰勒的实践优先级体系的分析肯定了这种"彻底的"环境伦理学之道德主体的可能性。对具体实践原则的进一步剖析展示了泰勒思想的内部张力、与生态中心论的异同,以及可优化的方面。以应对当代环境危机为背景,这种对环境伦理学的实践可能的阐明,是必要的也是迫切的。     

人工智能权利话语批判

人工智能被想象成为"像人一样的主体"。在此基础上,人们借助主体范式和关系范式开始建构人工智能的权利话语体系。但是,无论哪一种视角,其根源都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这就导致人工智能和人类的交往行为,不足以像正常的成年人一样,具有道德权利的双向社会性意义,因此,人工智能必然缺乏道德主体资格。与此同时,尽管法律规范可以设定人工智能的相关法律权利,但这一权利设置更多体现为无权利的义务,并且是为了保护人类的利益,因此,人工智能的法律权利就是修辞性的,而非真正的法律主体权利。     

论机器人的道德地位:一种关系式的道德解释学范式

我们应该赋予机器人道德地位吗?这是一个一直困扰着机器伦理研究的问题。这里探讨了考虑赋予机器人道德地位的一种关系式方法。它关注道德关系和道德地位归属的可能性条件,并与基于属性基础上思考道德地位的标准方法处于临界的位置上。它不仅克服了标准的方法上的认识论问题,也可以解释我们面对机器如何思考、体验和行动,包括可以解释在理性和经验之间产生的分歧。这种超越笛卡尔的、关系式的道德解释学方法,它形成了一种思考道德地位和道德知识的不同范式。     

论个体主义环境伦理学的根本分歧——功利论、权利论与道义论的“道德考量性”辨析

环境伦理学的"悲剧"在于不同学派对于环境管理实践的互不妥协的争端。但是,解决争端的关键不在于实践原则的折衷,而在于作为伦理学之实践基础的"道德考量性"的协调。以此,本文考察了环境伦理学中以彼得·辛格为代表的功利论、以汤姆·里根为代表的权利论与以保罗·泰勒为代表的道义论对于"道德考量性"的各自表述。进而,本文剖析了这些表述之间可能的兼容性与这种兼容性的涵义。结论指出,各家的"道德考量性"都具有个体自身的"善"与"目的"的维度,并体现为个体的"利益"。这一共同的形上原点为不同学派间的深入对话与互相理解赋予了可能。     

论“武器的纯洁性”——关于武器的伦理

武器作为惩罚敌人的物质力量,国际法和国际道德已经无法约束其被滥用。"武器的纯洁性"是以色列军队提出的重要准则之一,是有关武器的伦理或道德限制问题,它与正义战争理论的应用有着密切的关系,它不只是关于武器使用的道德限制,也包括武器研发、武器贸易和武器销毁等方面的伦理问题。武器的使用必须按照国际人道法来进行,禁止使用施加超出使敌人"失去行动"所要求更大痛苦性质的武器。"武器的纯洁性"既包括武器研发和使用目的的纯洁性,也包括武器使用手段和方法的纯洁性,是二者的有机统一。     

技术治理与制度道德

技术治理失灵问题的回应需要关注行政主体和治理客体之间的关系,技术和治理的伦理体现为社会道德和制度秩序,两者的关系表现为公共价值,以此构成技术治理合理性的基本条件,同时指导技术治理寻求秩序与道德的共同体——制度道德。制度道德为技术治理提供合理性来源和行为原则,也提供了技术治理现代化发展的结构性"嵌入"和社会治理"再治理"两种方式。由此,技术治理的内在困境得以解释,责任伦理得以澄清,发展路径得以明确。     

算法视域下人工智能的分类与哲学思考的进路

算法是已阐明的涉及数学的唯一基本认识论概念,其本质是"确定性递归",迄今已经历了一个从有限性、递归性、统计性到实践性算法的拓展过程,而人工智能(AI)的核心是算法,其功能是依循算法通过计算解决复杂性问题,则AI可相应地分类为有限性AI、递归性AI、统计性AI和实践性AI,现今所设想的通用AI是此四类AI的混合体。同时,以算法为桥梁可沟通AI和哲学,开辟对AI进行哲学思考的算法进路:AI依算法展开的计算过程可指向、趋近实无限的彼岸世界,AI的工具价值实际上就是一个"确定性递归有限展开"的价值,算法及其展开是语言、是认知,算法本身也是方法,循此进路可对AI的绝对边界、工具价值问题、还原论的彻底性、智慧的本质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