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学研合作创新为什么需要信任?一个逻辑思辨

信任被认为是调节产学研合作关系的有利因素,这种观点明显低估了信任的重要程度。作为社会交换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信任不仅仅是科学家和企业在风险状态下形成合作关系的必要条件,而且是影响创新绩效的关键性因素,因此对信任的概念内涵和作用进行仔细地辨析能够为政府推动产学研合作创新提供有益的启示。在识别产学研合作创新的风险来源的基础上,将产学研信任划分为能力信任、品行信任和善意信任三个维度,揭示了信任克服合作风险以及改善创新绩效的逻辑机理。     

关于转基因技术安全争论的深层思考——兼论现代技术的不确定性与风险

转基因技术通过作为现代技术的"座架"本质而铸造不确定性和风险,引发涉及健康和生命安全性的激烈争论。它操作的成熟和规范,无改"座架"铸造的本性,而人为不确定性因素的注入,又把转基因生物商品化的规模和产业种植,引向"缺乏知识"认识和多元价值的主观建构,形成当前专家、企业、政府和公众之间风险观与安全观的冲突。     

“后信任社会”视域下的风险治理研究嬗变及趋向

传统社会构建基于权威和个体信任,现代社会的构建在很大程度上是确立系统信任,尤其是专家系统信任的过程,信任品性为社会发展提供了动力支撑,风险使人类步入了"后信任社会"。后信任社会对专家角色、互动机制、政策框架进行了重构,风险研究呈现出新动向,表现在:由专家诠释风险转向风险感知构建的公众参与;由单向风险沟通机制转向风险沟通的多元互动机制;由外在的风险管理转向内生的风险治理模式。运用社会学的分析工具和学术话语对风险展开多维度研究,反思"后信任社会"的风险机制,构建转型期的社会信任体系有助于增强风险感知、促进风险沟通和风险治理政策制定,对破解社会发展中的风险困境具有重要意义。     

科技时代的社会风险和政府管理——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及其对政府危机管理的启示

贝克以现代社会的高风险为其深刻的现实基础,侧重于制度层面,并与其现代化和全球化理论密切关联,来研究风险和风险社会问题,建构其风险社会理论体系。这一理论对转型期我国政府的危机管理具有重要启示: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政府应高度重视风险防范和危机管理;通过加强风险教育提高全社会的风险和危机意识;通过制度创新和政府再造建构和健全危机管理体制;通过加强国际合作和引入全球治理理念提高风险防范和危机管理能力。     

应然与实然:现代技术伦理风险的文化治理能力提升

现代技术为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福祉,同时也引发重重的伦理风险。现代技术伦理风险内蕴着丰富的文化属性,技术主体的文化选择作为现代技术伦理风险防范的关键,要求利用文化调控技术伦理风险。通过对现代技术伦理风险消解与文化治理能力提升从应然到实然的系统剖析,探求面向现代技术伦理风险文化治理能力提升的实践路径,以此来规约和消解现代技术伦理风险,实现对技术伦理风险的防范。     

论文化启蒙对技术恐惧的影响

技术恐惧的生成既是一个文化的推动过程,也是一种文化的形成过程。古代宗教、哲学和社会文化背景下,形成了以技术庸俗化和巫术化为主要内容的技术恐惧现象。文化启蒙去除了人们对技术原始与蒙昧的认识和技术偏见,形成了新的技术观,消解了传统技术观念下的技术恐惧现象。文化启蒙在揭示技术本质的善时,也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了科技的强力意志。对技术的不顾后果的崇拜带来了人与技术的异化等严重问题,从而催生了以破坏机器、抵制技术革新、对技术风险和安全性感到焦虑、担忧和恐慌等为主要内容的现代技术恐惧。构建合乎科学发展观和生态文明价值理念的技术文化,是正确应对技术恐惧的可行之道。     

转基因作物推广争议的成因及“反转”氛围的形成机理分析

涉及生态安全、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的转基因作物推广争议,是政府、科学共同体、媒体与社会公众等多主体多元叙事的结果。政府对科普工作的主导不力、科学共同体单向叙事的失效、媒体对信息层级化的编码与操控以及社会内部社群分化的加剧,合力促成了这场社会性的科学争议。在现代性的心理焦虑下,公众对以转基因育种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风险的恐惧与拒斥,在激进的心理对抗、文化对抗和社会对抗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反转"氛围。整个社会迫切需要一场科学精神的启蒙,在理性中审视和适应常态化的不确定性风险。     

论我国转基因生物技术发展中的公众参与

不同利益集团和阶层之间的沟通无效已经成为中国转基因技术发展的主要矛盾,需要有序参与的制度渠道,明确不同社会公众群体的权利义务,将公众积极性正向转化,结束"或挺或反"的无序争辩。形成普通公众与科学工作者同步参与决策、表达意见、履行对等义务的深入技术因素的科学的公众参与状态,推动中国转基因技术健康持续高效的发展,在应用程序上将技术风险降到最低,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协调。     

西部地区技术转移的历史考察

古代的技术转移大都伴随技术人员的流动而进行,转移的技术主要是技术器物和技术方法.近代的技术转移主要集中在技术器物、技术制度及技术人员三个层面上.现代的技术转移主要包括技术器物、技术人员、技术制度及技术观念等方面.技术转移要注意与当地的气候风土和民族文化相适应.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技术转移持续有效地实施与实现.     

技术文化与“学以成人”

技术是人类实现目的一种手段,随着技术的生成,文化就被打上技术的烙印。技术文化是基于技术观的文化视角,分析技术在文化系统中担当的角色,即技术改善人类日常生活的同时,技术文化也影响着人类的价值观、世界观。通过分析技术文化的三种层次:即技术器物文化、技术制度文化和技术观念文化,讨论技术文化何以使人为人。在技术世界中人类要以反思性的立场审视技术文化,从而达到"向善",达到"学以成人"的目的。     

技术文化视野中的“道”“技”关系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道""技"关系的观念对技术发展有着深刻影响。这种观念对近现代技术发展也有重要价值。"道"作为"技"的理想境界,通过直观体验的途径,从思想方法、结构功能和文化特色等方面引导"技"的进步。以"道""技"关系为核心形成的技术文化理念,有益于当代技术活动相关要素的和谐,克服技术异化,促进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技术风险的生成与治理——以计算机漏洞为例

现代技术在服务社会的同时也孕育着重大风险,通过对计算机漏洞的分析能够深刻揭示技术风险的分类、成因及治理等问题.技术风险客观存在于技术应用过程之中,包括有无法避免的本体性风险,由于不当操作产生的主体性风险,转化为军事应用后形成的政治性风险.技术风险的成因包括人的认知能力的局限性,受资本支配的应用逻辑,以及政治社会因素的影...     

气候变化治理中公众对专家的信任研究

公众对专家的信任直接影响公众对风险治理的评价和风险决策。在气候变化的治理中,公众越来越不信任专家和决策者,信任度的降低或缺失严重阻碍了政府制定决策和执行相关措施。为了探索公众信任在气候变化治理中的作用、提高公众对专家的信任,运用信任、信心与合作(TCC)模型理论,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对全国2082人进行了公众信任度调查。结果显示:公众对专家的信任度越高,公众对风险治理的评价和支持度越高;公众对风险治理的评价越高,公众对风险治理的支持度越高。     

云计算模式下的信息安全风险及其法律规制

云计算本身的技术特性以及受复杂社会因素影响的现实决定了云计算技术风险出现的必然性。在现代社会中,信息安全风险是人们面临的最突出的云计算技术风险之一。就理论层面而言,局限于传统的依靠技术解决技术问题的思维认识无法有效解决云计算信息安全风险,反而陷入了认识论循环。因此,从完善现行网络立法、强化云计算产业监管以及保障云计算终端用户知情权等角度来构建云计算信息安全风险之法律防范机制是社会发展的迫切需求。     

大学技术转移组织机构的制度化及其演化

学术界关于大学技术转移组织机构(TTOs)的研究,以往主要集中在评价其绩效水平、识别影响其绩效的主要因素,研究方法主要是实证分析或案例研究。近年来受到组织理论和新制度主义理论思想的影响,国外学术界开始将大学TTOs作为一类创新组织,致力于对这类机构的内部结构特征和组织类型方面的分析。相比之下,国内学术界仍侧重于对其运作模式、发展思路和国际经验方面的研究,对机构绩效评估、组织特征、制度化过程等微观层面的研究还很薄弱。因此,建议加强我国TTOs的实证分析和理论层面的研究,并充分考虑中国社会变革的历史因素、制度变迁和社会文化因素对组织构建的作用,为我国TTOs的规范性发展提供研究支撑。     

技术风险及其责任担当:两则案例的启示

高风险总是需要更大的责任担当,但是在风险越来越高的现代技术活动中却难以寻找到合适的责任担当者。通过对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失事事件和"三鹿奶粉"事件的分析,有助于深化对技术风险的理解,寻找妨碍技术风险的责任担当的主要因素。     

“专家信任”及其重建策略:一项实证研究

专家是"社会良心",专家信任是社会信任的最后一道屏障。为考察我国专家信任的现状、影响因素并探索重建策略,本文进行了实证研究。调查发现:在"公众理解科学"方面,公众已经认识到科学的可错性、条件依赖性和局限性;在科技信息传播方面,新媒体取代传统媒体成为公众获取科技信息的首要渠道,而地区经济发达程度与公众对科技信息和专家的信任程度相关。公众并不信任专家,但陷入了不信任却又不得不信任的"豪猪困境",专家则面临着"无论说什么、无论怎么说,公众都不信"的"专家塔西佗陷阱"。"人格信任"走向"系统信任"的时代背景规定了这一"豪猪困境"和"专家塔西佗陷阱"的基本特征;二者相互作用,其溢出效应将导致更大范围的社会危机。消除"利益关联"是专家获取信任的关键因素,强化专家与公众之间常规的直接互动、提高传媒准门槛、规范新媒体报道等,有助于建构一个开放、透明、风险共担的"命运共同体",有助于"豪猪困境"、"专家塔西佗陷阱"的突破和专家信任的重建。     

数学文化热:历史、意义与反思

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数学界开始讨论数学与文化的关系问题,直至"数学文化"进入基础教育数学课程标准,数学教育界兴起了一场"数学文化热"思潮,这种思潮的研究与发展促进了数学学科自身的科学价值与人文价值的融合,对中国数学教育教学改革具有重要的启蒙意义。在数学文化的研究与实践中,我们还要不断加强数学文化理论层面的规范性研究和实践过程的经验性总结,同时还要强化中西数学文化传统比较和价值观层面的精神引领。     

技术风险的成因机制研究——基于技术使用不确定性的分析

技术使用不确定性与技术风险之间主要是因果关系,前者是因,后者是果。技术使用不确定性主要通过四种机制形成技术风险。技术成因机制是制约技术功能;制度成因机制是干扰技术决策;心理成因机制是滋生侥幸心理;文化成因机制是淡化风险责任。探究技术风险的成因机制是规避技术风险的前提。     

道家自然主义的技术观

道家自然主义包含着物质与文化两个层面的“自然”,其技术观也呈现出两种“技术”的特点：一种是物质层面可见的技术，另一种是文化层面不可见的技术。技术是顺应自然的产物，同时技术又可能产生背离自然的风险。道家对技术背离自然的揭示反映出文化与技术之间的深层互动关系：技术影响文化发展，同时文化对技术发展又起着制约作用。这就需要我们合理运用技术来促进文化进步与社会发展，并在文化层面从根本上保障技术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