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麦“精英”科研不端案的调查处理与经验总结

丹麦"精英"神经科学家彭科娃的科研不端案是近几十年来丹麦科学界情节最严重、影响最大的科研不端案件,是世界范围内因科研不端行为本身而不是因滥用科研经费、滥用职权被判刑的极少数案例之一。文章对该案的调查处理及影响进行了深入分析和经验总结,希望能对我国科研不端案件的调查处理与科研诚信建设实践提供经验借鉴。文章主要总结了三方面的经验:(1)通过对调查过程的分析,指出案件调查过程遵守权责明确、程序正当的原则是案件处理成功的重要原因;并指出这两点对我国科研不端案件调查的借鉴意义;(2)分析案件全面调查结果对丹麦科研诚信建设的影响,指出面对重大科研不端事件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重要性;(3)分析案件全方位调查对哥本哈根大学的影响,找出我国大学和科研机构在科研不端事件之后科研诚信建设的不足和改进重点。     

科研诚信专员制度的产生、发展及对我国的启示

科研诚信专员的设立是科研诚信制度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起至今，世界主要国家的大部分大学均设立了科研诚信专员，对科研诚信政策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或负责对科研不端行为的咨询、建议、受理，科研诚信的宣传教育等事宜。对世界主要国家的科研诚信专员制度进行研究，可以对我国科研诚信的制度化建设提供借鉴：（1）设立常设的科研诚信专员（专门岗位）；（2）落实“三公开”要求；（3）推进科研诚信的宣传教育。     

试论数字化转型对科研组织模式的影响

当前,数字技术已成为科研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条件,这不仅使科研方式发生极大改变,出现了"数据密集型科学"的第四种研究范式,更加推动科研组织模式的变革。工业时代传统的科研组织模式已经越来越难以适应数字技术带来的剧烈变化,数字化转型在组织规模、创新要素、研发过程、协同网络等方面深刻引发科研组织模式的创新和变革。     

中国对学术不端下重手 严重失信将禁止从事科研

正改革措施包括建立全国失信行为数据库、"低质量"期刊黑名单以及将科技部列为负责规范学术不端的部门。中国要对学术不端下重手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于近日发布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以期加强科研诚信。这些举措涵盖了科研的各个方面,从经费、人员聘用到同行评议均有涉及。在该政策下,中国科技部将负责监管、调查和处理自然科学领域的不端行为。此前该职能是由各     

科研机构伦理审查机制设置的历史动因及现实运行中的问题

科研机构伦理审查机制是科技治理体系中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其设置的历史原因最初在于公众对各类非人道地对待人类受试者或实验动物的科研行为的道德关注，其次源于社会对科学家能否通过自治实现负责任的研究和创新活动的质疑等等。中国自2000年以来已逐步建立起科研机构伦理审查规范体系，但在运行中存在诸多问题，如审查结果的一致性问题、研究发展和伦理审查适当平衡的有效性问题等等，亟需要我们尽快建立必要的科研伦理咨询服务组织，拓展和完善科研规制框架和监管体系，以为科研机构和科学家从事高质量、负责任的科学研究和创新提供重要的组织保障和能力支持。     

中国惩治问题研究行为的困境与出路——基于美国、欧盟、澳大利亚的新近认知与规制转变

以2021年1月联合工作机制通报曹雪涛院士等“图片误用”处理情况为标志，惩治问题研究行为已经成为中国科研诚信制度建设的重大挑战，亟待学理和政策的共同突破。第一，中国须明确“零容忍”问题研究行为的立场。应借鉴近年欧盟不可接受研究行为、美国有害的研究行为的性质判断，反对问题研究行为误导为“诚实的错误”；第二，借鉴2018年《管理和调查潜在违反澳大利亚负责任研究行为指南》，建立科研行为四构成要素新框架——科研规范行为、轻微问题研究行为、严重问题研究行为和科研不端行为，建立判断严重问题研究行为的“负面影响重要性”和“重复犯有”标准；第三，落实2018年《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惩治“严重违背科研诚信要求的行为”的战略性部署，惩治时区别对待轻微和严重违背科研诚信要求的行为，惩戒严重问题研究行为时遵循零容忍但谨慎一票否决原则。     

MPG科研管理模式对创新我国基础研究机构的启示

马克斯.普朗克学会(简称MPG)是联邦德国最大的基础科学研究组织,也是国际一流的基础科研机构的代表。学会科学、严谨的科研管理模式,特别是其在机构设置、人事制度、经费管理、监督评价、成果转化、对外交流等六个方面的成功经验,使其在基础研究领域取得了显著成绩。本文对马普学会的科研管理模式进行分析,并对比我国基础科研管理体制的现状,提出借鉴马普学会科研管理经验创新我国基础研究机构、提高科研整体绩效的相关政策建议。     

论信息技术装置的“聚焦物”创造——基于生态学的自然用户界面设计

阿尔伯特·伯格曼认为现代技术的本质是与传统技术"聚焦物"本质相对立的"装置范式","装置范式"导致的交互行为的单向性和贫乏破坏了人类生活世界中的文化与意义。当前,信息技术装置不仅仅会破坏社会的意义,还会削弱人类个体生存的基本技能。然而,信息时代的技术还有另外一面,自然用户界面的创造可以联合"装置"与"聚焦物",在"装置范式"的基础上培育出"装置-聚焦物",并且建构界面生态系统来化解"装置范式"可能带来的危害。     

第8届中—荷(欧)生命伦理学学术交流暨科学道德专题研讨在京召开

<正>2016年7月19日,由北京市科协主办、北京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承办的“第8届中—荷(欧)生命伦理学学术交流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在京高校和科研机构的40余位专家学者及其研究生围绕科技时代如何弘扬科学精神、坚守科研诚信、开展负责任的研究和创新等相关问题展开探讨。会议特别邀请刘大椿教授和李醒民教授分别做《学习科学、审度科学》和《科学精神的规范结构》的主题报告。     

“术”以载“道”: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科研诚信建设研究

区块链技术的快速发展为科研诚信建设提供了新的视野与方法,将其运用于科研诚信建设为记录科研过程提供了新的可靠路径,提升了科研成果评价的公正性,能更好地实现“重在预防”.区块链运用于科研诚信建设符合科学技术“为善”的初衷,科研诚信的特殊性及区块链技术应用于科研诚信建设的历史及发展趋势决定了区块链技术运用于科研诚信建设完全可...     

政府决策中科学家的学术不端及治理对策

科学家参与政府决策已经成为现代政府管理的一个重要环节和组成部分。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科学家在政府决策中的参与度逐步提高,在推进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促进社会进步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在参与政府决策过程中,科学家的学术不端行为频繁发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决策的科学性。应通过健全科研诚信机制、完善科学咨询制度、引入公众参与、重构以责任为核心的科学"理想主义"等措施,提高科学家参与政府决策的有序性和规范性,才能真正促进政府决策的科学化与合理化。     

从熵增到非均势:组织冲突的政策意蕴

传统组织行为理论认为组织冲突可以通过内部处理、社会规范调节和外部资源介入等方式得以解决,是"均势"条件下的应对策略。由于组织冲突中存在多均衡点、投机倾向以及合谋等问题,利用传统解决机制应对组织冲突问题会导致诸多负面效应,因而需要将非均势条件内化为解决组织冲突的"必备项"。把组织冲突问题从"均势"条件向"非均势"条件延伸,在"非均势"条件存在的情况下,组织冲突双方行为变化呈现非线性机制,在本文所讨论的理论框架中"均势"条件仅仅是一种"极端解"。鉴于此,控制与调节解决组织冲突的政策法律,同样需要扩展到非均势条件下组织冲突领域,并将其纳入到相关解决策略之中。     

斯塔佩尔案的调查处理对科研诚信制度建设的启示

斯塔佩尔科研不端案因涉事机构之多、人员之广、历时之长、影响之大在荷兰乃至全球科学界掀起了轩然大波.该案的调查结论和调查过程在科研诚信的宏观建设和微观调查方面都提供了有益经验.在宏观上,强调了制定科研诚信规范,建立专门咨询和调查机构、专门网站的重要性.在微观上,调查过程坚持了三个诚信委员会同步联合调查、调查结果公布与调查...     

科研诚信规范的法治化及其分析实证主义法哲学路径

在一些科研诚信案件调查处理中，“非法定”认定引发了对于科研诚信规范适用的哲学思考。我国科研诚信规范常出现渊源混淆错配、体系脆弱单薄、适用思维断裂等薄弱之处。鉴于法律与应用伦理的可通约性，科研诚信规范完全可以实现法哲学嬗进。基于我国科研事业极强公益属性、学术共同体自律性羸弱、既有宣示性政策缺乏实效性，科研诚信规范应当实现全面法治化。科研诚信规范领域已经出现诸多立法化表征。有必要以分析实证主义法哲学为路径，严格“以规范为准绳”，实现“有规范可依，有规范必依，违反规范必追究，执行规范必严格”，适用位阶原理，运用法教义学与体系解释方法，确保认定的法定性与唯一性，以实现科研诚信治理体系创新。     

苏联核计划科研体系创建述论

苏联核科研体系是在苏联启动核计划后创建起来的，其管理机构是科技委员会，主要负责制定整个体系的阶段性计划；核科研体系的核心是第2实验室和第11设计局，主要从事核反应堆与核武器的设计制造；除此之外还有一系列外围辅助机构，如第9研究院、第3实验室以及苏联科学院的相关科研机构。苏联利用其计划体制的特点调集资源，在较短时间内就完成了核科研体系的创建工作，为核武器研发奠定了重要基础。     

重大科研不端案例与美国科研诚信制度的演变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重大科研不端案例推动着美国科研诚信制度建设的四阶段演变,启示我们超越负面情绪的就事论事,转而从建设性的制度逻辑视角看待重大科研不端案例:索曼案、达西案推动着1981-1989年美国率先在全球实现科研诚信的建制化;巴尔的摩案、盖洛案推动着1989-2000年美国实现科研不端行为调查的规范化;舍恩案推动着2000-2010...     

从中科院计算所的发展初期看“以任务带学科”

1950年代中期开始,根据国家建设的需要,我国制定了发展科学技术的长远规划,部署了一批科学技术的发展任务。这次规划,打破了常规的按学科分类组织科学技术研究机构的方法,而是按国家建设的需要,提出需要完成的科学技术"任务",并以此为核心,组织科研力量,建设科研机构,承担这些"任务"。并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建设起诸多学科的基础。这种科研活动的组织方法被称为"以任务带学科",曾被我国的许多科学技术研究机构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采用。"任务"能为学科的发展带来资源,能为学科的发展引导方向,但也可能限制学科的发展。本文以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的初期发展为例,考察任务带学科的实际过程,并对任务与学科的关系进行考察和分析。     

论智能机器人研究的语境论范式

文章分析了智能机器人研究已有的分级范式、反应范式和慎思/反应混合范式三种范式,指出制约人工智能机器人学范式发展的核心问题,在于如何解决智能机器人在复杂环境中的任务处理.以现有范式中存在的问题为基点,文章提出构造网络化语境论范式,以及"网络智能系统+智能机器人"的智能结构模式.文章认为网络化语境论范式,突破了现有范式理论在智能行为处理中解构的思维特征,为建构下一代机器人的智能模式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     

数据密集型、大数据与“第四范式”

基于概念的起源和演变,区分了"数据密集型"和"大数据"两个相互联系的概念;结合库恩的"范式"理论,分析了将"数据密集型"研究方法作为"第四范式"、并将其与"大数据研究方式"混用的逻辑矛盾以及由此带来的相关问题;最后从库恩的"范式"和"不可通约"两个概念出发,分析了"大数据"与"小数据"的关系,并且从"范式"的认识论意义和纲领意义两个方面,阐述了将大数据作为与小数据不同的科学范式所具有的积极意义。     

民间科学基金会的分类与功能

民间科学基金会是以推动科学发展为宗旨,利用捐赠及其他合法收入,支持非营利性科学活动的科技非政府组织,可分为科技奖励型、科学传播型、科学教育型、科研资助型、阿卡德米型和综合型等六种类型。它们能拓展科研经费来源、对科学进行"风险投资"、增加科学多样性、引领科研管理创新、丰富科技评价与激励手段、培育科学文化、开展科学外交和推动科技治理,有效提升了创新生态系统的品质。我国应大力发展民间科学基金会,发挥其鲶鱼效应,激发创新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