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德伦理视角的科技伦理研究转向

以规范伦理学为基础的科技伦理研究,体现的是对科技活动目的性行动和后果的控制,强调的是所有科学人必须遵守底线道德,实质上走入了法律的范畴。从规范伦理向美德伦理的科技伦理研究转向,主张确立科技伦理的德性伦理基础,彰显科学共同体的人文价值,肯定科学人具有本体论意义上善的道德反应与道德自觉。     

论作为道德生活形式的工程伦理

当前,工程伦理呈现为一种规范式话语系统,它主要以职业伦理章程的形式表达了对工程行为者如何"正当行动"的指导和约束。但是,工程伦理的哲学实践仅仅关注"正当行动"是远远不够的,而是应以实现"好的生活"为最终诉求,在面对"我"、"我-你"和"我-它"关系的生活亲证中,权衡各种道德义务,平衡各种责任关系。作为人类道德生活形式的工程伦理,应真诚地以"我"、"你"、"它"存在之"是"为伦理行动的起点,主动探究"我"在工程-人-自然-社会整体存在中如何"是其所应是"的行动和生活,即,维持和确认工程与人的生活世界的统一,实践并实现工程与人、自然、社会的繁荣共生、和谐共存。     

无知可以免责吗?——反思气候变化中的历史排放责任

如何处理温室气体的历史排放问题,是当前应对气候变化的焦点话题。先发国家主张,他们祖先当初的行为是基于"可原谅的无知",既不需要在道德上遭受谴责,也无需为历史排放导致的后果加以补偿。通过分析可看到,以"无知"作为免责的理由是不成立的。在道德责任问题上,无论是从气候科学知识传播来看,还是从排放行为的可控程度来看,抑或从排放者的道德回应来看,"无知"都不是避开道德谴责的恰当理由。在后果责任的问题上,历史上"无知"的排放者也需要承担补偿责任,但这里承担的不是严格责任,而只是有限的补偿责任。如果历史排放者已离世,他们的后代在继承祖先传递的利益之时,也应当承担起对历史排放受害者的补偿义务。质言之,历史上的排放者和他们的后代都不能以"无知"为由逃避责任。     

无知可以免责吗?——反思气候变化中的历史排放责任

如何处理温室气体的历史排放问题,是当前应对气候变化的焦点话题。先发国家主张,他们祖先当初的行为是基于"可原谅的无知",既不需要在道德上遭受谴责,也无需为历史排放导致的后果加以补偿。通过分析可看到,以"无知"作为免责的理由是不成立的。在道德责任问题上,无论是从气候科学知识传播来看,还是从排放行为的可控程度来看,抑或从排放者的道德回应来看,"无知"都不是避开道德谴责的恰当理由。在后果责任的问题上,历史上"无知"的排放者也需要承担补偿责任,但这里承担的不是严格责任,而只是有限的补偿责任。如果历史排放者已离世,他们的后代在继承祖先传递的利益之时,也应当承担起对历史排放受害者的补偿义务。质言之,历史上的排放者和他们的后代都不能以"无知"为由逃避责任。     

基于美德伦理方法的环境伦理学研究——兼论西方环境美德伦理学中的几个重要问题

环境美德伦理学是近年来西方环境伦理学研究中的热门课题。它自20世纪80年代诞生以来,呈蓬勃发展的态势。它运用美德伦理的方法,通过对人类美德或品质、实践智慧和社会繁荣的关注,展开对环境问题的探讨。追溯西方环境美德伦理学产生的背景,梳理其兴起、演变发展的脉络及其合理性的论证,对于我国环境伦理学的研究具有重要启迪意义。厘清当前西方环境美德伦理学中所存在的问题,从而为下一步的研究指明了方向。     

环境美德伦理的方法论疑难辨析

用传统美德伦理思想观照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形成别具理论特色的环境美德伦理是当前美德伦理学与环境哲学研究的重要潮流。尽管如此,环境美德伦理自身也遭到了规范的效用性、限制的正当性等方面的质疑与挑战。而如果我们深入分析传统美德伦理产生的基本前提、逻辑思路与目的归宿,就会发现这些挑战并不能真正威胁环境美德伦理的整体性论证。相反,面对当代严峻的环境问题,具有系统性思维、稳定性特征的环境美德伦理更有理论一致性和现实效用性的优势。     

“算法伦理”的价值基础及其建构进路

"算法伦理"是计算机科学与伦理学相交叉的研究领域,它主要研究算法本身的伦理属性以及算法所体现出来的伦理功能。作为计算机伦理的重要内容,算法伦理以人权、社会公正、人类福祉、美德为其价值基础,以算法设计者道德责任的建立、价值敏感性设计以及建立算法使用的法律规范为其主要的建构进路。通过推动算法伦理的实现,有助于使算法更好地为人类服务。     

从工程的自然属性谈工程师的环境伦理责任

随着工程对自然的干预和破坏能力越来越巨大、后果越来越危险,工程师需要发展一种新的责任意识,即环境伦理责任。环境伦理学从哲学、伦理学的角度为工程师负有环境伦理责任提供了理论基础。本文则从工程的自然属性的三个维度：工程的物质性、工程的合自然规律性及工程回归自然的必然性,进一步确证了工程师对环境的伦理责任。     

预知性技术伦理消解AI科林格里奇困境的路径分析

人工智能的关键特征是采取最优行动,而该特征会直接导致人工智能难预知性和风险性的属性,进而使其社会负面影响呈现出早期难预测和后期难控制的特点,此称为人工智能的科林格里奇困境。而单一的技术向度解决科林格里奇困境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特性提出了严苛要求,导致其适用范围的局限性。鉴于此,我们引入了现代伦理方法:预知性技术伦理(ATE),并用行动者网络理论对其责任分配问题进行了补充。在技术设计阶段渗透价值并映照社会行动者网络以解决人工智能社会后果在前期难预测、后果难纠正的问题,进而达到消解人工智能科林格里奇困境的目标。     

杰弗里·弗雷泽环境美德思想研究——以仁慈之心关爱自然

美国拉斯维加斯南内华达社区学院哲学教授杰弗里.弗雷泽从环境美德———仁慈的角度探索了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仁慈的环境美德是在传统的仁慈美德的基础上向自然的延伸,它将关怀的焦点投射到了人类和非人类共同体的整体繁荣。与仁慈的环境美德相反,环境恶习则会阻碍人们关怀自然。因此,克服环境恶习,培养环境美德,对于消除人与自然的矛盾对立、建立起人与自然的和谐繁荣具有重要的意义。弗雷泽的思想为我们的环境保护提供了一条新思路。     

技术人工物作为道德行动体:可能性、存在状态及伦理意涵

学界对"技术人工物能否作为道德行动体存在"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持肯定答案的观点较多关注技术人工物不断增强的社会角色,持否定答案的较多关注道德行动体的标准哲学概念及其既有定义、特征。回答该问题的关键在技术人工物是否满足道德行动体的必要条件。具有意向性和自主性是存在物成为道德行动体的必要条件。技术人工物基于技术功能和物理结构两重性之上的三元意向性、基于技术中介理论的差异自主性,使其满足了成为道德行动体的必要条件。在"人-技术"综合存在中只有技术人工物的自主性和道德敏感性强于人的时,它才作为道德行动体存在。技术人工物作为道德行动体存在,既扩展了技术设计者的伦理责任,又拓展了伦理学的理论视域。     

面向技术本身的人工智能伦理框架——以自动驾驶系统为例

人工智能产业界在解决伦理问题时发现,技术专家无能为力。当转而寻求伦理专家给出方案,如自动驾驶在电车难题情景中撞向谁的伦理决策方案时,伦理专家发现自身难以承受如此责任。从现代技术哲学经验转向视角来看,这是技术和伦理相互独立甚至对立引发的后果。理想的治理方式是将人工智能技术与伦理融合成一种面向技术本身的人工智能伦理框架。基于"设计情景-使用情景",结合人工智能的两种技术设计思路"人工的智能"(AI)和"智能增强"(IA),这样的伦理框架能够解决自动驾驶面临的问责难题。     

大数据环境对民众伦理意识的淡化与冲击

伦理意识形成于人际交往过程中。大数据环境下,由于人际网络广度的拓展、人际身份的虚实交错等,逐步淡化了现实社会中的人际交往关系;就在大数据这种复杂的人际交往关系下,"道义论"和"后果论"为代表的社会道德评判策略也处于一种被遮蔽的状态下;大数据环境基于此造成了一个道德规范容易放松道德约束的行为环境,也在一定程度上为道德失范行为提供了更便捷的条件。     

伦克的技术伦理思想评介

汉斯·伦克(Hans Lenk,1935-),当代德国著名哲学家,被称为科技伦理的"集大成者"、"引起德国技术哲学的伦理转向"以及"最早注意到技术的责任和伦理问题"的哲学家.在科学技术伦理领域,伦克的突出贡献是对"责任"进行了分类1)划清了技术人员和科学工作者的内在责任与外在责任的界限,即区分了道德与伦理;2)区分了不同层次的各种责任类型如同通常把普遍的责任分为道德责任和法律责任一样,他把行为责任分为任务责任和角色责任;3)探讨了共同责任的分配问题;4)对机构责任和法人责任进行了分析;5)针对责任中的冲突问题拟定了十个基础性的优先原则;6)科学和技术伦理作为职业伦理的特例.     

斯威斯卓预判性技术伦理研究

斯威斯卓预判性技术伦理是预判性技术伦理的一种典型进路。深刻揭示了斯威斯卓预判性技术伦理的形而上学基础和伦理旨趣,深入阐述了斯威斯卓预判性技术伦理建构的公众伦理辩论结构和详细分析了它开发的四种公众伦理辩论模式,即后果论的辩论、义务论的辩论、正义的辩论和"好的生活"伦理的辩论。斯威斯卓预判性技术伦理有效克服了科林格里奇困境,为分析和识别新技术和尚在研发中的技术蕴含的伦理问题提供了新的路径。     

技术调节视角下的人工物道德功能探析

技术中介理论认为技术对人的感知和行为发挥着调节作用。维贝克在道德物化思想中进一步提出,技术人工物作为道德能动者,能够对人的行为和决策产生道德意义上的引导和规范作用。从伦理实践进路来看,技术人工物的引导功能侧重于主体性的"个人-德性",有助于个人德性的塑造和养成;而规范功能侧重于主体间的"社会-秩序",强调社会公共空间中人的行为规范。尽管技术人工物有其自身的优势,但仍需理性对待其在伦理实践中的局限性。总之,道德物化从"后人类主义"的视角,提供了一种新的伦理实践进路。     

人工智能的“负责任创新”

目前,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在众多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人类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人工智能虽然为人类带来巨大利益,但也带来不确定的风险。近年来,在欧美国家兴起的"负责任创新"旨在解决科技发展中的责任伦理问题而提出的理念,这为人工智能的创新与发展提供理论思考与现实应对的路径。运用负责任创新的理念和方法进行人工智能伦理责任的规制或者嵌入,使其形成具有道德的决策和行动,从而促进人工智能良性、开放、健康和包容的发展,推进人工智能与人类的和谐共存。     

责任伦理与大数据语境下网络舆情治理

作为主体的人在运用大数据进行网络舆情治理实践中,肩负着重要的伦理责任。然而,责任伦理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公正困境、主体消解、隐私泄露、自由受限等伦理问题。传统信念伦理由于其内在的局限性,在网络舆情治理中表现出明显不足。责任伦理克服了传统信念伦理的缺陷,契合了大数据语境下网络舆情治理的伦理诉求。因此,应在实践中通过重塑责任伦理,以实现大数据语境下网络舆情治理。具体而言,主体层面,强化主体的责任伦理意识;行为层面,构建多元责任主体协同共治格局;制度层面,建立健全责任伦理规范。     

从伦理行为构成视角谈工程师的实践智慧内涵

工程师行为的合伦理性表明其进行本真决断时是否存有"良知",而实践智慧则是工程师伦理行为持续产生的孵化器,二者存在互渗关系。伦理行为由行为动因、行为目的和行为手段构成,工程师实践智慧也相应包含三个维度:慎思维度、明辨维度和笃行维度。其中,慎思是工程师伦理行为动因合理化的规制者,明辨是工程师伦理行为目的合理化的监督者,而笃行则是工程师伦理行为手段合理化的引导者。至此,工程师的实践智慧与伦理行为形成辩证统一关系,最终使伦理行为更符合伦理要求。     

数据偏见是否可以消除?

数据偏见已经成为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领域伦理反思的重要难题和关键问题。日常对数据偏见形成一种比较明确的观念:需要控制并消除偏见。这一观念也影响到了数据偏见问题的哲学思考中。从认识论的"偏见—认识"框架看,作为错误的歧视行为,数据偏见是可以消除的;从解释学的"偏见—理解"框架看,作为在先的行动或者理解的前提,数据偏见是无法消除的,甚至是会成为智能体行动和决策的先决条件。嵌入智能系统中的道德观念是一种独特的偏见,无法消除,而且它们构成了智能体伦理行动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