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辩证法视角下的库恩科学发展范式模型

在科学哲学的主流评价中,库恩的科学发展范式模型因为结合了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心理学的因素而显得大异其趣。同时,也有人对此不以为然,英国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就认为库恩的研究“是对科学哲学的降低”。然而,目前为止鲜有人对库恩的范式理论做唯物辩证法解读。在唯物辩证法视角下,可以看到库恩的范式模型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逻辑实证主义和批判证伪主义科学观的有机整合,还在局部显现出对其后理论一定意义上的涵盖。从唯物辩证法的视角看,范式模型不仅符合其最根本法则——矛盾法则,也体现出了事物普遍联系与永恒发展的基本特征。     

行动者网络理论在科技传播领域中应用的可行性研究

一般意义上而言,对于"科技活动"的界定中包含了"对于科学的传播活动"这层含义,而由巴黎学派的拉图尔等人创立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NT)"正是围绕着对于"科技活动"的研究提出和发展的;而科技传播活动又属于特定的"对于科学的传播活动",这在一定意义上表明ANT有应用于研究科技传播活动的可能。经过对于科技传播活动的分层研究可知,不同层级的科技传播活动和科学与技术本身的关联度会有所不同,这使得它们给ANT留下的潜在的研究空间也有所不同;结合对于科技传播的"AEIOU"理论的分析则又可得知,在ANT的视角下可以较好地理解科技传播的动因,因而在这种意义上而言,ANT在科技传播领域中的应用具有较强的可行性。     

从宗教社会学新范式看科学与宗教

关于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在中国学术界虽不乏探讨,但迄今尚未见到从宗教社会学新范式的视角探讨科学与宗教的论著。启蒙运动以来世俗化理论框架下的宗教认知一直在东、西方广为流行且影响深远,近二十年确立起来的宗教社会学新范式则揭示了一种新的宗教认知和新的宗教观。认识宗教社会学新范式对于全面、客观地理解科学与宗教、信仰与理性的关系,乃至对于科技与社会领域的研究具有深刻的启发和拓展意义。本文首先阐发了为"范式"一词重塑辉煌的思考以及相遇"新范式"的机缘之幸;继而简要介绍了宗教社会学新、旧范式的主要差异,新范式中的科学与宗教之观点;最后就新范式对于科学与宗教以及科技与社会(STS)研究可能的启示进行几点思考。     

科技政策范式的比较研究

为了说明政府干预科技创新活动的合理性,理论界逐渐形成了三种不同的政策范式,这三种范式在先验假设、目标和机理等方面都存在着明显差异,导致各种科技政策的设计可能来源于不同原理和逻辑,不利于保持政策之间的一致性。围绕着政府为什么需要进行干预和如何进行干预两个关键命题,对三种范式的理论模型、主体思想和政策逻辑进行比较,揭示政策设计原理产生差异的原因,为科技政策的设计提供更为清晰的逻辑架构。     

和谐与贯通——莱布尼茨的STS活动及启示

STS是二战前后兴起的新兴领域和学科,其根本特征是科学、技术、社会三者相互渗透所形成的复合性超学科理念。而这早在莱布尼茨的科学活动中就有许多体现。莱布尼茨的STS活动可以分为理论和实践二个方面。在理论活动方面,他坚持整体的科学理念,开展跨界性的学术研究和对科学的人文性理解;在STS实践方面,他通过建立广泛的学术联系以及推动学术共同体的建设来开展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综合活动。这既有个体思想与立场、治学特点和风格的原因,也有研究范式和非学院化的社会身份的原因。由于莱布尼茨的手稿在生前大部分没有公布,结果导致了罗素所说的隐显两个"莱布尼茨"的存在。今天,研究莱布尼茨既要去挖掘和"发现",又要去推动和实践他的理想。     

STS视野中的科学

随着人类对科学认识的不断深入,目前关于科学涵义的理解逐渐形成了知识维、活动维、社会维、文化维等四个结构性向度。这四个向度有着依次的"出场"顺序,体现了科学自身变化发展的特殊历史性。科学的这种历史性又折射着古今科学不同的发生学范式:古代的博物学范式,近代的数理范式,当代的STS范式。STS作为当代的科学形态具有后向综合性,它以极其凝练的方式概要式地集纳了科学不同进程的典型特征,从而形成一种现实的"真科学"的存在形态和视野,从时代高度审视着既有的全部科学。     

从功能主义到交换理论:科学奖励系统研究的范式转变

科学社会学的默顿范式认为科学奖励系统的实质是承认,这根源于它的功能主义范式以及"科学中的社会"的研究取向.随着小科学向大科学的转变,默顿范式的缺陷与不足日益暴露出来.哈格斯特洛姆、李克特、拉图尔和伍尔加等人以"社会中的科学"为研究取向,运用交换理论的范式对科学奖励进行分析,认为其实质是交换.     

科技伦理学的控制论范式

伦理是达到主体目标的一定的行为规则,控制论是伦理学的科学基础.科学技术所研究的规律包括实体规律与控制规律.采用科学范式的科技伦理学就成为科学技术控制论的组成部分.人类深刻理解科技伦理学的基本原理与基本特性,就可以在未来科学技术进程中,与时俱进地调控各种系统关系,实现人类和自然的同步进化、和谐发展.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另一个维度——中国俄(苏)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中国关于俄(苏)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经历了"以俄为师"、"以俄为敌"、"以俄为鉴"三个阶段,苏联解体后一度沉寂,近来出现了复苏的势头。不能把苏联的科学技术哲学完全等同于正统的教条主义而全盘否定,1960年代一批具有改革倾向的哲学家对科学哲学所做的认识论中心主义诠释,极富启发性。新世纪前后俄罗斯科技哲学出现了多元主义、社会文化语境论和人本主义等新发展趋势,具有俄罗斯特色的科技哲学范式正在形成,其中技术哲学的转向尤有代表性。马克思主义虽已不是俄罗斯的指导思想,但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在俄罗斯哲学中仍有深远的影响,前苏联和当今俄罗斯立足马克思主义的科技哲学研究,是与西方科学哲学不同的另一维度,是发展比较科技哲学的重要生长点。     

库恩范式理论的微观考察

论文从集体意向性理论的视角考察库恩的范式理论。库恩利用"范式"这一概念描述科学共同体的工作模式和科学发展的过程,但在"科学共同体"和"范式"这两个概念的定义上却陷入了循环定义的困境。而采用整体视角审视范式转换也使得库恩笔下的科学发展具有浓厚的相对主义色彩。科学共同体作为集体的一种,能自然进入集体意向性理论的考察范围。实际上,图梅勒和塞尔的工作能给出一个全新的微观视角,以规避库恩的描述所产生的问题。借助于集体意向性理论,科学共同体的概念可以被非循环定义的方式描述,而范式转换也并非是一种缺乏科学理性的过程。     

行政宪政主义视阈下我国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发展与完善

风险社会的来临极大挑战了行政决策的合法性与权威性,进而引发了有关科学与民主的行政宪政主义争论。美国偏向在科学理念的"理性-工具范式"指导下实行转基因食品自愿标识,而欧盟则偏向在更体现民主精神的"商谈-建构范式"指引下确立转基因食品强制标识。我国目前所采取的转基因食品过程中心主义强制标识制度,主要体现行政宪政主义"商谈-建构范式"特质。该范式在现行制度贯彻中还存在诸多问题,应予在范式合作理念的指导下发展与完善。     

库恩"范式"的本质及认识论意蕴

库恩的"范式"无疑是20世纪科学哲学中最具创见性、也最具争议的哲学概念之一。库恩是在两种不同意义上使用该概念的。一种意义是将"范式"作为科学共同体从事高度收敛的常规科学活动的精神定向工具;另一个更具本质性的意义是将"范式"作为共同体成员共有的解题范例,即认识和理解世界的工具。库恩的"范式"及其认识论意蕴是对传统基础主义认识论的历史主义超越,澄清"范式"的认识论本质对于理解科学的本质及科学发展的特点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美国科技政策研究一瞥——记第二次中美科技政策讨论会美方代表的主要观点

近年来,在中美科技文化交流的众多方面,出现了一个新的领域,那就是科技政策。1983年1月,中国科学院和美国国家科学院在华盛顿举行了首次中美科技政策讨论会。双方曾就科学、技术和经济增长间的关系,科学和技术的社会经济效益以及人才使用和教育问题     

基础科学研究:基于概念的历史分析

基础科学研究,是科学体制化以后出现的概念。虽然目前尚无统一的定义,但它经常与应用研究、技术开发、社会公益性研究等,作为一个概念群出现于各种文献当中。作为科技事业的重要概念之一,"基础科学研究"出现在科技政策、科技体制、科技规划与计划、学科分类、科研活动与学术成果等方方面面中。本文从这一概念背后的科技政策与社会语境入手,考察其含义和使用方式的变化,分析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它的认知。从基础科学研究概念在政策及实践中的应用,厘清它对科技事业的影响。在梳理基础科学研究的概念历史、科技政策与科技活动关系的同时,重点分析其背后所表达的社会意图。期望从一个侧面,反映当代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与政策走向。     

科学技术的环境价值探悉

科学技术以其特有的生态功能而蕴涵着巨大的环境价值，其广泛的应用却出现了对环境价值追采的背离。需要探析其深刻的认识论原因和社会原因，通过转变科学范式，确立科技创新的生态导向，为人与自然的积极平衡提供技术支撑，以实现科学技术社会环境价值的回归。处于人与自然矛盾之中和市场经济压力之下，推进科技创新，改变科技落后状态是硬道理，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     

试论拉图尔的科学实践观

基于传统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以及前科学知识社会学在科学认识上出现的"单向度"局面,拉图尔提出了自己的科学实践现.这个实践观是以人类学理论和方法为指导,将富有哲学意蕴的新的对称性原则作为根基,兼具宏观互动与微观制作维度的"行动者网络"为产物的"行动中的科学".这种新的研究"范式"在科学研究上产生了多重意义.     

近代实践观念的转变与科学革命

近代实践观念的转变对自然科学的革命与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与意义,这构成我们透视十六世纪以来科学演变转化的一把关键钥匙。随着古希腊自然哲学与基督教文明的碰撞,以亚里士多德主义为代表的实践哲学理念逐渐发生改变和泛化,并延展至传统理论与创制活动领域,由此在自然哲学中相对立的"沉思"与"操作"维度日渐融合起来,换言之,即阿伦特所谓的实践开始附属于理论与创制活动。在从沉思哲学向实验科学的转变过程中,"自然-技艺"二分的破除确定了实验干涉自然的合法性,而牛顿的物理学-数学进路最终取得成功则预示着实验与数学的真正结合,近代科学实践的基本范式成型,这也决定了自然科学在当代社会发展中的逻辑与特征。     

信息哲学:科技哲学的新范式

上个世纪以物理学为主导的自然科学在探索世界过程中,将人类理解的水平提高到一个崭新境界。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到科学发展的另一线索,即“意向性科学”的路线。在新的世纪中,科学技术的背景将逐渐转移到“意向性科学”。物理学在20世纪是科学的典范,波普尔、卡尔纳普、库恩、查尔默斯等均以物理学为样本建立起自己的科学哲学理论。意向性科学的核心概念或中心话题是“信息”。科学观的变革必然导致哲学观的转变,而信息哲学有可能成为21世纪科技哲学的新范式。     

范式与制度性事实—兼论库恩和塞尔在客观性标准上的一致性

库恩的范式自一提出,就受到众人关注,同时也引来了种种诘难。本文认为,这些诘难很大程度上归结为人们对范式的误解。要消除这些误解,就必须看到范式的本质——范式是一种制度性事实,蕴涵了科学共同体赋予的权力,这种权力表现为权威形式。制度性事实是由美国语言哲学家约翰.塞尔提出,具有特定的内部逻辑结构X在情境C中看作Y。在新旧范式更替中,范式的内部结构并未改变,而是结构中的变量Y和C的取值发生改变。这种改变是得到科学共同体认可的,新的范式(Y)的地位功能和道义权力是由科学共同体集体赋予的。按照塞尔的观点,这种集体认可保证了制度性事实在认识论上的客观性。而库恩也认为,再没有比科学共同体的决定作为客观性判定的更好标准了。由此,本文得出结论:库恩和塞尔在客观性标准上的探讨是一致的。     

论系统科学的一个统一理论范式——谈迪肯的涌现动力学理论对系统科学的意义

系统科学对传统科学的突破在于发现了层次涌现的规律,使传统科学的还原论幻想破灭;发现了共存于不同尺度的规律,打破了不同学科的藩篱。而这两点突破使系统科学作为统一的理论范式存在认识论和本体论上的困难。迪肯的否定性思考方式以及依此建构的涌现动力学理论则一方面解决了这些哲学上的困难,另一方面为系统科学提供了统一的解释,从而可以作为系统科学的一个统一理论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