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农场动物关怀的理论与实践

以动物机器观为指导的集约化养殖模式不仅导致了大量的动物虐待,而且严重威胁着人类与环境的健康。面对这种集约化养殖模式引发的畜牧伦理危机,美国发展出了一种以关系为视角的农场动物关怀伦理,为我们妥善解决集约化养殖模式下人类、动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具有包容性、多元化的新视角。目前,农场动物关怀已经被运用于美国畜牧业,为美国集约化养殖模式的可持续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和谐:一种新的伦理视野

单向伦理只强调人类的中心地位,把人类看作惟一的价值主体或衡量其他存在有无价值以及价值大小的尺度,只要求其他存在对人类应有的服务功能,而漠视人类对其他存在必须承担的责任,因而,实际上是一种"霸王伦理";双向不对称伦理虽然扩展了价值视野,实现了单向到双向的升级,但是,由于认为人类与其他存在的价值从而所担负的义务是不对等的,因而是一种不对称伦理,或称失衡伦理;而作者基于和谐发展观而提出的和谐伦理观则既承认万有存在对人类的服务功能,又关注人类对万有存在应负有的责任,认为人类与万有存在之间存在着一种和谐的双向度伦理关系,是对等的价值实体.从单向伦理、双向不对称伦理到双向和谐伦理,是伦理学合乎逻辑的演进.和谐伦理并非高不可攀,而是每个现实的人经过努力随时可以达到的境界.     

关于动物道德地位的伦理辩护

自20世纪60年代牛津大学的哲学家开始关注农场动物的福利状况和讨论动物权利开始,动物的道德地位问题成为西方生命伦理探讨中最具有争议性的议题。动物解放论、动物权利论和深生态哲学作为三种最有影响力的伦理观点虽然在辩护对象、伦理学基础和现实诉求等方面存在差异,却有着共同的终极理论指向,那就是给予动物和各类自然生命以不同程度的道德关注,构建人类与动物、自然和谐相处的新道德哲学。     

哲学与科学视野下人与动物关系的源流略论

人类对动物的利用由来已久,但动物是否拥有权利、自然关系中人和动物居于何种地位、人类该如何利用动物都是理论与实践中颇具争议的问题。本文从哲学与科学的视角阐述人与动物关系的演变理路,以期为解决当前动物利用中的伦理困境提供双重视域的参考。     

从冲突到和谐:智能新文化环境中人机关系的伦理重构

在智能新文化环境中,以人工智能为主导的新一代人机关系,不同于以往工业革命时代的人机关系。机器智能愈来愈逼近人类智能,甚至有超越人类智能的势头,人机关系变得愈来愈紧张。因受到人类理性的滥用、利益的零和博弈、智能机器的奴役,以及人工智能机器异化的渗透,导致人机关系的矛盾冲突愈来愈明显,需要从技术文化哲学的视角辨别人机关系的伦理本质,以期从敢于批判与重塑现实、对人机伦理进行赋值、对非理性主义进行批判、在拥抱理性选择中坚守"帕累托最优法则"、以社会规范弥补伦理失范加固伦理根基、以文化和谐超越文化冲突等维度,对人机关系进行伦理解构与伦理重构,从而走向人机关系的和谐之境。     

自然伦理的本质及其辩证法结构

自然伦理不是把自然物作为"伦理主体"所形成的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而是把自然物作为"伦理对象"而实现的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自然伦理最终要落实在人对自然物的审美活动之中.自然伦理的本质决定了自然伦理的辩证法:人与伦理法则的契合是这一辩证法的逻辑开端,它必然扬弃为人与自然之间的审美伦理,从而实现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中心主义各自在对方中完成自身.     

科幻视域下机器人对传统亲子伦理关系的挑战

通过考察科幻小说、影视作品中的父母型机器人、子女型机器人和保姆型机器人，本文探析了机器人介入家庭后引发的亲子关系的变化。这种变化对传统亲子伦理关系，如自主原则、尊重原则、关怀原则和责任原则均构成了挑战。机器人对亲子关系产生的影响可从以下方面理解：（1）从聚焦家庭个体之间的微观伦理，转变为人类与机器人之间的宏观伦理；（2）从以情感伦理为主的亲子关系，转变为以理性共识原则为主的亲子关系；（3）须把机器人是否具有独立的人格、人权，作为解决新伦理关系的关键。最后，本文还认为，新伦理规则并非是对传统亲子间伦理原则的否定，而是对其补充。     

"环境哲学"的五个问题

环境概念不同于生态概念，它是以人为参照的。动物与环境是直接同一的、特定的和封闭的，人的环境则是开放的、不确定的，自然界没有专属于人的特定环境。环境价值是一种不同于资源价值、消费性价值的“存在性价值”。在人与环境的伦理关系中，我们“有能力做”的，并非一定是“应当做”的。环境哲学的终极关怀是人类的可持续生存与发展。     

技术伦理面临的困境

本文讨论技术伦理研究中面临的多种困境.在提出技术伦理涵盖的三个层面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道德多元现象带来的基本伦理原则之间的冲突与对抗,技术进步与社会进步之间的矛盾等现象,而现代技术所具有的单一性、创新性、功能潜在性与发展的不确定性等特点则决定了传统的伦理准则无法提供对这些特殊之处的解决办法.在以上意义上,可以说技术伦理的意义并不在于它能够提出什么样的答案,而在于它本身体现了(包括了个人在内的)人类社会对自己的活动的反思、说明、辩护、批判,说明我们发明了技术,在使用着技术,但我们本身不是技术.在更大的程度上,它说明了人类意识到技术发展是可以被控制的,是可以按照人的设计发展的,是社会自信力的表现.对技术伦理的关注宣告了技术决定论的结束.     

人类增强技术的伦理范式转换:超人类主义的伦理视角

人类增强技术的发展引发了"增强时代"的超人类革命,同时也激起了生物保守主义与生物进步主义的伦理论争。面临着新技术展现形式带来的伦理质疑与挑战,超人类主义试图寻求伦理范式和伦理视角的转换以对后人类伦理进行合理辩护,即关乎医学功能转移、技术逾越性和人性改良伦理范式转换的后人文主义转向和复合性技术转向。因此,面对人类增强技术研发与应用在全球范围内的兴起,需要在允许的限度内进行负责任创新、完善监管机制以化解伦理困境、解决伦理难题,使人类增强技术能在人类普遍认同的伦理框架内有序发展。     

论动物解放/权利论的天赋价值范畴

动物解放/权利论对天赋价值的论证逻辑包括价值观的变化、由人及物、求同存异和终极证明等四个环节。天赋价值具有价值和事实双重内涵,动物解放/权利论具有伦理学和自然科学双重品性,它存在着将事实价值化的思路,其存在论基础是近代哲学的二元论。人与动物之间伦理关系的基础不是一个客观事实,它在本质上是人在实践中为人和动物确立的一种价值论地位。     

情侣机器人对婚姻与性伦理的挑战初探

机器人伦理是科技伦理研究的一个新领域。与人类关系比较密切的情侣机器人将引发与传统的婚姻伦理、性伦理相冲突的一系列问题,包括如何看待人与情侣机器人之间的爱情,情侣机器人的地位与权利问题,与情侣机器人之间的性关系是否道德,是否可以虐待情侣机器人,等等。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及其解决,需要哲学家、科学家、制造商与使用者共同面对,从而使机器人更好地为人类服务。     

生态伦理:从颠覆走向整合

"价值的颠覆"是由西方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进程中形成的一种框架思维模式,影响和制约着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中心主义伦理价值的整合,使生态伦理研究陷入"两难选择"处境。在人类历史的嬗变中,生态伦理与现代性内在关联,突破"价值的颠覆"框架思维模式,凸显生态伦理的整合价值,消解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中心主义的对立,为保护环境提供必要的理论根据。     

反思康德式间接义务论——从强间接义务论到弱间接义务论

康德式间接义务论认为，我们反对虐待动物是为了保护人类自己，不是为了保护动物本身，这种观点是值得反思的。本文区分了弱间接义务论与强间接义务论，弱间接义务论不否认动物本身具有道德地位，而强间接义务论则否认动物本身的道德地位。强间接义务论者一方面反对虐待动物，另一方面却认为动物本身并不值得我们给予直接道德关注，这种立场难以自圆其说，它面临着经验性反驳和规范性反驳。一种回应这些反驳的思路是，建立某种基于美德伦理的间接义务论，然而美德伦理并不否定动物本身的道德地位。强间接义务论者还试图通过“素食归谬”来否定动物的道德地位，但实际上，素食主义可以得到来自美德伦理和康德道义论的双重支持。总之，一种否定动物道德地位的间接义务论是缺乏说服力的，我们应当用弱间接义务论来替代强间接义务论。     

从力量伦理到非力量伦理——埃吕尔在技术社会中苦寻自由

人们通常认为技术的发展让人类更加自由,但埃吕尔敏锐地洞察到技术的发展可能使人类失去自由。他认为技术并非价值中立的工具,而是一个具有自主性的系统。在技术社会中,人类信奉效率原则,使求力意志得到无限制的生长。他认为,正是这种力量伦理导致人类自由的丧失,人类要重获自由就必须对技术进行有意识的限制,走出力量伦理的统治,走向非力量伦理。埃吕尔认为非力量伦理包含四个要素:自由、非力量、包容冲突、鼓励越界。     

人类生殖系基因编辑的伦理问题——基于桑德尔基因伦理思想分析

随着人类首例基因编辑婴儿的出生,科学界和伦理学界对该研究领域的探讨达到一个高峰。本文以此为切入点,基于桑德尔基因伦理思想对人类生殖系基因编辑的伦理问题进行分析,得出结论如下:安全、自由和公正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作为反对人类生殖系基因编辑的理由,但并非具有完全说服力;最为关键的理由在于人类改造自然的渴望、过度征服自然的欲望可能带来的对人类天赋掌控的伦理挑战。因此,人类生殖系基因编辑应该在严格管控之下进行基础性研究,由于人体试验和临床研究还没有得到足够的伦理辩护,应该暂停相应的人体和临床实验。     

发展伦理的伦理反思

发展伦理作为社会发展的一个价值维度,是对人类发展机制的规范和对这种规范约束的价值肯定与自觉.问题是,传统意义上的伦理调整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人际关系.而且,这里的人,即伦理主体是以个人为基础的(推而广之,兼及集体).     

哲学人类学思考技术的第三条路径——奥特加·加塞特如何建构面向生活的技术哲学

哲学人类学是现代西方主要哲学思潮之一,以"人是什么"问题为轴心,围绕人在本质上是"工具制作的动物"或"理性、精神的动物"展开争论,形成了"工具论"和"理性论"两大传统。奥特加·加塞特提出人并非天生的"工具动物"或"理性动物",人的本质并非即成的、被给予的,而是需要通过专属于人的技术活动不断获取;人通过技术在建构自身存在的同时,也创造了人类生活。但技术并非人的本质属性,而是生活中"第二性"的创造活动。在人的本质问题上,奥特加追问的是"人做什么",而不是"人是什么",由此超越了传统哲学人类学的争论,从人的存在出发思考技术,并面向人类生活建构技术哲学。     

人类增强技术的发展与伦理挑战

"人类增强"问题是20世纪末伴随着现代生命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凸显的具有较大伦理争议的社会问题,这种按照人类的欲望越来越多地使用新兴的生物医学技术、纳米技术、信息技术和认知技术改善人类自身的实践活动将无疑是对人类社会的一次巨大挑战。其道德和伦理蕴涵必然会影响到今后人们的价值观和社会的整体道德伦理规范。因此对于"增强"所引发的伦理问题与挑战需要进一步理性地思考与商讨,从而全方位地制定有效应对策略,既能达到促进增强技术积极面的发展又能合理预期其潜在的风险性,预防或减少负面影响。     

当代西方环境伦理学的后现代向度

后现代哲学全面解构了现代性,同时又以一种建设性的创造精神展示着生态后现代主义.当代西方环境伦理学至少在批判精神、基本视野、思维方式、观念构架和话语表达等六大方面展示着这一后现代向度.它在人与自然关系层面上挑战现代性,为走出生态危机提供了新的方法与途径.然而,环境伦理的后现代向度使其在理论上难以避免相对主义的弊端,在实践上不免有"西方中心论"及"富人伦理"之嫌.所以,当代西方环境伦理学在合理性与有效性上有待进一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