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主体性探析

工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已是当前工程技术风险评估的重要内容,而评估主体性问题是决定风险评估成效的核心问题。工程职业协会以独立性、客观性和公益性特征成为最为合理的评估主体。在遵守知情同意原则、利益和风险分配公正原则、预防原则的基础上,工程职业协会推进技术风险的识别与沟通,促进公众对工程风险评估结果的信任和认可;利用伦理周期模型,更为细致地审查工程风险带来的各种道德问题,达成一个多元道德反思的平衡,确定公众可以接受的工程风险,实现工程良性发展,保障公众的安全、健康和福祉。     

也谈医疗的知情同意与个人自由和责任——与苏力教授商榷

知情同意是当今调整医患关系的核心概念,这概念不仅涉及伦理也涉及法律。正确理解知情同意概念,对处理好医疗实践中医患的关系有重大的意义。本文在具体介绍医疗法律中的知情同意概念的基础上,剖析“医疗的知情同意与个人自由和责任——从肖志军拒签事件切入”一文对知情同意的理解存在的偏差,对保证知情同意实现的程序的忽视。指出肖志军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知情同意”,医院难以逃避其责任。并就如何在实践中执行知情同意原则、改善医疗制度提出建议。     

论知情同意的道德性质及其限度

知情同意作为现代医学伦理度科学研究的基本原则已得到广泛承认，但具体的医疗实践及科学实验表明，知情同意的道德性质是有限的。知情同意的哲学理论基础是西方近代以来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观点。我们应从目的与手段、德性伦理与规范伦理的统一来具体应对知情同意权的实施。     

生物样本库研究中知情同意问题的伦理挑战和应对策略

生物样本库研究的特殊性在对知情同意传统模式提出严峻挑战的同时也在寻找新的生长点。本文在介绍了几个有代表性的知情同意替代模式的基础上,针对生物样本库研究中知情同意的形式化、过度化、"非福利"利益和重新同意等问题进行了伦理分析,并从契约精神的角度提出了伦理对策,以期促进生物样本库研究的健康发展。     

论人类遗传资源立法中的知情同意:现实困惑与变革路径

后基因组时代,人类遗传资源成为生命科技领域创新性研究的资源基础。人类遗传资源的伦理与法律规范的特殊性可能在于"人"作为主体的自主决定权,以及"人与人类"的"社会/自然"属性的复杂性。这种特殊性在知情同意范畴内体现得尤为深刻。当"人"的自主决定权面对人类遗传资源的长效性和遗传性特征以及"人与人类"的"社会/自然"属性的复杂性时,便产生了个人同意、家庭同意与群体同意、概括同意与具体同意、本人同意与代理同意等实践难题。面对这些难题,在人类遗传资源立法的渐进变革中应保持法律规范与生命伦理规范间的张力,对知情同意在立法中适度规定。     

工程伦理的公私分野与超越

所有工程活动都涉及伦理价值权衡,而权衡可以朝向公益的方向,也可能自私的作出。市场经济秩序下,工程项目的追逐私利更关注"交换性正义",并不意味着必然走向非伦理化,只是私利私欲的膨胀、技术竞争的过度容易引起视野的短期化,加剧了工程技术开发和应用的公害风险。在工程实践中,伴随着工程安全事故的频发,公益为先的原则获得广泛认同,同时也遭遇了实施困境。工程活动中强调活私开公、公共协商,旨在打破公私二元对立的立场与思维方式,建构一种超越经济主义、科技主义、工具主义、理想主义的公共伦理,以实现"工程造福人类"的伦理诉求。     

培养皿中的大脑模型:人脑类器官研究的伦理问题探讨

人脑类器官技术为人类神经系统所特有的神经发育和疾病过程研究提供了具有生理相关性的模型,可用于大脑发育的研究和脑部疾病的预测。然而,这一技术的最新发展带来了新的伦理问题和潜在风险。通过概述由人脑类器官技术引发的意识风险方面、动物“人性化”和能力增强方面、人脑类器官的道德地位归属方面以及隐私保护与知情同意方面的伦理问题,提出道德预防性原则、进行伦理限制和伦理监督、设立特定伦理评估机构以及扩大公众参与和伦理讨论等对应举措,为人脑类器官的伦理治理提供一些思路和建议。     

工程风险治理的预防原则:困境与消解

在工程风险治理中,预防原则要求:积极预防,工程开发主体承担举证责任。它存在逻辑困惑以及与成本—效益分析冲突等理论困境,也存在可能鼓励无知、可能限制创新以及难以操作等实践困境。要消解这些困境,需要明确预防原则的根本目的和适用范围。预防原则要求对公众的健康和安全的考量优先于对经济利益和其他权利的追求,它适用于那些概率不能确定的灾难性的、不可逆转的工程风险。     

我国科技伦理评估初探——以调查公众伦理选择为路径

科技评估分事实和价值两个维度,当前我国科技评估重视事实意义上的效果评估,忽视价值层面的伦理评估。科研人员面对伦理困境时的选择行为是伦理评估的直接对象。科技伦理评估要回应公众的伦理诉求,调查公众伦理选择是必然路径。为了使公众的伦理选择更真实,应使公众置身于设定的科技伦理困境中进行选择。以真性伦理困境和假性伦理困境两个维度设计量表,探明公众伦理选择情况,结合理论分析,对我国科技伦理评估提出六项建议。     

工程伦理“共识范式”的解构与重构——迈克·W.马丁工程伦理思想评析

作为最早研究工程伦理的专家之一,迈克·W.马丁创立和完善了"工程作为社会试验"的思想,并对这一思想的伦理内涵进行了独特的解读;他首先倡导并发展了工程伦理个人承诺的研究视角,解构了工程伦理研究的"共识范式",主张以"社会实践"为框架整合、重构这一"共识范式";积极推进工程中的道德创造研究,诠释工程活动中"何为善"、"善何以可能"等伦理问题。迈克·W.马丁的思想为工程伦理研究提供了新思路,对其思想进行梳理和分析,对推进和深化工程伦理学、特别是尚处在崛起中的中国工程伦理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工程伦理的微观向度分析——兼论“工匠精神”及其相关问题

从职业共同体出发的工程师职业伦理是欧美开展工程伦理研究的主要进路,从工程活动共同体介入的广义的共同体伦理则是国内工程伦理研究的新形态。在工程活动共同体层面,工程伦理学存在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次。工程伦理的微观层次所聚焦的工程活动中的伦理问题,集中反映了其作为实践伦理的本质。立足当代中国工程实践,从工程活动中的"工人"入手,分析他们的工作关系和生活关系,是工程伦理微观向度研究的重要内容。据此分析当前工程实践中"工匠精神"的阙如与重构,探索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工程伦理研究进路及范式。     

美国工程伦理规范的历史进路

工程伦理规范作为工程职业制度的重要内容,已成为工程师职业道德理想和工程职业行为的重要原则。美国工程伦理规范经过百余年发展,始终以工程职业自治为目标,围绕个体自主、商业利益、技术效率追求与公众安全和环境保护等利益与价值冲突为主题,形成了工程伦理规范生成、调整与发展的内在动力与运行机制。研究美国工程伦理规范发展历程与经验、揭示工程职业自治的文化与制度因素,有利于推进我国工程伦理规范的制定和现代工程职业的形成、培养工程职业精神,推动创新创造发展。     

论人群遗传学研究中的知情同意问题

自人类基因组计划开展后，以人群为基础的研究成为遗传学研究的一个热点。与以往的研究不同，人群遗传学的研究对象既是个人也是群体。这些群体以集体的形式承担研究可能的风险，并分享可能的利益。人群遗传学的研究对基于个人同意的知情同意原则提出了新的问题。本文将结合人群遗传学研究的新进展，指出征求受试人群的群体同意既具有现实的必要性，也具有伦理的合理性。个人同意与群体同意不存在本质的对立。     

身份与责任：航天工程师的伦理冲突探析

航天工程探索在逐步实现人类未来梦想征程中推进新兴技术创新与发展的同时,高风险的技术特征带来各种潜在的风险和伦理挑战。作为航天工程重要主体的航天工程师,承载着国家人、职业人和企业人等多重身份,面临责任要求冲突的道德困境,通过积极伦理等视阈,深度剖析道德困境的突出表征与技术根源,基于我国航天工程历史进程,明晰我国航天工程发展的道德原则和价值理想,以期更好地推动我国航天工程事业向善良性发展。     

生物技术国际合作中的几个问题

本文认为在生物技术国际合作中存在着一系列的利益冲突和伦理问题，比如科学合作项目的安全性问题，知情同意问题，遗传资源的保护和利益分享等。因此，有必要遵循平等互利，尊重人权，共同参与以及不伤害原则。     

临床均势原则的争议及其道德困境

医学研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利益,但同时也带来了众多棘手的伦理问题。作为医学随机对照试验伦理基础的"临床均势原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医学研究的内在道德张力,即保护受试者利益的同时亦可促进医学的进步。但此原则本身也具有一定的争议性和内在道德困境,其混淆了临床研究伦理和临床医疗伦理。     

“公众参与工程”的形态路径研究——以九江石化反PX项目为例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工程实践的复杂性日益凸显。在当代工程的社会治理中,公众作为重要的参与方,其重要作用不容忽视。在近几年的PX群体事件中,公众成为主角,由此带来的是公众在整个工程实践中的参与问题。探索公众如何参与工程的形态路径应该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在这项工作上,中石化九江分公司是一个典型案例。通过探讨其"公众参与工程"的形态路径:公众理解工程——公众融入工程实践——公众反馈评估,为未来公众参与工程提供一些方法层面的启示。     

初议工程伦理学的建设方向——来自生命伦理学的启示

我国工程伦理学正值"起步"阶段,其学科建设方向是一个热门话题。生命伦理学已经在我国"起飞",其理论和体制化建设都取得瞩目成绩,并已在医学和生命科学技术研发中开始发挥对实践的指导和规范作用。借鉴生命伦理学20年的建设经验,就工程伦理学的建设提出几个建议:工程伦理学不能等同于工程师职业伦理;工程伦理学以实践为指向,但仍然需要构建本学科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工程伦理学在其体制化建设中,可以借鉴生命伦理委员会的建制,通过工程评估委员会对工程合理性的评估,发挥工程伦理学宏观层面的决策指导作用。     

工程伦理学的路径选择

工程存在境域性和社会实验两个基本特性。外在性境域缺失,造成了工程伦理学的实践困境;内在性主体多元,造成了工程共同体责任模糊和关系复杂。因此,工程伦理学的发展路径,必须立足于工程的境域特点,在研究工程师伦理学的基础上,关注其他活动主体的道德困境,促使工程伦理理论与工程境域实践有机结合,促进我国工程伦理学的起步和发展。     

斯威斯卓预判性技术伦理研究

斯威斯卓预判性技术伦理是预判性技术伦理的一种典型进路。深刻揭示了斯威斯卓预判性技术伦理的形而上学基础和伦理旨趣,深入阐述了斯威斯卓预判性技术伦理建构的公众伦理辩论结构和详细分析了它开发的四种公众伦理辩论模式,即后果论的辩论、义务论的辩论、正义的辩论和"好的生活"伦理的辩论。斯威斯卓预判性技术伦理有效克服了科林格里奇困境,为分析和识别新技术和尚在研发中的技术蕴含的伦理问题提供了新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