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认识论重述——兼议儒学与科学的关系

关于孟子认识论思想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化。孟子的认识论有两个维度：一是经验的维度;二是理性的维度。前者重视经验的作用,强调知识起源于客观经验,要依靠“耳目之官”而获得;后者重视理性的作用,强调知识起源于先天理性,要依靠“心之官”而获得。孟子认识论的经验之维承认经验对知识形成的作用,这为儒家接纳和言说科学敞开了可能性,其认识论的理性之维看似忽略了对客观外物的探索进而对科学产生消极的影响,实则为儒学内部生出科学诉求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     

从社会系统机制看宗教与科学的关系

本文从社会系统机制的新角度，较有独到见解地分析知了宗教与科学的三大社会历史关系及其特征。认为宗教与科学这两大社会子系统在社会大系统中存在着一种双向互动的作用机制，宗教作为一种历史文化载体，它与科学之间即有相互竞争，排斥一面，又有彼此依托，互相促进的另一面。     

从经验科学到超验科学——兼论“休谟问题”

基于科学发展在不同时期呈现的不同特点,可以将其分为:经验科学、过渡时期和超验科学。每一时期的科学虽然是弥补之前时期的不足,但同时自身也会暴露出新的问题。这三个时期的科学在特征上既要发掘它们的不同,更要注重它们的内在逻辑关联。从各个时期科学的特征,来分析科学为什么是这样发展的,以及科学以这种形式发展是否存在着历史必然性。除此之外还将从科学发展的角度,进一步对休谟问题做更深层次的讨论与研究。     

论哲学和科学的关系何以可能——兼论科学问题哲学解的意义

哲学和科学的关系何以可能的问题及与此相关的二者的中介问题,长期以来被我国哲学界所忽视。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在其经典著作中是非常关注这些问题的。蕴涵在思格斯《自然辩证法》中的科学问题的哲学解便是将哲学和科学沟通起来的中介。科学问题的哲学解是指科学主体在一定时代的科技知识背景条件下对某个科学问题不能从科学角度用科学方法作出准确的解答时,而从哲学的角度用哲学思维的方法解答的结果,其实质是哲学科学化和科学哲学化双向运动的结晶。这为哲学和科学的关系成为可能奠定了基础,一方面,科学问题的哲学解哲学通向科学的中介,使哲学作为科学的理论指导成为可能;另一方面,科学问题的哲学解是科学通向哲学的桥梁,使科学作为哲学的基础成为可能。该研究对于在科学发展的基础上充实、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科学的发展,以及对于深化哲学和科学的关系的理论等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明末清初科学与儒学关系研究的若干方法论问题

科学与儒学的关系,归根结底主要是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关系。要弄清二者的关系,既需要理论上的深入探讨,也需要进行适当的实证研究。实证研究选择以明末清初西学东渐中的科学与儒学关系为切入点,具有多方面的优越性。明末清初西学东渐中科学对儒学施加作用,引发了儒学的相应变化:知识观点、理论内容和理论结构的变化,以及基本观念的变化等,也引发了主要从属于儒学的中国传统科学的相应变化。明末清初西学东渐中儒学对科学的作用,主要是一种"选择"的作用,而选择的结果,又进一步表现为欢迎、拒斥、建构和同化等具体形式。明末清初西学东渐中的科学与儒学关系的历史演变表明:不断将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和科学思想融入儒学,是儒学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儒学排斥科学是局部的、非根本的,促进科学则是整体的和根本上的;科学与儒学协调发展的前景无限广阔。     

西学东渐中科学与儒学关系研究的回顾与省察

在西学东渐中的科学与儒学关系方面,我们所做的主要工作是:明确了明末清初西学东渐中科学与儒学关系的研究范围;大致弄清了该时期科学与儒学关系演变的历史轨迹;初步论证了科学与儒学具有根本上的相容性,二者应当协调发展;尝试提出了科技儒学的新概念等.深入开展西学东渐中科学与儒学的关系研究,亟待做到以下几点:合理布局研究框架;适当...     

从主观文化类同到文化利用——科学之于基督教与科学之于儒学的共同特征

当科学作为外来文化与基督教和儒学分别相遇时,基督教和儒学的捍卫者采取的反应十分相似：无论是基督教父的“希腊哲学源自《旧约》”说还是中国儒士的“西学中源”说都是先让科学“认祖归宗”,这在客观上确立了科学在本已文化中的地位;基督教父的“婢女传统”和中国儒士的“中体西用”说则进一步限定了科学与本己文化之间的从属关系。从“希腊哲学源自《旧约》”说和“西学中源”说到“婢女传统”和“中体西用”说,反映了一个从主观文化类同到文化利用的文化交流过程。     

科学文化与近代教育发展——兼论科学教育与世界科学中心转移的互动关系

科学不仅仅是一种自然知识体系或满足人类生存需要的工具,而且还代表了一种崭新的精神、一种独特的文化,即科学文化。正是科学文化在不同民族文化传统中的传播成为近代教育发展的重要文化背景之一。本文从作为一种文化的科学的角度,对近代科学诞生以来教育的发展及其与世界科学中心转移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分析,并初步探讨了科学文化对于社会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意义。     

基督教对进化论的反应：兼论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模式

本文以进化论的争论为出发点,通过分析基督教对进化论的反应,了解西方宗教界对进化论的主要观点,并结合近年来的研究成果,阐明西方学者关于科学与宗教关系研究的主要观点和发展趋势。     

从人性发展学科与专业性学科的区分看科学与技术的关系

我们用文化来教育人，但任何一个人显然不可能掌握全部的文化。一个人可以掌握一门或几门文化学科，但永远不可能掌握所有的学科，甚至在一门学科内也不可能掌握其所有的内容或其任一分支学科的所有内容。     

近代科学的传入与中国人对科学的误解

在19世纪，在国家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中国人开始向西方学习近现代科学，把科学祝为救国强国的工具，这种观念一直持续至今。但是科学从本质上说是求知活动，科学是在求知精神的激励之下发展起来的。尽管科学的成果可以是救国强国的工具，但是仅从工具价值的角度认识科学的意又是对科学的误解，这种误解妨碍了中国基础科学的发展。     

科学的祛魅——论近代科学革命时期科学与价值的关系

科学与价值的关系问题,具有深远的哲学意义和丰富的历史内涵.本文抛开哲学层面的一般争论,从思想史的角度,对近代科学革命时期科学与价值关系进行了精细的梳理和评论.从中不难看出,在近代科学刚刚诞生时期科学发展的特点、科学的地位以及科学与其他文化要素之间微妙的变化,这对于我们透彻理解科学的本质,以及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关系有所裨益.     

科学理论的结构:从范畴论的观点看

在当代科学哲学中,科学理论的句法观和语义观之争是一个核心问题。句法观指出,科学理论是一个带有部分解释的形式演算系统。语义观指出,科学理论是一族科学模型,以及这些模型与现实世界的同构信息或相似性信息。经典的句法观和语义观忽视了形式演算系统或者科学模型族上的结构,从而可以被看成是平坦科学观。如果在科学理论的经典句法表示和语义表示上赋予适当的结构,则可以论证句法观和语义观不仅是相容的,而且是本质上等价的。这一结构丰化过程是通过对平坦科学观进行范畴提升而实现的;不但如此,范畴论还进一步导出了理论的等价和理论的2-范畴等重要概念。     

探寻儒学与科学关系演变的历史轨迹——明末清初奉教士人与科学研究断想

明末清初奉教士人与科学的研究现状表明,有关儒学与科学关系的研究,以及对科学译著文本的研究较为薄弱.为此,在科学著作的翻译过程和科学传播的社会影响两个领域所表现出的有关儒学与科学关系的研究亟待加强.科学著作的翻译过程中存在着无意和有意两种变异可能,而无意变异又具体表现为传教士理解变异和口授变异,以及中国人的笔述变异.因此,对照翻译底本和今人译本钻研当时的科学译著并深入思考这些变异背后的文化含义是一项基础性工作;科学传播的社会影响突出地表现在历法改革和中国古代科学的复兴两大领域.研究儒学与科学关系拟应把握的主要原则是:(1)以儒学、科学、基督教的互动关系为背景;(2)区分科学传播社会影响的两种表现形式;(3)把握中国传统科学与西学冲撞与融合的主线;(4)以科学译著的文本研究为基础.     

论胡塞尔现象学与雅斯贝尔斯精神病理学的关系——兼论当代哲学与科学相互交叉渗透的走向

胡塞尔所创立的现象学,是当代最有影响的哲学运动之一。现象学的影响,不仅局限于哲学领域,而且渗透到了具体的科学研究中。与现象学关系最紧密,并且受现象学影响最深的科学,可能就是精神病理学。在胡塞尔现象学的影响下,雅斯贝尔斯首先将现象学作为精神病理学的预备学科。在雅斯贝尔斯这里,现象学哲学方法(直观)与精神病理学、哲学与科学成功地统一了起来。现象学精神病理学,标志着当代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即哲学越来越多地向科学渗透,而科学也反过来影响到哲学本身。     

论科学史学与历史学的关系

科学史学隶属于历史学;历史学语境中的科学史学破除了传统科学史学对科学文本的迷信而走向社会文本,使科学史学分裂为内史与外史,极大地丰富了科学史的研究内容与方法,同时也引发了科学史学的非科学化倾向;科学史学应当充分利用自己在理论和方法方面独特的科学与史学两栖资源优势,直面科学主义与历史主义等尖锐复杂的历史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论问题,在历史学语境中更加深刻地反思包括科学史在内的全部历史.     

宗教对科学思想的促动——关于徐光启倡议演绎推理的分析

明末中西会通，由神学而至科学，演绎推理的引入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功归于徐光启。深入历史的研究发现，徐光启先为神学中清晰切实的层层阐述所震动，了解了演绎推理的认识作用，而后则钻研西学，翻译《几何原本》，确定演绎推理中文名词与规则，明确演绎推理方法，并以之研究科学、论述“以耶补儒”的积极作用。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天主教神学的传播促动了徐光启的科学研究，从而将一种重要的认识方法传入中国，为当时及后来的学者所广泛学习，并用以发展知识，推动了中国科学的历史发展。     

论科学还原与科学革命的新关系模型

科学还原与科学革命是科学哲学研究中的一对核心概念。与简单的对立观不同,本文认为,科学还原与科学革命的关系并不是绝对的互斥和对立,而是具有一种新的关系结构。这种新的关系结构具有互补性、互助性和互融性,并且与新近弦论哲学界所聚焦的对偶性一脉相承。基于这种新理解,我们既可以厘清当代科学哲学的演化脉络,消除认识误解,又可以为科学哲学的未来走向提供某些启示。     

从革命的参与者看辛亥革命与科学

科学与民主,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面旗帜;启蒙与革命,是回响在中国近代史上民族振兴救亡图存运动中的双重变奏。在中国现代化这一主题和历史进程中,科学传播与社会变革这两大思潮和运动从原初的并行、交织到最终的汇流,凸显出科学与社会的互动,而尤以那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为节点。辛亥百年,科学伴行。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辛亥革命颠覆了绵延两千年的皇权专制王朝,建立了中华文明史上第一个共和国,无疑是中国近现代史上重要的转折点,深刻地影响到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以科学与辛亥革命为题,探讨辛亥革命前后不同时期科学与革命之间的互动,尤其是这种互动所导致的思想解放和社会进步,无疑既是科学社会史的重要话题,也开拓出新的研究方向和空间;既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也可以温故知新,前瞻未来,更加明确学术界自身在新文明建设中的责任担当。2010年1月本刊新一届编委会的第一次会议,就提出要把召开小型专题研讨会、开设研究专题专栏,作为本刊提升办刊质量、推进学术研究的重点举措。此次专栏开设,正是从本刊与武汉理工大学于六月中旬在百年前武昌首义之地联合举办的科学与辛亥革命——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学术研讨会的论文基础上选辑而成,并且在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日呈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