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与科学具有根本上的相容性

儒学与科学的相容与相斥之争直接关系到儒学的现代命运,关系到弘扬传统文化的合法性和怎样弘扬传统文化的问题,因而亟待予以澄清。从理论上看,儒学与科学的关系是真理与价值的关系。儒学价值与科学真理终极目的的一致、精神气质的相通、思维方式的互补和社会功能的共济等,共同决定了儒学与科学具有根本上的相容性。从宏观历史角度看,儒学不仅与中国古代科学相容,而且与近代科学也一直处于良性互动的状态;从微观历史角度看,作为儒学核心概念的"格物致知"发生过两次重大转向,经历了一个其认知含义不断扩大,最终与科学融为一体的过程。格物致知与科学根本上的相容性,在一定意义上说明了儒学自身是具有与科学根本相容的基因的。     

探寻儒学与科学关系演变的历史轨迹——"明末清初奉教士人与科学"研究断想

明末清初奉教士人与科学的研究现状表明,有关儒学与科学关系的研究,以及对科学译著文本的研究较为薄弱.为此,在科学著作的翻译过程和科学传播的社会影响两个领域所表现出的有关儒学与科学关系的研究亟待加强.科学著作的翻译过程中存在着无意和有意两种变异可能,而无意变异又具体表现为传教士"理解变异"和"口授变异",以及中国人的"笔述变异".因此,对照翻译底本和今人译本钻研当时的科学译著并深入思考这些变异背后的文化含义是一项基础性工作;科学传播的社会影响突出地表现在历法改革和中国古代科学的复兴两大领域.研究儒学与科学关系拟应把握的主要原则是:(1)以儒学、科学、基督教的互动关系为背景;(2)区分科学传播社会影响的两种表现形式;(3)把握中国传统科学与西学冲撞与融合的主线;(4)以科学译著的文本研究为基础.     

科技儒学研究之我见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迄今,儒学与科学关系上的"相斥论"一直占压倒优势,"相容论"备受冷落。为弘扬传统文化,亟待加强科技儒学的研究。近百年来,科技儒学的研究历经三个阶段而成绩斐然。当前,科技儒学应重视以下侧面的研究:从儒学与科学关系发展的历史论证二者的相容性;从"中国传统科学"与近代科学的关系看儒学与科学的相容性;从儒学的各侧面与科学的关系看二者的相容性;从儒学与科学精神特质的契合性看二者的相容性;扩展儒学与科学相容性的途径。     

儒学认知伦理与当代科学观念的创新

儒学以其突出的伦理精神和人文情怀从根本上区别于当代科学。在认知理论视角下对照儒学和当代科学,不但使儒学与当代科学的区别得以具化,而且使儒学对于当代科学观念更新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得以凸显。在具化和明确儒学认知理论与当代科学的根本区别的前提下,从基本理念、方法、尺度和发展归宿等方面把儒学认知伦理融入科学之中,使科学发展彰显出人与物一体的人文意蕴、真善美相统一的价值情趣,对于当代科学观念的更新,开创具有中国民族特色和气派的科学发展道路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牟宗三“内圣开出新外王”思想中科学的地位

牟宗三认为由内圣开出新外王,即从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开出民主和科学,是儒学第三期发展的核心任务。这里有四层意思:1.内圣开出新外王,就是从文化理念的层面,接通儒学与民主科学从而刷新中国传统文化;2.内圣开出科学,即是要给科学以独立性;3.在民主和科学二者的关系上,民主更为重要;4.科学要摆脱传统政治和道德的束缚,又需要接受价值理想的指引。     

从“行动者网络理论”看科技与社会的关系——明末清初害虫认识及防治技术提高的原因

明末清初,人们对害虫习性的认识有了显著提高,害虫观念与防治技术也发生很大变化。本文尝试利用拉图尔等人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Theory,简称ANT)分析变化的原因。据ANT观点,害虫并不是被动地作为人类认识与防治的对象孤立存在,它也是网络中的行动者。它的存在促使自然、社会各因素组成一个庞大的网络,并引起网络中的各种关系不断发生变化。运用ANT理论剖析传统文化中的科技因素,由此为研究古代传统科技、文化提供一个崭新的研究视角。     

数据密集型科学发现及其哲学问题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科学发现的模式将发生重大变化。在传统的实验科学、理论科学和计算科学这三种科学发现模式的基础上,产生了第四种类型的发现新模式,即知识密集型科学发现模式。这种新模式带来了科学发现逻辑起点的变化,从"科学始于观察"变为"科学始于数据",并引发了从"观察渗透理论"变为"挖掘渗透理论",而且科学发现的检验方式和科学划界的判断标准也随之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儒学与科学会通三家观

本文探讨了儒家与科学会通的三种观点:儒学扩展型,以格物象征西方科学,格心象征中国心性学,格天象征格物和格心的双向逼近,将儒学与科学成融成一个整体。科学变革型,融科学入儒学,儒学科学化,建立新兴的"科学儒学"。儒学变革型,"仁学"转化为"创学",以创造过程为纽带,实现中国文化与科学的会通。评析了三种观点的特点,展望了会通的道路和前景。     

朱熹科学研究之特色及当代启示

朱熹的科学研究颇具特色,主要体现为"主宾之辨"的认识论前提、"理一分殊"的宇宙观基奠、"格物致知"的核心方法论以及求真务实的科学理性精神等几方面。这些研究特色成就了作为科学家的朱熹,而同时亦限制着朱熹在科学研究上难有更大的作为。通过对朱熹科学活动的个案研究,对人们正确认识评价朱熹及其科学研究、儒学与科学的关系乃至科学与哲学的关系以及科学哲学学科的建设都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贝克尔对默顿命题的批评及默顿的回应

贝克尔从经验证据方面批评默顿命题所派生的"虔信主义-科学"假说,否认德国虔信主义对近代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刺激。默顿反驳,认为由于对理论脉络的忽视,该批评没有抓住社会学意义上宗教与科学关系的一般性假说的关键,没能根本上损害命题的有效性、完整性,反而构成了"最新话语谬误"的重要组成部分。贝克尔针锋相对以"公认话语谬误"反驳默顿的"最新话语谬误"批评。批评和争论折射出值得进一步探讨的科学哲学问题:理论与证据的关系、最新话语与公认话语的张力及批评与反批评的互动、理性与非理性在科学发展中的作用等。     

问题驱动：板块构造理论“登陆”与中国学界的回应

问题是科学研究的灵魂,科学史就是提出与解决问题的历史。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基于海洋研究提出板块构造理论,掀起一场科学革命,导致地学研究范式发生根本转变。同时,板块构造理论在大陆地区的适用性,即"登陆"问题,成为新常规科学阶段的重大科学问题。围绕该问题,板块构造理论的研究焦点从海洋转向大陆,并传入中国。中国从批判性地学习、应用到发展该理论,为求解其"登陆"问题做出了重要贡献。通过考察中美地震学界在中国大陆地区的理论验证活动,再现科学问题的由来、传播和求解过程,展示科学问题如何决定科学研究的方向、如何获得科学共同体的认可、如何驱动科学的传播与进步,并以实证彰显问题意识在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性。     

明末清初的科学话语空间——观察西方科学对中国文化影响的一个视角

关于明末清初中西会通中西学对中国科学和文化影响的评价,肯定与否定两种观点争论非常激烈。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是,中西会通之后,西学以何种形式在中国存在？其实,明末清初的中西会通过程中存在两种话语空间,即公共话语空间和私人话语空间。皇帝、士大夫、民众和传教士在两种话语空间中的言语表现并不一致,话语权力也不一样。建构话语空间的力量根源在于社会形势、国家政策和传统文化。西方科学更完整真实地保存在私人话语空间。科学话语空间有很强的修辞性。     

利玛窦科学传播功过新论

在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那里,相对于传教,传播科学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以及自身的目的性。之所以利玛窦传播的基本上是近代以前的科学,并非其有意回避近代科学,而是具有多方面的客观原因;他所传播的尽管不是近代科学,但却具有明显的近代科学气质;以利玛窦为榜样,耶稣会士们为传播近代科学付出了巨大努力。利玛窦等传教士的科学传播活动,引发中国传统科学发生了一系列有利于奔向近代化的历史性转变:天文历法领域第谷体系占据主导地位;传统数学汇入近代数学主潮流;地理学初现近代化端倪等。在中国科学近代化曲折﹑漫长的道路上,明末清初西学东渐起到了扭转方向﹑扫除障碍﹑清理地基﹑准备条件的作用。其中,意大利精英利玛窦功莫大焉。     

浅论康有为科学思想的现代价值

值戊戌变法120周年之际,对康有为科学思想等核心理论进行深度探析具有重要意义。康有为是清末民初动荡时代深刻思考儒学与西学,儒学与科学关系并提出一整套解决方案并企图改变中国的重要人物。康有为认为要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必须援西方科学为我所用,以补益儒学之不足,开启了儒学现代转向的滥觞。     

从主观文化类同到文化利用——科学之于基督教与科学之于儒学的共同特征

当科学作为外来文化与基督教和儒学分别相遇时,基督教和儒学的捍卫者采取的反应十分相似：无论是基督教父的“希腊哲学源自《旧约》”说还是中国儒士的“西学中源”说都是先让科学“认祖归宗”,这在客观上确立了科学在本已文化中的地位;基督教父的“婢女传统”和中国儒士的“中体西用”说则进一步限定了科学与本己文化之间的从属关系。从“希腊哲学源自《旧约》”说和“西学中源”说到“婢女传统”和“中体西用”说,反映了一个从主观文化类同到文化利用的文化交流过程。     

维新思潮中的科学理性问题

维新思潮中的科学理性问题吴向红大约１００年前，即１８９８年６至９月，发生了著名的“戊戌变法”或“百日维新”。其实，作为一场全社会的运动，维新运动至少从１８９５年的公车上书就开始了。它的直接导因是甲午战败，更深层地看，它是自明末清初以来西学东渐以及鸦片...     

西学东渐早期的儒学与科学——以阳明心学为中心的考察

晚明西学东渐不但深刻影响了中国思想学术之演变,而且推动中国古代科学走上了向近代科学的转型之路。阳明心学对这一过程的顺利开启居功至伟。阳明心学削弱了儒家圣人话语和经典著作的权威性,为科学的涌入预留了空间;阳明心学调整和重构了儒家理欲观、义利观,使经世致用成为儒学接引科学的桥梁;阳明心学士人率先认识到科学价值,加速了科学在中国的传播与扎根。阳明心学对科学的传入和传播方面所做的贡献也再次证明儒学本身并不排斥科学,相反它可以通过自身的学术转型为科学传播提供优渥条件。     

17—18世纪“中体西用”说的线索

在晚明以来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的某些因素在其伺起着选择作用。在民族心理上,这种选择要遵循以夏变夷而不能以夷变夏的信条。从坚决反对以夷变夏出发,出现过晚明南京教案和清初历狱那样完全排斥西学的激烈反应。从灵活赞成“以夏变夷”出发,对西学东渐给出的历史解是“西学中源”说,给出的现实解是“中体西用”说。     

结缘相对论:梁启超的非"唯"科学文化观

相对论变革了人类自近代以来形成的机械论时空观.梁启超汲取其中知识无限性、理论可错性等科学哲学思想,形成以"非唯"为表征的科学文化观,并籍此重新界定认识过程中的心物关系,修正历史现中的因果律和进化论.关切并转译现代科学文化,培育国民科学文化素养,构成梁启超科学文化事业历史意义与现代启示的价值所在.     

从社会与境视角看学术不端

对科学"镶嵌"于其中的社会与境进行分析,是对科学活动考察的一个切实入口。随着科学研究与境的变化,引发学术不端的诱因和学术不端的形式都发生着相应的变化。为保证科学事业的健康运行,对学术不端进行研究并制定相应的应对措施是必要的。而对科学共同体的每一位成员来讲,首先和最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身为科学家,应该怎样将职业精神发扬和传承;在变化着的与境当中,应该怎样有效地实现自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