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现代新儒家西化发展理念研究

20世纪之交关于如何走出民族困境的最强音,是效仿西方发展而实现国家工业化,在学术界也引起阵阵理论研究的热潮。早期现代新儒家辩证分析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明确强调中国所追求的西化发展,不应该是简单嫁接西方工业化之路。因此,他们顺应西化发展主张却又另辟新途,基于重释儒家文化而再显其治理世界的优势,以求规避或制衡因发挥科学技术创造世界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儒家文化与韩国现代化－韩国科技、经济发展的文化审视

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居于东方文化传统的主流地位，并逐渐发展为世界性的学说，儒家以它深奥的哲理和严密的逻辑，受到人们的赞誉。由于韩国等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经济出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人们在探索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时，学术界再次掀起了儒家文化研究热。儒家文化对科技、经济发展的影响和作用至今在中国仍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这也是一种可以理解的现象。笔者认为，对此不能做出绝对肯定与否定的判断。本文研究的意义在于：儒家文化传统中存在着哪些有利于现代化发展的因素？从科学技术哲学角度论述科技和经济的变化与文化的变动本身复杂的过程以及复杂因素的构成，并企图在儒家文化的土壤中寻找其意识形成的再生资源，以增进人们对儒家文化的体认。     

技术恐惧文化形成的中西方差异探析

技术发展及其社会后果总会对人们的心理造成积极或消极的影响。技术恐惧作为一种非主流的社会心理现象,表现为实践操作、社会文化、社会运行三个层次。西方技术恐惧文化与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相伴而生,发挥着其特有的透视和批判功能。中国社会却没有产生系统的技术恐惧文化,这是由东西方文化传统、科学技术发展状况和思维方式等差异造成的。     

儒家文化与韩国现代化——韩国科技、经济发展的文化审视

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居于东方文化传统的主流地位，并逐渐发展为世界性的学说，儒学以它深奥的哲理和严密的逻辑，受到人们的赞誉。由于韩国等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经济出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人们在探索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时，学术界再次掀起了儒家文化研究热。儒家文化对科技、经济发展的影响和作用至今在中国仍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这也是一种可以理解的现象。笔者认为，对此不能做出绝对肯定与否定的判断。本文研究的意义在于儒家文化传统中存在着哪些有利于现代化发展的因素?从科学技术哲学角度论述科技和经济的变化与文化的变动本身复杂的过程以及复杂因素的构成，并企图在儒家文化的土壤中寻找其意识形态的再生资源，以增进人们对儒家文化的体认。     

中国科学技术哲学发展史研究路径探讨

中国科学技术哲学发展史的研究已有四种不同的研究路径：从自然辩证法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历史角度的研究，以西方科学哲学为参照的回顾研究，西方学者对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当前在展望21世纪前景时对中国科学技术哲学发展的历史回顾。这些不同路径存在的共同缺陷，是不能产生出公认的分析框架和描述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结构，无法完整刻划出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基本特征，难以从历史中为中国科学技术哲学今后的发展道路找出其内在根据。这些缺陷的克服要以探讨不同话语体系的共同根基为前提，以与其他社会文化环境中的科学技术哲学的对比分析为基础并接受后现代思潮的挑战。     

科研伦理审查在中国——历史、现状与反思

对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进行伦理审查是保护受试者、保证科学研究正当性的重要实践路径,也是当代生命伦理学的重要组成之一。但是伦理审查制度自引进中国以来,却体现出与其在西方社会建立起来的原有状态不同的特点。通过详细分析中国的伦理审查在心理、机构、文化、制度方面的特点及其产生的儒家文化因素,进而反思伦理审查在中国的发展应该培养儒家话语体系下的中国化视角。     

传统文化转型与科技价值观嬗变——中国传统功利主义科技价值观的建构逻辑与重构方略

科技价值观是科技文化的核心与灵魂,对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影响巨大。中国科技价值观历经儒家文化、革命文化和现代文化三层传统文化的范畴与转型,其基本建构逻辑是在经世致用原则、意识形态主导、国家需要和政治推动之下,由道德功利主义向政治功利主义再向经济功利主义嬗变与演进。功利主义科技价值观的产生有其历史必然性,对科技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但其负面效应也十分明显,需要加以解构和重构。建构新型科技价值观的关键举措是端正对科学技术的真理性与功利性基本关系的认识;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科技系统的整体结构与整体价值;充分尊重和发挥科技共同体的主体性地位与作用;促进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协同发展;国家对新型主流科技价值观的建构与宣传发挥必要作用。     

中西学术差异:一个比较文化史研究的尝试

本文试图以文化史比较的方法,对中西学术的源流——主要是对作为中国文化起源的先秦学术,与作为欧洲文化起源的古典希腊学术,作一比较,从而探讨东方与西方这两大文化学术和文化类型的一系列重大差异;找出在中国传统学术和文化的基础上,之所以必然不能孕育出近代欧洲那种新形态的科学技术体系的历史原因。     

明清时期安徽的科学发展及其动因初析

安徽襟江带淮,是我国最早的文化发达地区之一。历史上曾经涌现过许多科学家、发明家和能工巧匠,在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宝库中增添了一颗颗明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明清以来,由于西方近代科学的兴起,中国科学技术由保持千年之久的西方所望尘奠及的水平而渐     

亚美文化连续体背景下的科学--"李约瑟问题"的人类学观察

“科学”是西方话语霸权中的术语。亚美文化连续体是西方文明以外的一个普遍性的人类学现象,它以宇宙整体性、连续性为特征。亚美文化连续体中的“科学”受意识形态的约束,与西方文明中的“科学”有完全不同的意义。“李约瑟问题”实际上是西方中心论的产物,它的学说根源是社会单线发展的进化论。在亚美文化连续体的背景下面,不存在李约瑟所质疑的中国“科学技术”落后的问题。西方术语体系中的“李约瑟问题”只是亚美文化连续体中的一个悖论。     

科学技术结构的历史变迁——二论十七世纪之后中国科学技术落后于西方的原因

本文是在《历史上的科学技术结构——试论17世纪之后中国科学技术落后于西方的原因》一文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科学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内在联系。文章分析了原始科学结构的形成及其对近代科学结构确立的示范作用,以及原始科学结构社会化的历史条件。与此相对照,古代中国由于原始科学结构的不完备和封建社会结构的特点,使得近代科学不能首先在中国产生。文章还分别从基督教和儒道互补这两种不同的文化背景上,讨论了它们和原始科学结构的社会化的关系。文章还特别强调近代科学技术结构只有集中全人类创造的精华才能产生和发展。     

历史上的科学技术结构——试论十七世纪之后中国科学技术落后于西方的原因

本文根据对中国和西方两千年中科学技术成果的统计分析,从整体上对比了两者发展的各自特点。历史上,中国科学技术始终持续地缓慢发展着并曾长期居于领先地位。16世纪以后,西方逐步确立了由构造性自然观、受控实验和开放性技术体系组成的近代科学技术结构。这种结构具有循环加速机制,促进了科学技术革命。本文做了这样新的尝试:从探讨科学技术自身的结构及其与社会结构相互依存的角度,来说明近代中国科学技术落后于西方的原因。     

从洋务事业看洋务派"知识"意识的觉醒

发生于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在掀起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同时，也开启了中国大规模西学的进程。洋务派在设译馆、办学堂、派留学生的实践中，对西方科学技术的认识经历了从制造而格致，从格致而算学的过程，表明洋务派已经认识到制器背后的自然科学知识，为后来的维新派乃至“五四”时期的科学派从制度、方法、精神层面上理解科学技术架起了认识桥梁。然而，“中体西用”这一洋务运动的主臬，障碍了洋务派对科学技术的进一步认识，其部分原因在于中国古即有之的实用主义科技观。洋务派对科学技术认识的局限，是中国传统科学文化局限性之缩影。     

南怀仁学术思想剖析

清初康熙年间(166l-1720)，中国的科学技术曾一度闪烁起新的曙光，产生过科学技术方面的新成就。导致这种新的形势产生的原因很多，但是，深究当时中国新科学技术的勃兴根源，不难看出它实际上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由于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和文明的东新而形成的。不同于中国文化传统的近代欧洲的物质文明，     

美国利用科学技术对华软实力制衡研究

美国借重返亚太之名,加紧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并利用各种手段特别是其科学技术,试图从外交、区域机制和文化影响等方面制约中国的发展,着力维系其霸权。美国利用科学技术对华软实力制衡的主要手段表现为:第一,利用科学技术宣传与控制的价值,进而借助价值观外交孤立中国;第二,以贸易协定等多边机制强化美国在亚太的制度塑造力,并利用其科学技术在这方面的控制不断削弱中国的区域影响;第三,借助其高科技控制的语言与话语优势打压中国,依靠先进网络科学技术、利用非政府组织与文化交流项目等积极实施文化渗透。深入分析美国利用其科学技术对华软实力制衡战略,有助于我们积极应对来自不同领域的挑战。     

《管子》：中国古代科技文化之宗

在浩瀚的中华古籍海洋里，分布着无数个科技文化绿洲，最引人注目的首推《管子》；西方哲人李约瑟，就是读着《管子》步人中华科技文化殿堂、进而首创《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无疑，《管子》堪称中国古代科技文化之宗。     

民族主义与东亚数学编史问题

分析东亚民族主义产生的背景与东亚民族主义史学观的历史根源,论述民族主义史学观支配下东亚数学国别史编纂的研究取向及其影响。认为,这些国别史都是从民族本位出发,强调本国数学的独立性与主体性,重视本民族数学的独特性与数学成就上的差别,而轻忽东亚数学的整体性与同质性。以西方数学作为参照标准,较强的辉格史倾向在为民族科学文化先进性进行辩护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重视数学史内史研究而忽视外史研究的研究范式也为其所需要。欲消除民族主义数学史观的消极影响,就应该树立“东亚数学一体化”的观点,超越民族,从儒家文化、汉字文化的整体视角来审视东亚数学,并且对东亚数学持连续发展的观点。只有把中国、日本与韩国(还包括越南)数学作为一个整体考察,才有可能全面认识东亚数学思想、数学精神与数学知识体系。     

“科学共同体”在近代中西方的形成与比较

该文首先对西方科学哲学家托玛斯·库恩提出的“科学共同体”概念作了分析,然后讨论了“科学共同体”在近代西方（欧洲）的形成以及它的作用,同时对这一时期中国与西方的情况进行了比较,进而指明“科学共同体”未能于明末清初出现是中国科学技术在近代落后的内在原因之一,最后以中国科学技术在20世纪10～40年代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为例,得出“科学共同体”是将科学技术向前推进的有力杠杆的结论。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另一个维度——中国俄(苏)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中国关于俄(苏)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经历了"以俄为师"、"以俄为敌"、"以俄为鉴"三个阶段,苏联解体后一度沉寂,近来出现了复苏的势头。不能把苏联的科学技术哲学完全等同于正统的教条主义而全盘否定,1960年代一批具有改革倾向的哲学家对科学哲学所做的认识论中心主义诠释,极富启发性。新世纪前后俄罗斯科技哲学出现了多元主义、社会文化语境论和人本主义等新发展趋势,具有俄罗斯特色的科技哲学范式正在形成,其中技术哲学的转向尤有代表性。马克思主义虽已不是俄罗斯的指导思想,但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在俄罗斯哲学中仍有深远的影响,前苏联和当今俄罗斯立足马克思主义的科技哲学研究,是与西方科学哲学不同的另一维度,是发展比较科技哲学的重要生长点。     

格物致知论的源流及其近代转型

格物致知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重要的认知理论。它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其起源及发展早期,基本是以道德化诠释为主。到宋代时,心学派基本沿袭了早期道德化的诠释方向,但理学派则强调其中的理性精神,对宋代科学的兴盛影响重大。在明清之际,受时代变化的影响,实证化的取向更加显著,使格物致知论发生了重大的理论转型,为近代中国与西方科学技术的对接铺平了道路。而到近代之后,格致论几乎完全成为西方科学技术的代称。对格物致知论历史源流的梳理,从中还可以发现其对于现代科学发展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