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尚眉山之体”——苏轼对元代文学的影响

翁方纲“苏学盛于北”之语，主要指金代．但元代也适用。元代的文学创作颇受苏轼影响，其“影响”表现为互为联系的两个侧面：一是苏轼的为人，为学，理论，创作，时元代文学的影响；二是元人对苏轼的推崇。     

元代文人优伶意识论

元代下层文人因为时代的原因被迫以“移宫换羽”为业。清初署名“于陵孟公”者在跋宋徽壁散曲时云：“今乐府不作，古诗不歌，欲人时时传咏，必出于元人优伶之调。”这“优伶之调”在一定意义可以说明，在元代，广大下层文人确实与优伶间存在一种强烈的文化同构感——即元代文人的优伶意识。这种意识通过元代文人的自贱的身份潜认、戏谑的文化本性、狷介的角色仿形三个方面表现出来。     

南阳方言中保留的古语词例释

元代以来的戏曲、小说等通俗作品多选用当时的北方方言中的口语词，这些口语词至今仍保留在一些北方方言之中。南阳方言一直在北方方言中处于重要地位，故而也保留了一些古代的口语词，这些语料对古汉语词汇的研究和戏曲小说词汇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元代散曲批评浅论

散曲是盛行于元代的一种新诗体，元人以“唱曲”作为曲论的逻辑思维 起点，对散曲的体裁，散曲的音律、内容和风格、散曲的传播等方面进行理性思考，用宽泛的理念把握体裁，以通俗可歌衡量作品，通过演唱进行传播。     

试论元代戏曲中人物形象的“重女轻男”现象

元代的戏曲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一座高峰,它塑造了一系列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其中女性形象尤其出彩,不仅数量众多而且涉及面极广,她们所闪耀的光辉甚至掩盖了剧本中男性角色,是文学上的"重女轻男"。了解元代戏曲中的这一特殊现象背后的原因及产生的影响对欣赏元代戏曲及相关作品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试论元人杂剧中智慧形象的理想化

元人杂剧代表斡中国古典戏曲的第一次繁荣，剧作家塑造了许多智慧形象，以此寄托广大身处苦难中的下层人民对公正平等的社会秩序、清明廉洁的吏治与宁静和谐生活的渴望，并在理想化的层面上实现貌似通达的自我安慰和解脱。     

美女连环计与貂蝉新考

杂剧《连环计》中，貂蝉自述为任昂之女。任昂显名于明初洪武年间，因此，这部杂剧就不可能是所谓元人无名氏之作，而是明初文人的作品。这部杂剧所表现的大团圆倾向，表明它产生于《三国志演义》之后，因此，可以断定，《三国志演义》是元代的作品，而不是产生于元末明初。     

《中国古代戏曲艺术论》及其续编

作为一名古代戏剧研究，朱光荣教授在长期研究工作中逐渐形成“一个独特的理论系统”。其理论全方位、多角度论述了古代戏曲艺术发展规律、戏曲创作论、戏曲美学论、戏曲艺术体系论、戏曲风格论、戏曲艺术辩证法、戏曲研究思想方法论等方面的问题。     

浅析《录鬼簿》的戏曲史料价值

《录鬼簿》是一部记述金元散曲和戏曲作家的专著,所收作家152人,作品名目400多种,它以作家为中心并为他们树碑立传,记录了元代我国古典戏曲的兴起与繁荣,以及这个时代名家辈出、剧作如林的盛况,并且从理论上对元代杂剧作了初步地总结与概括,所以极具戏曲史料价值,甚至于被一些学者认作是我国古代戏曲史的开山之作。     

明初杂剧思想内容和形式特点

元代是戏曲昌盛的时代，它达到了杂剧的顶峰。明代杂剧继承了元杂剧的余脉，但走上一条不同于元杂剧的发展道路，从而为中国戏曲史增添了一抹异彩；据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著录，明代三百多年问，杂剧作家共计一百二十二人，作者有姓名可考的其作品达三     

“元曲四大家”考

文献资料充分证明，在中国戏曲史上“元曲四大家”这个概念并未得到广泛的接受和认可．即便有一部分论者使用这个概念，这“四大家”也没有固定的排住顺序。弄清楚这个问题，有助于我们思考古典曲学研究的重心和本质。     

元明文人南戏论要

南戏是宋元时期在民间产生和形成的一种戏曲形式，它发展到元末明初便分为民间南戏和文人南戏两途。虽然民间南戏代表着南戏的主流方向，但文人南戏的出现在中国戏曲史上有英特殊的意义和不可替代性，客观上对于明清传奇文学体制的规范和音乐体制的规范均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从《窦娥冤》看元杂剧与民俗文化之关系

元杂剧作为中国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它的创作遵照约定俗成的习惯来进行,可以说,它既是艺术表现,也是民俗表现,它与民俗文化关系极为密切。本文从民俗文化的四个层面,即民间传说、民俗语言、民间信仰、民间礼仪与《窦娥冤》的文本创作之联系,来具体阐述这样一个主题——作为元代时代精神的元杂剧,它的出现,是由民俗文化整合的结果,是由民俗文化赋予这个时代以鲜明个性,并以元杂剧这种文学体式表现出来。     

《白兔记》创作年代新证

《白兔记》为明人称为"四大传奇"之一,在南戏中具有较高的地位。关于它的创作年代,学界一般认为是元代,然也有学者认为它或成书于宋。经考证,《白兔记》不可能早于元灭南宋、统一南北,即公元1279年。一是《白兔记》的情节内容完全承袭《刘知远诸宫调》而来;二是"刘知远故事"自北宋始一直在北方流行;三是《白兔记》中的爱情套路与《拜月亭》《琵琶记》等如出一辙;四是《寒山堂曲谱》《白兔记》中的"刘唐卿改过"的小注,恰暴露了南戏改编者借鉴了刘氏的同题材杂剧。     

文明戏(中国早期话剧)研究史的几个问题——以袁国兴和黄爱华近著为中心

近几年相继出版的袁国兴的《中国话剧的孕育与生成》和黄爱华的《中国早期话剧与日本》,是两部各有特色的文明戏研究专著,有体系的专门研究论著的出版,无疑标志着中国国内的文明戏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通过对文明戏研究现状和存在问题的考察,可知今后的文明戏研究方向应该是:一、加强戏剧史料的整理和研究,只有依靠正确的资料,才能期望文明戏研究有新的成果产生;二、加强中日学术交流,以解决中国学者对日本戏剧知识不足的问题;三、加强文明戏与中国传统戏曲以及早期电影的关系的研究,以更全面深入地认识和把握文明戏的特性。     

论十七年的戏剧文学创作

十七年戏剧文学创作的总体格局是“话剧——戏曲二元结构”共生互补,话剧的突出特点是日益政治化和正剧化,戏曲则基本上是“传统戏、现代戏和新编历史剧三并举”和悲剧、喜剧与正剧同步发展.如果说中国戏剧的现代化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主要是由话剧的诞生与发展来代表的,那么,在十七年,戏曲的“推陈出新”及其文学成就对于中国戏剧现代化的意义则在话剧之上.     

王骥德与李渔戏曲理论之异同

王骥德和李渔,虽处不同时代,但其戏曲理论在文体特征、文体创作、文体结构、文体批评、文体功用等方面大同小异.王骥德的戏曲理论给李渔的戏曲理论一定的参考和借鉴,为李渔的戏曲理论奠定了基础.李渔在亲身实践的基础上,对中国古代戏曲理论作了全面的总结,进一步提高和完善了中国传统戏剧理论,使之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二者的戏曲理论为我国近现代戏剧的发展做出突出的贡献.     

历史剧《屈原》的浪漫诗剧品格

历史剧《屈原》是一部浪漫抒情诗剧杰作。它在结构上具有集中统一的特点,主要人物的戏剧动作（特别是内心动作）呈现出逐步深化、层层迭进的轨迹。屈原和婵娟等艺术形象带有浓厚的理想化、抒情化特征,特别是屈原形象,把中华民族的道德美和情操美发扬光大起来。＂失事求似＂创作原则的运用,对于诗意地表现屈原魂灵,＂发掘＂大波大澜时代的悲剧精神,颇有积极意义。作者擅于驰骋艺术想象,将历史背景、乡土民情等等幻化成鲜明的艺术形象,以诗的意趣和氛围营构出特定的戏剧情境。     

汤贻汾戏曲活动考述

在清代戏曲家中,汤贻汾的独特性首先表现在他的武臣身份,其次在于他所作杂剧《逍遥巾》以“自我登场”而秉承的“写心”传统,以及剧作中别树一帜的慷慨磊落之气格。正是他所继承的忠孝家风、博雅家学造就了他人格气质乃至文风的慷慨磊落．而他之所以倾心于戏曲创作与家乐欣赏则与曲家间的广泛交游密切相关。汤贻汾的戏曲观在于将戏曲活动视作抒写心性、陶冶性情的途径之一,是为“游戏能工便是仙”。     

试论元杂剧中的黄昏意象

黄昏意象在元杂剧中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丰富的感情色彩。这一意象通过即景生情、缘情布景、状物抒情三种方式营造出来的和谐意境,或悲或喜,或悲喜交加地影响着剧情发展、人物形象塑造以及观众错综复杂的情感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