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动物学会的成立及其早期活动（1934-1949）

20世纪30年代,随着生物学高等教育和留学教育的发展,中国的动物学研究得到快速进步,并形成一个颇具规模的科学共同体。为加强学术交流,在中国科学社等科学社团的协助和影响下,30位知名动物学家发起组建动物学会。1934年8月,中国动物学会在江西庐山宣告成立,此后的十几年间,动物学会的会员增加、研究领域扩大,还在各地建立起分会,取得了初步发展。与此同时,动物学会主导审查动物发生学与比较解剖学名词,创办《中国动物学杂志》,举办联合年会,筹设海滨实验所,为中国动物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科学知识生产的权利保障——试析17世纪英国皇家学会的自治权利

皇家学会是英国近代早期兴起的第一个科学社团,它发端于17世纪伦敦知识分子群体自我组织意识的觉醒,并凭借国王特许状获得法人资格。依据特许状的规定,皇家学会获得了社团法人的自治权。这种作为主体权利的自治权使得皇家学会可以抗衡政治和教会势力逐渐发展壮大。对皇家学会外部权利的考察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英国近代科学团体的兴起和发展特点,也有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17世纪英国知识与社会、知识与权力等关系的发展与变化。     

代际冲突与认知差异——1951-1952年任鸿隽、竺可桢相关中国科学社信函疏证

新发现的1951-1952年任鸿隽、竺可桢相关中国科学社往来信函六通,聚焦于《科学》停刊、中国科学社改组两个问题。信函内容不仅解决了末期中国科学社的一些谜团,更反映了国家科学政策探索时期科学家之间的复杂面相:《科学》停刊的矛盾背后是民国时期科学家代际冲突在新形势的新表现;任鸿隽、竺可桢对《科学》停刊特别是中国科学社改组的不同意见是他们在新政权的不同社会角色对国家科学政策认知差异的体现。代际冲突中年轻一代的胜利与竺可桢对新政策的更准确认知,代表了当时的主流方向;中国科学社又苟延残喘八九年的历史事实,显现了当时全面统一政策下,社会需要民间力量也提供了民间力量生存的缝隙。     

社会资本视域下的中国科学社

社会资本是一种稳定的、制度化的可以提供一定资源的社会关系网络,它在人与人、人与组织以及组织与组织之间的长期交往过程中逐步形成,并且能为个人或组织带来收益。中国科学社作为近代中国最大的科学社团,通过与会员、其它组织、政府等之间的密切联系,形成了强大的社会关系网络,是中国科学社在近代中国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社会资本理论及中国科学社的成功实践对当今中国科技社团的改革与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中国科学社的科技史研究

作为近代中国影响最为广泛的科学社团,中国科学社在创造历史的同时,也努力推进科技史研究。除《科学》杂志开设"历史传记"、"二十年来之科学"、"三十年来之中国科学"等专栏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科学名人传》、《中国科学二十年》外,中国科学社还编辑出版了"中国科学史料丛书"、"科学史料译丛"等图书,促成了一批科技史家的成长。这些研究成果大多由各学科专家所撰,具有"内史"属性,当然也不乏"外史"探讨,不同时代的成果还反映了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社会现实,是研究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发展史的资料宝库,值得研究者们进一步整理与利用。     

任鸿隽拓荒中国科学文化路径刍议

向没有科学的国度移植科学是一种文化转移过程,从文化入手向没有产生近代科学的中国移植西方科学文化应该寻找到中西文化的衔接点顺势而行。在传统文化中顺承科学文化基因,在青少年中全面开展科学文化教育是任鸿隽及中国科学社成员在20世纪20年代的历史选择,但他们错过了这个历史机遇。近代中国推进西方科学文化在中国传播的先驱任鸿隽所选择的文化虚无主义思想和横空嵌入的方式必然会发生"排异反应"。     

中国科学社美国分社历史研究

中国科学社1914-1915年由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建立,1918年总部迁回中国以后其在美国的组织一度涣散。1929年科学社理事会和总干事杨孝述委托清华大学留美监督梅贻琦重组美国分社,选举职员,召开年会,联络留学生,加强中美科技教育联系,成效显著。后来在1931年底梅贻琦被召回国担任清华大学校长之后,由赵元任、汤佩松、任之恭、裘开明等继续组织美国分社活动。本文根据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美国分社1929-1936年档案资料进行考察,认为科学社美国分社的历史表明,中国科学技术和教育的发展一直有着广泛的跨国因素,科学专业精神和爱国民族主义是中国近代科学家的两个强大驱动力,而自我管理是以科学社为代表的早期中国科学家共同体对中国公民社会建设的一个贡献。     

中国科学的体制化进程缕析——兼与西方国家的比较

从晚清时期西方科学的传入,到以中国科学社为首的民间科学社团的陆续建立,再到中央研究院等官办研究机构的诞生,中国科学的体制化逐渐形成。中国科学的体制化是包括广大留学生在内的新知识群体“扩散和移植”的结果,因此与欧美诸国有着相似的一面,带有一些模伤的痕迹。但不可否认,中国科学的体制化又有着自己的特征,这是由中国的具体国情所决定的。     

蔡元培对中国科学事业的贡献(下)

扶助科学社团,鼓励科学著作蔡元培对于社会上各种科学团体,热情扶助,不遗余力。1915年,他在巴黎听到中国科学社在美国绮色佳成立,立即驰函加以鼓励。1916年,中华学艺社(初名丙辰学社)在日本东京成立,他也助“捐钜金”,极力赞助,被“推为名誉社员”。他如中国天文学会推他为会长;中国物理学会在青岛举行年会,邀他作专题讲演;梁燕孙奖金会推他为委员,按期审核各大学专研地质、生物、农艺、化学、制革等科学生对补助金的申请,等等,他无不积极支持。     

民国科学社团发展变迁--中国科学社社员的时空分布透析

创立初期,中国科学社不过几十人,到1950年3月社员已达3793人.中国科学社吸收社员颇为谨慎,在社章中对社员的种类、权利及其义务做了明确规定,保证了吸收社员的纯洁性,避免了"外行"干预和控制中国科学社.中国科学社社员在学科、籍贯分布等方面,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特征与趋向.     

对中国科学社一项颁奖的追踪调查

中国科学社1930－1940年间颁发的“高（君韦）女士纪念奖金”，是由中国民间科学社团依靠个人损赠基金，通过《科学》杂志宣传、组织、评选和传播大学生及青年教师优秀科学成果，取得良好成效的范例。本文收集当时材料，并追踪获奖者日后的发展情况，及其对科学事业的突出贡献，论证这种奖励形式在今天仍有很好的借鉴和启示作用。     

中华自然科学社与民国科学体制化的演进

中华自然科学社的前身为华西自然科学社,1927年9月在南京中央大学成立,以"研究及发展自然科学"为宗旨,1951年宣告解散。作为民国时期影响较大的一个全国性、综合性科技社团,中华自然科学社通过创办《科学世界》、编纂科学书籍、召开年会、举办演讲等途径,在宣传和普及科学知识的同时,积极致力于中国科学的体制化。与此同时,就中国科学落后的原因、科学研究路径、科学大众化等问题,中华自然科学社社员阐发了自己的见解。     

中国近代生物学名词的审定与统一

清朝末年主要是传教士在译介西书的时候注意到名词统一的问题,并开始有所实践。益智书会以及后来的两个名词审查会作为民间力量,在生物学名词的审定和统一方面影响深远。清学部的编订名词馆和中华民国国立编译馆作为政府部门,分别在不同时期参与或领导了科学名词的审定和统一工作。中国科学社等科学社团在生物学名词统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生物学的发展、官方力量的介入都是生物学名词统一的必要因素。     

从“科学救国”到“科学建国”的践行者——中国科学社对中国近代科学发展的三大贡献

中国科学社是近代中国延续时间最长、影响最为深远的综合性学术社团,它团聚了数千名学术精英,参与并促成了中国近代科学的发生与发展。综括起来,它对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有三大贡献:第一,不仅率先揭橥"赛先生"和"德先生",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先导,而且致力于宣扬什么是科学、科学方法、科学研究与科学精神,区分科学与技术的差别,填补了自鸦片战争后引进西方科学以来中国科学发展的空白,丰富了国人对科学的全面认知。第二,在学术社团组织的创设发展、科研机构的创建、学术评议与奖励机制的创立、名词术语的审定与学术交流系统的建设及科学家社会角色的形成等科学体制化方面有垂范和引领作用。第三,自觉地将自身发展与国家、民族命运紧密相连,积极发挥自身的知识积累优势,介入具体的国家建设事业,并在"科学建国"的讨论中,促成了国家科学战略的初现。     

中国科学社的兴亡——以《科学》杂志为线索的考察

中国科学社最初依靠革命的报刊网络来出版发行《科学》杂志,归国后则借助江浙地方实力派、立宪派的资助建立图书馆和生物研究所。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得益于与国民党的密切关系,它初步实现了发展中国科学的计划。在第二次国共内战期间,《科学》杂志积极配合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开展宣传工作。然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科学社还是最终宣告解散。通过对中国科学社发展历程的重新描述,本文试图阐明中国科学社在推动中国科学职业化和专门化的进程中,其发展历程与国内的政治变迁和社会环境有着紧密的联系,同时也受到了国际因素,特别是来自英美两国的影响。另外,随着中国科学职业化的发展,中国科学社和《科学》杂志也被迫不断地调整自身的角色与功能。     

中国近现代科学的回顾与展望

作者论述近150年来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进程。文章以科学技术的建制化为主要线索，首先介绍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以下依次论述了中国近现代科学教育和科研体制的建立、新中国计划科研体制的形成及其利弊、近20年来科研体制的改革探索、近年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建立国家创新体系的历史必然性和发展趋势，最后作者展望了21世纪中国科学的发展前景。作者认为，150年来中国科学技术的进步是巨大的，但在全人类共同创建的20世纪的科学大厦中，中国贡献的份额还很少。从20世纪初年的“科学救国”、“实业救国”，到50年代的“赶超英美”，历经60年代中叶和70年代中叶的“十年动乱”，迎来了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中国科学的“第二个春天”，再到20世纪末叶的“科教兴国”，建设国家创新体系，中国的科学发展走过了一段非同寻常的曲折路程。100多年来，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受到了中国社会变革的深刻影响。在21世纪，创造一个有利于科学发展和技术创新的社会机制和提高创新能力仍然是中国科技发展的关键。     

宗教、科学社团和航海:17—18世纪英国的皇家学会和科学航海

17世纪,英国宗教与科学的联盟关系为英国自然科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氛围,科学因此获得社会高度赞许,科学活动成为中产阶级提升社会地位的重要渠道,中产阶级通过参与和主导科学社团来发出自己的声音。作为当时最有影响力的科学社团,皇家学会贯彻了实用的科学哲学观,并对科学航海表现出极大的兴趣。18世纪,与法国、荷兰和西班牙的竞争促使英国积极参与航海探险,从中获取科学优势,进而在大国竞争中取得优势。皇家学会为科学航海提供资金和研究人员以及观测研究的专业性指导,而航海家们的积极合作使得学会和航海之间产生了良性互动,并推动着18世纪英国航海获得比同时代其它国家更大的成就。     

新书介绍:《钱伯林中国考察档案汇编》

正张雷主编:《钱伯林中国考察档案汇编》,上、下册,北京:学苑出版社,2016年6月,600页,980元,ISBN:978-7-5077-5014-01922年丁文江总结美国学者的三次中国地质考察。第一次是19世纪60年代,美国地质学家和探险家庞培里(Raphael Pumpelly,1837~1923)华北考察;第二次是1903至1904年,美国地质学家维里士(Bailey Willis,1857~1949)在卡耐基研究所资助下考察中国;第三次是20世纪20年代美国探险家安得思(Roy Chapman Andrews,1884~1960)带     

从科学宣传到科学研究--中国科学社科学救国方略的转变

辛亥革命后，在国家建设潮流影响下，“科学救国”成为时代思潮。创立学会团结同志是发展科学的重要手段之一，中国科学社循此在美国诞生。由于当时中国科学的落后现状及其社员自身能力所限，中国科学社最初选择了科学宣传作为科学救国的良方。然而只有进行实实在在的科学研究，中国科学才能真正发展。1918年中国科学社迁回国后，将社务重心从科学宣传向科学研究转变，不仅在舆论上鼓吹科学研究，社员们也身体力行，具体实践，并创建生物研究所，使之成为近代中国科研机构的典范。这一新文化运动期间最为特出的“科学之音”，对近代中国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王星拱的科学论

王星拱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教育家、科学家和哲学家。他在主攻和讲授化学的同时,也对科学论颇感兴趣,并有比较系统的研究。本文重点论述了他的科学论的几个重要方面:科学及其心理根据,科学的本性,科学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