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回历法》交食精度之分析

以日本内阁文库藏明刊本《回回历法》为依据,通过计算机编程对回回历法的交食和日月运动情况进行了模拟推算和精度分析.虽然现存的很多史料对回回历法给予了较高的评价,但本文通过分析发现:(1)回回历法在交食时刻的推算方面并不尽如人意,其精度远不及同时期的大统历,其原因之一是回回历法太阴黄道经度的误差较大;(2)在食分的推算上回回历法相比大统历具有一定的优势,使回回历法在与大统历长期参用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高平子的天文历学研究

简单介绍了高平子的学术经历和著述概况，指出了以《高平子天文历学论著选》各篇为代表的高平子天文历学研究中所贯穿着的一条“以今译古”和“以今释古”的总方略，并具体分析了其深得西学精髓的“因图见证，设象求真”的分析方法，以及与现代天文学知识相结合的考据方法，评述了高平子站在现代天文学高处以一种融通中西古今的宏伟视野对古代天文历法问题做出的冷静判断和客观评价，并从高平子天文历学研究的具体内容和近现代天文学史的学术传统两个方面评价了高平子论著“继轨前贤，津梁后学”的重要意义.     

宋代律历研究及律历赋

律历学在宋代受高度重视。在国家层面上展开讨论,绵延百余年,成为中国律学史上最大一次讨论。焦点集中在一些根本问题上,对黄钟律数、五音二变和历法改革等多方面提供意见,影响直至晚清。宋代律历赋是律历学大讨论的文献补充,它们出自当事人之手,引入宋代新学,针对性、学术性强。涉及了宋代浑仪特征与历法校验;律历革新和求历元法;从易数上推究律历的生成法则、律历一体的造历方法;从义理、性理学说窥测律法等。唐宋律历思想的差异,深刻反映了唐宋文化观念的不同,可以对宋代学术、文化的价值取向窥见一斑。     

明末邢云路《古今律历考》探析

明末的天文历法著作<古今律历考>由于在清初受到梅文鼎等学者的贬抑而一直被学界评价不高,至今鲜有专题研究.文章指出,邢云路与魏文魁曾共同研习古代历法,但<古今律历考>的主要工作系由邢云路完成;该书不但对历代历法尤其是<授时历>和<大统历>进行系统总结和评判,而且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历法思想;其对<授时历>的讨论主要源自<元史·历志>以及周述学的<神道大编历宗通议>,并对<授时历>的传承起到了重要作用.     

邢云路与明末传统历法改革

嘉靖、万历年间,中国传统天文学在经历了明初以来长期停滞状态以后出现了复兴的局面,这种复兴是伴随着历法改革而出现的。明末的历法改革首先在传统历法的范式内展开,而邢云路既是明末传统历法复兴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人物,也是万历年间唯一一位有机会进入钦天监在传统历法范式内实施改历的民间传统历法家。该文结合对邢云路在钦天监参与改历活动中预报日月食记录进行精度分析发现,以邢云路为代表的传统历法家在钦天监进行的历法改革总体来说起色不大,而且从总体上看邢云路新法的水平还不如当时行用的《大统历》,尤其是邢云路预报天启元年四月朔日食出现差错而宣告了他依据传统历法进行历法改革的失败。     

海上丝路与中国天文历法在日本的传播及影响研究

经过海上丝路有大量汉文科学典籍传入日本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天文历法知识是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文中通过史料调查和实证考察,探索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天文知识传日背景;研究隋唐时期,随着海上丝路的发展,日本留学生(僧)把中国天文知识传至日本的详情,尤其考察了唐历《宣明历》在日本使用八百多年之久的缘由;继而分析了宋元明时期,中国传统天文历法持续传日,并对其传统学术建构产生的深远影响。结论认为研究中日传统天文历法的关联性,不仅有助于认识海上丝路文明对日本传统科技的影响,对提升中华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宋代改历中的"验历"与中国古代的五星占

“验历”是中国古代天文历法改革中重要环节之一。验历的内容从汉代使用日月天象扩展到唐宋时代使用五星天象,这不但反映了历法技术上的进步,而且也揭示了五星占与历法的互动关系。通过对10世纪末宋代《乾象历》验历过程中使用的汉以来的五星天象的考证和分析,说明中国古代的五星占不仅仅具有星占学上的意义,而且具有历法上的意义,五星天象观测成为促进历法改革的重要的技术上的因素。研究表明,古代的五星天象记录绝大多数是可靠的,是当时的实际观测描述。出于政治目的而伪造“荧惑守心”和“五星会聚”的情况当是特例。另外,中国古代历法改革,既是科学活动,又是国家政治活动。历法及其天象推算技术（如五星天象）,总是在这种技术与政治、国家与科学的张力中得以进展,并受到制约。     

秦汉及以前的古历探微

该文澄清以往对《左传》的一些误解，指出不能把刘歆、杜预的说法作为《左传》的说法。人们普遍承认《左传》自有一套历法，该文第一次对《左传》历法作比较全面的探索，找出其岁实朔策等，指出它已具历法的雏形。文中指出，秦朝曾采用颛顼历与殷历，吕不韦引用的似是殷历而非颛顼历，该文比较全面地讨论殷历。文中指出，颛顼历是吕不韦被免相后采用的新历法。作者解释它所以是立春标准历，其太岁年名与殷历相差一年，其星岁对照表与     

中国古代的月食时差算法

中国古代历法中的月食时差算法是为了修正定望和食甚时刻之间的时间差而设计的.该算法为<大衍历>所首创,此后,<钦天历>、<纪元历>、<庚午元历>和<授时历>等历法均设计了相应的算法.通过构造月食时差算法的理论模型,证实月食时差算法是必要的,中国古代历法中设计的月食时差算法应该与月亮视差无关,由此反驳了朱载靖对<纪元历>等历法中的月食时差算法的批评.     

中国古代历法与印度及阿拉伯的关系——以日月食起讫算法为例

本概述了中国古代历法中计算日食三限与月食五限的算法沿革，详细论述了宋元时期日月食起讫算法之精度的演变发展。在元代郭守敬的《授时历》（１２８０年）之前的中国传统历法，采用的都是纯粹的数值方法去构造一系列相应的函数。自《授时历》起，开始利用日月食的几何模型构造一类十分不同的函数。研究表明，《授时历》运用的几何模型与唐代印度风格的《九执历》运用的几何模型与唐代印度风格的《九执历》（７１８年），及元代阿     

春秋时期鲁国历法考

《春秋》为鲁国天文历法的研究提供了纵向对勘的资料，春秋时期是由观象授历到科学历法过渡的重要阶段。春秋鲁国人在确定岁首和探索置闰规律上功不可没，但却未能取得重大突破，春秋鲁国历法仍然是一部正自不拘、闰余乖次、有失规范的历法。同时春秋人在天文观测方面亦成果显著。这些都促进了中国传统历法在汉代趋于完善的进程。     

春秋时期鲁国历法研究的一些新观点

在阐述春秋时期鲁国历法研究的历史和现状的基础上,刍议历代春秋时期历法研究均不成功的原因;对月建、两次"日南至"、"三正"、频大月等重要议题进行重新审视;给出春秋时期鲁国244年间各年之岁首日期、JD和干支,并标出置有闰月的年。特别对春秋时期鲁国历法的建正、失闰和超闰等有争议的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论证复原、重现春秋时期鲁国历谱的原则。最后讨论春秋时期各国历法的建正问题。     

鲁国历谱及春秋、西周历法

对《春秋》所载历日干支的深入分析，可证明鲁国历法系为阴阳合历，大、小月相间，大月３０日、小月２９日。由特定的周期来安排连大月，所用朔望月长度约２９．５３１日。约鲁僖公五年（公元前６５６年）前多建丑，确非建丑的年份占６％；后多建子，确非建子的年份占１０％。置闰的方法尚不规范，而约隐含的基本条件、并引进若干合理设定后，给出了鲁国历谱。春秋各诸候国的历法与鲁国历法大同小异，在建正问题上各行其是。春秋历法     

何国宗、梅瑴成与传教士之间的合作与斗争

自1629年崇祯改历起，传教士在中国天文历法机构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他们与中国科学家之间有时密切合作，有时又血腥斗争，更多的是既合作又竞争。何国宗与梅毂成在数学方面都有良好的家学背景，又在清宫蒙养斋接受数学教育和培养，成为康熙晚期到乾隆前期的官方科学家。他们早期与传教士白晋、张诚、杜德美、傅圣泽等人可能有较为良好的关系，但从1713年他们联合主持编纂《律历渊源》开始，就逐渐和在钦天监工作的传教士纪理安、戴进贤、徐懋德等人产生了矛盾，从相互合作，到相互竞争，最后发展到相互仇视。以一些中文资料和传教士的书信为基础，本文讨论何国宗、梅毂成与传教士之间的合作与斗争关系。他们的斗争涉及到康乾时期几项重要的科学工作，如在编纂《律历渊源》和《历象考成后编》过程中的矛盾与斗争，对于钦天监领导权的斗争，借助推算日食的斗争，利用宗教政策以及古旧天文仪器的保护等发起的进攻，等等。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不仅对当时朝廷的天文历法研究和钦天监的日常工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且对整个清中期的科学评论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关孝和《天文数学杂著》初探

对关孝和<天文数学杂著>中的天文历算工作进行较为全面的研究,特别指出了"<授时历>求五星定合定积定星校正图解"中的"改正术"与<授时历经>记载大致相同;"日景实测"中的"独特算法"与和算中求圆周率术和求弧背术有密切联系;<元史>中已论及盈缩和迟疾二种不均匀改正,并且<元史>中所述内容包括了关孝和定交日和交定度算法的改正术.图解是关氏历算工作的精华.关孝和亲自观测和校验,以其独特的视角,融合中国古代的数理天文方法,进一步完善了<授时历>的历算工作,有的还有所超越,在日本开辟出新的研究领域.关氏的天文历算工作代表了日本传统历算的最高水平.     

论戴震与西学

戴震是乾嘉学术的杰出代表,他从徽州乡野来到京师后,以素衣秀才的身份在很短时间内就"声重京师,名公卿争相交焉",其学术何以迅速得到认同,是当今学术界悬而未决的问题。文章通过梅文鼎、梅瑴成、江永、戴震等对待西学问题的考察,说明戴震在前人的基础上以"中学"替换"西学"的特有方式,使人耳目一新。其学术地位的迅速确立,与他在"西学东渐"的学术变革时期,适时地顺应了朝廷的文化心态有关,由此也凸显了传统士大夫在学术与政治之间的艰难应对。     

明末熊明遇《格致草》内容探析

熊明遇生当明清鼎革之际“东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时刻。他的主著《格致草》广被时人以至遗民征引和称颂。作为明末东林党的成员之一，熊氏对耶稣会士抱持开明的态度，并跟他们建立良好的友谊。正如书名所示，《格致草》的撰作，毫无疑问是继承了宋明理学“格物致知”的传统。《格致草》当中，具见熊明遇从耶稣会士的译作中节引西学所函盖的多个领域，如天文学及相关科学仪器、气象学、世界地理及绘图、灵魂学说和创世理论。然而，约从清初行禁书之令后，《格致草》一书便销声匿迹，而国人也不复知此书仍存于天壤之间，熊明遇研究西方科学的成果又多被其门人游艺征引；游氏著作《天经或问》传入日本后，当中提及第谷学说和熊明遇的观点，对江户时期的日本天文学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兵书中的军事地理思想

中国古代，以春秋战国时期的军事地理思想最为活跃，并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该文通过对这一时期主要兵书中对”地”的军事意义，特别是地形在战争中作用等方面的论述，探讨了春秋战国时期军事地理思想的主要内容。     

《吕氏春秋》术语英译研究

以《吕氏春秋》的两个英译本,即翟江月译本和汤博文译本为研究对象,从全额等值和选择性等值两个方面探讨中国典籍中术语译法统一的可行性,并分析目前存在的音译、意译和释译的优缺点,最终认为音译和意译仍是目前实现术语译法统一的最佳途径。     

陈省身在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张奠宙、王善平著《陈省身传》补正

张奠宙、王善平著《陈省身传》是迄今最为全面地介绍陈省身生平事迹与学术活动的一部重要著作。这篇补正考察了1946年至1948年间陈省身与清华大学之间的关系、活动及其在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的工作计划和对邀请外尔访华所做的努力等该书语焉不详或并未提及的史事，并匡正书中的几处舛错。陈省身1946年由美国回国后虽选择到中央研究院工作，但仍为清华大学做出一定的贡献。陈省身作为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的实际负责人竭力推动该所的发展．但他的工作计划并耒完全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