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宁玛派"的传承特点及其社会影响

"后弘期"的藏传佛教,与"前弘期"即吐蕃时期的藏传佛教相比教,无论在传教之范围,还是信徒的信仰程度,皆远远超过"前弘期",是藏传佛教的大繁荣时期,除了在兴佛之规模上是空前绝后之外,从11世纪中叶开始,还产生了许多互不隶属的宗派,并且形成了自己的宗教文化特色,藏传佛教界人才辈出,为整个吐蕃社会的进步发挥着各自的作用,其中最早产生的宁玛派尤为突出,表现在它极具特色的传承方式及对整个藏传佛教和其他教派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可谓意义重大.     

论日本学者对敦煌古藏文禅宗文献的研究

日本学者通过对敦煌古藏文禅宗文献的研究，证明某些中原地区的禅宗文化被译成藏文，传到了吐蕃；有些藏文佛教文献直接译自梵文，而非自汉地传入，从而推进了对藏传佛教和汉地佛教禅宗的研究，领先于国际敦煌学界。     

略论前弘期尼泊尔工匠在卫藏地区的活动及其影响

通过阅读早期重要藏文历史文献资料,梳理因政治需求、地利之便而建立起来的尼泊尔民族与吐蕃之间的特殊关系,继而分析吐蕃时期尼泊尔工匠在藏地的活动情况。研究发现历来不善记录艺人行踪的藏史学家让尼泊尔工匠的身影在史料的字里行间处处显现,同时从藏传佛教美术的大量早期遗存可见当时四面八方的佛教艺人涌入藏地。但是史书频频记载尼泊尔工匠的足迹,以致后期本土传统学者把藏传佛教绘画的风格发展源头衔接到尼泊尔佛教绘画风格之下,这些现象足以见证前弘期尼泊尔工匠在佛教文化初期传入藏地所起的重要作用,以及尼泊尔艺术对藏传佛教艺术的巨大影响。     

试谈《格萨尔》中的藏密文化特征

<正> 佛教在藏地的弘扬和传播,大体分为两个阶段,藏文史籍把它称作“前弘期”和“后弘期”。前弘期佛教,是从公元七世纪松赞干布时代,佛教初入吐蕃始,直到九世纪朗达玛赞普“灭佛”止,中间大约经历了近二百年时间。后弘期佛教,是指十世纪下半叶以后的佛教,传延至今,也近十个世纪的历史了。但不管是前弘期佛教,还是后弘期佛教,都是以弘传修持密乘教法为重点的,今人把它通称为“藏密”。长篇英雄史诗《格萨尔》,长期以     

藏传佛教的本地化及其早期特点

佛教传入西藏时,其发展并非如后世佛教徒撰写的教法史中所说的那样得到兴盛,而是受多方的影响,吐蕃时期藏地佛教思想来源主要是汉地禅宗与印度佛教。11世纪以后,佛教逐渐本地化,演变为藏传佛教各教派,并且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地方特色,一些教派思想中,仍然有禅宗的遗存,而诸如活佛转世的出现,亦与民众的宗教趣味相关。     

藏传佛教和道教

藏传佛教和道教二者的历史渊源很深。中印文献都有道教于公元三四世纪传入鳊的记载或神话。佛教传入汉地后,和道教相互相互交融。来华印度僧人们回国后,传授融会了道教各种内容的密术。这民术为鳊纯官所摄取。公元８世纪印度密教传入吐蕃,首都内容随之而入,同入藏传佛教。笃本、洽本与羌族的原始宗教密不可分,与首都之间先天性存在着大量相似之阼,因此吐蕃上下对融有道教内容的鳊密教有似曾相识的感觉。藏传佛教的政教合一制度     

藏蒙汉宗教文化的相互交流及影响

藏传佛教文化渊源于汉地大乘佛教和南亚密教，在与土著本教几经较量后，形成独具一格的藏传佛教文化。由于自身的生命力和历史的政治风云影响，藏传佛教文化北扩、南下、东返，藏蒙汉文化交流融合历经千余年，使藏文化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大家庭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五台山与藏传佛教圣迹

五台山是汉传佛教中颇具地位的佛教圣地,同时在藏传佛教中,五台山也有着非同一般的影响力。藏传佛教的早期传入和兴起的过程,展现出藏地和藏传佛教修行者与汉地五台山的密切关联。这使得五台山也成为藏传佛教的重要圣地,并以其特有的方式承载着藏传佛教的诸多圣迹内容。     

吐蕃时期汉传佛教在藏地的传播和影响

吐蕃时期,汉传佛教在诸多因缘下正式传入藏地。汉传佛教传入藏地后通过几个阶段及几个不同形式的传播,对后来形成的藏传佛教产生了诸多深远的影响。     

论藏传佛教文化在新疆的传播

文章用历史学和宗教学的理论方法,运用现有文献资料,阐述了藏传佛教传入新疆的基本情况。对吐蕃经营西域时期的佛教,以及后期的藏传佛教传播等方面进行了考证和论述。     

聂塘寺早期彩塑造像风格讨论

拉萨聂塘寺于公元1055年由阿底峡尊者的亲传弟子嘎瓦.释迦旺丘主持修建,是藏传佛教后弘期重要寺庙。寺内有诸多藏传佛教文物,其中佛教造像保存完整,成为研究11世纪造像风格的重要依据。文章通过对该寺的实地考察,以比较研究的方式着重讨论了聂塘寺无量寿佛殿的泥塑群造像风格,认为该佛殿中塑造有藏、汉、印三种风格样式的泥塑,应该是自桑耶寺乌孜殿建造三种造像风格样式以来,三种风格样式集于一处的典型范例之一,更是这种建造习俗逐渐衰微的见证。     

论唐代汉地文化对吐蕃的影响--以拉萨古城为例

拉萨是一座具有一千多年历史的、举世闻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唐代汉族与吐蕃族往来密切，特别是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入藏对吐蕃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西藏拉萨现存的众多明显带有唐代汉地文化特色的建筑物，便是这一历史的良好佐证。     

元代吐蕃高僧与畏兀儿的关系述论

蒙元初期,萨迦派、噶玛噶举派高僧先后来到河西地区,与当地的畏兀儿佛教徒有所接触。此后,元廷设立了通往西藏的驿站,便利了吐蕃高僧前往中原地区,也密切了其与河西畏兀儿的联系。同时,大批畏兀儿人陆续迁入中原地区,逐渐由信奉大乘佛教转而皈依藏传佛教,其中有的受到蒙古贵族的信赖,充当蒙古皇室与吐蕃帝师之间的译者,有的修习喇嘛教,翻译佛典,为藏传佛教的弘传起到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东西方文明古国与吐蕃的早期接触中吐火罗的作用及其影响

文章通过藏汉文献资料比较研究来梳理藏文史料中吐火罗概念与吐火罗的历史地理方位的记述,探寻吐火罗地区与藏族地区间存在的相同相似风俗习惯。在此基础上,通过引证西方藏学家考证的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笔下的早期在印度北部沙漠中淘金的印度人(Indians)即“藏族人”,藏汉史料里中原汉地高僧、使者在丝绸之路上通过吐火罗等地往来于西藏的记载,以及藏文史书内关于藏族上古时期对于周边主要文明古国认知的大略记述,认为前吐蕃王朝时期东西方文明古国通过吐火罗等地对藏民族有所认知,并存在文化往来。     

佛教在中国汉地文献传播史论

文献传播是佛教在中国汉地实施传播的一种方式。佛教在中国汉地的文献传播方式是按照佛经汉译→汉文经录编撰→汉文大藏经刻印这一历史进程进行传播的，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三者之间彼此关联，对佛教在中国汉地的成功传播起着重要作用。     

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轨迹探寻——佛典互译贯穿于汉藏佛教界的交流史中

从吐蕃时期开始汉藏佛教界形成了频繁而又深厚的关系,佛典翻译又是这一关系的具体体现。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都有千年的佛典翻译历史,以佛典翻译为媒介,缔造了汉藏两个民族心理上和文化上不可分割的历史渊源。文章回顾和探讨了汉藏佛典互译的历史、主要翻译实践、重要译文成果、重要人物,通过汉藏佛典互译和汉藏佛教界的交流途径或视角探寻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轨迹。     

多元文化交融的古格佛教艺术——评介《西藏西部的佛教史与佛教文化研究》

《西藏西部的佛教史与佛教文化研究》（日文版）重点介绍了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的佛教发展情况，尤其是西藏佛教后弘期上路弘法的历史和特点。用实地调查收集的图片资料，论述了西藏西部地区的特征、西藏的密宗系统、阿里地区的佛教遗迹，以及以阿里的古格王朝为中心的西藏西部佛教美术的特点。此外，介绍了阿里地区与古代于阗、尼泊尔、印度、古代大食国之间的文化交流。     

安钦呼图克图与民国时期汉藏关系研究

民国时期,扎什伦布寺格西安钦呼图克图在内地倡办并参与启建时轮金刚法会,前往汉地佛教团体和寺院讲授格鲁派历史与显密经典,后经由汉地僧侣和居士弟子翻译刊行,传承影响至今;与太虚法师共同参与组建佛教同愿会,推进汉藏两地佛学交流研究与文化联系。安钦呼图克图先后两次往返西藏与内地之间商讨九世班禅返藏问题,转告中央政府的涉藏政策及西藏地方政府的意见立场,国民政府封授其“普静禅师”名号。安钦呼图克图以非官方身份弘法讲经沟通汉藏文化,为汉藏双方意见立场的直接表达奔走往返两地之间,成为民国时期中央与西藏地方政府共同依托的僧侣使者。     

《高僧传合集》与宋夏金时期西北的佛教

史学界多认为中国佛教到宋代就开始衰落了，《高僧传合集》对宋以后西北高僧的荒于记述，从一个侧面为这一观点提供了支持，但那是不符合实际的。中国宋以后的佛教是汉传佛教、藏传佛教等不同佛教流派的综合，考察当时佛教发展的情况必须注意这一点，只要稍微深入地了解一下宋夏金时期西北佛教包括藏传佛教流行的盛况，就会看到这一时期中国佛教整体上不仅没有衰落，还出现了区域化、民族化、民间化的时代性特点。本着重从宋夏金时期西北佛教的角度，探讨了中国佛教在这一时期发展的趋势。全约7000字。     

从水目山古碑刻看滇西佛教的传播

大理祥云的水目山是著名的佛教名山，大理历史上是佛教胜地。学界时大理佛教的传播有诸多说法，本文从水 目山的部分古碑刻记载进行考释，提出了佛教于中唐传入大理，早先传入的是汉地密宗等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