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辙的山水诗

苏辙的山水诗数量众多,表现形态丰富多样:宦游山水表现仕途之倦累与无奈,借山水乐赏化解行役烦劳、平衡情理冲突、补偿家园失落;与苏轼的山水唱和成为联结兄弟情谊、表达田园归思、感慨命运浮沉的重要方式,有着契合一致的生命体验与价值追询,悬拟的山水诗体式则反映出士人借山水解决仕隐矛盾的深沉焦虑感;亭园构成了士人吏隐生活中寄托山水意趣的重要载体,景观营造与交游乐赏使士人宦游中的身心安顿有了现实的依托,并与心性的养炼、人格的挺立沟通起来,开掘了幽深的精神境界。从以上角度解读苏辙的山水诗,对于窥探宋人普遍的山水观念和审美趣尚不无裨益。     

魏晋六朝人物品藻的审美之维

人物品藻作为深具中国文化意蕴的品评行为,在由政治性的实用选择趋向人格观照的演变中,实现了魏晋六朝文论思维尚意重神的审美之维,凸显了趋向“人”本位的审美认知色彩。情性之争的投射,促使士人去发掘山水所包孕的人格追求,炼就士人追步自然人格的生命情结,人物品藻所推动的山水之思,彰显了士人独立人格建构力度,从而形成魏晋六朝文论思维的自然化和人格化。     

柳嘉的山水游记

近年以来,随着我国旅游事业的发展和一大批旅游性期刊的出现,在岭南散文的园地里,山水游记的创作渐渐活跃起来了。在这当中,秦牧、曾敏之、黄秋耘等年纪较大的散文作家喜欢写作山水游记自不必说,即便中青年一辈的散文作家,无一例外地也乐于纵情山水,并有好些描摹南国景物的游记佳作。我们将要在下面谈论的柳嘉,就是岭南中年散文作家中特别努力于山水游记创作的一位。     

汉末魏晋的思想变化与山水审美的产生

汉末，士人与政权日益疏离，正统观念逐渐淡化，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丧失。人们开始超越儒家道德标准而寻求独立的自我价值，个性意识觉醒，从而导致了对自然之美的发现。对儒家思想中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破除，是自然山水向人类呈现自身之美的前提；对儒家道德理性的扬弃和承认感性需求满足的合理性，使对自然山水的审美成为了士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需要；摆脱对政权、君主的依附地位，体道的人生超越了入仕的人生，道与美的相通，导致了士人由体道而走向发现自然山水之美。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休闲游览活动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长期分裂和动荡不安,无论是达官显贵还是士人学者,都对反复无常的现实世界感到恐惧和厌恶。为对抗黑暗现实,人们不得不寻求一条精神出路,把灵魂放逐于自然山水的旅游活动之中。遂使旅游之风大涨。玄谈与佛理结合,名士与高僧合流,山水和寺庙一体,园林和人性相谐,自然和空门同归,汇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特有的逍遥玄虚、不拘一格的旅游文化的主流。     

近代士人职业流动述略

鸦片战争后 ,传统士人发生了剧烈分化 ,就职业而言 ,一是传统士人的职业趋于多样 ,二是职业流动的频度增强。从微观层面看 ,职业上的变动反映了传统士人心态、价值观、择业观的变化 ;从宏观层面看 ,则可以看出作为一个整体的传统士人与即已变化的社会之间的互动过程。通过对这一过程的考察 ,使我们不仅看到传统士人自身的变化 ,同时也能看到传统士人在中国近代化历程中的角色和地位     

琴与魏晋士人的儒道情怀和生命体验

魏晋时期,士人尊琴爱琴蔚然成风,琴不仅在魏晋士人的日常生活和诗赋中有着独特的地位和意义,而且成为士人生命境界的一种表征,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琴作为魏晋士人怡情养性、寄情抒怀的生命活动方式之一,承载了士人的思想情怀和审美情趣,由此而形成的琴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游走在朝廷与世俗之间——魏晋南北朝士人意识的僭越功能

魏晋南北朝是士人独立意识的形成阶段。魏晋南北朝士人意识原本是作为一种整合社会的力量而出现的;但是,由于客观因素的影响,士人意识同时体现了某种创造维度与斗争维度的僭越功能。魏晋南北朝士人意识的僭越功能不总是革命性和颠覆性,其对于中国传统社会的定型、中国传统文化内核的确定、中国士人阶层的定位等方面都彰显出了某种二律背反的旨趣。     

论汉末魏初人物评价标准的新变--以荐举文为中心

汉末魏初，荐举文书中的人物评价标准经过西汉对士人忠与谋的重视，东汉对士人自身秉性的认可而发展成为对士人清名的推崇。“清”成为汉魏易代之际士林人物品评的核心关键词。这种集中体现其时士人理想人格之“清”在承袭士人清白品性的传统意义之外，更增添了士人在乱世中激浊、厉俗的新内涵。汉末魏初士人思想的更新是“清”评形成的基础，而统治者对德高望重且清虚自守的士人的需求与召唤又加速了“清”评的形成。     

《世说新语》中的女性意识

《世说新语》凸现了魏晋男性士人阶层对女性作用的肯定，说明魏晋士人意识中的女性超越了原定的所谓“社会角色”，男性士人对女性反权威行为的认同体现一种深层次的平权思想，对女性才情的肯定还是魏晋士人阶层尊重妇女的重要表现。     

士人心态与汉代屈骚评论

随着战国纷争的形势为统一的专制政权所取代,士人在功名追求中渐渐失去了选择的自由,也就日渐失去自己作为知识群体而存在于社会的主体自由,士人由此而落入功名追求与个体人格的矛盾和困惑之中.生活在汉代的士人是最早感受到这种矛盾与困惑的士人.汉代士人对屈骚的评论,就反映了他们所面对的困境与出路探讨.     

“仰俯”的宇宙自然观与魏晋士人的审美精神

＂仰俯＂话语结构承载着的宇宙自然观的文化蕴涵及其对魏晋士人审美精神的影响。＂仰俯＂的审美视角是经学衰落、意识形态、士人思想观念、文学自身的发展等诸多因素合力的结果,彰显了魏晋士人对宇宙自然和现实的体味与感悟,体现了魏晋士人的审美精神和宇宙空间感。     

略论汉族士人与北魏合作关系的建立

汉族士人与北魏政权合作关系的建立经历了四个阶段：北魏建立之前汉族士人与鲜卑拓跋部的合作为其最初阶段，北魏建立之初汉族士人正式登上北魏的政治舞台，道武帝平定河北之后汉族士人与北魏的合作关系初步建立，而太武帝神[鹿加]四年征士则标志着汉族士人与北魏全面合作关系的建立。在鲜卑、汉双方的共同努力下，北魏王朝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中的女性意识

<世说新语>凸现了魏晋男性士人阶层对女性作用的肯定,说明魏晋士人意识中的女性超越了原定的所谓"社会角色”,男性士人对女性反权威行为的认同体现一种深层次的平权思想,对女性才情的肯定还是魏晋士人阶层尊重妇女的重要表现.     

粤西士人的诗学精神——“粤西士人研究”之四

粤西士人的文学结社体现出其身份自觉,对文学创作活动有很大的促进,粤西女诗人在家族文学集体中的文学创作也有很大的提高,有很多优秀作品。粤西士人的诗、画结合体现出新的艺术趣味,从题画诗可见一斑。有了身份自觉,粤西士人辑集本土人士的文学作品,弘扬粤西文化。粤西士人的文学结社使其在历史的某一阶段引领全国文学的发展。     

北魏政权中汉族士人的群体构成

汉族士人对于北魏国家的政治统治和制度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政权当中的士人群体并不是浑然无别。由于门第政治的推行,汉族士人群体结构呈现出层级化的特点。这一结构特点与门第意识有关,同时也影响到他们的政治发展。造成这种群体结构特征的原因一方面是国家对门第政治的制度化,另一方面也是士人之间深厚的门第区分意识。     

从《世说新语·德行》篇论汉末至魏晋士人的理想人格

《世说新语·德行》篇记录了汉末至魏晋诸多士人的品质和德行.文章以此为基础抓住汉末至魏晋士人的理想人格及理想人格产生的原因,分析这一时期士人们迥异于前代的人格特征——真情孝悌、逍遥放达、智慧机敏,论述这一时期士人们的光辉人格砥砺后世的巨大意义.     

终日履薄冰谁知我心焦——略论阮籍及魏晋名士的政治心态

魏晋之际复杂的政治环境,深刻影响了以阮籍为代表的一批知识精英.面临着特定的政治选择,士人的理性和批判精神不得不发生变化,士人向专制权力妥协、屈服甚或紧紧地为专制王权服务,成为一种历史必然.伴随着士人人格的臣仆化,学术也日益御用化,士人丧失了先前作为社会知识和道德信仰承担者以及社会理性主体的地位,转换成为整个封建社会官僚体系中的一部分.     

韩愈对宋代士人心态的影响

韩愈作为一代英才,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具有很高的成就。他以他的胆识和品格,以强烈的主体精神,为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积极实践。他的自觉精神在士人心中成为楷模,从宋代士人学韩之主体精神并进一步发展,构建宋代士人独特的士人价值心态可以看出,韩愈对宋代士人的影响无疑是深刻的、巨大的。宋代士人心态中具有帝师意识的继续张扬、以道自任精神的复活、人格理想的重塑、改革精神与会通化成等特征,这些无不受到韩愈的影响。     

北魏时期山西士人地方任职分析

北魏在推行汉化政策过程中吸纳了大量的汉族士人。汉族士人掌握中原文化,地方根基深,在参与北魏政权的过程中,多数人都在地方各级政权中任职。山西士人是汉族士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任职分布于州郡、军镇、地方官府等,从地方一级长官到地方佐僚均能发现他们的身影。这些士人通过自己的才能在地方民生建设、禁盗、文化教育方面作出了成绩,并得到统治者的赏识和百姓的认同,为北魏的地方建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