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学行于北”——论苏轼对金代文学的影响

苏轼诗、文、词对整个金代文学的影响很深，金初苏学之盛是由北宋使金文臣被留之人带去的，诗文风格往往“不出苏、黄之外”。至金代中叶，金国文人已成长起来，仍对苏轼崇拜有加，金代系统研究宋诗特别是苏诗的是元好问，金人尊崇苏轼而亦知其短，王若虚在充分肯定苏轼的同时，也有不少中肯的批评。     

《易经》“拔茅茹以其汇”解

《易经·泰卦》云:“小往大来”。其爻辞云:“拔茅茹以其汇,征吉。”王弼注云:“茅之为物,拔其根而相牵引者也。茹,相牵引之貌也。三阳同志,俱志在外,初为类首,己举则从,若茅茹也。上顺而应,不为违距,进皆得志,故以其类征吉。”孔颖达《正义》云:“拔茅茹者,似拔茅,举其根相牵茹也。以其汇者,汇、类也,以类相从。”《易经·否卦》说:“大往小来。”其爻辞说:“拔茅茹以其汇,贞吉亨。”王弼注云:“居否之初,处顺之始,为类之首者也。顺非健也,何可以征?居否之时,动则入邪,三阴同道,皆不可进,故茅茹以类贞而不谄则吉亨。”孔颖达《正义》云:“拔茅茹者,以居否之初,处顺     

释王绩之“东皋”

隋末唐初著名隐逸诗人王绩,号东皋子.对于“东皋子”之来由,古今论者一致认为因地名而来,即王绩躬耕、隐居之地叫“东皋”.吕才《东皋子集序》、两《唐书》本传,《唐诗品汇》、《全唐诗话续编》、《全唐诗》、《全唐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或云躬耕东皋,或云归隐东皋,或云著书东皋,或云游东皋,都毫不怀疑地认为王绩故里有地名“东皋”.唯《唐诗纪事》与《唐才子传》未云“东皋”,只云王绩“自号东皋子”.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唐诗选》:“东皋,在今山西省河津县,作者隐居对此,因自号“东皋子”.山西人民出版社新近出版的《王绩集校注》也持此说.古今各书所言略同,实则皆本王绩《自作墓志文并序》:“常耕东皋,号东皋子.”     

三峡地区古代少数民族与经济文化述略

文化是环境的产物,特定的地理人文环境必会产生特定的地域性文化。然则,影响某一地域文化特征的要素何在?就其大要,不外两种:一是自然环境,一是社会环境。谚云:“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等等,即是侧重强调自然环境对地域文化的影响。而《汉书·地理志》又云:“人有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则在强调自然环境（即“水土风气”）之影响同时,指出了社会环境（即“君上情欲”）对一方风习的影响。由是而言,汉代张衡《西京赋》所言:“夫人在阳（指春夏）时则舒,在阴（指秋冬）时则惨,此牵乎天者也;处沃土则逸,处瘠土则劳,此系地者也。惨者少于欢,劳则褊（狭也）于惠,能违之者寡矣。”南朝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于时序（指朝代更迭）,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又不能不是我们当今治地域文化者的至理名言。当代大画家黄宾虹先生在《九十杂述》中说:“古今沿革,有时代性。山川浑厚,有民族性。”即道出其个中三昧。明乎此,我们始可言“三峡文化”矣！本文以下所述,亦奉此为圭臬,愿识者志之。     

唐诗札记

一 骆宾王《在江南赠宋五之问》《骆临海集》卷一有《在江南赠宋五之问》一诗,有句云:“秋江无绿芷,寒汀有白苹.采之将何遗,故人漳水滨.漳水滨,陈熙晋援引《说文》所云上党之浊漳,清漳为注,并云:“宋汾州人,故云.”傅璇琮先生《唐代诗人考略》(载《文史》第八辑)辨宋之问籍贯,亦引此为据,云:“据陈熙晋笺注,说漳水有浊漳、清漳,浊漳出上党长子鹿谷山,东入清漳,清漳出沾山大要谷,北入河,皆在山西境.”因此断宋之问为汾州(今山西     

宗周与成周

明胡应麟《四部正讹》云:“《穆天子传》六卷,其文曲则淳古,宛然三代范型,盖周穆史官所记。”胡说甚是。《穆传》固非伪书,其记周穆“西征”所经地名、路线及所述人物故事,亦非伪琵。“西征”之“征”,乃“征行”之“征”,有“巡狩”或“巡游”之意。《传》中所载事迹确是研究西周穆王时此一重大事件和有关历史地理之重要     

苏轼论创造成功的七要素——《苏轼创造奥秘》之一章

苏轼者,启山林手也。探索其创造奥秘以取得强劲借鉴,是每个学者孜孜以求的事情。苏轼论创造个性所应具备的七要素,是在总结前人(曹丕、陆机、刘勰等)论述的基础上,特别是依据他本人独创的实践经验所概括出的一套系统而完整的理论命题。一、“才”:苏轼很强调“才”的作用:“夫欲有所立于天下,击搏进取以求非常之功者,则必有卓然可见之才,而后可以有望其成。”二、“气”:苏轼特别强调“气”的创造活力和威力。他继承了孟子“浩然之气”的说法而又有所发展,他认为“气”是一种“盖天下”而“出万物之上”的至刚至人的精神状态,并指出它是通向成功之路的关键要素。三、“识”(即“学”):苏轼认为要想成其非常之功,需要有非常之识度。他把“识度”置于“智术”之先,可见他对“识”的重视程度。四、“意”(同“理”或“道”):苏轼突出强调创作过程中的“以意为主”。“意”,指表现对象所包含的思想和义理,是作品的灵魂,是一篇之关键,居先驱地位。五、“志”:谓作家立身行事之决心和志气,亦即指理想。苏轼论士人的“才”与“气”,皆从“志”入手。六、“节”:苏轼说:“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对“节”的无比重视,直接否定和批判了曹丕不重“名节”的观点。七、“艺”:指艺术创作中所必须具备的     

苏轼笔下的黄州民俗

自古以来,中国人素有“入乡随俗,出水随弯”的说法。《礼记·曲礼篇》说:“礼从宜,使从俗”,这就是要人们尊重所在国家或地区的礼节、风俗习惯。苏轼深受这种思想的影响,不但“入境问俗、(苏轼《密州谢上表》),而且“好观前世盛衰之迹,与其一时风俗之变”(苏轼《上韩太尉书》)。苏轼生长在天府之国的四川,一生宦海沉浮,历居京城汴梁、陕西关中、山东密州、江苏徐州、常州、湖北黄州、浙江湖州、杭州乃至岭南惠州、     

从“琅当”到“郎当”——词义探源之一

“琅当”是个叠韵联绵词。它最早见于: 《汉书·西域传上》:“阴末赴锁琅当德,杀副以下七十余人。”又《王莽传下》: “以铁锁琅当其颈。”颜师古注曰:“琅当,长锁也。” 所谓长锁,即今之铁锁链。若以此释验于传文中,则殊为不辞。清·王筠曾指出:“说长锁固不误,然铁锁琅当相连,似不可如此说之。琅当,叠韵,盖形容拘系牵曳之状。”然王氏释为形容词,亦与文意相龃龉。清·王先谦《汉书补注》云:“以铁锁琅当其颈,犹言以铁锁锁其颈。”释为动词拘锁,最切。但此释并未引起后来注家的注意,而只沿袭铁锁链之说。     

闲品苏轼植树诗

苏轼是北宋多才多艺的大文学家,世人知道他的诗、文、书、画脍炙人口,而对他植树护林咏诗嗜好,却鲜为人知。“我昔少年时,种树满山岗。”这是一首自述少年植树的诗,说明苏轼自小爱好植树活动。他当徐州通判时,在那里种过柳树,留有“山中故人应大笑,筑室种柳何时还”的诗句。苏诗不仅对植树有记载,而且对造林的生态效益也有生动阐述,如在《滕县时同年西园》诗中就这样描写:“西园手所开,珍木来千岑。养此霜雪根,迟被鸾凰吟。池塘得流水,龟鱼自浮沉。幽桂日夜长,百花乱青衿。我独种松柏,守此一寸心。”苏轼认为植树造林,既能“池塘得流水”,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