痰饮刍议——学习《金匮要略》的体会

<正> “痰饮”作为病名,早在《黄帝内经》里就有了记载,如《素问·五常政大论》说:“水饮内畜,中满不食”。《素问·六元正纪大论》说:“太阴所至,为积饮否隔。”特别是《素问·脉要精微论》还直接提到了“溢饮”。另外,《素问·气交变大论》又进一步指出其临床症状为:“饮发中满,食减,四肢不举,”可见上述饮证,都是脾运失常,水液积聚     

前人对病因的认识

<正> 中医学中之病因学说,追溯往古,最早见于春秋时期所云的:“阴阳风雨晦明”,古人认为对人体有极大的影响。如《素问·离合真邪论》说:“天温地和、则经水安静;天寒地冻,则经水凝泣;天暑地热,则经水沸腾;卒风暴雨,则经水波涌而陇起;夫邪之入于脉也,寒则血凝泣,暑则气淖泽。”《素问·八正神明论》亦云:“是故天温日明,则人血淖液而卫气浮,故血易泻,气易行;天寒日阴,则人血凝泣而卫气沉。”     

中医治“内伤咳嗽”九法

咳嗽是肺系疾患的主要证候之一,《素问·宣明五气论篇》说:“五气所病…肺为咳。”《素问·咳论篇》指出:“五脏六腑皆令人咳,非独肺也。”强调了肺系受邪以及脏腑功能失调均能导致咳嗽的发生。     

中华玄波针灸

中华玄波针灸,是以无形针替代有形针,在传统针灸疗法的基础上,开辟了一条极具革命性的道路,以一种全新的理念横空问世。中华玄波针灸遵循《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治     

“除寒先令生心血”析疑

《元亨疗马集》在“论马寒症灌暖药,热疾施凉剂不效者何也”一节中,按照《黄帝内经素问,至真要大论》关于“诸寒之而热者取之阴,热之而寒者取之阳”的论述,结合兽医临床实践认为:“寒症灌暖药而不效者”,心血不足也;热疾施凉剂而不效者,肾水不足也”,“心血不足者,养心生血,肾水不足者,降火滋阴”,并将这种治则用歌诀概括为     

郁证针灸治疗二例报告

郁证是由于情志不舒，气机郁滞所致的病证。郁证临床表现复杂，主要为心情抑郁，情绪不宁，胁肋胀痛，或易怒善悲，以及咽中如有物梗，失眠等。祖国医学认为，人的情志活动与五脏机能息息相关，《素问·宣明五气篇》提出：“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肾藏志”［１］。不同的情志变化对内脏可产生不同的影响，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１］。另一方面，中医认为，心主神明，脑为元神之府，十四经脉中，督脉入络脑，肝经连接目系，与督脉会合于巅顶，故治疗郁证常取…     

试论“胃阴”及其临床应用

“胃阴”理论是祖国医学脾胃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慢性胃炎、胃癌、食道癌以及糖尿病等疾病发病率的升高,“胃阴”理论被更加广泛地应用于临床。笔者今不揣浅陋,拟从理论和临床两方面就“胃阴”概念和应用进行探讨。1　“胃阴”理论的源流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古代医家就把脾胃归属于五行之中的土,认为土为万物之母,是生发、长养万物的根本。如《内经》言:“胃者,水谷之海、六府之大源也”(素问·五脏别论篇》);“脾胃者,仓廪之官,五味出焉”(《素问·灵兰秘典论》);“脾藏营”(《灵枢·本神篇》);“营出于中焦”(《灵枢·营卫生会篇》…     

浅论《周易》的辩证思维及其对先秦道家的影响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先秦道家对我国传统思维的一个重要贡献在于其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体系,而这种辩证思维,考其源头,却与《周易》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试从《周易》的“阴阳相抱”、“阴阳对立”、“吉凶转化”、“反复之道”等几个方面论述了《周易》的辩证思维及其对先秦道家“相反相成”、“相互转化”、“物极必反”、“阴阳调和”等辩证思想的影响。     

儿科药浴疗法

药浴疗法,即用中药煎汤熏洗沐浴全身或局部,达到治疗的目的。这是我国的传统疗法之一。早在《素问&#183;至真要大论》中就有“摩之、浴之、薄之”的记载,后来历代医家均有继承和发展。我运用此法治疗一些儿科疾病,尤受小患者的欢迎,收到满意的临床疗效。     

论《内经》“太阳根于至阴”在天文气候因素上的反应

《内经·阴阳离合论篇》提出“太阳根于至阴,结于命门,名曰阴中之阳”。《内经·热论篇》又提出“巨阳者,诸阳之属也,其脉上连风府,故为诸阳主气也”。以上提出了“太阳”经脉的根结,起止,以及它的功能和作用。并在“阴阳离合论篇”的一开头就指出“天为阳,地为阴,日为阳,月为阴,大小三百六十日成一岁,人亦应之”。这又提示了人体经脉气血的运行是同天地阴阳的变化相应的。就是说地球和太阳的相对运动变化规律要相应地反应于人体的生理、病理变化。就整部内经的论述来说,其宗旨就是在论     

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观念及其"置换变形"与兰(蕙)

恩格斯关于人类有两种“生产”的论述，是中华“阴阳”观念产生的依据。先秦儒家孔孟未涉及阴阳和兰蕙，至《荀子》之言“兰”，旨在明“礼”。此前屈原视兰蕙为“君子”，其阴阳与之无直接关系。阴阳观念对于《易》学的贡献，落到了道家的身上。发端于《老子》的“道”的阴阳“气”说，经《庄子》的发挥提升以及《易传》的系统深化，遂将“天道”推及于人事，解释大千世界。“阴阳”由此成为中国传统哲学最基本的范畴和根本法则。《易传》的“阴阳合德”至汉武以后演为“阳为阴纲”，其“原型”(阴阳)的“置换变形”，可以儒家的礼制和人诗中的“兰蕙”为证。此乃以今人的立场，借古人的眼光，对“一阴一阳之谓道”的“生生”《易》理作尝试性的诠释。     

治疗小儿腹泻的经验点滴

腹泻是小儿最常见的疾病之一,因为小儿脏腑娇嫩,脾胃薄弱,无论外感六淫,内伤乳食,均易引起腹泻。而腹泻又易伤耗津液,亏损气血,影响小儿生长发育,重者可危及生命,医者不得不引起重视。病因:本病的成因,大致可分为外感、内伤二大类。一、外感:以湿为主。因为脾的生理特点喜燥恶湿,宜升忌陷。如湿邪盛则脾阳受困,清气不升,运化功能失调,清浊混下面为泄泻。故《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湿胜则濡     

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探讨

长期以来,“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理论有效地指导了临床实践。因而在理论上、实践上,都把“风”与“血”这一外因和内因紧密联系。1古人对“风”与“血”关系的认识《素问·至真要大论》“病机十九条”有“诸风掉眩,皆属于肝”。一般认为,风属六气,肝属五脏。古人把中医脏腑辨证方法及病因学说共同分析归纳,作为临床辨证的依据,     

《周易》的阴阳之道对古代文学风格主流形成的影响

《周易》是一部形象说理的特殊的哲学著作。其基本符号“一”、“一”《易传》赋予阴阳说，从而使这部著作成为表述自然界普遍联系的哲学范畴。将阴阳之道引申到文学领域，我们会发现《周易》对中国古代文学风格主流的深刻影响。阳刚之气与“风骨”，阴柔之美与“平淡”的艺术追求，从内容到形式都呈现一系列的规定性。因此，我们可以说《周易》包含极其丰富的文学思想，创作风格是其一，同时涉及到形象思维等等方面。《周易》与我国古代文论的内在联系，需要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     

名人与书

王夫之“嫁书”。清代思想家王夫之一生著书224卷,代表作有《读<通鉴>论》、《尚书引义》等。他大女儿出嫁时的嫁妆是一箱书稿,他说:“这就是我多年来为女儿操办的嫁妆。”     

敦煌遗书《刘子》残卷校证补

敦煌遗书《刘子》残卷,笔者曾有《校证》之文,刊出二十五条。兹再迻录二十二条刊布之,纰谬浅陋之处,伏祈识者正之。 1.周鸡断尾,获免于牺;山狙见巧,终必招害。(伯3562《韬光》) “获免于牺”,罗本、吉府本“牺”后有“牲”字,余本并作“获免牺牲”,《集校》:“法藏敦煌(甲)本夺‘牲’字。” 按:牺犹牲也。《说文》:“牺,宗庙之牲也。”《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牺双觡抵之兽。”《集解》引《汉书音义》:“牺,牲也。”《淮南子·说山》:“生子而牺。”高注:“牺者,牲也。”《吕氏春秋·恃君览·行论》:“宋公肉袒执牺。”高注:“牺,牲也。”是皆牺、牲义同之证。《国语·周语下》:“宾孟适郊,见雄鸡白断其尾。问之,     

王昌龄《诗格》的学术回溯与“三境”说新论

由于《文镜秘府论》的发现和校注等资料的参照佐证，《诗格》著作权归属于王昌龄得到普遍认同，“三境”说逐步走向学术深入研究之路。“三境”说是标举中国古代意境论形成不可缺少的奠基性学说，它使王氏成为“意境”论的主要开创者之一。学术界对“三境”说的认识存在着“三形态”说、三形态与三品格层次兼容说和“三品格层次”说三种不同的看法和论争。笔者认为“三境”说在三种类型诗作中都有品格层次高低优劣之分，而不是物境、情境和意境有品格层次高低优劣之分。     

文字学习偶得

(一)字形衍变:大与太“大”,与“太”,今音殊异,字形有别.但历史地考查、我们就会发现,“大”、“太”本同出一宗,后来衍变而异.篆文“大”“象人形”(见《说文》).“象人首、手、足皆具,而可以参天地,是为大”(见段氏《说文解字注》).《广韵》徒盖切,读如tài,湖南、四川有人读“大”为“tài”乃古音之遗;又音转作唐佐切(泰、歌之转),陕西人、山西晋南人也读“大”为“tuo”;《集韵》他达切,即普通话之dà.“太”不见《说文》,它作为后出字脱胎于“泰”.《说文》“泰,滑也,从艹从水大(tài)声,(?),古文泰”.从艹从水者,以手掬水,则水易从指缝中流出,故训“滑”.“泰”隶省作“汏”,(与浙米之“汏”同形,后人误为“汰”),则“泰”之本义也由“汰”来表达(今淘     

北宋《易》学中的“寂感“说及其思想特征

北宋《易传》中的“寂感”说更进一步确立了其心性论的色彩,从人心之本然状态,以及心与理的关系方面,把“寂感”作为联系儒、释、道三教中心性论的桥梁和纽带,也正是在三教合流的思想背景之下,“寂感”说成为心性之学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并从心性论的角度确定了“寂感”说的思想特征。     

《典论·论文》写作时间考辨

曹丕的《典论·论文》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著名作品。《典论·论文》写于何时,史书缺乏明确记载,因此引起了后世研究者探讨的兴趣。朱东润先生在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中,提出了“曹氏兄弟论文,皆发于东汉之末,无关黄初”的看法。《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一九八○年第一期和第三期分别刊载了高敏同志的《略论“建安七子”说的分歧和由来》和《对〈异议〉的异议》两篇文章,又提出了《典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