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诗序》和《诗集传》对诗旨理解的不同

作为《诗经》宋学的集大成之作,朱熹的《诗集传》对《毛诗序》多有批判,突破《毛诗序》"美刺言《诗》"对诗旨的牵强附会,主张"以诗言《诗》",试图从文本出发探求诗的本义,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诗的本来面目。朱熹虽对序是否合乎诗旨产生怀疑,主张不依序说诗,但在具体释诗过程中存在并未完全废序的现象,带有明显的不彻底性。     

《诗经·国风》诗旨阐述差异比较——以《毛诗序》《诗集传》和《诗经原始》为例

历代学者对《诗经·国风》主旨都有着不同的解释和阐述,汉代《毛诗序》从政治观念出发,对《国风》的解读与政治事件紧密结合,宋代《诗集传》从情感方面解读,将《国风》中涉及到男女爱情的诗歌评为“淫奔之诗”。《诗经原始》通过“反复涵咏”的方式对诗歌文本进行分析,力图推究诗人原意。三者虽各有偏颇,但都为解读《国风》提供了新角度,都有时代价值。     

从精气养生说角度对《毛诗序》的疏证

以往学界研究《毛诗序》多从社会学批评角度立论,而忽视了先秦两汉浓郁的精气养生思想背景。其实,《毛诗序》有关人心变化的描述,均与精气养生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就此角度切入,可以减少历来学界对于《毛诗序》的误读,从而真正理解其文艺思想的精髓。     

浅析《毛诗序》中两段选文的英译

美国著名汉学家宇文所安从其独特的视角以一种翻译与评论相结合并立足文本细读的方法解读中国古代文论,由于根源于不同文化,也由于两种语言本身的非对等性,在翻译和注解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误译和误释。选取他对《毛诗序》两段选文的翻译以及译文后面的评论,并对比《毛诗序》中的原文,就以上问题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当然,不可否认的是,他在向西方介绍中国传统文学理论方面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朱熹“以《诗》说《诗》”阐释原则的诗教意义

"以《诗》说《诗》"是一种探寻《诗经》本义的阐释方法,突破了汉代由《诗序》所确立的将《诗经》政治化的阐释传统,为《诗经》的审美阐释开辟了道路。在这种阐释原则的主导下,朱熹重申了《诗经》的情感本质和"言有尽而意无余"的审美兴味。对《诗经》本质的重新阐释,使得朱熹建立起一套与《诗序》所确立的"《诗》教"传统迥然不同的诗教体系,把诗歌教育的发生与实现机制理解为以"情"为枢纽的感兴过程,其最终的目的是使读者"思无邪"。     

《诗集传》对《诗经》爱情诗的多变态度辨析

《诗集传》是宋代诗经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是在宋代疑古风气影响下形成的,一方面反映了朱熹尊儒尚理的观念,另一方面体现了朱熹新的解《诗》方法,即"以诗解诗"。在尊儒传统、疑古风气以及朱熹自身读诗体会的影响下,《诗集传》对爱情诗的解读表现出不同的态度,一是与《毛诗序》相同,解为文王后妃之德或美刺诗;二是从诗本身出发,体味诗意,但又受理学思想的影响,把男女爱情诗解为"淫奔之诗";三是还原诗本意,肯定男女情思,不做过多的理学阐释。朱熹对爱情诗多变的态度也反映了朱熹本人思想的矛盾之处。     

论《诗集传序》理学视野下的《诗》学思想

朱熹倾四十年之力而著的《诗集传》,是《诗经》研究史上第三座高峰,通行宋之后八百余年。朱熹以理学为指导,在义理解诗的基础上,尊重诗文本身,将义理与诗巧妙地结合起来。这种阐释实践,是其诗学思想的具体表现。     

革新、反叛与理性回归：北山学派的《诗经》研究

朱熹思想盛于东南,金华弟子秉承真传,相沿传习,自成一派,其核心思想乃传承朱子之四书学。该派在《诗经》研究方面渊源有自,其发展经历了研究方法的革新、反叛和理性回归三个明显的阶段,成绩卓著者为王柏和北山学派最后一位传人许谦。他们独特的研究方法在《诗经》学史上有着独特的贡献。     

《诗经》讽刺诗与怨刺诗之区别及其特色

分析了《诗经》讽刺诗和怨刺诗的联系和区别，指出了讽刺诗的若干特征，并对它进行分类，详尽剖析了它的艺术特色和成就     

论钟嵘《诗品序》对《毛诗序》的理论重构

钟嵘<诗品序>抽去了<毛诗序>一系列理论概念的政教伦理内涵,重构出审美的诗学理论,奠定了中国诗学理论发展的新里程碑.     

《汉书》引《诗》考

班固是一位严谨的史学家,身在经学时代的他,所撰著的《汉书》中大量征引五经文字,其中对《诗经》的征引亦不在少,《纪》《表》《志》《传》都有征引。征引范围涉及风、雅、颂,其中以雅诗为多,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班固正统的思想。《汉书》所引之《诗》固是汉代版本,将其与今流行本勘比,自有其文献学价值。     

论朱熹与戴震《诗》学之间的因缘关系

朱熹和戴震《诗》学关系密切,朱戴有着共同的学术精神和治学风格,大胆怀疑,客观求真。朱熹《诗》学诸多思想和方法对戴震有明显影响,戴震《诗》学借鉴了朱熹《诗》学的具体思想和方法,肯定和引用了朱熹大量的《诗》学研究成果,在某些方面戴震《诗》学对朱熹《诗》学有所超越和发展。     

钱谦益反复古思想与《明史·文苑传》

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钱谦益对有明一代文学作过总结,褒贬之中激烈地抨击了曾经百年的复古文学派.由于明、清之际学风的转变和钱氏学术地位之尊,钱氏之论进而影响史局,使《明史·文苑传》弥漫着浓烈的反复古意味.只因史书遮目,后人读史,难见公允,不可不辨.     

陈奂《诗毛氏传疏》的礼学思想探析

陈奂《诗毛氏传疏》是清代《诗经》学研究的代表作,其主旨为探明《毛诗》古义,尤其擅于考证《诗》中之礼。陈奂精通礼学,在注《诗》时经常对郑玄等前儒礼说进行驳正,对《仪礼》仪节进行考证,并根据《毛诗》对先秦逸礼进行发掘。他在疏中提出了诸多礼学观点,如《诗》可以补礼之阙、春秋有变礼、礼尚养老等。其解礼的总体特点一是重视文字训诂,二是擅于以经解经。     

诗集《芸香馆遗诗》题材分析

蒙古族入主中原后，出现了蒙古族汉文创作现象。在蒙古族汉文创作者群中，那逊兰保是清代卓有成就的蒙古族汉文女诗人。其流传至今的诗集《芸香馆遗诗》，就诗歌题材的拓展而言，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谈《诗集传》中的训诂术语“放此”

朱熹的《诗集传》以训释简明而著称,这与朱氏善于运用训诂术语有关。本文通过集中研究训诂术语"放此"在《诗集传》注释中的运用情况,探讨其作用。     

论《甄嬛传》对《红楼梦》的戏仿

《甄娠传》对《红楼梦》的戏仿在《甄娠传》里诸多地方能够找到痕迹,其中最主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人名与情节或者性格的暗合,其次是叙述与话语的模仿,最后是人生哲理的相似。《甄娠传》对《红楼梦》的戏仿可以说只是一种写作技术层面的借鉴,《甄嫒传》之文学艺术成就虽远不能跟《红楼梦》相提并论,但她精致典雅之语言、独具匠心之情节、沉伟岸之哲理在后宫（或说“宫斗”）题材小说的苑囿里的确独树一帜、鹤立鸡群,这是我们必须肯定和承认的地方。     

读《文选》札记

文字由生僻趋简明 ,《西京赋》从薛综注到李善注、五臣注 ,体现了此通俗化过程。班固《两都赋》引用“五经”“今文家”说 ,张衡《二京赋》宣扬老庄思想 ,东汉中叶又重视《老子》、《庄子》。《毛诗序》流传至少在汉宣帝前 ,河间献王好《毛诗》之说不误。颜延之《赭白马赋》,写作年代李善注与五臣注不同 ,五臣注较胜。     

《国语》引《诗》考

《国语》是我国最早的国别体史书,记录了西周中期至春秋战国之交约五百年的历史,其在记言的过程中无可避免地引用在当时已经广为流传的文学典籍.引《诗》,在春秋战国的外交场合中蔚然成风,使《诗》的运用更为普及,超出了我们想象的文学范畴.《国语》一书中引用《诗经》达38处,其中多引雅诗、颂诗.周、鲁、晋、楚四国引《诗》数量最多、...     

论朱熹的诗教观：经理合一 会通博综——基于《诗经》和《四书》的研究

朱熹的诗教思想在其理论体系中具有形而上意义,通过日用工夫涵养、复归本心,以启明广大生民之本心,通达大道。为充分发挥《诗经》的教化作用,使其与集理学之大成的《四书》学融贯为一整体,朱熹的治经重心与前儒相比有所转移,将义理阐释作为解经旨归之一,引理入经。“思无邪论”“淫诗说”“反美刺论”等诗教观使《诗经》文本脱离政教桎梏,在回归本义的基础上施展教化。探究朱熹诗教观在《四书》中的呈现,可以经鉴理,发掘其背后的义理主线。经与理的密切关联深化了经学的思想底蕴,更优化了理学的教化效果。朱熹在经学理学化方面的努力使其思想体系更具整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