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汉代乐府民歌札记

战国南,死郭北,野死不葬乌可食。为我谓乌:“且为各豪!野死谅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水深激激,蒲苇冥冥;枭骑战斗死,驽马徘徊鸣。梁筑室,何以南,何以北,禾黍不获君何食?愿为忠臣安可得?思子良臣,良臣诚可思:朝行出攻,暮不夜归! ——《战城南》     

释“召”

《说文·口部》:“召,(讠乎)也。从口,刀声。”又《言部》:“(讠乎),召也。”段玉裁注云:“口部曰:‘召,(讠乎)也。”后人以‘呼’代之,‘呼’行而‘(讠乎)’废也。”召、(讠乎)(呼)在《说文》中是一对互为注释的同义     

《论语》选读(二)

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选自《卫灵公》篇) 讲解:一言,就是一个字,子贡问有没有一个字可以作为终身的行为准则,孔子就说了一个“恕”字。具体讲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为什么不     

中华经典研读之《易经·系辞》十六

是故列贵贱者存乎位,齐小大者存乎卦,辩吉凶者存乎辞,忧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是故卦有小大,辞有险易;辞也者,各指其所之。“列贵贱者存乎位”,《易经》中多次谈到时、位的问题,尤其是从卦的本体而言,爻“位”是影响卦异的主要因素,位在上还是位在下就有贵、贱之分。在研读《易经》的时候能够感知这一点,在现实生活中更能体会到这一     

春天,让我们带着诚信上路

<正> 诚信这个话题,在我国可谓历史悠久。《论语》的《学而》篇有:“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为证》篇有:“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孔子还说过:“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     

《天问》“皇天集命，惟何戒之”考

过去注家解释《天问》“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礼天下,又使至代之”四句字面意义基本准确。但是不能定为何人何事,仍是不得其解,根据这四句在《天问》中的语境和历史文献考证,可以确定为周公故事。     

中国古代蔗糖科学技术的经典——评《甘嗜》蔗糖部分

(一) 我国甘蔗栽培和利用甘蔗制糖,起源很早,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植蔗和甘蔗制糖国家之一。古代在没有“蔗”字以前,有“柘”或“诸柘”等称呼,名称不下三十余种。公元前四世纪(战国时代)屈原的《招魂赋》中已有“肠鳖炮羔,有柘浆些”的记载。柘浆是蔗汁的浓缩制品,可直接食用,亦可以烹调。《招魂赋》虽然只谈及那时楚国(今湖北一带)的甘蔗食用情况,但是,从甘蔗的生长习性来看,可以推断,我国华南地区对甘蔗的食用应比长江流域更早。晋朝(公元二至三世纪)《西京杂记》(作者未详)提到,汉高帝时(公元前三世纪初期前后)南粤出产石蜜。石蜜一物,后人对它的解释屡见于文献,如公元一世纪(汉朝)杨孚的《异物志》提到:“甘蔗……生取汁……煎而曝之,即凝,如冰……时人谓之石蜜。”公元五世纪(南北朝)陶弘景的《名医别录》提到:“蔗出江南为胜,庐陵亦有好者。广州一种数年生,皆大如竹,长丈余,取汁为沙糖,甚益人。”又有“荻蔗节疏而细,亦可啖也。”等等。     

庄子“物化”的审美观及其影响

“物化”是我国古代美学独特的范畴,最早发端于庄子,在《齐物论》中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反映了人与自然相互包容关系并把它作为人生最高的精神境界,基本上是先秦时期“天人合一”思想的反映,如《达生》篇所说:“灵台者,天之在人中者也。”《庚桑楚》篇郭象注:“灵台,心也。”,意谓人心中包含着天地自然,突出了“天”的自然含义。那么如何才能达到“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庄子认为必须通过“物     

《雨中登泰山》引文订正

《天津师大学报》编辑部:高中语文课本第一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11月第1版),选了李健吾先生的《雨中登泰山》一文,其中引有“应劭《泰山封禅仪记》”中的一段话,编者在“注”中称“应劭,东汉末期人,著名学者、文人”。最近,一位语文教师向我提出:应劭《泰山封禅仪记》一文见于何书?想阅读全文,以便加深对课文中那段引文的理解。于是,我查阅了应劭《汉官仪》     

读《骚》札记二则

一、释“降” 《离骚》:“摄提贞子孟(阝最)兮,惟庚寅吾以降。”王逸注:“降,下也……庚寅之曰,下母体而生。”后世学者多因之。按此说虽通,然未尽其义。“降”见于屈赋者凡十次,皆与神灵相关,“百神翳共备降”(《离骚》)、“灵皇皇兮既降”(《九歌·云中君》)、“帝乃降观”,(《天问》)是其明证。“降”字的神秘意味甲骨文中早已屡屡出现,如“帝降食受又”(《殷虚文字乙编》5296),“帝降不若”(《卜辞通篡》367)等,帝即神也。先秦典籍更不乏其例。故钱澄之《屈诂》云:“原自序其生     

“兴”并非最早出现于《诗经》

编辑同志:贵刊81年1期刊登的《谈〈诗经〉中“兴”旧表现方法》一文云:“作为诗歌的表现方法,和赋、比一样,兴也最早出现于《诗经》。”我认为,作为诗歌艺术表现方法的兴,在《诗经》中被大量而成熟地运用着,这是事实,但它却不是“最早出现于《诗经》”。就是说在《诗经》之前,兴就已经出现了。《周易·明夷初九》云:“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又《中孚九二》云:“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     

蒋介石在辛亥革命时期的功与罪

辛亥革命时期,蒋介石干了两件大事:一是光复杭州;二是暗杀陶成章。这两件事都与浙江有关,第一件大事,知者甚鲜;第二件大事,功乎?罪乎?众说纷云。“千秋功罪,谁人评说?”本文试图就蒋介石在辛亥革命时期所起的作用评述如下,以求教于海内识者。     

前置宾语后的“是”和“之”的词性

在古汉语中,常有这样一种前置宾语的句式:(1)“鲁颂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学,亦为不善变矣。”(《孟子·腾文公上》)(2)“苟偃令曰:鸡鸣而驾,塞井夷灶,唯余马首是瞻.”(《左传·襄公十四)》(3)“君人者将祸是务去,而速之,无乃不可乎?”(《左传·隐公三年》)(4)“寡君其及恐,敢与知鲁国之难?”(《左传·昭公三十一年》)     

郭沫若浪漫主义创作主张浅议

一半个多世纪以来,浪漫主义这一创作方法几度被践踏,其代表人物如郭沫若、蒋光慈等人,曾因此一再受到围攻,以致郭沫若觉得蒋光慈之所以会早逝,“在把他对于结核菌的抗斗力减弱了的一点上,‘围骂’怕也是相当奏了一点功效的”。毋怪乎“浪漫”这类字眼总是令人望而生畏,“如用罗马字写出来,都有 gui(?)otine(断头台)的发音”。浪漫主义究竟何罪之有?“浪漫”亦作“漫浪”,原意为放荡不羁。《新唐书·元结传》云:“又漫浪于人间,得非聱(?)乎?”就是     

编后随笔

做文章 ,须有几分霸气。霸气者何 ?宋代著名女词人李清照之父李格非有一段精彩的文论 :“余尝与宋遐叔言 ,孟子之言道如项羽之用兵 ,直行曲施 ,逆见错出 ,皆当大败 ,而举世莫能当者 ,何其横也 !左丘明之于辞令亦甚横。自汉后千年 ,唯韩退之之于文、李太白之于诗 ,亦皆横者。近得眉山《谷记》、《经藏记》,又今世横文章也。夫其乃自得而离俗绝畦径间者 ,故众不得不疑。则人之行道文章 ,政恐人不疑耳 !”此中的“横”实可作“霸”解。循规蹈矩 ,囿于窠臼 ,言人之所言 ,行人之所行 ,是断不能有传世之作的。霸 ,方能立九鼎之言 ,著百代华章…     

三峡地区古代少数民族与经济文化述略

文化是环境的产物,特定的地理人文环境必会产生特定的地域性文化。然则,影响某一地域文化特征的要素何在?就其大要,不外两种:一是自然环境,一是社会环境。谚云:“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等等,即是侧重强调自然环境对地域文化的影响。而《汉书·地理志》又云:“人有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则在强调自然环境（即“水土风气”）之影响同时,指出了社会环境（即“君上情欲”）对一方风习的影响。由是而言,汉代张衡《西京赋》所言:“夫人在阳（指春夏）时则舒,在阴（指秋冬）时则惨,此牵乎天者也;处沃土则逸,处瘠土则劳,此系地者也。惨者少于欢,劳则褊（狭也）于惠,能违之者寡矣。”南朝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于时序（指朝代更迭）,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又不能不是我们当今治地域文化者的至理名言。当代大画家黄宾虹先生在《九十杂述》中说:“古今沿革,有时代性。山川浑厚,有民族性。”即道出其个中三昧。明乎此,我们始可言“三峡文化”矣！本文以下所述,亦奉此为圭臬,愿识者志之。     

波鳞牡蛎人工受精及个体发育的初步研究

(一)绪言 我国劳动人民千余年来就知道利用沿海海涂,以养殖海产贝类,如壮蛎、蝗、泥蚶、贻贝、蛤等等。其中又以壮蛎养殖特别发达,尤其在景粤两省,本来牡蛎味鲜美,又富有营养,欧美及苏联诸国人民,特别嗜好啖食生牡蛎,有“营养之王”的称号,所以多少年来关于牡蛎的一切有     

恢弘的历史构想——读《蝶恋花·答李淑一》札记

50年代轰动诗坛的盛事莫过于《蝶恋花·答李淑一》的发表。它那绚丽的色彩如此令人倾倒,而那恢弘的构想却又如此奇异,致使人们颇有迷离之感,学术界对“问讯吴刚何所有”、“泪飞顿作倾盆雨”的理解曾莫衷一是、聚讼纷纭便是明证。这势必影响对吴刚、嫦娥形象的认识,不得深窥其历史意义。今试为之一辩,以就正方家。一、吴刚问讯对“问讯吴刚何所有”句,郭沫若认为“问讯”即发问,是二忠魂向吴刚发问,意为你用什么来招待我。有人指出,如此解释则二忠魂必有居功自傲之嫌。于是肖涤非等又生新     

析《史记》之“本纪”与《汉书》之“本纪”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斯言不虚也。中国史学的发展,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局面下,《春秋》《左传》相继问世,史学的发展达到一个高峰。之后历四、五百年,到汉武帝时,海内一统,汉帝国繁荣昌盛,一代大师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推出了史家绝唱的《史记》,使中国史学一下子走到了令人眩目的高峰。这就给以后的史家提出了难题;此后的中国史学会怎样发展?能否     

我看“三国英雄”

黄承彦黄承彦在三国人物中,是个很不起眼的角色。或许是不甘寂寞吧,他竟不似思索地指引东吴大元帅陆逊出了八卦阵,做出了亲者痛、仇者快,给西蜀带来灭顶之灾的事。恐怕他连想都没有想过:蜀所惧者,非魏也,非吴也,乃魏吴联合也。假如蜀能一举而灭吴,从而与魏隔江而峙,那么,何愁不能图中原?蜀先亡而吴后亡,实在有他的功劳,真不知他这个亲疏不分、愚仁昧善者,在历史中该存有“仁名”还是留下“骂名”。曹操有人说他是汉贼,有人说他是奸雄,我以为他实在是个地地道道的愚者:吕布乞降,他问策于刘备。刘备出于私心,一句“公不见丁建阳、董卓之事乎?”就削去了能为自己争天下的一支臂膀。欲立世子,问于贾诩。贾诩说:“公何不思袁本初、刘景升父子耶?”曹操即立才德欠佳的丕为世子。搜索枯肠乃成《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