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延迟退休的效应分析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剧,养老金账户压力陡增,政府有关部门一直在酝酿和探讨延迟退休年龄的可行性,大多数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也支持了政府设想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但其研究大多只局限于延迟退休的收入效应,而没有考虑到其在就业效应和生产率效应方面是否存在负面影响。本文以此为出发点全面分析我国延迟退休的三种效应,并在此基础上讨论该在何种条件下试行延迟退休。     

基于层次分析法和熵值法的分类延迟退休问题研究

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养老金缺口逐渐增大,国家财政面临巨大压力,延迟退休势在必行.与普遍延迟退休方案相比,分类延迟退休对于解决养老金亏空的效果要好,分类延迟退休更容易获得参保者的支持,而且新增劳动力的基础效应比普通延迟退休小.通过考察工作环境、收入情况、个体体质、受教育年限、工作经验5个指标体系,采用层次分析法和熵值法相结合的方法,具体讨论了5种具有代表性群体的延迟退休方案.     

发挥服务平台作用 鼓励引导服务青年创业就业

创业就业问题是一个长期性战略课题,是政府各级职能部门关心、社会关注、青年关切的重大现实问题。伴随着全球金融危机、产业发展和技术升级,"挤出"效应和替代劳动力需求将进一步加剧就业紧张的形势。分析了当前青年创业就业存在的问题,列举了依托服务平台,促进青年创业就业的举措,指出青年创新创业服务平台应以组织、服务为依托,全力推动青年就业创业工作,努力务实地促进青年创业就业。     

FDI流动的就业效应：理论与实证分析

主要从理论与实证两个层面探讨了FDI流动对我国就业的影响机理及其效应大小.首先从就业创造、就业替代和挤出以及就业转移方面分析了FDI流入、流出的就业效应的影响途径.其次选取我国1990—2009年的相关统计数据,运用协整分析、ECM（误差修正模型）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等计量经济学方法,对我国FDI流入、流出与就业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FDI流动与就业之间存在一个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FDI流入对我国的总就业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FDI流出对我国的总就业具有一定的负面影响,FDI流入的就业正效应大于其流出的负效应.最后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基于灰色关联的科技进步水平与就业结构的实证研究

科技水平的进步提高生产效率促进经济的发展,但科技水平的进步会对劳动力产生促进效应还是挤出效应已经成为了就业研究过程中的重要问题.本研究利用熵值法构建科技进步水平指标体系,依据安徽省2008-2018年数据实际测算安徽省的科技进步水平值,进行科技进步水平与就业结构的关联度分析.得出安徽省科技进步水平促进劳动力总量的提升以及就业结构的优化的结论,提出促进高新产业发展和就业服务体系的完善的建议.     

企业金融化对就业规模的影响研究——基于上市公司的实证

利用中国2009—2016年沪深两市1400家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了企业的金融化行为对就业规模的影响效应,以及金融化背景下的企业要素投入调整过程。研究发现,企业的金融化行为显著减少了劳动力需求,导致企业就业规模的缩减,而且劳动密集型企业中这种效应要高于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研究还发现,企业的金融化主要是通过挤出固定资产投资来影响就业规模的,企业就业规模的调整明显滞后于资本投入调整。     

基于Panel Data模型的生产者服务业区域发展影响因素

利用面板数据误差修正模型考察了制造业规模、投资、就业、区域经济水平、城市化水平等因素对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的生产者服务业发展的长期和短期影响.结果发现,除了区域经济水平在长期和短期都对本区域生产者服务业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以外,其他影响因素在不同区域的影响方向和大小有所不同.从长期来看,东部地区制造业规模对生产者服务业具有挤出效应,而投资和就业能显著地促进行业发展;中部地区投资、就业和城市化水平都对生产者服务业产生了负向影响;西部地区除了制造业规模影响为负值之外,其他因素都能促进行业发展.从短期来看,东部除了投资、中部和西部除了城市化之外,其他因素基本上对行业发展具有正效应.     

政府研发资助对高技术产业创新产出的影响——基于分行业的面板门槛回归分析

基于我国2009—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试图厘清政府研发资助与高技术产业创新产出的复杂关系,并运用面板门槛模型进行分行业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政府研发资助对高技术产业创新产出的影响存在行业差异。在医药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中,随着政府研发资助强度的增加,政府研发资助的激励效应呈现边际效应递减的非线性特征。在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中,政府研发资助对创新产出具有不显著的挤出效应,且不存在门槛效应;但无论是哪个行业,企业自有研发投入对高技术产业创新产出均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     

高铁背景下京津冀县域尺度就业密度空间格局研究

高铁对城市间劳动力流动格局会产生较大影响,进而对区域就业密度格局产生影响.采用加权平均中心、地理加权回归方法研究高铁对京津冀县域尺度2010—2017年就业密度格局演变的影响,结果发现:高铁的开通显著改变了区域就业密度格局,劳动力从最初向高铁沿线区县集聚,过渡到向地级市或更发达城市集聚,高铁的虹吸作用促使以衡水为中心的就业密度低值区的形成.高铁背景下经济发达、就业待遇更好的地区更容易吸引劳动力,而社会固定资产的投资对劳动力的吸引力较弱;相对于高铁开通年限而言,高铁班次变量对区县就业密度的影响更为显著,其中正向影响主要分布在北京、天津和位于京广高铁沿线的保定北部区县.总体来说,高铁对京津冀县域就业密度的影响以集聚效应为主.该结论可以为未来高铁建设背景下区域就业格局的优化和调整提供实践参考.     

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谈拓展就业的税收政策倾斜

我国经济增长拉动了就业需求,但就业弹性呈下降趋势。本文通过对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劳动密集型产业产业结构分析,认为资本、技术对劳动的挤出效应在不断强化,从而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角度寻找税收对策。     

老龄人才劳动资源开发体系研究

开发老龄人才劳动资源是老龄化社会的重要举措。老龄人才作为一种劳动者,在与生产资料和用人单位结合过程中,存在着表现为就业、薪酬、教育培训等社会层面和劳动方式、劳动时间、劳动保护等自然层面的问题。在开发体系研究中,通过设立弹性退休制度、提供系统的老年就业服务、设计符合老龄人才岗位、进行再教育和培训、设计中等薪酬水平和高福利、实施"双保险"的劳动保护、加强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等途径,共同开发老龄人才资源。     

FDI、劳动力需求弹性与就业效应

在理论分析FDI与劳动力需求弹性关系的基础上,利用2000—2008年间中国外资企业省级面板数据和固定效应模型,就FDI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进行研究。结果显示:FDI对劳动力需求弹性具有显著的影响,即改变劳动力与其他生产要素(资本与中间产品)的替代效应来对劳动力需求弹性产生作用,进而影响到劳动力市场的雇佣关系、就业风险和工作稳定性。     

不和谐的根源何在——农业劳动力转移问题诹议

阐述了农业和非农产业的概念;指出劳动力配置具有自然规律,社会劳动力在各个产业之间的配置结构,主要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分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宏观劳动力配置的两次较大失误;得出收入分配的重大差别,从根本上说是由就业岗位差别造成的;劳动力配置失误消除了,就业岗位与就业者素质相适应了,社会就和谐了。     

高新技术的发展与我国劳动就业的对策

高新技术与劳动就业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两大战略问题。高新技术的发明和应用促进着经济的发展、改变着社会的生活 ,从而影响与经济和社会生活广泛联系的劳动就业。本文从高新技术的广泛影响出发 ,深入分析高新技术的发展对我国就业结构和就业形势的影响 ,并针对高新技术的发展引起的结构性失业现象提出我国应该采取的有效对策。     

城乡教育差距与扶贫挑战

我国要实现"四化同步"新战略,农民增收是关键。已有研究表明,非农就业是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而教育对于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新时期厘清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状况及其与就业的关系,不仅是当前实现可持续脱贫的需要,更是长远制定人力资本提升战略,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本文利用课题组收集的中国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和农村中学学生基本情况调查的信息,围绕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就业现状以及农村未来劳动力人力资本提升面临的挑战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提升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农村地区是短板,贫困农村地区是短板中的短板。受教育水平越低,不就业的比例高,参与非农就业的比例越低,越容易陷入贫穷。因此受教育水平低的人成为扶贫关注的重点。此外,农村地区人力资本提升面临着诸多挑战,有效克服这些挑战方能打破贫困的代际传递。     

也谈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核心,我国农业基础薄弱和工业化发展不充分,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体制及农村劳动力的数量大、素质低是其重要阻碍。为此,应通过促进就业作为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职能、尽快构建完善的农村教育体系、建立城乡一体化的体制机制、调整农业结构等多种途径,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有效转移。     

对内生退休模型的拓展——考虑社会保障的内生退休模型

在Matsuyama(2008,JPE)中,利用Diamond的跨期迭代模型,研究了内生退休问题。在此基础上,通过计算、比较与分析,探索政府采取即收即付的社会保障方式对经济的均衡状态以及老年人的就业率有什么样的影响。     

人民币汇率变化对我国制造业就业的影响

基于2013—2018年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未含港澳台地区）的制造业面板数据,建立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实证研究人民币汇率变化对我国制造业就业的影响态势及影响渠道。研究结果表明:人民币升值会导致我国制造业就业的总体水平出现下降。虽然人民币升值通过产业结构渠道和外商投资渠道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我国制造业就业,但同时,通过贸易渠道和劳动生产率渠道会负向影响我国制造业的就业水平,且负向影响显著高于正向影响。建议政府密切监测出口企业对人民币升值的承受能力,积极推动科技体制改革,突破核心技术瓶颈,制定和实施扩大内需的财政政策,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促进经济增长,提高就业水平。     

数字经济、技术创新和私企就业机会——基于中介和门槛效应的实证检验

基于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区市面板数据，运用熵值法赋权并测度各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下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私企就业机会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表明，数字经济显著正向促进私企就业机会，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技术创新是数字经济推动私企就业机会发展的传导路径，技术创新在数字经济对私企就业机会的影响中发挥完全中介作用；数字经济对私企就业机会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存在以技术创新为门槛变量的双门槛效应，技术创新水平过低显著阻碍了数字经济对私企就业机会的促进作用，而随着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关系有所改善。     

资本投入、劳动力结构与相对人力资本投资效率

构建了由资本、技能和非技能劳动力这3要素嵌套的CES生产函数;剖析了资本投入与劳动力结构对相对人力资本投资效率的影响;利用中国2004—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测算出相对人力资本投资效率,并从经验的角度检验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2004—2018年相对人力资本投资效率呈小幅上升趋势,劳动力结构效应使相对人力资本投资效率降低,而资本品质、资本与技能劳动力匹配等效应使相对人力资本投资效率增加;2）资本投入与劳动力结构对人力资本投资效率的影响受制于要素的替代弹性,非技能劳动力出现挤出效应,而技能劳动力的需求量大,各区域对劳动力需求迥异,但都可通过增加技能劳动力的投入、调整劳动与资本要素结构来有效提高投资效率;3）相对人力资本投资效率的成因检验结果表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水平和技能劳动力投入比例的提高,可有效降低技能溢价,进而降低相对人力资本投资效率,且在技能劳动力投入比例较低的情况下,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水平会降低相对人力资本投资效率;4）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水平对相对人力资本投资效率的影响在不同区域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东部地区表现强于中西部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