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法治理论的历史演变及其借鉴意义

西方法治理论的发展经历了“良法之治”“形式法治”“实质法治”三个阶段。中国的法治建设应走实质法治的道路,但需要通过完善一系列形式性的法律制度来推动。     

论宪法监督法治价值的彰显

当今世界，法治已成时代强音。但法治的形成，宪法监督是不可或缺的手段。因为它本身就蕴涵着法治价值，并且通过树立宪法权威，维护宪法的根本法地位，为法治打下基础；将程序性审查与实体性审查结合，使法治从形式走向实质；确认“法的统治”地位，使“法制”走向“法治”等途径来彰显法治价值。     

“法治地方”是实现法治国家的积极途径——以浙江为例

文章立足“法治浙江”的实践,运用个案研究方法,试图诠释“法治地方”的合理性、可行性与必要性。提出法治是实践性事业,激活法治地方的自主性,促进法治地方与法治建设的互动,是实践法治国家的积极途径。     

“无讼”法律传统的法治回应

法治国家的建设离不开传统法律文化的支持,“无讼”作为我国有代表性的法律文化之一,其在当今社会仍有广泛的存在基础。然而,“无讼”有其天然的法治缺陷。因此,需充分考虑“无讼”的法治缺陷,进而在法治推行过程中对其作出正确的回应。     

新时代大学生法治素养的培育逻辑、评价体系与实践场域

法治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法治能力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动力和根本保障。高校是普及法律知识、熏陶法治情感、培养法治意志和推进法治实践的战斗堡垒,对全社会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具有先锋模范作用。新时代有着新要求、新期待,党的二十大报告所指出的“使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在全社会蔚然成风”,蕴含着培育法治素养“知-情-意-行”的内在逻辑。而大学生法治素养的培育具有大学生自我教育与多元主体协同育人的双重维度,构建“知-情-意-行”的法治素养评价标准体系和“国-校-家-社”的多元协同育人机制有益于培育目标的实现。     

“法治一元”视角下的中国法律传统

法治即是法的统治，“善法的统治”是一种法治的完美状态，中国传统法律形式多样，不乏善法的存在，但是缺乏法的统治，所具有的善法只是人治的工具，中国法律传统中更多的是非法治因素。法治多元理论下的所谓“中国传统法治”理论偏离对法治的正确认识，引起理论混论。抛弃法治多元理论，正确认识中国的法律传统，对建设法治中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论“依法治国”的法治观

<正>在二十世纪将要过去,二十一世纪将到来之际,中国在新修改的宪法中明确规定:“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治已成为举国上下的共识,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追求目标.为此,正确认识和理解社会主义法治观,明确我国现阶段实行法治所应解决的问题,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 如何认识“依法治国”的法治观正确认识“依法治国”的法治观,是我们实现法治的思想基础.     

从法治的角度透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消极面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社会等级观念,“官本位”思想,“重德轻刑”治国方略,重义轻利的“义务本位”观,“性本善”人性哲学等等不符合现代法治的理念。这些思想文化与现代法治所倡导的平等、自由、人权、权力制约的精神有着巨大差异,是法治国家建设中应加以检视并逐步摒弃的东西。     

"以德治国"的哲学底蕴

“以法治国”的治国方略是对中华民族“法治”传统的继承和发展。本文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念,指出“法治”对社会存在的巨大反作用,以及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施“以德治国”的现实意义。     

法治——中国封建社会形成过程中的主导社会思潮

春秋战国时期,最能反映新兴地主阶级的要求和历史发展趋势的“法治”思潮,逐渐成为这一历史时代居于主导地位的社会思潮。这表现在：“法治”思想成为各诸侯国革新运动的旗帜;“法治”思潮的主要先导和推动者管仲、子产、李悝、吴起、商鞅、申不害、李斯、韩非等大都得以当政;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有的学派人士转而成为法家大师,有的颇具“法治”精神。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法治”思潮有着巨大的进步作用。     

从入世看我国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必要性

江泽民同志在 2 0 0 1年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指出 ,要把“德治”和“法治”结合起来 ,把“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结合起来。法治建设与道德建设相结合 ,增强中国公民的法治观念 ,提高全社会的道德水准 ,是入世对我们提出的最基本的素质要求。一　符合社会主义道德原则的“良法”是法治的基础亚里斯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指出 :“法治应包含两层含义 :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 ,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制定得良好的法律” ,从公民的角度看 ,首先应当是符合公共道德原则的法律 ,即良法。否则 ,无论形式上…     

法治观与法律信仰

“法治,是一个无比重要,但末被定义,也不能随便就定义的概念”。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化传统,不同意识形态的人们对“法治”的理解也不同。科学地理解“法治”的蕴义及精神实质,建立理性法律信仰,是我国走上法治之路的重要心理基础。本文拟就从法治与主体的关系机制出发,谈谈对法治观与法律信仰的一些看法。     

法治现代化建设思路新探--对人治现象经济学分析引起的反思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辅相成，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十条基本经验之一；从而进一步强调“依法治国”的重要性，并把“以德治国”置于同等重要地位。要探索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新思路就必须在对古代社会人治现象进行经济学分析的基础之上，在肯定法治是历史必然的前提下，对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法治现代化建设进行成本分析，进而实现“德治”和“法治”共同发展，以降低法治建设的成本。     

依法治国与法治关系

十七大报告提出了“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科学论断。可见，“依法治国”与“法治”不能划等号，它们之间既有联系也有区别。     

转型期法治公信力的建构

在现代社会，神治、德治和人治都逐渐失去了治道基础与根基，法治成为主治道。“法治中国”是实现“中国梦”的制度基础，能在根本上保证“中国梦”的凝聚力。法治公信力的义是通过各种层次的体系化信号传递，法律权威得到公众的信任，从而实现主体间法律信息的共享与对称，最终实现法律主体博弈的均衡。法治公信力在实质上内涵着合法性、合理性的价值理念。法治公信力的建构通过三个相互作用的方面展开，一是法律权威的塑造、二是信号传递机制的完善、三是信任机制的改进。     

论“法治”建设中的“德治”与“人治”、“礼治”的关系

“以德治国”的提出 ,引发了人们对“法治”建设中的“德治”与历史上的“人治”、“礼治”关系的思考。本文将从当今“德治”与古代“礼治”二者的区别来阐释“以德治国”并非是提倡“人治” ,而是“法治”建设中一项富有弹性 ,但又具有实际操作性的治国政策     

论“rule by law”和“rule of law”的区别

“Rule of law”和“Rule by law”两个词是当代中国对“法治”一词的两种翻译,其内涵有着本质的不同。正确地区分两者关系,不仅对于当今法制与法治的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更有助于处理好当今政府与人民之间的权限问题,对构建现代民主基础之上的法治社会以及对依法治国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侗款的最高权威非人格化及其借鉴价值

在历史上,维系侗族社会生活的最高权威不是个人,而是“非人格化”的约法款,“有款无官”是款民的意识形态基础。侗款制度包含着现代法治的基本精神和价值底蕴,其“立法”民主、“法律”至上、人人平等、“司法”廉明、全民普法等积极因素对中国的法治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商鞅韩非子法治思想探析

商鞅与韩非子是先秦时期法家学派的两位重要代表人物。商鞅是法家学派早期的重要代表之一，其思想开创了法家学派重法的传统，《商君书》是其法治思想的精华。韩非子是法家后期的思想集大成者。他们的思想有相同的一面，也有相异的一面。商鞅法治思想的特点是重“法”，相对忽视了“术”与“势”在国家治理当中的作用。韩非在商鞅重“法”思想的基础上，强调了法治中“术”和“势”的巨大作用，并最终形成了“法”、“术”、“势”三者相结合的法治思想体系。在君臣关系问题上，商鞅强调“君臣共操”，即共同治理国家，使君臣关系和谐；韩非子则提倡以“术”御臣，容易造成君臣关系紧张。从法治思想的具体运用来看，商鞅相对重视“农战”，主张农业和战争相结合，其目的是富国强兵；韩非重君权，其法治思想以君主专制为出发点和归宿。     

浅谈中国法治思想的历史发展

中国的法治思想由来已久,古代先秦思想家管仲、韩非等是法治思想的杰出代表,近代梁启超、孙中山等是倡导民主法治的先驱,当代中国“依法治国”方略使法治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