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刑法的基本问题研究

风险刑法是应对风险社会而形成的刑法观。它以防范风险为刑法的基本任务;重视行为本位和刑罚的一般预防目的;在因果关系领域则主张客观归属理论。风险刑法虽然在化解风险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也存在违背传统刑法基本原则和刑法谦抑性、处罚界限不明确等问题。应对风险社会的挑战,我国刑法的对策不是基本立场的背离和机能的转变,而是对谦抑性的捍卫与犯罪多元治理的实践。     

儒家视域中的犯罪责任归属

法治社会中行为个体对具体的犯罪行为负全部责任,这是现代法治社会刑法理论的基本点。儒家＂法＂思想对行为个体的犯罪责任也有论及,基本思路是行为个体的犯罪责任因社会状态的不同而所承担的刑罚有轻重的不同,主要内容是＂治则刑重,乱则刑轻＂。     

危险驾驶罪争鸣——以“醉酒驾驶行为”为视角

我国现有刑法之下的刑事司法实践中对醉酒驾驶的处理有违罪刑法定原则之嫌,或者难以做到罪责刑相适应。基于醉酒驾驶及类似行为本身具有社会难以容忍的危险性,这种行为使得法益面临过高的危险,因此,刑法应该立足此类行为本身之评价,增设＂危险驾驶罪＂。《刑法修正案（八）》（草案）在危险驾驶罪行为方式上限制的过死,而且配置的刑罚过轻,在出现危害结果的情况下未作出规定,存在不合理。笔者建议,在在危险驾驶罪后增加一款,出现危害结果配置更为严厉的刑罚,已达到解决现有刑法与司法实践矛盾的目的。     

论刑罚的构成要素

当前社会转型时期,日益复杂的社会环境成为推动刑法扩张的内在动因。与此相适应,我国刑法圈定的犯罪圈日趋扩大。然而,客观考量刑法规范的实际适用,大量的法定犯条文因与刑难适而被束之高阁成为摆设。究其缘由,在于立法基于盲目的刑罚迷信,无视刑罚的自身属性和局限而大量设置新罪。实际上,受刑罚道义非难性、痛苦报应性、不可转移性等诸多特性限制,刑罚的适用应被定位在与之相适应的范围之内,＂泛刑化＂趋势是目前我们应当给予高度警醒的问题。     

论刑法的谦抑性

刑法谦抑性,是指立法者应当力求以最小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罚(而用其他刑罚代替措施)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有效地预防和抗制犯罪。刑法的谦抑性具有限制机能,在现代法治社会,这是刑法应有的价值意蕴。刑法的谦抑性表现在:对于某种危害社会的行为,国家只有在运用民事的、行政的法律手段和措施仍不足以抗制时,才能运用刑法手段。运用刑法手段解决社会冲突,应当具备两个条件:其一,危害行为必须具有相当严重程度的社会危害性;其二,作为对危害行为的反应,刑罚应当具有无可避免性。一般来说,具有无效果、可替代、太昂贵三种情况之一,就说明不具备刑罚之无可避免性,此时刑法应当谦抑。     

风险社会中传统刑法的危机

风险社会对传统的刑法理论提出诸多挑战。刑法结构、犯罪的本质、刑罚的本质和功能以及犯罪构成要件等诸多关乎刑法根基的理论命题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中击，传统刑法理论应该走出固有的定势模式，以积极的心态面对风险社会的到来。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之倡导

罪刑相适应原则作为体现刑法基本精神内涵的原则,由来已久。但刑罚的正当化根据应是报应刑与目的刑的结合,已经成了现行刑法理论界的主流观念,而此为传统的罪刑相适应原则所不能完全概括,故应在新刑法修订的基础上将其演变为罪责刑相适应原则。通过对＂刑事责任＂概念的分析,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内涵应为：刑不等于罪,责不等于罪,刑等于责。     

论风险社会下的刑罚目的观

进入21世纪,面对着科学技术与物质文明水平的飞速发展,人们越发意识到所赖以生存的社会存在着许多无法预知的风险,日益加速的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已经将传统社会推向风险社会的风口浪尖,因此在风险社会理论的大背景下迫切需要刑法理念的转变与更新。在刑事立法方面日趋呈现出了"刑罚积极主义"的倾向,犯罪处罚的早期化、犯罪圈扩大化、法益概念的抽象化等特征也日益凸显,这一转变追根究底是刑罚目的观的转化。风险社会更呼吁刑法构建一个以积极的一般预防为目的刑罚体系,并以此为核心衍生风险刑法的其他理论。但积极的一般预防仍要以人权的保障和罪责原则为界限,时刻保持刑法的谦抑性。     

论刑法会不会灭亡——对刑法不合理性的反驳

刑法作为法律体系中的重要部门法之一,是规定犯罪和刑罚及其罪刑关系的法律。因此,在界定刑法的时候,应当以犯罪和刑罚这两个基本范畴作为逻辑起点。有学者即从刑法逻辑上的不合理性包括犯罪、刑罚及刑事责任之间定义的逻辑矛盾,犯罪本质的不合理性及刑罚的不合理性采导出刑法的不合理性,进而得出绝对结论——刑法必将灭亡。笔者认为这一观点还需进一步商榷。以下作者就从犯罪的本质和刑罚的合理性来说明刑法存在的合理性,刑法应该是与人类共存亡的。     

论犯罪成立的标准--兼议犯罪构成和社会危害性的关系

应受刑罚处罚的社会危害性是立法者规定犯罪化和除罪化的标准，由于它缺乏规范性，因此不能直接运用到司法中作为认定犯罪的标准。犯罪构成则是司法中认定犯罪的基本标准。但由于社会危害性的实质与犯罪构成之间存在不一致的地方，还应通过刑法明文规定的除罪条件对符合构成但不具应受刑罚处罚的危害社会的行为加以排除。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是符合我国国情的、与其他刑法理论协调一致并符合我国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理论。     

论受贿罪主体地位差别

受贿罪主体地位差别包括受贿罪主体特征在刑法中的犯罪构成刑罚的差别，它是由主体的职务性质、级别地位、身份以及对廉洁性的侵害方式，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决定的。我国刑法应科学地根据受贿罪不同主体的特征，从犯罪构成、刑罚的轻重及刑衙方面来体现主体地位的差别性。     

危害矿山生产、生态安全犯罪的刑法对策研究

通过考察我国刑法,可以发现我国刑法在规制危害矿山生产、生态安全犯罪方面存在忽视对矿山生态安全的保护、预防滞后、刑罚体系不科学等不足,应从加强对矿山生态安全的保护、增设危险犯、增加刑罚种类和非刑罚处罚措施等方面着手,加强刑法对危害矿山生产、生态安全犯罪的抗制。     

如果能再快一点……

为这迟到的＂欢呼＂,无数人已经付出了财产、尊严甚至是生命的代价。8月23日,《刑法修正案（八）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引起热议,社会对此修正案期待甚笃。有媒体评论称,该修正案调整了＂死刑偏重、生刑偏轻＂的局面。取消了13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严格限制死缓犯的减刑幅度,并新增加了一些体现社会需求的刑罚,诸如醉酒驾车、飙车等原来由行政或民事手段处理的违法行为。     

刑法应该理性回应“风险社会”

我国刑法学界在探讨＂风险社会＂下的刑法应对时,在不同程度上偏离了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的范畴,扩大了＂风险＂的范围。那种单纯地认为刑法针对上述社会问题应该加强犯罪化、扩大危险犯、增加行政犯的主张在当前是不合适的。刑法应该保持自身的谦抑性,不能任意扩大刑法调整的范围,应该充分发挥其他社会规范的调节功能,使之与刑法规范一道,共同保障社会秩序的良好运行。     

浅议“以人为本”的刑法理念

当代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飞速发展,人权事业也日益全球化,我国传统的以＂国家为本位＂的刑法理念已经不适应我国社会的法治建设,而树立＂以人为本＂的刑法理念已然成为法治建设时代的诉求。＂以人为本＂的刑法理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人权保障的理念、刑法谦抑的理念、形式理性的理念。     

启蒙思想家刑法思想探析

18世纪启蒙运动蓬勃展开。启蒙思想家的刑法思想非常值得探究。他们对当时的封建刑法进行了抨击,并从罪刑均衡、罪刑法定、死刑观、刑罚目的和反对思想为罪等方面对封建刑法进行了质疑,对未来刑法进行了构建和设想,为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中止犯成立于犯罪预备阶段之质疑

从我国对犯罪预备阶段成立中止犯的理论通说出发,从刑法理论与刑事立法方面分析了通说的渊源;从中止犯成立条件的重新界定和刑罚的基础、刑罚的可行性、刑罚的必要性等角度对通说提出了质疑,进而提出刑法概念精确性的观点。     

试论刑罚轻缓化与中国死刑执行方式的改革

刑罚轻缓化就是刑罚向轻缓方向发展的趋势,它要求刑罚的设置要以轻缓为标准,法院在对犯罪嫌疑人判刑时要以有利于被告人为原则,优先使用较轻的刑罚,只有在较轻的刑罚不能够适合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时,才可以选择较重的刑罚。刑罚轻缓化已作为衡量一个国家社会的文明程度、经济的发展状况和人的价值优劣的重要标尺。但是我国现行死刑执行方式不明确,存在重大设计缺陷,有背离刑罚轻缓化趋势的现象。对此应当改革死刑执行方式,确定注射刑为死刑立即执行的惟一方式,推动我国刑罚轻缓化进程。     

风险社会中的刑法回应

现代化的工业社会在带给我们丰富生活内涵的同时，由于其内在的发展逻辑，也使得人类处在一个风险社会；这就使得以实害犯为中心构架的传统刑法体系难以承受现世语境对其的价值期待。所以，我们应该更新传统刑法理念、调整刑法结构、重塑刑事诉讼规则、构筑新的刑罚架构，构建以危险犯为中心的安全刑法体系。     

缓刑考验期满后再犯罪可构成累犯

累犯制度，是由刑法所规定的。如构成累犯，则意味着要受到相对较重的刑罚处罚（见刑法第六十五条），并排除了缓刑对累犯的适用（见刑法第七十四条）。各国刑法，都规定了累犯制度，同时，也大都对累犯的构成条件作了明确而又严格的规定。 为什么要设立累犯制度呢？立法者是为了防止重新犯罪。对于犯过罪且受过一定刑罚处罚的人，在一定时间内再犯危害较为严重的罪，那么就从重给予刑罚处罚。较之以前没有受过刑罚处罚的人相对严厉。从而达到遏制重新犯罪的目的，实现刑罚的初衷。 我国刑法对累犯分为一般累犯和危害国家安全累犯。一般累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