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容美土司国家认同的因素分析

在地缘政治、王朝经营、文明特性、区域族群关系等因素的影响下,容美土司完成了族群社会的再造。这些影响容美土司国家认同的因素大都渗透着国家整合意识和族群主体意识,并在“国家化”的进程中不断变迁、发展和沉积,并又反过来促进了容美土司的国家认同。     

中国的民族政策与族群认同的几个问题——与于鹏杰同志商榷

于鹏杰同志的《族群认同的现代含义:以湖南城步苗族为例》认为中国政府的民族政策使得许多民族自愿或不自愿的采用了汉族的生活方式,并导致了新时代文化认同与族群认同的困惑。如此评价,实有误解乃至歪曲中国政府民族政策的嫌疑。新时代族群认同的困惑不是由于中国政府的民族政策造成的,而是在于“族群”概念的不确定性和民族、族群认同表现的多样性。     

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以马来西亚为例(上)

运用马来西亚的事例强调了族群性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并强调了涉及不同族群的政治程序的重要意义。族群的形成涉及到一系列的过程,这些过程使人们在一国家内意识到一个共同想象的社群。创制族群和国家认同的过程实际上构成了同一历史过程的重要部分。在一国家范畴内,不同的族群对国家认同有不同的憧憬,因此有必要将国家认同与族群性相关联思考。论述了马来人和华人的族群划分问题以及沙捞越土著人复杂的族群认同意识和族群形成问题。     

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以马来西亚为例(下)

运用马来西亚的事例强调了族群性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并强调了涉及不同族群的政治程序的重要意义。族群的形成涉及一系列的过程 ,这些过程使人们在一国家内意识到一个共同想象的社群。创制族群和国家认同的过程实际上构成了同一历史过程的重要部分。在一国家范畴内 ,不同的族群对国家认同有不同的憧憬 ,因此有必要将国家认同与族群性相关联思考。论述了马来人和华人的族群划分问题以及沙捞越土著人复杂的族群认同意识和族群形成问题。     

论近代沧源佤族的族群认同

族群认同的历程，也是民族走向融合的历程。在中华民族繁衍的几千年中，族群认同和民族认同是一个既敏感而又沉重的话题。而少数民族的族群认同历程，往往以沉重的代价而得以实现。在整个民族认同的大背景下，着重以佤族的族群认同为蓝本，试图提出佤族的族群认同特有的差异性，为解决民族问题提供更多的有价值的方案，从而实现整个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     

尔苏语言文字与尔苏人的族群认同

尔苏人虽然使用同一种语言，却存在两种族群认同表现。其中部分尔苏人认同国家把他们划入藏族，另一部分人认为尔苏人与藏族的差异较大，要求被承认为一个单一民族。从语言文字的角度来看，这两种认同表现除了用尔苏语与藏语的特征之外，还用尔苏人的沙巴图画文字和藏文经书来强调和支持各自的观点。语言文字作为一个族群的重要文化内容，在尔苏人当中直接影响了族群认同的抉择。本文从人类学族群理论建构论的角度对这种族群认同分歧现象进行了分析。     

马来西亚华人的认同

本文论述了马来西亚的华人认同类型。从一种被称为“”（Baba）的说马来语的华人的经历可以讨论、勾画出族群认同社会化的重要作用。     

论国家认同视域下的新疆公民文化培育

国家认同是做成的。公民文化作为一种新型的政治文化,是对“臣民”“民族”（族群）传统身份文化的超越,应倡扬个体平等,维系社会团结,润生公共精神的多维价值而成为增强国家认同的软实力,也是当代世界的潮流。新疆培育公民文化,既是顺应世界和国内现代化转型的需要,也是破解新疆文化认同难题的需要。积极培育健康的市场经济,加快法治民主社会建设,完善社会多元主体治理,加强公民启蒙教育是培育公民文化的路径依赖。     

试论族群建构与文化认同

通过论述“原生论”“工具论”和“建构论”三种模式下族群性与文化认同之间的相互关系,讨论了人类学视域下的族群建构与文化认同,认为群体认同实践整合过程突显行动者的能动行为抉择,指涉理性选择基础之上认同行为的动态、流变特征,从一般的情况来看,文化认同与族群建构之间呈现多样性的因果互构。     

试论族群认同和国族认同

族群主要属于文化范畴,而国族则属于社会政治范畴,在族群认同和国族认同之间既存在着一致的一面,又存在着冲突的一面。对于一致的一面,我们要善加利用,以利于国族的统一和稳定;对于冲突的一面,则要通过构建包容性的价值取向、平等的酬赏制度和各族群间的交流与沟通予以克服。     

略论清朝经营黔东南苗疆政策的演变

清朝对黔东南苗疆的经营大致可分为绥抚期、开辟期、苗汉分治期以及开放期等,前三个时期由于国内政治背景迥异,清朝对其实施了各不相同的民族政策,对于巩固西南民族地区的统治曾发挥了积极作用;苗疆最后进入开放期,是在成同苗民起义沉重打击下,清朝在苗疆的行政机构趋于瘫痪所致。     

试析黔西北红色歌谣的思想和艺术特点

在革命战争时期,黔西北地区的苗、布依、汉、彝、仡佬等各族人民创作和传唱了大量红色歌谣,这些红色歌谣在思想内容上具有真实、深情、隽永、时代性强的特点。黔西北红色歌谣是黔西北民间文化与革命意识结合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民族文化开发与民族地区的发展--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为例

民族地区旅游业的发展是以旅游产业对民族文化的开发为核心,民族文化开发的根本目的是促进民族地区的发展,加快以民族文化为核心的民族文化生态旅游业的发展是实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新的重要途径。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为例,论述民族文化开发对民族地区发展的作用。     

苗族向滇东南和中印半岛北部迁徙的方式与特点

苗族从贵州向滇东南和中印半岛北部的迁徙有许多鲜明的特点：既有因战乱引发的短时期内的大规模迁徙,也有因经济原因引发的零散但持续不断的迁徙;主要迁往山区和半山区,而很少迁到河谷、平坝和城镇;迁来后,有的很快实现定居,有的仍长期迁徙不定;迁徙方向主要朝向西南,但也普遍存在着从中印半岛北部向北迁入滇东南或从滇东南返回贵州的情况;迁徙中既形成了与滇东南和中印半岛北部各族大杂居的局面,也形成了许多小聚居的局面。     

18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苗族从贵州等地向滇东南和中印半岛北部的迁徙

18世纪末以后,苗族开始从贵州等地向滇东南和中印半岛北部大量迁徙,这种迁徙既有因战乱如乾嘉苗族起事、“成同变乱”而引起的短时期内的较大规模迁徙,也有因经济因素如玉米的引进和推广、寻找可耕地等引发的自发零散但却持续不断的迁徙。经过一个半多世纪的持续迁徙,到20世纪中叶时,苗族最终成为滇东南和中印半岛北部分布范围非常广阔、人口众多的民族。     

从“他者描写”到“自我表述”——民国时期石启贵关于湘西苗族身份的探索与实践

通过对民国时期苗人知识分子族群身份认同观念的考察,探讨在当时呈现的国族体系中,苗人作为少数族裔社群的边界如何被划定及其产生的相关影响。研究结论认为,现代族群边界的变迁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出现密切相关。     

关于丘北僰人的族属问题

岩洞葬习俗发源于长江中游以南的华南地区,从考古材料来看这些岩洞葬或悬棺均分布于武夷山系、五岭、湘、桂、黔以及川滇一带。使用岩洞葬或悬棺的民族均为苗瑶民族。丘北僰人由于在历史上可能长期被彝族所统治,在生活习俗、语言以及文化上受到了彝族文化的一些影响,然而从其保留的独特葬俗来看,丘北僰人的族属应与苗瑶民族同根同源,彝族文化中从古至今绝无岩洞葬习俗。     

旅游驱动下民族村寨社会变迁分析——以西江苗寨为例

西江苗寨是贵州乡村民族文化旅游发展迅速的村寨类旅游景点之一。旅游经济发展为村寨带来收益的同时,也成为西江苗寨经济文化变迁的一个重要诱因。研究结合现有文献基础上,选取西江8个主体自然村寨为田野调查对象,采用问卷调查、入户访谈和田野观察等方法对变迁指标进行搜集,并使用SPSS统计软件对指标进行因子分析,探求西江苗寨生计、消费、文化传承3个方面的变迁状况;并应用多层次模糊综合评价法探寻各自然寨基于区位条件差异而产生的分层现象。研究成果对指导民族地区村落文化保护、解决民族地区文化保护和经济发展关系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贵州铜仁苗族和土家族与贵州汉族男性青年骨代谢生化标志物的比较分析

目的了解贵州少数民族与汉族青年骨代谢生化标志物的特点及差异性,为青年少年生长发育提供资料。方法本研究采取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了年龄在18~20岁的来自铜仁的26名苗族、42土家族男性青年和60名汉族青年,检测了骨钙素(OC)、骨碱性磷酸酶(BAP)、血清钙磷水平及身高和体重,并问卷调查他们的饮食营养及运动状况。结果苗族及土家族男性青年OC、BAP、血清钙磷及身高体重均低于汉族。苗族与汉族在身高和体重具有显著差异(P<0.01),在OC、BAP上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土家族与汉族相比除身高体重外均无统计学意义,而苗族各项指标均低于与土家族;问卷调查显示苗族、土家族营养条件比汉族差。研究中OC与BAP及身高与体重呈显著正相关,但身高与OC、BAP及体重与血钙间呈弱的负相关。结论铜仁苗族、土家族与汉族在OC、BAP、血清钙及身高体重上有明显种族差异,苗族与汉族间差异比土家族与汉族间差异较大,各数据表明土家族更接近汉族。营养条件对生化标志物及身高体重有影响。     

多媒体技术与苗语研究——以小茅坡营苗语实践为例

计算机多媒体技术,以其强大的信息处理功能,为面临困境的苗语保存、传承和研究工作,提供了一个新的有力工具.运用多媒体技术研究小茅坡营苗语的实践证明:它能更科学规范地保存整理苗语资料,能更方便有效地传承苗语,能更快捷准确地提供研究素材,也能促使苗语研究更迅速更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