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湖湘诗僧八指头陀结社考论

清末湖湘诗僧八指头陀早年游历江南,与当地文人、莲社关系密切;中年回归湖南,入碧湖诗社、湘社;晚期再历江南,除继续与前期湖湘社友雅集、唱和外,交游圈不断扩大直至海外。其结社特点为:一、结社对象呈阶段性变化;二、社集交往循序渐进式开展。八指头陀结社创作数量丰富,题材多样,怀显地域情结,于地方文学史与文人结社史,他都是一位颇具影响、富有特色、值得关注的人物。     

论“复指短语”的两重性

本文就复指短语的定义、性质、语义关系等问题,在全面阐释国内有关专家论述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并重点论述了复指短语的两重性     

敦煌：空中的舞蹈——“飞天”的梦想

教煌地区石窟保存的从公元4世纪（十六国）到公元14世纪（元代）历时千余年的众多飞天形象，是中华民族艺术的瑰宝，是佛教艺术中璀璨夺目的一枝奇葩。佛教壁画或石刻中的空中飞舞的神。梵语称神为“提婆”。因“提婆”有天的意思，所以被译为飞天。在敦煌千佛洞的壁画里，飞天是最引入注目的内容之一，她差不多分布在从北魏到宋元所有洞窟的四壁和洞顶上，那蜿蜒婀娜的飞动之势，使每一个瞻仰者神往。因此，人们常用飞天作为敦煌的标帜。飞天——最富于民族个性的造型艺术，是由中国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酿结出来的，与中国古代的文化心理、宗教意识、审美情趣等都密不可分，特别是与中国古代舞蹈的关系最为密切。     

佛教对“孝道”与“家”观念的吸纳——以佛教慈济宗门为例

佛教的出世思想使得传统儒家学者批判佛教"不顾人伦,不理民生,不敬王者"。而慈济宗门强调行善与行孝不能等,改变了佛教不理人伦、不理民生的形象。佛教吸收儒家的孝道和"家"的观念,是中国儒、释、道于唐宋时期逐渐融合之后,中华文明汇聚的又一个成果。中国儒释道文化如何进行进一步融合与调整,是中国文化第三次大融合面临的重大问题,需要各方面积极思考和实践,从传统中国文化脉络中共同创造出新文明思想与实践体系。     

“文为心学”——刘熙载的创作主体论探微

刘熙载的美学思想丰富多彩,他堪称是中国古典美学的总结者.他一向重视人的主体性地位,而“文,心学也”即是他对创作主体论的最佳诠释.刘熙载的创作主体论以心为本,强调主观情志的核心地位,又以“清而厚”为审美理想.刘熙载这一理论观点既是对中国古代文艺创作经验的总结,又为现代文艺创作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借鉴.     

试论梅曾亮的诗学思想——“八蔽”说

从梅曾亮诗集自序中提出的＂八蔽＂说出发,来论述其诗学思想。梅曾亮的诗学思想,其核心是真实,写景状物要真,思想感情要真,评品作家作品要真,这是他超越桐城派的地方,因为桐城派中人从来没有如此突出地强调文学的真实性问题。其次,是强调真实地反映现实,干预现实,要有用,要有讽喻教化作用。这一思想也超越了清代前期的诗学思想,清代前期的四大诗歌流派——王士祯的＂神韵＂说、沈德潜的＂格调＂说、翁方纲的＂肌理＂说、袁枚的＂性灵＂说,大多从艺术上论诗,都没有如此突出地强调诗歌的真实性,现实性,这可能与梅曾亮所处的嘉、道时期十分尖锐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不无关系。再次,是强调艺术规律,如文学创作中的灵感问题,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统一问题、体势问题。最后是作家的修养问题等。     

论海上画派对“珠山八友”新粉彩风格形成的影响

＂珠山八友＂是民国时期景德镇最有影响力的陶瓷美术家,是新粉彩运动的主要倡导者。海上画派是形成于上海的中国近代最重要画派之一,对＂珠山八友＂新粉彩风格的形成产生了非常重要影响。在海上画派的影响下,＂珠山八友＂新粉彩显现出与海上画派极为相似的风格特征。     

“生”之渴望与“无”的审美意象——《抒情歌》、《雪国》等“空无关”的佛教思想

生与死是人生的一对矛盾。生的境遇,可以通过各种象征符号直接地表现。死则不然,死对生存的意义,往往要通过各种象征符号的“中介结构——生的无意义结构”,表现出来。川端文学对“生”之渴望的“无意义”描写,一方面反映作家的形象思维深受佛教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暗示了作家对人生“终极关怀”的“虚无主义”依恋。     

从“大众诗歌”的战士到“国防诗歌”的歌者——客籍诗人温流论

作为一名忠实的大众诗歌战士,客籍诗人温流不仅发展了20世纪30年代大众化诗歌的创作理路,而且提升了革命现实主义诗歌的精神维度。国防诗歌口号提出之后,温流凭着一腔热血表达了自己保卫国防的决心,也为民众发出了争自由解放的呐喊。温流的诗朗朗上口,富有一定的音乐美,这与他对客家山歌等的借鉴是分不开的。从客家文学发展史的角度来看,温流歌谣体诗的意义是非常突出的。     

20世纪中古文学研究与佛教的因缘——以《孔雀东南飞》和“永明声律论”的争议为中心

围绕中古文学与佛教的关系,在20世纪有过两场旷日持久的重要讨论:一次是关于《孔雀东南飞》是否受到印度《佛本行赞》的影响,一次是关于永明四声说是否来源于印度古时声明论的三声。前一场争论由梁启超于20年代挑起,胡适、黄节、陆侃如等文学史专家都卷入其中。后一场争论由陈寅恪于30年代挑起,因为涉及佛教史实、语言音韵学等更大范围的问题,也吸引了更多学者加入论战,包括郭绍虞、汤用彤、饶宗颐、周一良等都各有看法。     

“慕谢始精文”——也论韦应物的诗歌渊源与风格

韦应物不仅“慕陶”,也具有“慕谢”情结。韦应物对谢灵运诗歌艺术的汲取贯穿了其创作过程,韦、谢在家世背景、仕宦经历及佛道观念等方面的相似成为了韦应物在诗歌创作上学习大谢的重要基础;韦应物对陶渊明的师法有迹可循,但“效陶”并非韦应物诗歌创作的主导倾向,韦应物并非陶渊明人格的继承者;陶、谢诗歌本就具有一致性,均以崇尚自然为精神旨趣,这是后世对韦应物“效陶”“效谢”难以分辨的主要原因。韦应物在兼采陶、谢的基础上又融入了较强的个体意识,形成了“至淡而至浓”“至浅却至难”的诗歌风貌,因而能区别于大历诸子而自成一家,在中唐文坛独树一帜。     

“废墟”诞生“花”的海洋——论诗歌精神的大规模还乡

诗歌精神是民族、时代和个人的宝贵财富。诗歌的外在生存环境制约着诗歌精神的发展,时代的困窘、诗歌精神一度衰微,致使集体还乡的艰难。汶川地震发生后涌现出大量的诗篇,诗歌的青春和活力再次不可遏止地进发,那撼动人心的诗性光辉预告着诗歌精神大规模的回归与还乡。     

说“孝”——兼论文化的继承性

从训诂的角度看,"孝"字有"善继"、"善述"之义.比较"学"、"教"二字,以及"肖"与"不肖"的用法,其"仿效"含义与"似其先"含义,均可显明"孝"字的继承性意义.古人重继承,现代"文化"一语本身即意味着继承,如果社会的生存环境没有根本改变,就绝无彻底中断其文化而可以全然创造出一种"新文化"之理.     

双重的“过时”——论戴望舒诗歌创作的认同与选择

戴望舒的诗歌创作取法“象征派”,被认为是中国象征主义诗歌创作的代表人物.戴望舒对“象征主义”的选择,不仅有个人创作技法上的借鉴以及诗歌发展史意义上对语言和形式的注重,更是他内在的心理诉求,与其精神上的危机相连.但留法的戴望舒却没有进一步展开象征主义诗歌创作,而是转向对西班牙语系现代主义诗歌的认同.“象征主义”之子“革命”和“西班牙”之于“现代”都有着“过时”的标签,戴望舒以双重的“过时”加身,是在无奈与坚持中彰显了现代中国问题的艰难和复杂,以及一个中国现代诗人可贵的主体意识.     

“诗歌给予我的比我为它做的多得多”——诗人徐南鹏访谈录

作为＂70后＂的重要诗人,徐南鹏的诗歌写作历程清晰地呈现了一代人的诗歌写作史和精神成长史,他的诗歌写作在贴近日常平淡而繁芜的生存场景中擦拭掉浓重的时间浮尘和阴影,在语言的节制和诗思的精深中发现了另一种生存景观。徐南鹏的以悲悯情怀直面工业文明,他对生命轨迹、自我的探寻、存在的本质、永恒的向往、死亡的拷问,都引人深思。我们相信这些观点,对于当下诗歌的创作与发展,具有前瞻性的学术意义与创作的指导意义。     

让远古的歌声自由歌唱——我的《诗经》“读白”

《诗经》是中国的第一个诗歌总集,是一个民族从远古发出的第一段歌唱的旋律,是一部民族的心灵史。《诗经》的解读要从儒家的那种道德、修身的角度中解放出来,从民歌的角度理解＂国风＂。对现代人来说,要以诗心翻译《诗经》,在理解的基础上,理解诗歌是唱谁的,谁唱的,唱什么东西,让《诗经》真正回到＂诗＂上去。     

“身体”的语言——论20世纪90年代文化背景下伊沙诗歌中的“身体写作”

20世纪90年代的文化语境催生了伊沙诗歌创作突出的"身体写作"。作为90年代继"第三代"之后的代表诗人,他借助于"反讽"的修辞,利用语言对"身体"进行展示,将身体视为城市景观之一,突出其"行为艺术"的意味,从而挖掘出城市的乱象与病态。在作者所建构的互文系统中,"身体"展示出现代人身处城市的复杂感受,进而在与古人生活的对照中通过自身的"复制"完成了个体精神的实践,让读者体验到阅读的快感,迎合了大众与消费文化。     

走进敞开的“屋子”——论新世纪女陛诗歌抒情主体的多向度拓展

在女诗人探索自身历史命运的道路上，从80年代的建造一间“自己的屋子”，到90年代的走出“屋子”，尽管有得有失，但女性诗歌创作已经打开了更广阔的精神视域，成为其后新世纪女性诗歌得以持续发展的内在依据。新世纪的女性诗人以此为基础，遵循新的社会地位和历史身份，对自我进行重新设计和定位，更大限度地从幽暗卧室和内心独白中走出，去触及更宽广深厚的社会和历史。     

“三美”、“三化”和“三之”译论下的貂蝉风采——《三国演义》中一首诗歌的英译比较

本文从许渊冲文学翻译理论中的"三美"、"三化"和"三之"出发,选取了《三国演义》第八回描写貂蝉样貌和心理的诗歌,对该诗的两个英译本进行了比较分析。指出了诗并非不可译,明确了"三美"、"三化"和"三之"理论在诗歌翻译中的重要作用,即能够在传达意义的基础上传情,兼顾诗词音韵与形式,实现译语读者的良好阅读感受,使实现文学翻译的最高目标——翻译文学成为可能。     

“回归诗性,建构经典”——论当代诗歌书写的精神向度

由于坚、韩东为代表的口语诗歌写作,注重日常性,拒绝伪抒情,曾经推动了当代诗歌的发展,但是成为主流的"口语写作"也出现了书写的中心化倾向,背离了诗歌艺术的艺术指涉,渐渐远离了诗歌本体所追求的文学性、内歌唱、经典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