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伯牙的音乐活动中看中国古代琴乐的风格

从伯牙的学琴、演奏琴和寻求知音的音乐活动中，看到音乐中的“移情”、“致志”和“情感表现”的重要性，并和李斯特加以比较。     

“善”与“美”的交织——试探欧阳修的音乐功能观

在中国音乐美学思想的理论中,欧阳修的音乐美学思想是丰富而深刻的。审视欧阳修的音乐美学思想,可以发现他音乐观中的矛盾性：“善”与“美”的交织,即强调音乐的教化补世作用,也推崇音乐艺术怡悦性情的美感作用和审美娱乐价值。欧阳修坚持音乐艺术的审美价值,提出音乐“自释”和“平其心”、“养其疾”的音乐功能观,同时也非常注重音乐的教化补世作用,强调“导志”、“移人”的传统音乐功用观。     

"大音希声"的启迪--论中国音乐美学的形上依据

“大音希声”是中国音乐美学史的起点。老子严格地区分了“大音”和“五音”这两个层次。形而上为“大音”,形而下为“五音”。“大音”是对具体音乐及表演的概括、归纳和理论的升华。“大音希声”的基本美学内涵是追求自由、自然,将音乐看作是体现“道”的形式。庄子和“竹林七贤”等人从理论和实践上分别发展了“大音希声”,使其成为一个影响中国音乐文化几千年的美学命题。     

中国外交，为“和谐”做了什么

“如乐之和，无所不谐”——2500年前，春秋时代晋国的一位君主，用音乐中的“和”与“谐”的概念，形容他的国家与其他诸侯国的关系。这是人们第一次把“和谐”的概念用于政治、社会生活和“外交”（在当时就是指诸侯国家之间的关系）上。这个绝妙的比喻，后来成为中国人追求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国家与国家关系最高境界的经典比喻，在公元21世纪，     

《黄河大合唱》艺术创新新探

《黄河大合唱》以中国民族音乐为基点，从音乐共享这一基本立场出发，采取诗朗诵与音乐并重的艺术形式、多种歌唱形式的综合运用、借鉴西洋作曲法所创造出来的新的民族音乐语言的运用，使《黄河大合唱》的音乐艺术从形式到内容均有极大的突破和创新，“是中国大型声乐作品所达到的第一高度”。     

“律法者”的缺失与“象征界”的症候--1928-1930年旅日时期茅盾创作心理探析

茅盾的创作心理变化，既是独特的个人的心理体验，又是典型的20世纪中国作家的心路历程。在大革命失败后，隐居上海的茅盾的心理变化尤其剧烈，他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象征秩序”，此时期他的作品也呈现某种“症候性”。他从1928年7月到1930年4月旅居日本，集中书写内心的苦闷，但从《虹》开始过渡到重新认可社会网络的重要性。他发现与另外一位女性交往同样无法建立两性间的“律法秩序”，于是回到上海，加入左联，进行全新面貌的创作，成功地重建了“象征界”。     

“五四”以来音乐民族化探讨的局限及其超越

“五四”在社会政治观念上标志着中国进入现代。“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标志着中国新音乐研究步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具有“礼乐之邦”美称的泱泱大国,当时面对西方音乐洪流的冲击。中国现代音乐的先驱们在接受西方音乐文化的同时,也产生对中国民族音乐文化生死存亡的深刻忧患,迫使他们不得不思考中国民族音乐的出路何在。因此,他们从整体上提     

略论章太炎的文化指归与政治影响

章太炎从民族化中取出“道德”与“国粹”，把“排满”与倡德、“国粹”与新型国家重建对立统一起来。“排满”的过程是他用化颠覆政治的过程，提倡“国粹”的过程则是他试图用化重构新的政治秩序的过程。因此，他努力为转型期的中国民族化进行理论构建和实施。他的这种民族化思想体系虽然可以在批判中为颠覆一种制度发挥作用，却无法为转型期的中华民族国家的构建提供政治实践的可能性。     

非洲鼓乐

出于对世界民族音乐的兴趣和爱好。整整一学年都在阅读和思考《世界民族音乐概论》这本书。这本被王耀华教授谦称为“明知不可为而勉力为之的作品”，在我看来，却是一本开阔视野、拓展知识、内容广泛全面的力作。对于一位即将从事音乐教育工作的我来说，只有把中国传统音乐放在世界音乐历史发展的长河     

论赵树理与"五四"新文化

赵树理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著名作家，他的大众化、通俗化的创作方法对现代文学乃至建国后的文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虽然他的文学创作兴盛于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时期，从创作主题到作品语言似乎也都与《讲话》的精神相一致，但若追根溯源，他的思想和实际的创作理念其实是深受“五四”新文化启蒙思想的影响的，而且也始终是以自己的方式沿着五四的道路前进的。     

无家可归的异乡人——卡夫卡的“归属”问题

卡夫卡，这位20世纪西方文坛的“怪才”，他不属于任何一个具体的文学流派，他属于整个文学；他不属于某一民族，而属于超越了民族的片面性和狭隘性的世界性作家。正是因为他自成一体，所以各种“主义”都从他那里获得了启示，各种流派都从他那里找到了根源，许多当代伟大的作家都将他当作借鉴的榜样。     

重建“文学的乡村”与阎连科的小说创作

自“五四”起，中国的小说家开始对乡土中国的生活状态进行描述。1980年代以来，乡土小说家们开始反思与探索。河南作家阎连科突破被“现实主义”固化了的乡土中国形象，对乡村的生存与死亡进行“极端化”的书写，将人类在面临绝境时所能承受的限度以令人震惊的方式呈现在读者的眼前。     

国殇荡气润物有声——评《新文化运动时期“音乐闯将”王光祈与西南地区民族音乐》

王光祈（1892m1936年），是以“新文化运动”时期著名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社会活动家和音乐学家双重身份载人史册的。早在1989年3月，我国著名音乐学家冯文慈、俞玉滋即撰文④指出：关于王光祈的一生，有三个问题值得分析研究。一是，他作为“五四”爱国反帝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后来何以转向以音乐学为终生事业，如此强调音乐在复兴祖国中的作用。二是，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进人物，在音乐思想上何以如此强调孔子“乐教”，所谓“谐和精神”。     

李鸿章"振兴商务"经济思想初探

李鸿章是中国洋务运动的领导者，他提出建立近代工交体系开展“争利”、“夺权”以求富的商战主张、引进外资兴利的开放意识、官督商办的经营理念，是渴望中国富强的明智、理性与开明的探索，尽管有许多不足，但对中国社会经济的近代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无乐之乐，乐之至也”——陶渊明“性不解音”解读

史载陶渊明“性不解音”，其实陶渊明对音乐的深刻理解是不拘泥于具体的曲调、音符，而只寻音乐的真谛的。他去掉琴的弦、徵，手抚素琴，独与宇宙精神相往来，追求的正是“乐之至”的“无乐之乐”。     

从“福娃”英译变迁谈“中国英语”

2008年奥运会吉祥物“福娃”的英译由“Friendlies”改为“Fuwa”，是“中国英语”可接受性的又一佐证。它表明，“中国英语”在译介中国文化方面有着自身的优势，它将在中西跨文化交际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因情成梦超死生——杜丽娘“情”“理”对立人生观的启示

杜丽娘是汤显祖《牡丹亭》一剧中的女主人公。她是中国文学中极为独特的一位女子形象。她一直生活在极度封闭的家庭和时代，因偶然一次到自家后花园而开始感受到大自然的美好。她接触春天后青春觉醒了。党醒后的杜丽娘集中体现出了汤显祖的“因情成梦，因梦成戏”的社会追求和“生可以死，死可以生”的人生追求。突出了“情”与“理”、“法”的矛盾，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体现了汤显祖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时代的一种超越性思考。在他的思考中既体现了他的先进性也体现了他的局限性。     

论中国未来的"中和礼乐"社会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和礼乐”四字精神，最具中华民族的特色。“中”要求我们正确认识事物客观规律，作出恰如其分的判断；“和”要求我们兼容并储多种观点，相互吸取各自长处；“礼”要求我们尊重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和个性自由，并在社会上讲究道德精神文明；“乐”要求我们在家庭、邻里、同事、同道和社会之间建立和谐的人际生活。新世纪中国的未来社会，就是耸立在现代化基础之上的中和礼乐社会。     

民族音乐学是比较音乐学历史发展的必然

本文从“比较音乐学”到独立的“民族音乐学”的历史发展过程 ,阐述多元民族音乐必然代替以西方音乐为中心的一元论的历史必然 ,及民族音乐应有的地位和发展前景     

高等教育与“中国梦”的内在关联性

以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为基本内涵的“中国梦”的终极价值导向与高等教育的育人本质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性。高等教育是以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目标的，这就从理想与信念层面为“中国梦”的当下实现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高等教育存在的一些误区需要我们基于另一维度提出“中国梦”的“三进”工作的必要性。“中国梦”的胜利实现，需要在高等教育中灌注远大的理想，亦要通过大学生脚踏实地的实践，不断开辟“逐梦之族”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