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精神的诗性张扬--谈杨牧诗歌的精神核质

著名诗人杨牧,其诗歌对中国当代诗坛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究其根本,是他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核质,这种精神核质涵盖在创作对象、创作态度、创作方式等方面.今天,中国诗歌处于文学的边缘状态,重新审视杨牧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核质与内涵,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     

苍凉而雄奇:西部大风歌的旋律——透视"新边塞诗"中的生命意识

"新边塞诗"是七十年代末崛起的诗群,它以其独特的诗风和审美情趣而亮眼于当今诗坛.其中杨牧、周涛和章德益的诗歌充分展现了西北边地的异域风情色彩和融入诗人生命意识的种种反思与追求.诗人以深沉而凝重的笔调,旷远而雄浑的意境,高昂而长啸的情感,抒发了在地域性和民族性之中的那种生命崇高悲壮的美.     

"归来诗人"与诗的"回归"--论"归来诗人"文学身份的再确认

对"归来诗人"这一当代中国文学的一个独特而重要的现象做了界定及分析,并从当代文学的宏观方面对"归来诗人"的文学身份进行了再确认.     

从"水"到"太阳"--海子长诗风格转变的原因及其启示

海子长诗的创作在核心意象上有一个从"水"到"太阳"的转变.背后是诗歌情调和诗歌境界的变化.诗人深刻的人生体验导致诗人旧我的灭亡,新我的重生.基于对生命的沉思,海子的长诗风格发生了深刻变化,同时,他的诗学观也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一现象对中国诗坛的启示值得关注.     

论杨牧诗歌表现的现实理性精神

杨牧的诗歌植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与时代和社会紧密相连，既是作者深切感受和体验的抒写，又是作者对现实和历史的理性反思的表达。具体表现为：关注现实，表现“人”如何承担社会责任的理性思考和爱国精神；思考总结现实，对生活和未来充满乐观精神；不沉溺于历史的伤痛，怀抱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反思历史和现实，怀抱深厚的忧患意识；表现“以民为本”的民主理念和人文精神。他的诗歌既充满着激昂乐观的信念和情绪，又表现出一种现实理性精神，闪烁着现实主义理性的光芒，由此进发出强大的生命回音。     

从"独语"到"对谈"——论何其芳1940年代的诗歌转向

抗日战争的爆发,改变了一批诗人的生活方式,进而影响到他们的诗歌观念和写作策略.诗人何其芳在这个时期对诗人身份、诗歌功能进行了重新定位.何其芳在1936年至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进行的诗歌创作,显示了从"独语"到"对谈"的转变特征."对谈"不仅标示了何其芳在延安的生活方式,也是他诗歌的言说内容和结构方式.但是,这种变化是有限度的,在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上,何其芳既受到外界的干扰,也遭遇到诗歌形式上的困惑.     

谢榛论"浑"之范畴

谢榛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一位有独立思想且有重要影响的诗人、诗论家.他认为"浑"作为盛唐诗歌的主要特征,是一个具有内涵丰富、多层次的理论范畴.他重视浑然,认为浑然是一种诗歌由"精"而入"工"至"工而浑"的"造物"之境,是和自然之美相似,但又充满了诗人主体的能动意识的自然之境.在理论的建构上,他将"气"和"浑"联系起来,以"气"论诗和以"浑"论诗,堪为一大创举.     

苍凉而雄奇：西部大风歌的旋律——透视“新边塞诗”中的生命意识

“新边塞诗”是七十年代末崛起的诗群,它以其独特的诗风和审美情趣而亮眼于当今诗坛。其中杨牧、周涛和章德益的诗歌充分展现了西北边地的异域风情色彩和融入诗人生命意识的种种反思与追求。诗人以深沉而凝重的笔调,旷远而雄浑的意境,高昂而长啸的情感,抒发了在地域性和民族性之中的那种生命崇高悲壮的美。     

元初刘因"和陶诗"的内蕴

元代初期,文人思想动荡,处境尴尬.作为元初北方文人的典型代表,刘因76首"和陶诗",以其丰富的含蕴,揭示了诗人在那个特殊时期内心的矛盾、无奈的选择,及其对待人生的态度.本文拟从诗人的济世之志、退隐之因、山居之乐等方面对此进行分析.     

领袖气魄与诗人情怀——探析毛泽东诗词中几个物象的意义

毛泽东既是伟大的领袖,又是杰出的诗人,在他创作的诗词中频频出现的"白雪"、"寒秋"、"昆仑"、"长江"和"大海"等物象是他领袖气魄与诗人情怀的艺术显现和理想寄托.考察这几个审美物象的意义,在于通过他政治家和诗人矛盾的人生现象,揭示出他超凡的人格魅力,感受他灼热的生命光华,进而走进他独特的生命世界.     

20世纪40年代批评视野中的穆旦

20世纪40年代是穆旦诗歌创作的巅峰时期，也是穆旦研究的第一个阶段。从40年代初期到40年代中后期，穆旦作为学院派青年诗人受到老一代诗人的重视，同时得到具有学院背景的青年批评家的积极评价。本阶段穆旦研究的意义在于：在世界现代诗歌传统的背景上以比较文学、文学社会学和文学心理学等方法对穆旦及其诗歌作品进行了初步的讨论和评估，对穆旦的出现做出了及时的和积极的反应。     

论穆旦诗歌对现世的关怀与对生命的思考

穆旦作为诗人在中国新诗史上长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一方面是由于动荡和异化的时代有意或无意地忽略甚至剥夺诗人说话的权利,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对现世社会和人性中弊病的追问和揭露致使他缺席于时代合唱之潮流。他对民众苦难的关注,对文明社会的虚伪的嘲讽,对内部精神世界的审视,以及对生命存在意义的形而上的思索,无不显示了他对现世的强劲的介入精神和可贵的担当意识。     

“《左传》丽人谱”之许穆夫人论

许穆夫人在《左传》中的出场仅见于闵公二年不足十个字的叙述,但她的出现却关系到卫国的生死存亡,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救卫国于水火的作用。同时,她的人生光彩也是在卫宣公无耻的新台之行和卫懿公无稽的好鹤亡国的灰暗背景之下展现的。     

杨万里和王庭珪的师生交谊

杨万里最初接受的是父亲的教育,14岁时,拜乡先生高守道为师,接下来的第二位老师就是王庭珪。自17岁进拜王庭珪为师以来,杨万里就和王庭珪之间建立了一种越来越密切的师生情谊。在为学、为人、为仕等方面,杨万里所受王庭珪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入仕以后,和王庭珪一直勤相往来,而且“晚复托昏(婚)”,将自己二女许嫁王庭珪两曾孙,两家结为姻亲。在王庭珪去世后三十年来,杨万里一直自称“门人”,师恩永铭于心。     

杨家将故事与泰山

杨家将故事与泰山有关诸多历史及文化的联系。历史上杨延朗作为扈从武臣，参加了宋真宗封禅大典，将杨家将的成名广播于泰山，宋元之际泰山周边涌现的众多山寨及女杰，乃是“山东穆柯寨”与“穆桂英”艺术形象的直接源头；而明人笔记中红裳女子在泰山与杨六郎过招的情节，则是穆桂英故事进入杨家将传奇的一个关键链环。泰山周边众多杨家将遗迹的出现，实基于上述这一复杂而有趣、离奇却真实的历史文化背景。     

浅析杨万里的童趣诗

通过对杨万里童趣诗的分析,认为诗人的童心不仅外显为诗歌中神态各异的儿童形象,更内化为诗人儿童色彩浓郁的思维方式、心理动态和审美趣味。诗人将童稚心态与人生哲理巧妙结合,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诚斋诗风。     

杜牧艳诗的雅化色彩及其与元白艳诗之异同——从杜牧对元稹、白居易艳诗的批评说起

晚唐诗人杜牧曾在文中对元稹和白居易的艳诗大加指责。但杜牧本人也和元、白一样创作了大量的艳诗作品。对于此种现象,前人评价不一。实际上,元、白这些艳诗有将诗歌这种＂雅＂的文学样式俗化的倾向,而出身于官宦家庭的杜牧身上却具有贵公子的豪逸俊爽气质,其诗歌主张亦具有趋＂雅＂的特质。同时其艳诗在情感基调及艺术表现手法上也具有＂雅＂的色彩,与元白的艳诗有许多不同。     

杨伯峻“具臣”释义商榷

“具臣”的意思是“备位充数之臣”几乎成为学界共识，但是杨伯峻《论语译注》解释为“有相当才能的臣属”，堪称独树一帜。不过，杨伯峻先生这一创见不符合“具臣”约定俗成的社会意义，也不切合语境，因而是错误的。     

穿越历史的迷雾,凝望遥远的枫杨树乡村--浅析苏童"枫杨树乡村"系列小说

苏童以他特有的残忍和梦幻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家族乃至全人类的苦难历程,他在无数次精神怀乡和还乡中重新建构着“枫杨树乡村”的历史。他经历了逃遁、寻找、失落、再寻找的过程,并最终从中得到启示。他穿梭于历史、当下、城市、乡村之间,默默向我们传递在苦难面前的生存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