剥夺政治权利刑的宪法维度

作为我国刑法明确规定的唯一资格刑，剥夺政治权利并不违背宪法的规定。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这六大自由并非都属于政治权利的范畴，也是无法剥夺的。对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犯罪剥夺政治权利的适用对象规定不明确，我国不应该对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罪犯和未成年犯适用剥夺政治权利。我国刑法应当参照有关国家的做法，采用剥夺政治权利刑的选择剥夺制。     

剥夺政治权利刑适用疑难问题研究

罪犯基于剥夺政治权利刑而被剥夺的言论、出版等自由不应局限于政治性的范畴。外国人与未成年人客观上都可以适用剥夺政治权利刑,但对未成年适用该刑罚时须格外慎重。缓刑附加剥夺政治权利宜从判决确定之日起执行。     

论刑法中政治权利的范围——一个宪法与刑法相融合的视角

政治权利是公民最重要的法律权利之一,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而法律对“政治权利”的范围并没有准确的规定,政治权利的保障机制需更好的完善。文章从宪法和刑法对“政治权利”的不同含义入手,将宪法中的政治权利与刑法中的“政治权利”相融合,对明确刑法中政治权利的范围进行探讨。     

刑法谦抑视野下的量刑规范化

刑法的谦抑精神不仅是刑事立法的基本精神,更是刑事司法的指导理念。量刑规范化是公正司法和法律正义的重要保障。量刑的规范化有利于促进整个社会的法律信仰。在量刑的过程中贯彻刑法谦抑精神,通过非刑罚化和轻刑化措施,有利于实现量刑公正。量刑谦抑与量刑规范化改革是对立统一的关系。量刑谦抑不是凭感情判案,不能一味追求重罪轻判,而是在刑法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减轻犯罪分子的责任,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以利于量刑规范化的实现。     

论刑罚的构成要素

当前社会转型时期,日益复杂的社会环境成为推动刑法扩张的内在动因。与此相适应,我国刑法圈定的犯罪圈日趋扩大。然而,客观考量刑法规范的实际适用,大量的法定犯条文因与刑难适而被束之高阁成为摆设。究其缘由,在于立法基于盲目的刑罚迷信,无视刑罚的自身属性和局限而大量设置新罪。实际上,受刑罚道义非难性、痛苦报应性、不可转移性等诸多特性限制,刑罚的适用应被定位在与之相适应的范围之内,＂泛刑化＂趋势是目前我们应当给予高度警醒的问题。     

论刑法"惩恶扬善"的道德理念

本文首先从中西伦理思想史的角度分析了道德范畴的“善”与“恶”的涵义．并进一步从刑法的本质、特征、目的、制定等角度对刑法中的善恶关系进行了分析．认为刑法是善与恶的辩证统一。作者认为“惩恶扬善”的理念是刑法的最高价值追求，也是刑法学与伦理学相遇的理论契合点。     

刑法总则中若干与罪刑法定原则相冲突的条文辨析

我国现行的刑法中有多处与罪刑法定原则相违背之处。如：正当防卫中对于“行凶”的界定；对于其它严重危害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的理解；关于“死缓”的规定；对于“剥夺政治权利”的规定等条款都存在不严密或有疏漏之处，使执法在工作中无所适从。因此，我国的刑法必须针对有关问题进行认真的修定，以保下与罪刑法定原则的协调一致，使法律真正适应我国的社会需要，起到惩治犯罪，保护人们的重要作用。     

中国刑事立法的犯罪化与轻刑化——以刑法修正案一至八为视角

犯罪化与非犯罪化是一个国家为打击犯罪,从而通过刑事立法对犯罪圈进行调整的手段与表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实施,对中国刑事立法及司法提出了更多关于“宽”的要求,同时世界范围内“非犯罪化”浪潮的兴起,是否意味着我国刑事立法也开始了“非犯罪化”趋势呢？通过对八个刑法修正案进行逐一实证分析,从而发现我国刑事立法实际是一种犯罪化与轻刑化相结合的趋势,标志着我国刑法从“厉而不严”到“严而不厉”的转变。     

关于犯罪、刑法、刑罚的思考

对犯罪概念的界定是刑法学理论研究与刑事立法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其他刑法理论存在的前提和基础,是罪与非罪的分界。然而方孔先生不仅漠视学界形式、实质犯罪概念而且否认认为犯罪与一般违法行为的区别,同时指出当今刑法学逻辑是混乱的、法理根基是单薄的,断言刑罚不是在发展而是在消亡。笔者认为,方孔先生的观点不免偏颇。笔者将针对方孔先生对刑法不合理性的批判展开质疑,并在此     

未成年犯罪人的刑罚适用问题

我国刑法在对未成年犯罪适用刑罚中仅明确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的原则,但对于死刑以外的刑种,在成年犯罪人和未成年犯罪人之间仍未作出区别处理的规定.因此对未成年犯罪人可否适用无期徒刑、罚金、没收财产、剥夺政治权利,无论刑法修订前后,在理论上均不乏讨论的价值.     

论政治文明建设与人权保障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政治文明建设要以人为本。理性立法是政治文明建设的制度起点,是人权保障的制度基础;政治法治化是政治文明建设的关键,依法行政是法治国家执政党基本的执政方式,也是人权保障的基本价值理念;宪政既是政治文明的核心,又是发展人权的必然手段,更是以保障人权为目的。     

马基雅维里关于政治道德和政治权术的理性选择

因《君主论》所表达的政治权术思想,马基雅维里被标签为“罪恶的导师”.其实马氏的政治价值取向在本质上是道德向善的.他的权术思想看似邪恶,实乃揭露.他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只是他作为坦率的政治家,而不是政客在政治道德与政治权术之间的一种理性选择.同时,他的政治思想及其实践使政治与道德和伦理相脱离,开创了政治学发展的新阶段,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思想财富.     

论选举权利平等

选举权利,是指公民在国家代议机关组成人员和其他公职人员选举中选举他人和被他人选举的权利,由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两部分构成,是公民最基本的政治权利。选举权利平等,是指公民在选举中依照合理法律的规定受到平等的对待,也就是在合理法律面前,条件相同的公民享有相同的选举权利,它包括资格平等和价值平等两方面的内容。选举权利平等是一种"阶梯式"的分层次的平等;是一种存在着"合理差别"的相对平等;是一种"群体平等"和"个体平等"相结合的平等;是一种"机会平等"。选举权利平等,是政治平等的一项主要内容,也是选举的民主性和政治文明的重要体现。保障选举权利平等的基本要求是:合理的法律制度、严格执行法律、完善的救济和裁判机制、平等的经费保障机制。     

理性、权利与正义——康德的政治伦理思想研究

康德在实践理性的基础上建构了道德形而上学,并且进一步探讨了人类社会中以正义和权利概念为核心的政治伦理,进而逐步实现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从而保证公民作为同样的自由意志的存在者能够在这个社会中和谐共存。最终,人类要实现永久和平。由此,康德在马基雅维里之后重建了政治与道德的统一。康德提出的正义、自由、平等和国家和谐等思想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指导意义。     

《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私权利保障问题再探讨

现代法治社会的目标之一是限制公权,尊重和保障私权。从私权保障的视野看,《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原《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相比,在立法宗旨和原则、立法内容等方面都发生了质的变化。该法进一步规范和限制了公权力的行使,保护了私权利,较为全面地实现了对公民私权利的保障。但该法相关规定仍存在缺憾,如听证程序的适用范围没有扩大、立法原则的规定仍有欠缺、对公民权利义务以及警察权力义务限制的不对等等,导致私权利保障不足,有待在立法中进一步完善。     

论权利放弃——以无罪推定权利为视角

人权作为一个整体是不可以放弃的,人权中的具体权利有些是可以放弃的。所放弃的权利必须是合法权利,必须是本人的权利,应当是自愿放弃,放弃权利不能违反法律、不能影响他人的权利,放弃权利所产生的法律后果由放弃人承当。以无罪推定为例,无罪推定作为被追诉人的权利在一些场合是可以放弃的,确立无罪推定放弃机制将有利于我国刑事司法改革,有利于司法公正和效率,有利于保障人权。     

以人为本是村民自治权保障的价值取向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和灵魂,其合乎逻辑地承载了为谁发展和靠谁发展的双重意义.在发展的价值取向上,强调为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谋求发展；在发展的根本动力上,强调依靠人民群众的创造力量促进发展.落实到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中,以人为本是衡量科学发展现在村民自治活动中能否得到贯彻落实的重要尺度,同时也是村民自治权保障的价值旨归.     

教师惩戒权问题的探究

教师惩戒权在现代的教学活动中必不可少，但受社会舆论、教师素质以及法律不健全等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教师惩戒权出现了滥用和不作为两种极端的形式。要实现真正的教师惩戒权，需要加快相关教育法律的制定，提高教师自身的素质以及改善全社会的教育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