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族铜鼓文化研究

壮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并积淀了独特的铜鼓文化。此文化始于2600多年前的句町时代,融入了壮族的三元宇宙观念和万物分公母的哲学思维,成为壮族祖宗基业的标志及后代命脉所出、精神所在的心灵圣殿,并作为该民族的制胜法宝及族群寻根的信物,一直传承至今。应该讲铜鼓是壮民族族群记忆的载体,故有“读懂铜鼓、就读懂了壮族”之说。     

老挝克木族铜鼓铸造工艺初探

采用文献法和实地调查法对老挝克木鼓进行了调查,共搜集到64面克木鼓的资料,对这些铜鼓实物进行了铸造技术的分析,并实地调查了失蜡法铸造铜鼓的工艺.认为克木鼓属黑格尔Ⅲ型鼓,其铸造工艺为失蜡法.鼓面立体蛙饰、鼓耳和鼓面中心的光体先制成蜡模,然后粘贴到铜鼓蜡模上,再与铜鼓一起浇注而成,浇注口可能设在鼓足处.其他纹饰则采用了印痕法和滚压法,雕刻法只用于修补鼓上模糊的纹饰.制造纹饰精美、鼓壁薄且较均匀的铜鼓,铸造者在造型设计、合金配比和金属熔炼等方面都需要有丰富的经验.     

壮族的稻作文化和社会发展探索

壮族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发明水稻人工种植技术的民族之一。漫长的稻作农耕对壮族的生产、生活、人生礼仪、民族性格和深层心理，都产生了深刻持久的影响。在长期的农业社会里，在自给自足的经济格局中，稻作文化曾对壮族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但是，稻作文化毕竟是自然经济时代的产物。随着历史的发展，其弊端日益显露。壮族社会发展的途径是寻求稻作文化与现代化的结合部，寻找稻作文化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接轨点，使壮族成为一个能够享受现代文明的民族。     

古代文献中记载的铜鼓传说与文化分析

古代文献中关于铜鼓传说的记栽根据内容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铜鼓来历的传说；一类是反映铜鼓神奇、灵异的传说。民间对铜鼓的来历有三种说法：伏波造鼓、诸葛造鼓和孟公造鼓，这些传说和历史关系密切，反映了西南人民对马援、诸葛亮及孟获三位有功于他们的历史人物的崇敬与怀念。关于铜鼓神奇、灵异的传说则反映了古时岭南人民对铜鼓的崇拜。     

壮族二次葬俗浅探

二次葬是一种古老的葬式，最早发现于新石器时代早期，至今仍在壮族及其周边民族中流行。文章运用考古学及民族学资料，试图从地理、政治、民俗传承等诸方面，对二次葬的产生及其在壮族地区持续发展流行的原因进行探讨。     

侗家大鼓

走进三江侗族自治县民族文物展览室,有一件醒目的陈列品——侗家大鼓。这种大鼓,既不同壮族的蜂鼓也不象瑶族的铜鼓,更不似傣族的象脚鼓,它是用一条高五尺、围径四尺三寸的大杉木挖空,而后在一端蒙上牛皮制作而成的。这号大鼓,过去可以说是屡见不鲜,凡是有鼓楼的侗寨,几乎都有这号样式的大楼。据不完全统计,三江全县有鼓楼一百二十八个,那就意味着有一百多个大鼓。现在这号大鼓几乎绝迹了,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被破“四旧”破掉了,有的失火烧寨     

壮族蛙文化对其民族心理发展影响的研究

文章从蛙崇拜的起源、蛙婆节和蛙图腾三个方面来阐述蛙崇拜表现出的心理特点。蛙崇拜的气候起源反映了壮族先民食物需要和生殖需要的心理特点，蛙崇拜的血缘起源反映了当时壮族先民的安全需要，蛙图腾的花山壁画看出壮民族先民的原始宗教意识及民族凝聚力，而蛙纹铜鼓体现了壮族先民的情绪情感和民族团体遵从；从蛙婆节看出壮民族原始初民的心理状态和生存需要的心理特征。     

壮族古代铜鼓的铸造工艺

铜鼓是我国西南和岭南地区古代少数民族创造的一种珍贵的文化遗物。铜鼓是代表壮族铜器冶铸业发展的重要标志。尽管学术界目前对其起源问题尚众说纷纭。但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发现各式各样铜鼓已五百多面,为兄弟省区之冠。使用时间之长,已是公认的客观事实。史料中有关岭南地区铸造和使用铜鼓的情况,记载不绝。《后汉书》卷五十四马援传载:“援好骑,善别名马。往交趾,得骆越铜鼓,乃铸为马式”。唐章怀太子注引裴氏     

空间的建构与认同——刘三姐文化深层底蕴的探讨之二

作为壮民族的文化代表之一的刘三姐文化之所以经久不衰，是与壮民族的文化空间建构与文化认同分不开的。刘三姐山歌文化现象的深层底蕴其实就是壮民族及其地区文化空间建构和认同的巨大隐喻，她的形成与流传过程就是壮族独特的“他者文化空间”、“身体文化空间”、“公共空间”、“认同空间”、审关及其他空间的建构和认同的历史过程。     

论冷水冲型、北流型与灵山型铜鼓的关系

铜鼓作为一种民族文化重器，其形制和纹饰是特定民族文化的象征符号，故不同类型铜鼓形态的异同可反映出不同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传承与发展。本文在分析冷水冲型、北流型和灵山型铜鼓空间分布和分期演变特点的基础上，认为冷水冲型中的浔江型是在其邕江型的基础上受北流型的影响而形成的，灵山型则是以北流型为基础，不断接受冷水冲型的影响而形成的     

越南东山铜鼓再认识与铜鼓分类新说

用国际视野对越南东山铜鼓和东山文化重新考察 ,可以看出 ,东山铜鼓以其强烈的地域特色和重要的历史地位 ,作为铜鼓文化发展中的重要角色参与铜鼓分类是无可置疑的。     

试论滇文化青铜贮贝器的“纪念碑性”

中国的青铜时代又可称为“礼制艺术时代”。这一时期的时代特点是用青铜材料铸造各种“礼器”，这些礼器具有逐渐丰富的以政治和宗教为核心的“纪念碑性”，也可视之为另一种意义上的“纪念碑”。青铜贮贝器是滇文化时期的重器，其纪念碑性来源于铜鼓、铜桶等礼器，最初体现了滇人对权力与财富的占有。在此基础上表达了滇人在军事、宗教与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的观念。从贮贝器纪念碑性产生、发展到衰落的历程可看出，滇文化时期的滇池区域也具有中国青铜时代的一般特点。     

赣地越文化遗存与百越首领吴芮

本文结合历史文献与文物考古资料,对江西境内越文化遗存和百越首领"番君"吴芮行迹作进一步的阐述梳理,通过赣地出土的越式遗物虽然难以与越国中心地区出土的同类器物媲美,但其器物特征颇多相同或近似之处,它们反映的文化面貌也大体一致,表明当年居住在江西境内的古越先民与浙江境内的越国先民属于同一民族;吴芮是百越首领,又是江西首位名人,越文化遗存在其管辖地盘之内,时代相同,故将他列为并论,通过他的行迹考证进一步说明史籍所记的"扬汉之南,百越之际",这里的主人就是百越民族,有所差别者仅是种姓不同而已。     

壮学与民族文学综合研究的领航人——西南边疆语言与文化专家访谈录之三“梁庭望专访”

梁庭望先生是著名的壮学家、民族文学研究专家。他的研究领域涉及壮学、壮侗语族民族历史文化、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等。他的壮学研究成果推动了壮族文化发展,他用自己所学为壮乡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他提出的“中华文化板块结构”理论在学界引起很大反响,促进了民族文学理论研究。五十多年来,他在这些领域辛勤耕耘,不断开拓,为我国民族文化与文学研究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远古踪迹

大理是我国西南最早开发的地区之一。从考古发掘材料来看,早在4000年前,大理就有史前人类活动的踪迹。新石器时代,大理史前人类种植水稻,饲养家畜,进行纺织、捕鱼和狩猎,居住在半穴居或干栏式的建筑之中,过着一种较为稳定的定居生活。大约在距今3000年的时候,大理地区进入了青铜时代。大理地区出土的青铜器带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在云南青铜文化中自成体系,形成了学术界一致认同的洱海地区青铜文化。     

壮族的"竜"崇拜及其"天人合一"的生态文化

“竜”,壮语森林之意。云南壮族年年祭“竜”,并以之作为村社发展的精神支柱和本民族群体团结的纽带。他们认为：有“竜”环抱的村寨,人能健康长寿,百姓衣食无忧;“竜”的圣洁能免除疾病、瘟疫,预防自然灾害;他们把“竜”的萌、发、荣、枯视为春、夏、秋、冬的信息,更把“禁山林、培风水”说成是“关乎地灵人杰”的大事。壮族虔诚地祭祀森林并对其严加保护的传统风俗,实为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本质是“天人合一”的生态文化理念。     

壮族师公教开丧仪式及其文化思考

开丧是壮族师公教的一种宗教仪式。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描述了一个完整的壮族师公教开丧仪式。壮族师公教开丧仪式对研究壮族的生死观、道德观、壮汉文化交流以及师公教的宗教属性等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濮、越民族源流关系考释

在先秦时期濮、越异源,当时濮人主要分布在江汉流域,后有一部分向南、向西迁移到我国的西南地区;越人则自新石器时代后期开始就分布在自东南沿海到两广、云贵的广大区域内.到汉晋时期,濮、越融合出现了僚,同时也有濮、越融入其他民族中,例如融入氐羌系民族的濮人就成为了现代彝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彝族烟盒舞的起源及其转型

彝族烟盒舞起源于原始的狩猎祭祀,与彝族“跳乐”、“跳弦”等民间舞蹈同源异流。彝族进入农耕社会后,烟盒舞开始以高梁杆、牛皮、铜鼓为乐器,加之与彝族男女青年“吃火草烟”相结合,逐渐形成有固定套路和配器的民间舞蹈,并由单一向综合性、复合性演变,成为深层彝族文化的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