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孝道的美学意蕴探析

孝是儒家思想中重要的道德范畴之一,"道"之于孝不仅具有本体、规律和原则的意义,还具有深刻的美学意蕴。崇高是孝道主体的重要审美形象,礼是孝道的行为艺术表达,孝道也表现了道德主体的审美价值倾向,和谐之美是孝道追求的社会终极目标。从一定意义上讲,仁爱之心和正确的审美观是儒家孝道的起码要求和基本前提。当今社会,爱心缺失和审美错位是影响传统孝道美德大力弘扬的瓶颈因素,深入发掘传统孝文化的道德价值和美学价值对于弘扬传统孝道美德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张竞生的美学思想及其体系性

张竞生的美学思想产生于"五四"时期,但是长久以来却不被人重视,然而,作为中国现代美学史上一位重要的美学家,张竞生提出美的人生观,寻求美的社会组织法,坚信爱与美的信仰。他强调美与人的生命创造力息息相关,主张用最少的力而取得最大的效果。其著作《美的人生观》和《美的社会组织法》鲜明地体现了社会人生审美系统的建构,显示出张竞生美学思想的建构性和体系性特征;同时其美学思想是囊括整个社会人生的,着眼于真正的主体实践,具有很强的社会性和实践性;此外,张竞生的美学思想还具有双重性和矛盾性。     

论中国现代文学的“孝道”书写

五四“非孝”思潮的实质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现代思想,是“人的觉醒”后的自然要求,而孝道规范本身存在着许多内在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性,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也因此显示出鲜明的时代性与主体情感的复杂性特征,同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时代主潮的变迁,也是造成中国现代作家书写孝道时在“决绝”与“犹疑”之间徘徊的重要因素。五四时代是个性解放、反抗传统的狂歌猛进时代,“非孝”成为当时作家书写孝道时的主流化选择,而到40年代,随着抗战的深入,民族解放成为时代的主潮,传统文化的命运与现代国家、现代民族的命运复杂地纠结在一起,因而具备了崭新的救亡意义,孝道的积极性意义得到重新张扬。     

论中国现代文学的"孝道"书写

五四“非孝”思潮的实质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现代思想，是“人的觉醒”后的自然要求，而孝道规范本身存在着许多内在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性，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也因此显示出鲜明的时代性与主体情感的复杂性特征，同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时代主潮的变迁，也是造成中国现代作家书写孝道时在“决绝”与“犹疑”之间徘徊的重要因素。五四时代是个性解放、反抗传统的狂歌猛进时代，“非孝”成为当时作家书写孝道时的主流化选择，而到40年代，随着抗战的深入，民族解放成为时代的主潮，传统文化的命运与现代国家、现代民族的命运复杂地纠结在一起，因而具备了崭新的救亡意义，孝道的积极性意义得到重新张扬。     

论“五四”前后的“孝”与“非孝”——以文化史“大传统”的视域为主要考察

辛亥一役,资产阶级虽取得暂时胜利,然其革命的预期未果,革命理想的实现亦遥遥无期。在社会严重失序的情势下,复兴儒学传统的思潮有所抬头。因而,民国之后的很长时间内,激进与保守的思潮始终在激荡中消长。西学东渐,舶来的新世界观与价值体系,无不冲击着传统中国本土的人伦秩序。封建伦理道德中最重要的"孝"观念,在中西、新旧文化激烈冲突、碰撞与融合下,不可避免地成为各种价值群体激辩与角力的核心。职是之故,"五四"前后"孝"与"非孝"的相关争论异常激烈,且影响深远。以文化史研究中"大传统"的视域为主要考察,既有抉发"孝"之经典意涵来反"非孝"者,又有"拥孝"与"非孝"论者对传统孝道诸问题的种种回应,还有在新文化背景下折衷传统孝道者,不一而足。     

《孝经》的孝道思想探析

《孝经》作为传统孝道的经典,其孝道思想蕴含着丰富的伦理精神,在历史上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道德思维和行为实践,无疑也是当前重建孝道的重要理论资源。《孝经》的孝道思想主要由孝道理论依据、孝道宗旨、孝道规范等三大方面构成。关于孝道的理论依据,《孝经》不仅论证了孝道是一切道德的根本,是天经地义的人伦规范,而且还从人性的方面对孝道根据进行了论证;关于孝道宗旨,"孝治天下"是《孝经》孝道思想的宗旨,是贯穿全书的核心思想,而以孝治国的政治主张是以孝道教化为基础的,并且提出以刑罚来维护孝道的推行,从而真正达到"孝治天下"的目的;《孝经》的孝道规范,分为"事亲"的基本规范与"事君"、"立身"的泛化规范。     

论“美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美学本原论之误

马克思《手稿》中没有直接做出"美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结论,主体实践美学认为一切美都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结果,学理上极为牵强附会。马克思主义主客体实践美学的新本原论认为,美根源于宇宙自然的本质力量的客体与客体之间的对象化和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也就是自然化和人化;美的本质就是宇宙自然的非自觉自在的客体实践自由和人类社会的自觉自为的主体实践自由而形成的无限永恒创化的自由。人与自然本质上的双向互动的物质变换关系,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美学是在掌握主客体辩证互动规律的基础上而向无限永恒的宇宙自然的自由渐趋靠近的终极关怀性的学科。     

从《聊斋志异》看蒲松龄对孝道的推重与弘扬

蒲松龄在他的巨作《聊斋志异》中充分体现了他对"百善孝为先"思想观念的推重。《聊斋志异》以孝开宗明义,对孝道进行了反复弘扬,甚至通过描写因果报应来宣扬孝道。为了弘孝他还总结了十二种行孝的方式。蒲松龄之所以如此大力宣扬孝道,其原因有二:第一,蒲松龄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影响;第二,现实生活中蒲松龄本人就是个行孝的典范。     

论孝的美学意蕴

孝的美学意蕴随着孝的内涵的变化而变化,孝的内涵又随着主体对孝的理解和践履的变化而变化。孝的起源和归宿都是“道”,孝源于“道”的现“象”,经由孝道合一、分离、复归的发展演进,孝的美学意蕴也呈现为从自然生成的本真之美到人为的世俗美,最终重拾自然本真的和谐美。     

论《红楼梦》“省亲”等事件中的孝文化意蕴

《红楼梦》把封建社会的元德"孝道"放置在特殊人物、特殊场合以及复杂的矛盾冲突中来表现,使正统孝道与具体人物、事件之间形成一种张力,充满了强烈的讽刺意味,意蕴深厚而回味无穷。涉及的具体事件有:孝与省亲,孝与丧礼,孝与庶出,孝与尽忠。     

实践美学再评价

实践美学从实践本体出发研究审美发生、审美本质等问题,克服了主客观论美学的某些局限,推动了中国当代美学的发展.实践美学混淆了哲学本体与美学本体的区别,说不清实践到审美之间的发展行程,实践创造不出"美本身"和全部审美对象."实践自由"说是一种新的形而上学的美学理论模式,无法说明审美的本质.实践美学缺失"形而下美学理论品格"和"形而下美学理论形态",并不是功能齐全和形态完整的美学理论.     

论生态美学的主体间性

生态美学需要有一个哲学基础。启蒙运动以来,确立了主体性哲学的主导地位。但主体性建立在主客对立和主体对客体的征服的基础上,因此,主体性哲学是反生态主义的,主体性美学包括实践美学不能成为一种生态美学。现代美学已经完成了由主体性到主体间性的转型,只有主体间性才能成为生态美学的哲学基础。主体间性哲学把人与世界的关系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规定为主体与主体的关系,通过二者的交往、对话、沟通、融合而达到审美的境界。不仅现代西方美学包括生态美学是主体间性的,而且中国古代美学也是主体间性的,因而也具有生态美学的性质。     

美学神秘主义批判

美学神秘主义的主要命题是:审美超越的形而上性,审美经验的“不可言说性”,审美经验与宗教经验的同一性。实践美学需要对这些美学神秘主义观点进行祛魅。实践美学将美看成一种客观的社会现象,将美感视为可以理解的人的一种心理机制,反对过度夸大审美的功能,把审美当成拯救人类的新宗教而加以神秘化的倾向。     

克绍箕裘:沂蒙精神形成的孝文化渊薮

沂蒙精神的形成,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孝文化的卓越继承;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先进群体意识的结晶,也是沂蒙人民对民族精神的系统总结.在新时代如何传承革命基因、赓续红色血脉、弘扬沂蒙精神,需要对沂蒙精神的形成与地域文化尤其是沂蒙地区孝文化的关系进行梳理与解析.以"天人感应"、"至德要道"、"扬名显亲"为主体的孝文化理论对沂蒙精神的涵养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祭祀祖先——孝文化实践的最突出表现形式、身体力行——孝文化实践形成的社会风尚、树立榜样——孝文化中孝子孝女的孝道实践夯实了孝文化实践根基,为沂蒙精神的形成提供孝文化鲜活且系统的实践总结与实践支撑;沂蒙精神的形成实现了对传统孝文化的继承、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完成对传统孝文化的重塑并在新时代引领传统孝文化的发展,体现了开拓创新的新时代沂蒙精神实质.     

阐发“绿色”思想的生态美学创新之作——读韩德信、盖光教授新编《生态美学丛书》

《生态美学丛书》由《在世纪之交的分界线上》、《文艺生态审美论》、《生态环境美学》、《生态批评》和《生态美学视野中的中外文学》五部著作组成。该丛书以当代生态存在论哲学为基础,不但为当代生态美学与生态文艺学学科的成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前提,而且还可以看作是我们的哲学理念由传统认识论向当代存在论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本丛书是我国学者在生态美学领域辛勤劳动的重要实绩,它的问世必将对当代中国方兴未艾的生态美学与文艺学的研究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推动、借鉴和启发意义,对指导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与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孝的形上学论证

现代社会出现了孝道的提倡与不孝行为并存的局面。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之一在于孝道研究偏重阐发孝道的现代价值,而忽视了孝道实践理论的研究。孝道实践理论研究的难点在于揭示孝对子女的必要性。孔子的人性论和董仲舒的宇宙论在现代社会逐渐失去了效力,唐君毅从形上学角度论证了孝道对现代人的必要性,虽然他的观点偏于孝的绝对性而忽视了孝道中权力与责任的对等性,但对孝在现代社会的调适仍有重要价值。     

孝的形上学论证

现代社会出现了孝道的提倡与不孝行为并存的局面。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之一在于孝道研究偏重阐发孝道的现代价值,而忽视了孝道实践理论的研究。孝道实践理论研究的难点在于揭示孝对子女的必要性。孔子的人性论和董仲舒的宇宙论在现代社会逐渐失去了效力,唐君毅从形上学角度论证了孝道对现代人的必要性,虽然他的观点偏于孝的绝对性而忽视了孝道中权力与责任的对等性,但对孝在现代社会的调适仍有重要价值。     

主持人语

本期所载四篇孝文化研究文章,选题各有其特有之视角,显示了孝文化研究的多元性和互补性。《佛教对"孝道"与"家"观念的吸纳——以佛教慈济宗门为例》选取了佛教现代教派之一的慈济宗证严法师的相关理论与实践,以阐发相关主题。《从〈聊斋志异〉看蒲松龄对悌道的推重与弘扬》以古典文学名著为对象,以悌道为主题,对书中所述之悌道类型和作者倡导悌道的原因进行了分析研究,也是很独特,     

论两汉妇女孝行为发生机制

两汉时代,孝道成为家庭伦理的核心、社会道德规范,深刻影响了人们的行为.因此,两汉孝子辈出、孝行兴盛.作为"孝"的实践主体之一的妇女,分别以女儿、儿媳的身份尊敬、赡养长辈,在孝伦理实践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两汉女孝,形式多样.就其行为的发生机制来看,既有内在的精神动因,又有外在的社会动力.     

佛教对中土孝亲观的因应之道

<孝经>是儒家的一部重要经典,孝意味着对父母辛勤养育之恩的真诚感激和深切怀念,孝一方面具有生物学的依据,另一方面也非常适合农业耕作、自给自足、聚族而居、家国同构、君父一体的中国社会现实.佛教以辞别君亲、出家修行为入道初步,解脱烦恼、涅槃寂静为终极归向,不可避免地受到儒道两家以"不孝"为口实的攻讦.佛教作为一种外来的异质文化,积极地向儒家人物靠拢,认真解释佛教的理想、追求与儒家的孝道毫无违逆之处,并大力挖掘自家的孝道资源,逐渐积累起非常丰富的佛教孝道思想资料.北宋契嵩撰<孝论>一文,阐明了佛教的出家修行并不与儒家在家奉亲的孝道相矛盾,代表了土生土长的佛教僧众不愿意违背世俗伦常的心声,也标志着佛教在北宋时期已经立足中土,扎根民间,成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