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三十八年的文坛风会

万历三十八年,全国各地的举子聚集京城参加会试.他们樽酒相对,诗文相和,交流着各自的文学观念.在"独抒性灵"主张还在盛行的时候,复古思想依然有它顽强的生命力,并在士人中广为传播.     

欣喜与期待：新世纪的巴山文坛

四川省达州市是巴山文坛的重镇，进入新世纪以来，在创作上呈现出老中青三代作家的繁荣景象，在文学活动上不论是研讨会，还是采风和与多种媒体的互动，都显得更为广泛而有成效。如何取得更大地成就和产生更大地影响，期待着组建新的内外结合的创作团队、形成新的良性互动的文学格局、产生新的多种媒体的传播效应。     

《三十八岁时的爱情》解读

感情作为深层心理是主体对有意义对象形成的反应,包括友情、亲情、人之常情,其中最突出的是爱情和婚姻,爱情是有距离的,婚姻则是没有距离的,所以婚姻中有痛苦、烦恼和折磨。《三十八岁时的爱情》抒写了人到中年后宽容而充满自信的爱情,体现了女性的主体意识,《三十八时的爱情》是充满智慧的爱情,感性中包含理性,既具有哲理,又富有诗意,简单而琐碎的日常生活在"刘家女"笔下表现出了一种特殊的调侃、大气和幸福。     

张居正的万历新政特点及悲情结局探析

明代张居正实施的万历新政是在中国处于农业封建社会晚期而商品经济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时的一次涉及政治、经济、军事领域的全面而较深刻的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深远的历史影响。     

论萧伯纳对中国现代文坛的影响

文章从萧伯纳剧作的思想和艺术入手,主要分析了萧伯纳在中国现代文坛名声斐然,但作品在中国影响却远不如易卜生、也不如后起之秀奥尼尔的现象,指出萧伯纳创作戏剧的目的并不是着眼于作品是否能够流芳百世,而是致力于现时社会的改造。     

香港文坛的精雕细刻派——颜纯钩

颜纯钩是由内地赴港的“第三代南来作家”。他是香港小说界的一位精雕细刻派。无论是写“大陆文笔”的历史悲歌 ,还是撰“文革”后迁港“新移民”的血泪挣扎 ;抑或是港人的社会、人情写真 ,三类作品的无一不佳 ,十分耐人寻味。其作品的艺术特点格外鲜明 :在叙事风格上注重传统和现代的和谐统一 ;意象处理堪为上乘 ;象征手法运用颇为成功 ;善用反讽 ,充满张力     

试论明朝万历年间江西人民与矿监税使的斗争

明朝万历皇帝为了满足其对金银财富的占有欲,派遣了大批亲信宦官到全国各地充当矿监税使,开矿征税,搜刮民财。遣往江西的潘相和李道的种种胡作非为激化了朝廷与地方、官府与民间的矛盾,加速了明朝的衰落和灭亡,显示了江西人民和万历年间有正义感文官集团的巨大力量。     

从瑞士文学奖看瑞士多元化文坛新气象——以2018年为例

瑞士联邦出台2016-2020年支持出版的一系列新政,鼓励文学创作、出版及翻译传播,瑞士文学得益于这一五年计划的实施,展现了文学创作与翻译共荣的活跃景象。本文聚焦于2018年瑞士文学奖获奖作家及其在瑞士国内外的出版和反响,结合其他相关重要文学奖的获奖概况,试图呈现这项五年新政给瑞士多元化文坛带来的繁荣景象。     

网路分风的疑点之二——自然分风与按需分风的区别

本文讨论两种分风的共性和异性.从数学模型、物理意义及生产矿井实际状况的角度探讨两种分风的差异。     

自律会: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新平台

自律会作为一典型的高校学生自治组织,在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监督"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主体性德育实践中体现出无与伦比的优势,开创了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新平台。本文分析了当前自律会的性质、特点、优势及存在的不足,提出了加强自律会组织建设策略,以更好地发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学生的主体性作用。     

清初词坛“辛酉唱和”述论

康熙朝中后期的唱和活动不多,也少有人关注。辛酉年（康熙二十年）,唐梦赉、吴陈琰等人在游吴越途中,创作多人步韵唱和词354首,是清初词坛存群体步韵词数量最多的一次创作。通过考述＂辛酉唱和＂概况,展示当时词坛的一些创作现象,呈认为这次唱和的创作主题和内容,与清初三十年的多次唱和、甚至几年前的阳羡词人群唱和都有所不同,开始了走出易代风霜、追求生命智慧的＂后易代＂时期。在词风上并个性化的多元风格。     

朱彝尊与康熙诗文交往考论

朱彝尊从一个反清复明的追随者演变为清朝盛世的歌颂者，显然与其高中康熙己未词科并入值南书房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其所标举的醇雅词学观，不仅成为浙西词派的旗帜，而且也与康熙所提倡的“清雅醇厚”的美学原则桴鼓相应，并与王士稹的“神韵”说共同承载了演绎康熙王朝盛世元音的政治使命。     

文学人类学介入经学：超越乾嘉的尝试——读《神话历史》丛书有感

《神话历史》丛书在资料处理、理论运用，或者说二者的“互动”上都达到一定的“规模”。对于经史相连的中国式“古典学”，尤其是“礼学”、“春秋学”等，“丛书”作者，跟近年学术新进们一样做了相当艰难的摸索与尝试，以“西学”为参照系，在经籍思想内容、历史意义、文化观念、思维机制的探掘上，尤其是给予现代性的哲学升华上，花了力气，也得到一些收获。     

北宋真宗朝的造神迷信活动及其影响

宋真宗亲自策划了天书迷信的造神活动 ,为粉饰太平、掩盖社会矛盾制造借口 ,这种自欺欺人的活动开创了北宋历史上的先例 ,使人们丧失了进取精神 ,消磨了人们的意志 ,助长了迷信之风在社会上的流行 ,产生了深远的不良影响     

汉武帝时代国家祭祀的逐步确立与《郊祀歌》十九章创制时地考论

研究汉<郊祀歌>十九章应从武帝时代郊祀制度入手,要把握三个原则:一为"先正后杂",即区分武帝时代"正祭"(如雍五畤、甘泉泰畤和汾阴后土、泰山明堂)与"杂祀"(甘泉寿宫的巫术祭祀、方仙道、齐地八神等),前者为武帝亲临的国家祭祀,后者为祠官所领;二为"先祠后乐",元鼎六年(前111年)之前虽已设立雍五畴、甘泉泰畴和汾阴后土之祠,但献祭仪式基本属于"礼物献祭"或"食物献祭",元鼎六年以后郊祀乐舞的创制是皇帝亲祀的最高级的形式,同时也是考察<郊祀歌>创作的重要指针;泰山明堂虽建于元封元年(前110年),而明堂乐歌则创制于太初元年(前104年);三为"正散兼有".即区分用于郊祀仪式的"正歌"(用于甘泉泰畴和汾阴后土、泰山明堂的乐歌)和不用于仪式却被收录于<郊祀歌>中的"散歌",这些"散歌"基本上是武帝巡祭或求仙路上的祥瑞歌.根据上述三原则,制定了<郊祀歌>创作时地表,分析了武帝郊祀活动的宗教心理根源.     

文景之治与儒家思想

从学术思想性质上将文景之治概括和指称为道家政治、黄老政治、老子政治,是自清末夏曾佑首倡以来至今流行的一个观点,但它是一个见道不见儒的有漏之见,漏掉了指导思想、政治礼乐制度和社会领域的基本事实和懦学存在,因此不能成立。由对春秋时期所谓“礼崩乐坏”的实况和实义省察,可以看出在春秋战国的上层政治变动中,儒家伦理观念依然通行于上下各个人之间,认证儒家伦理社会是其时乃至整个中国传统社会的根基、地基和底子。秦帝国的历史变动及其焚书坑懦并没有颠覆社会的伦常文化结构,没有试图重新改造与铲除这个儒家社会地基,儒家社会依然价值地存在着。汉兴,吏民皆案堵如故,儒家社会继续存在。刘邦称善陆贾《新语》,奠定汉初的政治和思想基础,儒家率先成为指导思想。“无为而治”是懦道共法,是整个汉初政治的统治模式,这个模式是懦道两家共同参与创造的。以“无为而治”为政治模式的文景之治是在刘邦、陆贾奠定的儒家文治思想基础上,在儒家伦理的地基上,在儒家设计的汉廷礼乐制度和以《经》博士为主体的学官教化系统中运行、实施和实现的。文景之治的政治指导思想实际上是懦道双席位制。黄老之学的首席政治代表、关键和领袖人物窦太后的政治权威,保障着文景之治政治指导思想的贯彻落实。就此人事而言,文景之治是道懦并治。但就“无为而治”实施的《诗》《书》经艺仁义内容,就文景之治与儒家思想的全面关系综合而言,则当说懦道并治。     

明建文帝出亡青海瞿昙寺新探

明代建文帝在＂靖难之役＂中的下落,历来众说纷纭。根据四库本《明史》及其它相关史料对照来看,建文帝在＂靖难之役＂中并未自焚,而是率近臣出逃。诸家学者认为建文帝出亡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江浙、西南地区的云贵川等地的说法,因无有力史料支撑,至今并未形成定论。笔者根据民国《创修渭源县志.艺文志》中的一篇《五竹寺记》及一册康熙《渭源县志》书后的一页《五竹山五竹概略.诗名缘起》中的两条新资料,提出了明代建文帝出亡青海瞿昙寺（或其附近附属寺院）的新说,并对此说进行了详细考证。     

文学概论、文论选读和文学批评史——20世纪初期中国文论的三个变化

论述了世纪初传统学者在现代教育体制中从事古代文论研究的三种方式,通过这一论述,试图反映出传统文论在现代的生存方式,为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型问题提供一些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