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江源自然保护区

正保护区位于青藏高原腹地,青海南部。是中国面积最大的自然保护区,也是世界高海拔地区生物多样性最集中和生态最敏感地区。2000年8月19日,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纪念碑正式落成揭碑,标志着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正式成立。2016年6月,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在西宁挂牌成立,三江源国家公园是我国第一个国家公园,范围包括青海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及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扎陵湖、鄂陵湖、星星     

中华水塔三江源 揭秘中国第一个国家公园

正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在西宁的挂牌成立,标志着我国第一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正式启动,这场改革,试图从根本上改变青藏高原江河源头的生态保护现状。守护中华水塔从西宁出发,沿着109国道向西南方向行驶70公里,日月山就到了。这里是黄土高原的最西缘,山北侧能看到成片的小麦和青稞,还有用黄土堆成的院墙。翻过山,海拔逐渐升高,农作物消失不见,换作绵延起伏的大片草场,黑色的牦牛和白色的绵羊在天地间格外显眼。草地再往上是黑色的山,石头裸露在外面,如刀劈一般。     

书写地球历史的黄石国家公园

神奇的山地美国黄石国家公园位于美国西北部怀俄明、蒙大拿、爱达荷三州交界处。1872年3月1日被正式命名为“保护野生动物和自然资源”的国家公园,它是美国第一个国家公园,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公园。这是一片广阔而洁净的原始自然区,分布在辽阔的落基山脉。丰沛的雨水和降雪,使这里成为美国众多大河的发源地。     

三江源将成无人区

素有“中华水塔”之称的青藏高原三江源,近年来生态环境恶化加剧,昔日“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绚丽之地,如今风沙蔓延、河流干涸、草原退化,越来越多的逐水草而居的高原牧民开始沦为“生态难民”。从今年开始,中国政府开始在三江源地区进行生态大移民,4万多名牧民将逐渐在城镇定居,5年后,三江源核心区将再成“无人区”。千年游牧一朝安居身材魁梧、脸膛黝黑的达白祖祖辈辈居住在黄河源头,逐水草而居、放牧牛羊是这里千百年来沿袭的生产、生活方式。然而,7月20日,42岁的他不得不带领着妻儿离开广袤的草原,搬迁到政府为他们建设的新居。达白是青…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开展科技金融工作的创新实践、现状、问题与建议

自2009年以来,国务院相继批复同意北京中关村、武汉东湖、上海张江三家高新区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以下简称“示范区”）,以及中关村、东湖示范区发展规划纲要,加强了三个地区作为北部、东部和中部地区创新发展的示范带动作用,作为科技资源和金融资源的聚集区,三家示范区成功入围首批全国“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地区”,成为引领全国促进科技与金融结合创新实践的摇篮。本文对三家示范区科技金融工作的创新实践进行了描述,分析了相关问题,并提出了建议．     

环境的整体性

环境是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环境问题,是一个多因素的综合问题。我们不能只看到它的一个因素,一时一地,而且要看到整体,看到发展。环境的整体性,这是环境保护工作发展建立起来的一个重要概念。环境保护工作,一般说来,已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六十年代以前,主要是治理已经造成的污染;第二,七十年代前期,开始实行环境预断评价,建设各种净化装置,环境污染得到一定的控制,但环境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全国生物物种资源调查与研究进展

为落实2004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生物物种资源保护和管理的通知》,2004年起,环境保护部（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组织相关部门和机构开展了全国生物物种资源调查。第一阶段（2004～2009年）开展了全国生物物种资源编目和重点类型物种资源和重点地区的生物物种资源调查,评估了中国野生高等植物和陆生脊椎动物的受威胁现状,编制了《全国生物物种资源保护与利用规划纲要》等;第二阶段（2010～2011年）针对《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年）》确定的55个生物多样性优先区,开展了对部分地区的试点示范调查,即以县域为单元的生物多样性综合调查,目的是通过示范调查取得经验,以便在全国大规模推广。示范调查包括横断山南段优先区内的云南滇西北地区18个县、大明山地区优先区内的桂西南石灰岩地区4个县和南岭地区优先区内的贵州黔东南地区4个县,以及对澜沧江、松花江干流、嫩江干流以及北部湾（广西段和广东段）潮间带水生生物物种资源调查与评价。调查结果表明,我国生物多样性本底仍然不清,物种分布数据信息缺失严重,新物种、中国新记录或省级新分布物种大量存在;同时,由于管理上的漏洞,导致生物物种资源的丧失与流失的现象依然严重。建议进一步开展以县域为基本单元,在生态系统、物种和遗传资源三个层次进行生物多样性综合性本底调查和编目,并建立以县域为单元的生物多样性数据库,同时建立生物多样性监测和评估体系,为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提供坚实的、持续的和稳定的基础数据支撑。     

辽宁省科技进步示范县(市)、乡(镇)建设工程实施方案

依靠科技振兴县乡经济,是振兴辽宁老工业基地,推进和谐辽宁建设,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为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抓典型、带全面,进一步调动县乡的积极性,辽宁省科技厅、财政厅决定从2005年开始,在凌源市、北宁市、桓仁满族自治县、庄河市、盘山县五个县(市),鞍山市千山区宁远镇、丹东东港市前阳镇、营口市老边区路南镇、葫芦岛市连山区金星镇、铁岭市铁岭县凡河镇、辽阳市辽阳县首山乡、阜新市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富荣镇、抚顺市新宾满族自治县新宾镇、沈阳市东陵区白塔堡镇九个乡(镇)开展为期三年的科技进步示范县(市)、乡(镇)建设工程,实施方案如下:     

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一九九四年第一次常委会会议纪要

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以下简称全国名词委)于四月二十六日召开了一九九四年第一次常委会会议。委员会主任卢嘉锡主持了会议,出席会议的有章综(中科院)、刘杲(新闻出版署)、林振申(中国科协)、苏世生(科学出版社)、黄昭厚、潘书祥等副主任。还有三位副主任因故派代表出席了会议：科委林泉的代表是邵立勤同志,基金委胡兆森的代表是郭师曾同志,技术监督局鲁绍曾的代表是吴青同志。中科院出版委副主任李廷杰同志与全国名词委办公室领导列席了会议。会议开始,卢嘉锡主任宣布由于黄昭厚副主任退休,经上级批准任命潘书祥同志为全国名词委常务副主任。会上,黄昭厚同志汇报了1993年全国名词委工作总结及1994年工作要点。1993年全国名词委又公布出版了《医学名词(二)》、《力学名词》;完成了数学、电子学、地质学、计算机、农学的名词审定工作,目前分别都已进入排版、印刷阶段。1993年新组建了机械、航空两个名词审定委员会。至今总共成立了48个分委员会。1990年以来根据需要组建的一批与国民经济建设密切相关的工程技术学科名词委员会,进展较快,不少已进入二审,部分已基本完成了三审。作为试点补充、修订加定义或注释的天文学和大气科学第二批名词也已进入终审阶段。1993年办公室组织了对已出版名词的自查工作,征询了专家的意见和收集了各方面读者的反映,对现存的数据库文件作了修改,准备适当时候再版。潘书祥同志向常委会汇报了理顺名词委体制问题和落实经费的情况。由于国家经济改革形势的发展,各方面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名词统一工作作为促进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支撑性、基础性的工作,全国名词委作为承担这项工作的事业单位,在当前的形势下遇到了许多新的困难和问题,直接影响了名词工作的开展。在1993年全国人大会议和全国政协会议上,近百名科学家代表呼吁解决全国名词委的困难。经过一年多的奔波,中国科学院与国家科委正在与中央编制委员会等有关部门协商解决。名词委办公室主任樊静向常委会汇报了有关开展海峡两岸科技名词统一工作的情况和建议。听取汇报后,常委会展开了热烈地讨论。卢嘉锡主任谈到名词委在1993年体制不顺,经费困难的情况下做了很多工作是很不易的。肯定了1993年的工作成绩,认为总结符合实际。卢老指出体制不顺,经费不足,渠道不畅的问题,造成的困难是从来没有碰到过的,现正在努力逐步解决。只要给几个铜板,就要把名词工作做好。汉语科技名词的统一,对台湾及华语地区都有重大意义。卢老赞成名词委办公室提出对海峡两岸及华语地区名词统一工作应本着“积极推进,增进了解;统一为上,选取最佳;求同存异,逐步统一”的精神。常委会同意名词委1994年工作计划安排,主要是：1.继续请科学院和国家科委抓紧解决名词委的体制、编制和经费。2.拟于今年四季度召开名词委全国委员会会议,会议主要内容：①总结第二届委员会工作;②成立第三届委员会,并讨论工作规划及有关文件;③交流名词审定工作经验。3.继续做好审定工作①94年完成数学、地质学、组织学胚胎学、电子学名词的公布出版,并力争公布出版农学、计算机、石油、医学(三)等学科名词。②争取完成航海、建筑、煤炭、动物、医学(四)、电工、化工等学科名词的终审。③成立航天和计量两个名词委员会。④对个别审定工作进展缓慢的学科拟采取措施促进其开展工作。⑤对第二批加定义或注释的试点学科(天文与大气)进行经验总结并推广。⑥对工程技术学科的审定工作将进行总结。4.加强与台湾学者或有关部门联系,促进海峡两岸名词交流与统一工作。5.加强宣传贯彻与推广工作①利用换届会议前后,召开记者招待会及其它活动,宣传名词委工作。②选择几个中心城市召开宣传座谈会,散发宣传材料,广泛联系科教、文献情报、新闻出版等部门和有关人士、各学科专家,扩大名词工作的影响,加强名词工作对全国各有关部门的约束力。③采取措施,改善已公布名词书的推广发行工作。④进一步办好《自然科学术语研究》刊物。6.加强办公室建设7.关于名词委改名的建议鉴于当前对“自然科学”一词的涵义理解不一,为了更明确表明全国名词委的工作范围将包括基础学科和技术学科领域的各学科,并在原审定公布规范名词的工作外,还应包括科技名词的研究、管理等工作,常委会建议将全国名词委的全称改名为“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委员会”或“国家科学技术名词委员会”。有待上级部门审批。     

一九八八年第二次主任、副主任会议纪要

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一九八八年第二次主任、副主任会议于九月二十二日在科学院86号会议室召开。主任钱三强。副主任吴衍庆、胡兆森、苏世生、吴凤鸣、黄昭厚出席了会议。副主任马俊如、戴荷生派代表参加,科学院出版委副主任谢淑莲和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办公室部分同志列席了会议。会议由钱三强主任主持,黄昭厚同志汇报了自今年第一次主任、副主任会议(一月二十三日)以来的工作进展情况。原定今年要完成的六个学科名词的审定工作,其中大气科学、土壤学、地理学、物理学等四项已完成审定分别进入排版、印刷中,并将陆续公布,地球物理学、 微生物学正待报批。天文学名词海外版(繁体字本)在加紧进行,争取今年发稿。交叉学科名词审定工作经调整、加强,其中自然科学史和自然辩证法两个学科将组成名词审定分委员会,着手开展审定工作。同时还酝酿成立解剖学、计量学名词审定分委员会。对已完成第一批名词审定的分委员会将逐步开展第二批名词的审定工作。黄昭厚同志还汇报了近期要开展的工作及存在的问题。会议对半年多来办公室工作取得的进展表示满意。钱三强主任讲话指出,由于国家经济建设发展,统一科学技术名词有其迫切性和重要性。全国解放后,在郭沫若院长领导下,五十年代审定公布了一批科技名词,对国民经济恢复发展起了积极作用。现在八十年代,随着科技进步与发展,特别新学科新技术突飞猛进,尽快完成一整套统一的科技名词是我们的职责。鉴于当前形势发展,对科技名词统一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会议对下一步要开展的工作,经反复讨论、研究,作出如下决定：一、办公室应尽早制定出“科技名词术语审定工作规划”,对我国科技术语审定工作进行统筹安排,列出近期和长远的工作计划。二、随着基础科学领域和几个新技术试点学科即将完成第一批名词的审定工作,办公室要注意着手开展应用学科的名词审定工作。会议指出,应选择较基础的、影响面广并和国民经济关系密切的学科先作试点,如机械、化工、石油、土建、水利、航空航天等方面。由于工程技术学科涉及面广,交叉多,要注意学科之间的交叉协调和与国家标准中的术语协调统一。三、努力开展与港、澳、台及使用华语的国家与地区的术语交流,华语、汉字是上述地区众多人口来往联系的纽带,随着这些地区科技交流和经济的迅速发展,应多渠道做好汉语科技术语的交流和统一。委员会已公布的学科要尽快出版繁体字版本。四、经费问题。除了维持原定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给予的经费来源外,还应多方争取资助,如有关学会和分委员会挂靠单位等。国家科学基金委员会表示要持久地支持这项工作,同时建议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资助。会议原则同意办公室提出的经费使用改革办法。     

建议用“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替代“生态环境建设”

我认为,“生态环境建设”的提法是不科学的,其弊端在于“生态环境”而不在于“生态建设”。因此,建议用“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取代“生态环境建设”的提法。一、“生态环境建设”提法的弊端在于“生态环境”这是因为,按照生态学原理,所谓“生态”指的是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1]。从逻辑含义上分析,它包含生物、环境、(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三个要素。“环境”只是其中的一个要素,它是相对于主体而言的,指的是作为主体的生物周围的事物。这就是说,“生态”一词的含义已经包含了“环境”,它指的既不是环境的主体,也不是环境的性质、范围和质量、状态,根本不能用作“环境”的修饰语或限制词。将“生态”与“环境”组合成“生态环境”这样的偏正词组,显然说不通。事实上,自“生态环境”一词出现以来,生态学界并不认可这一提法。后来,就连“生态环境”一词的首创者黄秉维院士也认识到“生态环境”的提法是个“错误”。如他在一篇文章^[2]中就明确指出：“顾名思义,生态环境就是环境,污染和其他的环境问题都应包括在内,不应该分开,所以我这个提法是错误的。”又说：“我觉得我国自然科学名词委员会应该考虑这个问题,它有权改变这个东西。”同样,在对外交往中,国外学者也不认可“生态环境”的提法。如据报载,2003年我国对外文件白皮书中出现“生态环境”一词,在译成德文时,就遭到德国人的质疑^[3]。另外,从国内多年使用的客观效果看,“生态环境”一词的消极影响也不容忽视。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是人们遇到“生态环境”一词时,往往搞不清楚该词使用者的本意。实际上,人们使用“生态环境”一词的本意往往是为了强调“生态”或“生态系统”。正如沈国舫院士所言,“当人们乐于运用‘生态环境’一词时,实际上在强调生物与环境相互关系的一面”^[4]。但由于受该词偏正结构关系的影响,却往往被误解为其强调的是“环境”,因而在实际工作中将生态问题混同于环境问题的现象时有发生。令人遗憾的是,尽管“生态环境”一词提出20多年来一直没有得到学术界的认可,以致这一提法的首创者黄秉维院士也亲自出面提出明确的纠正意见,却一直没有使这一提法得到应有的纠正,致使这一提法连同其派生词组“生态环境建设”一直被错误地沿用至今。令人高兴的是,近年来国内已经有不少论著,包括党和国家的一些重要文献不用“生态环境”及“生态环境建设”的提法。如2003年由中国科学院孙鸿烈院士等负责编制的《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战略研究(2020)》(第十专题)^[5],以及2004年出版的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姜春云同志主编的《中国生态演变与治理方略》一书^[6]都没有再沿用“生态环境”和“生态环境建设”的提法,而是将生态与环境分开表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中发[2003]9号文件),尽管“生态”是其中出现派生词组最多(达30多处)的一个词,却没有再出现以往同类文件中常有的“生态环境”和“生态环境建设”的提法^[7]。与此同时,我们还注意到,“生态环境”及“生态环境建设”的提法出现在其他书籍、报刊、文件和领导讲话中的频率也有所减少。这表明,我们的一些专家学者,包括一些领导同志正在努力着手解决这个问题。我相信,经过社会各界的继续努力,特别是由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这样的权威机构主持召开有这么多院士和专家学者参加的研讨审定会,这一问题是可以得到解决的。二、“生态环境建设”提法的弊端不在于“生态建设”有专家认为,“生态环境建设”提法的弊端还在于“生态建设”的提法也不科学。按照他们的说法,只能保护、恢复或修复原有的自然生态系统,而不是人为地“建设”一个生态系统^[8]。言下之意,只有人为地建设原本没有的事物才是“建设”,而对于原有事物的保护和对于遭受破坏的原有事物的恢复、修复就不是“建设”。而且据他们所言,“生态建设”的提法已经在国内产生误解和误导,还容易在国外引起误解和反感^[8]。我不能同意这一观点。首先,把保护、恢复或修复原有的自然生态系统的行为排除在“建设”之外,是不恰当的。在我看来,一些专家之所以持有这种观点,主要缘于他们对“建设”一词的过窄理解和对外翻译时语词选择的困难。这里牵涉到中外语言学界赋予“建设”一词的词义以及人们在日常用语中对它的理解和应用问题。众所周知,在现代汉语中“建设”一词的词义是“创立新事业”、“增加新设施”^[9]。在现代英语中与“建设”一词相当或相近的语词包括“construction”、“restoration”等,其中“construction”的词义是建立或发展,“restoration”的词义是复原、修复、更新、重建^[10]。人们在日常用语中赋予“建设”一词的含义还要宽泛得多,如“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思想建设”、“党的建设”以及“建设性意见”、“建设性对话”、“建设性措施”、“建设性作用”等,实际上是把一切有利于事物发展和完善的思想、言论和行为都用“建设”一词涵盖。用蒋有绪院士提交给这次研讨会的书面发言中的话来说,“‘建设’一词在中文是泛化的,它的意思是‘对某目标实施积极性的行为’”。我理解,所谓“建设”是相对于“破坏”而言的,它与“保护”是相通的,也可以说它本身就蕴涵有“保护”的意思;所谓“新的事物”是个相对概念,是相对于“原有的事物”而言的。因此,人们对原有事物进行的保护,以及对遭受破坏的原有事物进行的恢复或修复,从词义分析的角度说也是“创立新事业”、“增加新设施”,也属于“建设”的范畴,从日常用语的角度说更是属于“建设”一词的涵盖范围。至于“建设”一词的英文翻译,正如张新时院士所言,国外在生态上使用“restoration”,在《生物多样性纲要》中有明确界定,“restoration”既指对原有生态系统的恢复,也可以指建立一个新的原来自然界不存在的、不同于破坏以前的人工生态系统,用“ecological restoration”也符合生态建设的概念。有鉴于此,我认为也可以把对原有的自然生态系统进行的保护(如野生动植物保护和自然保护区建设)和对遭受破坏的生态系统进行的恢复或修复包含在“生态建设”之中。第二,对于建立新的人工生态系统持否定的态度是不可取的。我们知道,当代生态学家通常按人类的影响程度把生态系统划分为自然生态系统、半自然生态系统、人工生态系统三种类型,而把以人的行为为主导、自然环境为依托、资源流动为命脉、社会体制为经络的一类人工生态系统称为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如我国学者丁圣彦主编的《生态学》^[11]和戈峰主编的《现代生态学》^[12]等,都有这种分类及其相应表述。目前被国际学术界公认为可持续发展领域新兴学科的生态工程,就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一门着眼于复合生态系统持续发展的整合工程技术。它根据整体、协调、循环、自生的生态控制论原理去系统设计、规划和调控人工生态系统的结构要素、工艺流程及信息反馈关系,在系统范围内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值得指出的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生态工程理论和实践研究取得长足进展。目前,在我国发展比较成熟的生态工程类型已经包括：农业生态工程,林业生态工程,节水和废水处理与利用生态工程,山区小流域综合治理与开发生态工程等。正是这些生态工程的实施,推动我国的生态农业建设、生态林业建设和生态城市建设等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表明,国内外生态学家在强调对自然生态系统、半自然生态系统的保护和对遭受破坏的生态系统进行恢复、修复的同时,对人工生态系统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同样给予了应有的重视。我们当然也没有理由只强调前者而否定后者。第三,我国著名生态学家、中国科学院马世骏院士对于“生态建设”一词的表述,值得我们重视和借鉴。据我所知,“生态建设”一词是由马世骏院士首先提出的。在马世骏院士的一篇题为《加强生态建设促进我国农业持续发展》^[13]的文章中,他对“生态建设”一词的基本含义表述得十分清楚。他说：“要想实现农业持续发展,必须重视生态建设。什么叫‘生态’？作为一个学科,它是研究包括人类在内的生物与环境的相互关系的科学。那么,这又是什么关系呢？从近代生态学的观点来说,生物与环境应该是个相互适应和相互选择的关系,他们应该经常地处在一个协调关系的状态,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各尽所能’,即所谓‘协同进化原则’(co-evolution principle)。‘建设’,一个是‘建立’,即没有的就新建立;二是原有的就加强改善或改进。这意味着我们要运用现代的生态学观点,建设我们的农业生态体系、生产体系,这样才能促进我国农业的持续发展。”这就是说,在马世骏院士看来,“生态建设”指的是生态系统的建设,包括新的生态系统的建立和原有生态系统的加强、改善或改进。我认为,马世骏院士关于“生态建设”的这个表述很值得重视和借鉴。遗憾的是,自这一表述提出至今,尚少见有生态学家依据新的研究成果在生态学专著中进一步给出明确的定义和进行专门的阐述。这或许正是包括在座各位院士和专家学者在内的当代生态学家们要做的一项工作吧。我不是生态学家,但基于以上分析,还是想参照马世骏院士关于“生态建设”的表述,在此斗胆建议对“生态建设”一词给出如下定义：“生态建设是根据现代生态学原理,运用符合生态规律的方法和手段进行的旨在促进生态系统健康、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行为的总称”。其中既包括对原有自然生态系统、半自然生态系统的保护和对遭受破坏生态系统的恢复、修复或重建,也包括新的人工生态系统的建立。从主观愿望讲,我给出这一定义,是想既符合生态学揭示的自然规律,又符合我国乃至世界生态工程建设的实际情况,还能为社会各界尤其是生态学界的专家学者所接受。但不知各位院士和专家、学者是否认可,还望得到大家的批评指教。第四,所谓“生态建设”一词“已经在国内产生误解和误导”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一些专家认为,“生态建设”一词“在国内已经产生一些误解和误导”,“一些地方……热衷于建设大规模的人工生态系统,造成大量资金和劳力的浪费,有的由于违反当地的自然环境,不但徒劳无功,甚至事与愿违,反而增加了破坏”。我相信这些专家说的“一些地方”的情况是事实,对此,有关方面理应引起高度重视,并采取有效措施认真加以解决。但我同时认为,这毕竟只是“一些地方”的部分事实,不能以偏概全把它当作一种普遍现象,更不能断言一些地方的这种情况是由“生态建设”一词的误解和误导而来的,因为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因果联系。同样,关于“生态建设”的提法容易在国外引起误解和反感的担心,也是不必要的。如果这些学者也能认同上述马世骏院士关于“生态建设”一词的表述或者本文参照这一表述给出的“生态建设”的定义,同时在英文翻译时不要将“建设”硬译为“construction”,而是使用前述“restoration”的译法,这种担心也就不会有了。三、建议用“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取代“生态环境建设”自“生态环境”及“生态环境建设”的提法出现以来,一些学者从维护用语的科学性出发,在对这两个提法进行质疑的同时,也在努力寻求合理的解决办法。其中,有的问题意见比较一致,如对于“生态环境”一词的修正,不少学者已经将其修改为“生态与环境”或“生态、环境”。但对于用何种提法取代“生态环境建设”,学者的观点和主张却差异很大,如有的学者已经改用“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有的学者则不同意“生态建设”的提法,主张用“生态与环境的保护、修复和改善”代替“生态环境建设”等。在我看来,还是用“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的提法取代“生态环境建设”的提法比较好。我认为,使用“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这一提法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好处：一是符合生态学和环境学原理,有利于维护用语的科学性;二是符合现代汉语及英语等语种的语法规范和人们的用语习惯,有利于读者准确理解和把握其内在含义,以避免歧义;三是有利于同党和国家长期以来关于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规范表述相一致,如早在2000年10月11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就号召“重视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加强人口和资源管理,实现可持续发展”^[14];四是有利于提高国民生态意识和环保意识,把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这两项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重要事业置于同等地位,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五是有利于政府部门的职能划分和依法行政;六是有利于同现行的国家计划、财政、金融等部门对于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提供相关的支持保障体系相衔接。而对一些学者提出的用“生态与环境的保护、修复和改善”代替“生态环境建设”的主张,我认为是不可行的。这是因为：1)该主张把建立新的人工生态系统的内容排除在外,这不仅不符合现代生态学关于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原理,也不符合我国乃至世界生态工程建设的实际;2)该主张把“保护、修复和改善”排除在“建设”之外,因而否定“生态建设”的提法,这与现代汉语和现代英语等语种赋予“建设”一词的词义以及人们在日常用语中赋予“建设”一词的宽泛含义不符;3)该主张同党和国家长期以来关于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的规范表述不一致,而且“生态建设”一词已为社会各界广为接受,一旦改变,难免在国民中产生负面影响;4)该主张在语言表述上缺乏必要的概括,在文字上显得啰唆,不如用“生态建设”一词涵盖原有自然生态系统、半自然生态系统的保护和遭受破坏生态系统的恢复、修复或重建,以及新的人工生态系统的建立简洁、明了。以上意见,仅供参考。不当之处,请各位院士和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林学名词审定工作实践中的几点体会

1985年5月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大会结束后不久,即向林学会常务理事会做了汇报,传达了大会精神及对各学会提出的名词审定工作的要求,经研究讨论,一致认为：目前林学名词很混乱,严重影响国内外的学术交流,做好名词的审定统一,极为必要,决定应立即组建林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划定若干学科组,着手进行收词工作,到1986年底,提出第一批林学基本名词初稿。在此期间,先后召开三次筹备工作会议,统一认识,明确收词的原则与要求,制定了工作条例,确定工作进程与步骤。每次会议吴凤鸣副主任和办公室樊静、王宝瑄等同志都亲临指导,对工作的顺利开展帮助很大。1987年3月,在各项准备工作已就绪的基础上正,式召开了林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的成立大会,对初稿进行了初审,使成立会与初审会结合起来,既节省了委员们的开会时间,又节约了经费开支,而且大家畅所欲言,展开热烈讨论,学术气氛很浓,会议开得生动活泼,效果较好。经初审后,由初稿提出的4,000多个词,筛选出2,267个林学基本名词,现正印发给有关单位和专家广泛征求意见,做好二审的准备。通过两年来林学名词审定工作的实践,使我们感到,林学名词的审定统一是林业科学的基本建设,也是林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关系到加速国家四化建设的步伐。由于过去学会没有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过名词的审定,缺乏经验,基础簿弱,要使林学名词达到规范化、标准化,对我们来说确实是一项艰巨而繁重的任务,必须认真负责,扎扎实实地工作,务求稳准,不可急于求成。为了达到以上要求,经过实践,我们有以下几点体会：1.为了适应名词审定工作量大、任务重的特点,应组成一个以中年为主、老中青三结合的名词审定委员会,即遴选确能胜任此项工作,而有真才实学的学术带头人的老中年骨干,组成既是委员又充当作者的名词审定委员会,其中有8位老专家(60岁至70岁以下)、18位中年专家(50岁至59岁),都在业余挤出时间,承担一定的工作。同时,学会还聘请5位素对名词审定富有经验的老专家担任顾问,给予指导,为保证高质量完成林学名词审定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2.随着我国林业建设的迅速发展,林业多种专业教育的逐步形成(已设有25个专业),林业新学科的不断涌现(学会已拥有26个专业委员会),现已初步建立起囊括生物、理、工、经济等多学科、综合性的林业科研教育体系。而且近年来,随着国际学术交流的广泛开展,一些新科学名词术语,也在逐年增多。面对这一现实,为了使林学名词审定工作能协调而顺利地进行,我们参照中国大百科全书农业卷及中国农业百科全书林业卷、森林工业卷的词条目录和当代中国林业的编排,划分了5个学科组即：林学学科组(包括森林生态、林木育种、造林、森林保护、森林经理等学科)、水土保持学科组(包括森林土壤、水土保持、农田防护林、治沙等学科)、园林学科组(包括园林绿化、园林规划设计等学科)、森林工程学科组(包括森林采运、林业机械等学科)、林产加工学科组(包括木材学、木材加工、林产化学加工等学科),由各位委员按其专长,分工协作进行审定。为了摸索名词审定工作的经验,先在林学、水土保持、园林三个学科组进行试点,经过半年提出初稿进行交流后,予以全面铺开。为了使各学科组统一认识,明确收词的原则与要求,确定第一批名词先收一、二层次的常见基本名词,借用词不收,但个别复合词和长期借用词可收,概念不清可收可不收的词不收,新词应尽量收,概念上有争议的要附简要释意。初审会上审定提出的2,267个名词基本符合上述要求,而且各学科组还按层次与顺序进行排列,初步达到了规范化。原计划第二层次以下名词,待明春第一批基本名词定稿后,继续进行。3.名词审定是一项常期性的系统工程,为了使林学名词真正符合规范化、标准化的要求,并具有权威性,我们明确规定实行三审制。现经初审提出的初稿,已于9月18日在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办公室的帮助下,印发给有关单位和专家教授征求意见,待汇总后,计划于年底进行复审,着重进一步解决与有关分审定委员会的名词交叉与重复、第一批林学名词的科学序列与规范化的问题。同时,根据反馈回来的意见,修改成第二稿,计划于明春3－4月间,召开审定委员会全体委员与顾问组会议,进行终审定稿,争取于6月底以前提交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审查上报国务院。林学名词审定工作虽已取得一定成绩,但距离领导要求还有差距,今后我们将按这次工作会议的精神与要求,继续努力工作,在领导的支持与有关分审定委员会的协助下,高质量地完成第一批基本名词的审定任务。以上发言,如有不妥之处,望请批评指正。     

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1989年第二次主任、副主任会议纪要

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于10月6日召开了1989年第二次主任、副主任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主任钱三强、副主任叶笃正、章综、王寿仁、戴荷生、苏世生、黄昭厚及国家科委马宏建同志。钱三强主任主持了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关于召开第二届全国委员会会议的问题。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于1985年4月成立并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会议,四年多来,在国务院以及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委等有关领导和各部门的关心和支持下,在32个专业范围内组织了近千名科学家审定了(或正在审定中)约12万条名词术语,到今年底有九个专业可出版公布,它们是天文、大气、土壤、地理、地球物理、物理、微生物、林学、医学,以及天文、大气两种海外版(繁体字本),其他学科将陆续审定出版。按照委员会《组织条例》规定今年应换届。会议决定今年12月在北京召开第二届全国委员会会议,并讨论了以下几点意见：一、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第二届全国委员会会议的主要内容是：1.听取并讨论第一届委员会工作总结。2.讨论修改名词审定委员会的《组织条例》、《审定工作条例》和有关方针、任务、原则、方法等问题。3.讨论第二届委员会名词审定工作计划。4.交流名词审定工作经验。二、下届名词审定工作计划要点。1.根据国务院批准的意见,委员会负责审定自然科学范围内的名词术语,如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农业科学、医学及交叉学科等。2.按照先基础学科,后应用学科,先单学科,后综合学科,并结合国民经济建设的需要和可能逐步开展审定工作。3.重点审定以上范围各学科的基本词和新词。4.继续完成下列学科正在进行的审定工作：数学、力学、化学、地质、古生物、动物、植物、细胞、遗传、生物化学、生物物理学、生理学、昆虫、解剖学、物理学(专业物理分册)、电子学、自动化、计算机、测绘、海洋、农学、医学、石油科学、自然科学史、自然辩证法。根据需要和可能逐步扩展一些学科的名词审定工作,如煤炭、化工、水利、电力、冶金、土木建筑、航空航天、计量……等。5.各学科的名词经审定公布后应保持相对稳定,并在此基础上注意收集新词,研讨处理遗留的疑难问题,并加注定义,使之完善。在人力、财力可能的情况下,有计划地组织新的审定工作。当前可先抓天文学和大气科学作试点。6.为了加强和扩大我国名词术语在港台及海外的交流和影响,根据1987年工作会议的精神,决定出版海外版(繁体字本)。现拟待天文学、大气科学的海外版出版并听取反映后,再组织其它学科海外版的出版。7.结合审定工作开展应用术语学研究,进行国内外学术交流,促使我国术语学理论的发展。筹建科技名词术语数据库。三、全国委员会的组织原则和委员换届工作1.继续执行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以中国科学院牵头,由中国科学院和国家科委双重领导的体制。2.由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委、国家教委、全国科协、国家技术监督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分别派有关负责人担任全国委员会主主及副主任,并组成常务委员会。3.全国委员会委员1)全国委员会委员由办公室与有关部门或学会协商,经常委会讨论后报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委联名聘任。2)全国委员会人数80名左右,组成是：①已成立的和拟成立的学科审定分委员会各一名。②有关学科及有关部门的著名专家、学者。③少数民族专家。④港台科学家及华裔科学家代表。3)全国委员人选应考虑权威性、专业面、年龄、身体条件等方面的因素。4.委员任期为四年一届、换届时宜保留半数以上上届委员,以利于名词审定工作的连续性。5.各学科审定分委员会的换届问题,待召开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后,按修改后的《组织条例》进行。     

生态环境内涵的回顾与思考

本文回顾了近20年来生态环境一词在社会上和国内外的使用情况,讨论了其科学内涵。认为生态环境是由生态关系组成的环境,是生命有机体赖以生存、发展、繁衍、进化的各种生态因子和生态关系的总和。文章还论述了生态建设的涵义及其在实施科学发展观、推进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大千世界,熙熙攘攘,蜂拥蚁聚;物质进进出出,能量聚聚散散,生命生生不息。人们无时无处不在和周围环境中的物、事、人打交道。荀子曰：“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水、火、草、木、禽、兽、天、地构成绚丽多彩的生态网络。加上人气、人生、人知、人义和人文便构成了我们生机盎然的生态环境。环境是相对主体而言的,环境在英文中只有一个词：environment,而在德语中却有两类：Umfeld或Umgebung泛指一般的物理环境,Umwelt特指人和生物的生态环境。生态环境是包括人在内的生命有机体的环境,是生命有机体赖以生存、发展、繁衍、进化的各种生态因子和生态关系的总和。生态环境不同于单一的物理因子,它是主体与客体间的相互作用,是生命在有限的时空范围内所依存的各种生态关系的功能性整合,迄今只在地球表层有限的薄壳中存在。如果把自然环境和生物都当作一维单元的话,生态环境则是两者间的二维互动关系。生态环境是有生物网络(个体、种群、群落)、有生命活力、有互动关系、有空间格局、有生态过程(代谢、繁衍、进化)、有人类影响、有自组织能力的环境,是人类及万物生灵得以生存、发展、繁衍、进化的必要条件。生态环境是与特定主体相联系的相互作用关系空间,不等同于自然环境。一种自然环境如果和特定人群或生物没有直接或间接的作用关系,就不是这类人群或生物的生态环境。比如没有人烟和生物的戈壁沙漠是自然环境,但不是人类或绝大多数生物的生态环境;热带雨林不是北极熊的生态环境,冰川不是鱼类的生态环境。另一方面,生态环境也不等同于生态系统,它不包括作为主体的生物或人本身,在空间上不一定都是连续的,在形态上不一定都是物质的。其主要功能是为主体提供生态服务,涉及生态系统和人类福祉的关系,其中不光有自然因子,也包括了部分社会因素特别是政策、体制、技术和行为因素及社会关系,是自然环境、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的交集。社会上普遍使用的生态环境一词,是人类生态环境的俗称,指人类环境中与主体的生存发展最直接相关的那类环境。这里的主体是人,可以是一个人、一家人、一类人、一群人、一个地区的人、一个时段的人甚至整个人类;其客体可以是有形或无形的、静态或动态的、物态或事态的、自然或社会的、局部或整体的、双向或网状作用的各种关系。人类生态环境是自然界水、土、气、生物、能源、矿物等生态因子和人类生产、流通、消费、还原和调控等活动的系统耦合体,遵循整体、协同、循环、自生的生态规律,也受技术、体制、文化等社会关系的支配。根据从GOOGLE搜索引擎统计,在出现英文组合单词“ecological environment”的66800篇文献中,与美国(USA)有关的有10400篇,与英国(UK)有关的有8240篇,与欧洲(EUROPE)有关的有10300篇,与印度(INDIA)有关的有7950篇,与俄罗斯(RUSSIA)有关的有5580篇,与澳大利亚(AUSTRALIA)有关的有7720篇,与日本(JAPAN)有关的有12700篇,与德国(GERMANY)有关的有8160篇。这表明生态环境一词不只在大陆和台湾,在欧美日和世界各地都在不同程度地被使用。为什么人们对社会环境、文化环境、经济环境、居住环境、发育环境、市场环境、物理环境、地理环境、历史环境等都没有异议,惟独对生态环境或非生态环境就引起歧义了呢？问题出在“生态”一词的内涵。生态是生物与环境、生命个体与整体间的一种相互作用关系,在生物世界和人类社会中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而生态学则是研究生物与环境关系的一门科学,只在生态学工作者圈子里使用。F.F.Darling指出,生态学作为一门研究生物与其环境之间关系的科学,是一个超出初创者想像的,意义更为重大的思想^[2]。英文中只有ecology(生态学)和ecological(生态的或生态学的)两单词,没有作为名词的“生态”一词。著名生态学家H.T.Odum教授1988年访问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时,我们曾讨论过此事。他认为ecology也可以表示生态,但最好像经济(economy)和经济学(economics)的区别一样,将ecology解释为生态,而另为生态学创造一个新词,比如ecologics以代替ecology。希望科学术语工作者能对此作些研究,也许汉语能比英语更早为生态一词正名。民间泛谈的生态是生命生存、发展、繁衍、进化所依存的各种必要条件和主客体间相互作用的关系而不是科学意义上的生态学。一个乞丐不懂生态学,但他知道晚上要有一个蜷伏歇息、躲避风雨的方寸之地,白天要到有人施舍的环境去乞讨,随身还要有一块御寒遮羞的衣被和接受施舍的行囊,他还会有意无意地学习怎样与施舍者交流以博取更多的同情、选择效果较好的场所去要饭,这就是乞丐的自然和社会生态环境。既然生态环境中的生态是日常生活中人人都要碰到的一种关系,与科学研究是两码事,学术界就不必去管他们的“科学性”了。这也是生态学还不成熟的一种表现。比如在社会学已经成熟了的今天,谁也不会关心“社会环境”一词的歧义性,去追问“社会一词本身就包括了人文环境,为什么还要加环境而同义重复”的问题了。为了避开环境研究中自然环境、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割裂,马世骏先生1986年在解释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的所名时反复强调：生态环境不是生态学和环境学的加和而是融合,是传统污染环境研究向生态系统机理和复合生态关系研究的升华。他指出生态环境一词中的生态是形容词,环境是名词,不是并列的堆砌关系,与生态位(ecological niche)一词有些相近,但生态环境一词更大众化一些,容易被社会和决策部门所接受,直观上是直接的生存、发展环境,科学上却是一个多维的直接和间接、有形和无形相辅相成的生态空间^[1]。总之,生态环境一词既不是“生态和环境”,也不是“生态学的环境”,而是“由生态关系组成的环境”的简称,英文为“ecological environment”,其组词为偏正结构,类似于动物生态学中的ecological niche或effective environment。这里ecological和niche虽然都有环境的含义,词义的功用却不同,前者是功能性的定语,后者为客体性的名词。中文用词为求简洁,常把形容词和副词中的“的”和“地”省略而代之以名词,如“不科学”是指科学方法上不合理,“不经济”是指效益代价上不划算,“不生态”是指生态关系上不合理,都是民间沿袭下来的通俗用语,进而发展为诸如“科学种菜”、“打扫卫生”、“生态居住区”等用语,虽然在辞海上还找不到其科学解释,却是社会上普遍接受的一种约定俗成。C.C.Adams早在1912年就指出：如果你偶尔发现一位生物学家介入了哲学或政治领域,或插手于人类教育,你用不着为此着急。因为归根结底那是他领域的一部分,只不过曾经被故意放弃而已^[3]。生态学是人类认识环境、改造环境的一门世界观和方法论或自然哲学;是包括人在内的生物与环境之间关系的一门系统科学;是人类塑造环境、模拟自然的一门工程美学;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桥梁,是天地生灵和人类福祉的纽带。交叉、综合及人的影响是其有别于传统自然科学的显著特征,生态环境是生态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生态环境一词将传统单一的结构性因子升华为双向的功能性关系,推动人们的思想方法从还原论(孤立的、个体的、静止的)走向整体论,从环境主义、人本主义走向天人和谐的科学发展观,从自然生态保育与物理环境保护的割裂走向基于复合生态系统理念的融合,应当说是处理人与环境关系上的一种进步。生态环境研究旨在将整体论与还原论、微观世界与宏观世界、软科学与硬技术、理化科学与生命科学、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相融合,科学目标与国家目标相结合,从时、空、量、构、序诸方面探讨人与自然关系的动力学机理和控制论方法,促进人类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建设是指对各类生态关系的调控、规划、管理与重建,简称生态建设。英文可译为ecological development。建设一词,中文有创立、发展、兴建、布置等多重涵义,其中发展的涵义指事物从小到大,由简到繁,由低级到高级,由旧质到新质的成长发育过程,与英文的development更贴近一些。如何处理人与自然关系,国际上有生态掠夺、生态建设和生态回归(其典型代表是绿色和平组织的观点)三大派：生态掠夺不可持续,生态回归过于保守,而面向循环经济与和谐社会的生态建设才是发展中国家环境保护的正确途径。人类生态环境是人类影响(历史的、现实的、正面的、负面的)的产物,人既是生态环境的建设者、也是生态环境的破坏者。人类生态环境是脆弱的、多样的,可以维持、修复、创造和建设。美国生态学会2004年发表了由20多名顶极生态学家经过一年多研究完成的题为“拥挤地球可持续能力的生态科学”的有关21世纪前沿生态学展望和行动方略的战略报告(www.esa.org/ecovision),并在《SCIENCE》上发表了报告摘要^[4]。报告指出：长期以来,生态学家一直热衷于对原生生态系统的研究,新世纪的生态学研究将把重点转移到生态系统和人类的共存关系及可持续能力建设上,强调从生态系统角度发展生态服务科学,从人类活动角度发展生态设计科学;我们未来的环境由人类为主体的、人类有意或无意管理的生态系统所组成;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将包括维持性、恢复性和创建性的综合生态系统;生态学注定会成为制定可持续发展规划与决策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更好地开展生态学研究和有效地利用生态学知识,科学家、政府、企业界和公众必须在区域以至全球范围内结成前所未有的合作关系;未来的发展要求生态学家不仅仅是一流的研究人员,而且是决策制定过程中生态信息的提供者。生态建设包括保护、修复和创建三种手段,生态评价、生态规划、生态设计、生态工程和生态管理等几类软硬方法。生态建设不应只限制在狭义的自然生态系统建设,更应包括人工生态系统建设如产业系统和人居环境的建设。如我们与前国际生态学会主席宫胁昭利用其城市次生植被的快速营造方法在马鞍山开展的矿山植被快速恢复的合作研究就是一个成功的人工生态系统建设案例。浙江金华城镇屋顶人工绿地生态工程建设,广西南宁农村生态卫生系统建设,四川雅安等一些地方将自然恢复与生态经济建设紧密结合的成功的退耕还林等都是主动型生态建设的成功案例。由于体制的条块分割、科学的还原论影响,当前我国的区域生态建设和城乡环境保护基本上是各司其职,功能相互分离。其实,建设和保护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区域生态建设应以环境为体、经济为用,建设和谐社会;而城乡环境保护更应以生态为纲、文化为常,发展循环经济。源头的生态建设和末端的环境保护不能代替生态环境的整体保育和系统建设。将功能性的生态与结构性的环境分离,实施二元化的并列管理不利于学科的交叉和社会的综合发展。近年来,一些省市成立了将水生态建设和水环境保护融为一体的水务局,是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联姻的一个良好开端。希望将来能成立类似的能源与大气综合协调的能务局,土地的生产、生态和社会服务功能整合管理的土务局,矿山开采、冶炼、制造与废弃物还原(静脉产业)综合调控的矿务局,林、草、园林、作物、生物多样性、生态安全和生态健康综合管理的生物局,真正做到合纵连横,将生态建设、环境保护、经济发展和社会公益事业融为一体。过去几十年,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运动对于推动我国城乡可持续发展事业发挥了积极作用。科学在发展,社会也在发展,任何在社会上已经流行的通俗名词只要有明确的语义内涵,对社会的进步和学科发展无害,不管其来源如何,经过历史的考验后都应根据约定俗成的原则予以肯定。科学工作者应该顺应潮流去接受、适应和因势利导地引导它。生态是谐和的,遵循整体协同、循环自生、物质不灭、能量守恒;生态是进取的,追求高效竞争、开放共生、优胜劣汰、协同进化;生态是辨证的,和谐而不均衡、开拓而不耗竭、适应而不保守,循环而不回归。生态联结你、我、它,和谐社会敬重生态、遵循生态、保育生态、建设生态。     

谈中国术语学的理论建设

本文论述了中国术语学建设的灵魂是理论,而理论建设需要的途径有四条：继承,借鉴,移植,升华。术语工作和术语研究,其重要性是人所共知的。这大约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科技内部术语爆炸,每年产生一百多万个,仅化学术语就有几十万个,而且常常定名不一。另一个是术语大量迅猛向共同语渗进。例如,《现代汉语词典》从30多个学科中选收7000多个术语,占总收词量的13%,而《现代汉语词典》编者中的四位(闵家骥、刘庆隆、韩敬体、晁继周)1987年出版了一本《汉语新词词典》选收术语已占了总词条数的56%。英国语言学家G.Leech把这个趋势叫“行话化”。这就迫使世界的科学家、语言学家、逻辑学家、心理学家、符号学家、信息学家、哲学家等都来研究术语。中国的术语研究,已经做了许多工作,当前急需的是理论建设。一、理论是中国术语学建设的灵魂技术和科学不同。技术,主要依靠经验、知识和技巧。科学,主要依靠理论,它是理论框架中的知识体系。没有理论,就没有科学。李约瑟博士写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其中主要是技术,很少有科学。中国对哈雷彗星的记录,开始于公元前613年,到1910年共记录31次。其记录之早,早于阿拉伯人679年,早于欧洲人1602年。其记录之详细,更是阿拉伯人和欧洲人所不能比拟的。可是,后来这颗星居然叫做“哈雷彗星”。那是因为英国天文台台长哈雷用理论首次认识了它的科学属性。从这两个悲剧中,我们应该冷静地实事求是地反思我们的传统：我们祖宗头上,既有光环,也有伤疤。握住光环,自然会增信心。袒露伤疤,令人图强发愤。没有理论,就没有科学。同理,没有理论,就没有术语学。业内人士都了解,世界术语学有四个学派：德国—奥地利学派,俄罗斯学派,捷克—斯洛伐克学派,加拿大—魁北克学派。它们之所以形成学派,主要不是依靠一般工作,而是依靠高超的理论。中国术语学理论建设,已经有一个良好的开端。但是,距离一个立足于世界的学派理论,还有一段较远的路程。要想达到这个目标,至少必须连续经过四条途径：一继承,二借鉴,三移植,四升华。二、继承中国的有关术语学术思想继承的源头,可以上溯到孔子的“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外国学者的术语著作时常用作篇首语)和荀子的“正名论”。往下,在一些专业翻译思想中闪烁了术语理论的晨曦。比较重要的有晋代的道安(314～385)提出“五失本”,即五类译文允许跟原文不一致。唐初玄奘(602～664)提出“五不翻”(见《翻译名义集》),即五类词语不能意译,只能音译。北宋赞宁(919～1001)提出“六例”,即详论了翻译的六类事例(情况)。再往下,到了近现代的严复。他1895年译完,1898年出版了《天演论》,其序说“译事有三难：信、达、雅。”胡以鲁1914年发表于《庸言》第二卷第一、二期合刊上的《论译名》认为,有十类词可以音译。1932年成立的南京国立编译馆于1933年公布了《化学命名原则》,此后至1983年上半年中国总共出版的920种术语工具书,其编撰“说明”都包含着术语学思想。而刘涌泉先生发表于1984年第一期《中国语文》的《略论我国的术语工作》一文,多半篇幅是谈术语理论,如术语的特征,术语的产生发展,术语的标准化,术语的数据库等。1950年以后,国家有关部门做了许许多多术语工作,同时也总结了许多工作经验,特别是从中提取了一些术语学思想。这些都反映在《科技术语研究》等公开或内部书刊中。近来令人瞩目的成果是冯志伟教授的力作《现代术语学引论》(语文出版社,1997年)。从理论建设的角度看,该书有三点贡献：一是中文单词型术语的结构模式,二是术语形成的经济规律,三是潜在歧义论。在《科技术语研究》2004年第2期,冯志伟先生又发表了《汉语词组型术语的结构》,对另一大类术语的结构做了补充研究。最近郑述谱先生出版的论文集《词典·词汇·术语》中有许多文章是属于理论建设的,例如《关于术语及术语学》《科学与语言并行发展的历史轨迹》《术语学与语言学》《历史术语研究的启示》《术语学的研究方法》《术语学是一门独立的综合学科》等等。以上这些,就是今后中国术语学理论建设的基础。三、借鉴外国已有的术语理论欧洲术语学思想溯源,最早有Aristoteles的间接论述,较为直接的是18世纪三位科学家。第一位是现代化学奠基人法国化学家A.L.Lavoisier的论断：“词保存并传达概念……如果我们没有正确的词语来传达概念,那么,他们表达的只能是错误的印象。”第二位是英国科学史专家W.Whewell的见解：“没有技术术语和硬性规定就不可能有可靠的或者不断发展的知识。”第三位是英国哲学家J.S.Mill的观点：“所有致力于引入某一术语正确用法的人,都应当准确地熟悉这个词的历史以及它在不同发展阶段所表述的意义……”他还多次论述过术语和名称(nomenclature)的区别。(以上引语转自郑述谱,《词典·词汇·术语》2005)现代术语学理论可以借鉴的有以下四个学派的理论：德国—奥地利学派的术语研究的逻辑思想、概念理论。俄罗斯学派的术语研究的语言学思想、词汇理论。他们认为术语是词汇学的现实问题。俄罗斯学派的理论,已经有了一些译介,如黑龙江大学郑述谱教授的《俄国术语学研究掠影》、《俄国术语学产生的外部因素》、《俄国术语词典学理论发展概览》、《洛特怎样编德俄汽车词典》等。郑先生还将译介一些俄罗斯术语学理论。捷克—斯洛伐克学派的术语研究的功能语言学思想,即把术语放在言语或社会环境(包括不同文本,不同专业语言以及计算机系统)中,研究它跟相邻因素的功能关系。加拿大—魁北克学派的综合理论。好在这个理论已经有了一个概要的译介,那就是其首领人物G.隆多写的《术语学概论》,1985年已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我们可以从中了解许多理论,如术语的界定标准,选择标准,术语的特点,术语的研究方法等等。现在见得较少的,是德国—奥地利学派和捷克—斯洛伐克学派的译介理论。希望有关人士尽快做这方面的工作。他山之石,不仅可以攻玉,而且能够提高攻玉的速度、水平,使我们少走弯路,尽快赶超。四、移植相关相邻学科的理论在一个学科诞生、发展,甚至成熟的过程中,都经常从相关、相邻学科那里移植一些新理论。国外的四个术语学派的理论多数都是移植的,中国术语学理论建设还在起步阶段,更需要移植。那么,从哪里移植呢？从它的邻近学科——符号学、逻辑学、心理学、语言学以及语义学、词汇学那里移植。这些学科的能指和所指、内涵和外延、聚合和组合、任意性和非任意性、标准化或规范化、结构和功能等理论早已被移植进来。而中国术语学还要移植更多的理论。可以这样说,词汇学、语义学的许多理论都可以移植过来。例如：词的分离性和术语的界定,词的同一性和术语的变体,术语的造词法,术语的模糊性,术语的国际化和民族化,术语的全民化和全民词的术语化,术语的语义特征,术语的比较,术语的分类,术语的演变,等等。例如术语比较,可以开展许多方面工作：术语能指比较,术语所指比较,不同类型百科全书的术语比较,同类型百科全书术语比较,百科全书和语文辞书术语比较,语文辞书(如《现汉》、《简明牛津》、《拉鲁斯》、《俄语词典》)术语比较,等等。不同学科的同一术语的比较,对澄清术语的混乱很有好处。众所周知,genus和species,属和种,都是逻辑学和生物学使用的术语,其拉丁文和汉字(即能指)以及所指不尽相同。五六十年代,绝大多数逻辑教科书和一般读物都采用了“种”指genus、“属”指species的译法。(王维贤《关于“种”和“属”的译名问题》,《中国语文》1961年10～11期)大类叫“种”(genus),小类叫“属”(species)。(李世繁《关于“种”和“属”》,同上)到现在,逻辑学界趋于统一：用“属”译genus,指大类,即上位概念;用“种”译species,指小类,即下位概念。生物学界比较统一,无论是C.Linne的五级分类,还是他人的多级分类,都是“属”在上,“种”在下,而且两者的相对性比逻辑学上的相对性小得多。语文辞书术语释义,一般的原则是“外行能理解,内行能认可”。可是在贯彻落实这个原则时,各国语文辞书选择术语的语义特征的多寡很不相同。又如术语的分类,从不同角度,按不同标准,可以分出许多类。这里要讨论的从术语的频率以及跟共同语关系角度,可以分出：最常用的,约七八千至一万,大多数出现在中学教材里,大多数已经进入共同语;常用的,各科技领域总共七八万至十万(除最常用的以外),大多数出现在大百科全书里,一般未进入共同语;次常用的,各科技领域总共几十万乃至上百万(除最常用和次常用的以外),大多数出现在各专科、专业辞典里;罕用罕见的,未在任何辞书中出现,少数见于巨型语料库中。分类研究,对于认识不同类型的术语的性质以及编撰各类有关辞书,都大有益处。五、理论建设的高峰——升华新理论上文所说的继承、借鉴、移植的理论,都是已有的理论,都是建设新理论的基础。而理论建设的高峰是新理论。新理论,从哪里来？唯物主义哲学认为,理论来源于实践。这从哲理本源上说,是正确的。但是,个人的实践,总带有狭隘、片面、直感等因素。而新理论,常常是由少数智者首创的。如哥白尼的日心说,牛顿的万有引力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等等。而从直接来源看,有些理论并不直接来源于实践。因此,爱因斯坦在总结他的科学研究经验时再三强调：“概念是思维的自由创造,而不是从经验中直接概括的。”作为理论之一的概念如此,那么作为理论另一内容的假说呢？它除了以一定的事实和已有的理论为基础之外,更突出的内容是想象、推测、推理。即使都在同一个实践基础上,有人没能产生理论,有人产生了理论,而且产生的理论水平有高低之分。这是为什么？其主要原因是,知识积累的多少不同,理性思维(有时叫logos)水平的高低不同。而后者是更重要的。术语工作者是必不可少的,术语学家更是当前急需的。而要成为术语学家,就要具备以下条件：第一,要受过多种哲学的熏陶;第二,要受过理性思维训练;第三,要有现代先进的文化思想;第四,要有足够的跟术语学相关、相邻学科的知识和理论;第五,当然应该具有术语学本身的已有的知识和理论。只有在这些条件下,才有可能升华出术语学的新概念、新原理、新学说、新假说。美国科学哲学家M.W.Wartosky认为：“从科学是思维的一种理性体系的程度上说,科学从根本上说就是理论。”中国新的术语理论,将武装中国术语学派,而这个学派又将推进中国术语理论的建设。我们急切地期盼着世界第五个术语学派在中国诞生。     

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第二届委员会全体会议纪要

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自1985年4月成立以来已经四年了。第一届委员会已圆满完成了使命。第二届委员会于1990年1月8－9日在北京召开了全体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总结四年来的工作,成立第二届全体委员会,交流名词审定工作经验,讨论今后规划及有关文件。出席这次会议的有经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学院联名聘任的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第二届委员会全体委员81人(其中10人请假未到会,但派了代表)以及有关学会、部门、部分学科分委员会的代表等共约120人。会议得到国家领导和有关部委领导的重视和关怀。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严济慈、全国政协副主席钱伟长、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国防科工委科技委主任朱光亚,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胡启恒、中科院特邀顾问叶笃正等同志出席了大会。宋健同志和钱伟长同志作了重要讲话。宋健同志首先代表国务院和国家科委对全体委员和热心名词工作的科学家和专家们表示感谢和慰问。他在讲话中指出“科学概念、自然现象以及人类通过科技活动所创造出来的各种新的物质,新的材料,新的技术的命名,确定其规范的称谓和在传播应用中的标准化和规范化,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现代化技术的发展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基础性工作,也可以说是一项支撑性的系统工程。没有这样一个系统的规范化的支撑条件,现代科学技术的协调发展将遇到极大的困难。”他表示“历史将证明,这个委员会的工作将对中华民族的科学技术进步起到奠基性的推动作用。”在谈到第二届委员会的工作时,他建议委员会在执行先基础后应用,先单科后综合,先主后从等原则的同时,要“对当前科学技术发展中的一些重要的名词、定义的审定给予适当的注意”,“对那些当前国民经济建设中紧迫需要统一的一些科学概念,名词审定,或技术名称,是否可以在(正式审定公布的)本本之外,单独地进行论证,单独做出规定,甚至对某一些最重要的科学概念,单独公布实施”。还提出“科学名词怎么与国际命名相协调”。并希望“名词委员会能干预一下当前的混乱。对当前一些名词术语的概念,称谓方面的混乱现象能作些规定。我们作为每个公民都拥护,将服从”,最后他希望委员会团结更多的科学家,为完成这项支撑性的系统工程,能够作出一代人的贡献”。钱伟长副主席在讲话中着重介绍了港、澳、台的名词术语情况,他提出“我们的汉语名词,绝不是仅仅为大陆服务,应看到与我们长期分离的香港、澳门和台湾与我们的关系,统一工作里头我们也有一份”。他说“国务院的政令应该加一条,对外合同的中文本应该用我们名词审定委员会的名词”。对于与港澳台不统一的名词,他建议既使“暂时不成熟的,也可以早点发表,作为草案本”。在谈到怎样打开港、澳、台的关系时,他说：“要设想建立一个渠道,能够两方协商,个人渠道不行,要有法定权力”。并说“可先发表繁体字本”。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钱三强同志向大会做了第一届委员会工作总结和第二届委员会工作要点的报告。他首先回顾了委员会成立以来所作的成绩,主要是：一、建立了一支有一定权威和较高水平的自然科学名词审定队伍。四年来,委员会组织了以基础科学为主的31个学科名词审定委员会进行名词审定工作,有一千多位专家学者应聘为各学科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还有更多的专家和广大科技工作者参加书面审查,这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二、制定了自然科学名词审定的原则与方法。如建立学科体系,按先基础后应用,先单科后综合和按主从关系进行审定。贯彻概念定名和“一词一义”的原则,注意解决定名的科学性和约定俗成之间的矛盾和统一的问题,并注意贯彻学术民主和协商统一的原则;三、完成了一批名词审定工作。已列入第一批公布的约有12万条,到1989年11月已按计划完成了第一阶段的任务。公布了天文学等9个学科的名词,还出版了天文学和大气科学名词两个海外版(繁体字本);四、修订、更正、统一了某些长期混乱的名词;五、加强了办公室的建设,使其成为沟通全国委员会与各分委员会之间的纵向联系,促进各分委员会之间横向交流与协调的桥梁和纽带;六、开展与港、台及国际上的交流。钱三强同志还代表全国委员会对取得这些成绩做出贡献的各位委员,对从财力,物力,人力等方面给予委员会支持的部门和单位表示感谢。报告中在谈到前一阶段工作中还存在一些缺点和问题时,指出：个别学科进展缓慢,影响了整体安排;对新概念名词订名注重不够;对概念、定名、定义三个环节掌握得不够好,定义重视不够;个别混乱的词未能协调一致;宣传和贯彻做得不够。钱三强同志在总结的基础上还提出了1990－1993年第二届委员会任期内工作计划要点。最后,钱三强同志提出第二届委员会在我们跨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新时期诞生了,我们要同心协力创造优异的成绩,为在2000年基本完成一整套具有我国特点的科技术语而奋斗。大会上吴阶平等同志还分别代表医学、生理、物理、电子、计算机、地理、解剖、大气、译名协调等分委员会就审定工作的组织,收词范围,学科分类的框架,对定名不当的词的正名,学科间不统一词的协调,人名译名的协调统一,以及定义等方面介绍了经验。领导人的热情讲话,以及委员会提出的今后十年的设想,给大家以很大鼓舞。与会代表对讲话、报告及有关文件进行了热烈而认真的讨论,原则通过了钱三强同志的工作报告,还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同时代表们对大会前一天钱三强同志就已公布出版的八个学科名词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和委员会副主任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刘杲同志的发言表示满意。最后章综副主任代表委员会做了大会总结,指出这次大会开得圆满成功。这次会议：1.充分肯定了第一届委员会的工作成绩。2.明确了第二届委员会的方针、任务。①遵照审定的条例、原则与方法。②继续完成上届委员会已成立尚未完成的各学科名词审定任务。③继续开辟一批与国民经济建设联系密切的学科的名词审定。④对已完成第一批审定任务的学科,注意收集反馈意见,开展第二批审定(修订、补充、加定义)的试点。⑤探索对当前急需统一的新词(不成熟,且混乱的)的审定及公布方式,并开展审定工作。⑥调研并制定一个名词审定的整体规划。⑦开展一些专题研究,如中文订名的国际化等。⑧筹建术语数据库。3.加强与港、澳、台名词工作的联系,探索建立联系与合作的渠道。目前要继续组织繁体字本的出版。继续保持与国际术语组织的联系和合作。4.原则通过了“审定工作条例”、“组织工作条例”及“审定的原则与方法”,并在今后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科技术语的应用研究,进一步完善审定条例、原则与方法。5.加强新闻及报导编辑出版系统的宣传与贯彻工作。配合名词审定工作,继续办好《自然科学术语研究》。以上内容将在各年度计划中贯彻落实。关于大会的主要发言和有关文件将在《自然科学名词术语研究》专辑上刊出。     

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1997年第一次常委会会议纪要

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以下简称全国名词委)于3月25日召开了1997年第一次常委会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全国名词委主任卢嘉锡、副主任路甬祥(中科院)、章综(中科院)、于永湛(新闻出版署),许嘉璐(国家语委)、丁其东(技术监督局)、潘书祥等。邵立勤(国家科委)、武佩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吴瑰琦(科学出版社)分别代表林泉、孙枢、汪继祥等三位副主任出席了会议。中科院出版委副主任李廷杰同志与全国名词委办公室负责人列席了会议。章综同志主持了会议。会议首先听取了潘书祥同志关于“全国名词委1996年工作总结及1997年工作要点”的汇报。1996年工作总结1996年名词委公布出版了《化学工程名词》、《医学名词·3》(遗传、免疫、病理)、《医学名词·4》(内科)、《大气科学名词》(第2版、加定义)等3个学科的规范名词(共4本)。另外,《航海科技名词》、《建筑园林城市规划名词》、《动物学名词》、《医学名词·5》(眼科)、《物理学名词》、《煤炭科技名词》(加定义)、《公路科技名词》、《铁道科技名词》已完成审定任务并进入出版流程。其它还有18个学科的名词(或补充修订本)在继续审定工作当中。在原有50个学科分委员会的基础上,96年又成立了昆虫学和心理学等两个学科名词审定委员会并已开始收词和审定工作。迄今为止,基础学科名词的第一批审定公布任务已基本完成,工程技术学科的名词审定和规范化工作已陆续进行,并有一部分公布出版。此外,第一批名词公布后,一些基础学科名词的增补和加注定义工作也已有计划地陆续展开。1996年名词委着重对科技新词的命名及试用工作进行了试点和探索。一是进行了较为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二是研究制定了指导性文件《关于开展新词工作的意见》;三是召开了各学科分委员会主任参加的新词工作会议,开展了一些宣传与发动工作;四是开始以灵活多样的组织形式开展新词工作,目前正在试行之中。但由于刊物尚未申办下来以及工作上有些墨守成规,致使新词工作受到较大影响。通过96年的摸索,取得一定的经验,创造了一定条件,为97年更好地开展新词工作打下了较好的基础。1996年是名词委开展海峡两岸科技名词交流活动较多的一年,并获得一些实质性进展。如,两岸天文学专家在6月份聚会黄山,就天文学名词交流与规范问题进行了广泛探讨,会上有13位代表作了学术报告。会议决定成立“中文天文学名词工作组”,负责两岸天文学新名词的收集、整理和对照工作,并立即着手两岸天文学名词对照本的编订和出版。96年中,两岸科技名词专家还进行了多次互访活动,增强了相互间的了解,为以后的名词交流和统一活动奠定了基础。经名词委常委会决定,96年6月向国务院提出更名报告,国务院领导已作出批示,并经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正式批准下文,更名为“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中科院于97年1月11日转发了中编委的批复。此外,根据形势发展,96年还开展了一些宣传科技名词的工作,如21世纪起始年的划分等等。1997年计划要点1997年在继续做好科技名词审定工作的同时,要重点加强科技新词工作和港台地区交流活动。计划要点如下：1.继续做好科技名词的审定、公布工作97年计划分批公布出版《动物学名词》等8个学科的名词,还将完成其他将近10个学科名词的审定任务。第一批名词审定工作完成的学科,条件成熟的可以开展第二批名词的审定工作,即增补和修改名词,并加注定义。此外,为适应当前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和最终形成完整的科技名词体系,还计划建立2－3个新学科名词审定委员会,如计量、通信等。2.选择好突破口,使新词工作取得较大进展97年应当进一步加大科技新词工作力度,切实把新词工作当作整个审定公布任务的前沿工作抓紧抓好。在新词工作上要有所创新,在保证概念准确的基础上,果断、迅速地推出试用意见(对争议大的允许按先后次序有2个定名),以期快速引导舆论,发挥好传媒的导向作用。在新词工作上,要采取灵活多样的组织形式开展活动,同时还要进一步增强同新闻、报刊、广播、电视与公共媒介单位的联系和交流,扩大新词工作的影响面,使社会上科技新词使用混乱的现象尽快得到缓解。3.积极开展海峡两岸科技名词交流和对照统一工作97年要进一步深入开展两岸科技名词交流活动,注重巩固和拓展实际成果。从两岸有关学科的科学家互访、共同编订对照本入手,逐步增加学科名词的交流和对照统一,最终形成比较完整的名词学科体系。此外,香港回归在即,97年还要进一步密切同香港委员和科技文化界的联系与交流,开展一些有益的活动。4.在宣传、推广和应用上广泛开展活动宣传推广规范名词是当前工作中的一项重点任务,要通过扩大与各有关部门和单位的交流与合作,逐步建立科技名词推广应用网络。97年计划在公布、出版名词的基础上,采用新闻发布会的形式,积极推广公布试用的新词和公布的科技名词。加强同大、中学校教材编写部门和有关报刊的联系,共同开展推广规范名词的工作。5.积极开展各类型学术研究和交流工作6.持久地做好名词委事务中心各项建设工作7.保持和发展同国内外术语及标准化组织的交流合作常委会听取潘书祥副主任的汇报后,经过认真审议,充分肯定了名词委事务中心在1996年中开展的各项工作,原则通过了1997年工作计划,并对当前的一些重点工作提出许多重要意见。会议重申了科技名词工作的重要意义。在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科学技术日益发展,香港回归在即,与台湾交流活动不断增多的形势下,科技名词统一的任务更加迫切。中编委在编制十分紧张、许多事业单位缩编的情况下批准成立全国名词委事务中心,国务院领导很快批准了名词委的更名报告,都说明了国家对这一事业的重视和支持。会议一致赞同把新词工作作为97年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来抓。开展新词工作的重点是信息、电子、生命科学。新材料、新能源、环境科技、认知科学等新兴学科也要尽快逐步开展;传统工业和学科在不断发展,其中也有不少新概念需要定名。前十年的审定工作是整个科技名词体系的基石,但新词是十分活跃和动态发展的,因此把新词工作提到前面来安排很有必要。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加大规范名词的宣传、推广力度,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广开渠道、多设窗口,扩大名词委的知名度,以利于向社会普及规范的科技名词。在出版工作上要放开思路,还要创造条件,开发电子出版物,运用好各方面的现代化及市场手段。会议肯定了96年与台湾专家的互访和交流活动,97年要在此基础上更好地开展这一工作,取得更多的实际成果。会议提出名词工作要有时代特点,要不断研究和解决新的问题。在工作方式上也要有所创新,在巩固成果的同时,积极探索新的工作方法和模式,使我国科技名词统一事业不断发展、不断前进。会议还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有待于名词委事务中心组织落实。     

五年来中医药学名词审定工作

2000年8月中医药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医药名词委)成立,2004年9月进行换届,五年来我们根据中医药学名词的特点,建立了一套适合中医药学名词审定的模式,取得一些经验和成绩,在此与大家一起来分享。中医药学名词的特点中医学是我国传统的科学技术中惟一能完整地保留至今并以自身独特的体系仍在继续发展的学科,有很强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来自于它所具有的独特理论体系,确切的临床疗效。其中中医独特的理论是由独特的概念构成的。中医独特的概念则是由中国独特的语言所构成的中医术语来表述的。中医术语有它的独特性,其独特性在于它不同于其他自然科学,因为我国绝大多数自然科学的术语来源于外国(俄文、英文),主要是统一术语的汉译名。而中医大量的名词术语形成于古代,有的甚至有数千年的历史,并且构成自己的术语体系。中医术语有体系也有其特点。一是历史性：由于中医药学的历史性,名词术语多为古代汉语,有时字即是词,如气;有时短句也视作一个词,如木克土、肺主气、心开窍于舌等;更有古今词义的演变,古文的现代表述等。二是人文性：中医学是以生物学为基础,与理化数学交融,与人文哲学相渗透的学科,尤其是人文哲学对古代中医学的深刻影响,直接反映在名词术语上,诸如阴阳、五行、母病及子、子病及母、釜底抽薪、提壶揭盖、三子养亲汤之类,中国传统文化味很浓。三是定性描述：如实喘、虚喘、冷哮、热哮等。很少用定量描述。四是抽象的概念用具体的名词来表述：如五行的木、火、土、金、水,木生火、火生土、木克土,火克金……总之,中医药学历史悠久,加上我国地域辽阔,方言众多,中国传统文化特色浓厚,以及少数民族医学、外来医学的影响,有相当部分的中医学名词术语外延宽泛、内涵不清,常出现一词多义、一义多词、词义演变等现象。所表述的概念形式与现代医学也不同,很难用“种差加属”的方法来规定。中医药名词术语的特点决定其规范化工作的艰巨性。建立一套适合中医药学名词审定的模式中医药名词委成立不久,科学技术部设立专项《中医药基本名词术语规范化研究》,由中医名词委挂靠单位中国中医研究院牵头实施。2003年完成《中医药基本名词》5283个术语的规范,包括汉文名、英文名、注释。2005年4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2004年初,科学技术部又继续支持中国中医研究院项目组开展“中医内妇儿科名词术语规范与审定”专题研究。2004年4月,我们向世界卫生组织(WHO)建议制定中医药学术语国际标准,受到WHO西太区的高度重视,10月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研讨会,启动了这项工作。今年,我们开始着手《海峡两岸中医药学名词对照》工作。五年来,我们在工作中逐渐摸索出一套适合中医名词审定工作的模式,内容包括“一个总体计划”、“两支队伍”、“三个工作程序”、“四种理念”、“若干规范守则”等。一个总体计划中医名词委成立之初,就制定审定基本名词、各科名词、修订名词和审定新名词“三步走”的总体计划。两支队伍建立了以全国中医药名词委为核心的专家咨询组(审定层次)和以中医药名词委办公室/项目组为主的工作组(研究层次)两支队伍密切配合的有效的运行机制。三个工作程序办公室/项目组在广泛搜集整理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提出初步方案;然后通过小型会议、个别面谈、书信、网络等多种形式,尽可能广泛征求有关专家的意见;最后再提交名词委集体审议,集中多数专家的智慧,充分发挥学术民主。四种理念我们提出并遵循中医药名词术语审定工作的四个新理念：权威性寓于广泛性之中、一体化与本土化相结合、一项复杂性研究、一个朝向目标的过程。权威性寓于广泛性之中审定之后的名词应具有最高的权威性与最大的约束力,而权威性寓于广泛性之中。这要求我们尊重专家,尊重知识,发扬学术民主,靠集体的智慧,集思广益,精诚合作,共同完成。我们的经验是本着谦虚谨慎的态度,在设计与实施的过程中,充分地尊重、广泛地征求老名医、老专家的意见,把广泛尊重中医界各方面人士的工作做在前面,在工作中形成有效的协商模式。征询意见可以本着“小—大—小”范围的原则进行。在广泛征求意见基础上规范审定的名词应该是最有权威的。一体化与本土化相结合我们要推进全球一体化进程,要参与国际科技工程,所以我们的名词审定就要朝向国际,让更多的人接受中医、利用中医、发展中医。同时,也要注意其本土化,要强调我国是中医的故乡,中医具有原创性。名词的规范审定及其相关的标准,应该由我们来做。我们强调中医药名词的审定,要“一体化与本土化相结合”,以我为主,我主他随。一项复杂性研究中医药学是以生物学为基础,与理化数学交融,与人文哲学相渗透的学科,尤其是人文哲学对古代中医学的深刻影响,直接反映在名词术语上,诸如阴阳、五行、气之类,中国传统文化味很浓。中医名词术语多为定性描述,如实喘、虚喘等;抽象的概念用具体的名词来概括,如金克木。这些又增加了复杂性。由于有相当部分的中医学名词术语外延宽泛、内涵不清,因此要将具有丰厚中国文化底蕴的中医药学名词术语作恰当的英译,实属不易。中医药学科体系表现为由中医药名词术语体系构建的学科概念体系。因此,中医药学名词术语的规范和审定,虽然不能代替中医药学科概念体系的研究,但不能仅仅只局限在名词术语本身,而必须尽可能地考虑学科概念体系的构架。其复杂性,其难度,可想而知。因此,中医药学名词审定工作不是一件简单的工作,而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在这项工作中,要自觉地应用复杂性理论来作指导。一个朝向目标的过程我们制定了中医药名词审定的总体计划,分三步走。第一步先从3万多条中医药名词中筛选出重要的常用的基本名词术语约5000条,进行规范研究和审定。第二步在完成中医药基本名词的规范研究之后,再开展基本名词之外的中医基础理论、诊疗基础、中药、方剂、针灸推拿、内科、外科、妇科、儿科、骨伤科、眼科、耳鼻咽喉科、养生、医史文献等名词术语的规范研究和审定。第三步修订已公布的中医药学名词,规范和审定新出现的中医药学名词。本项工作是一个过程,没有一个尽头。先搞出一个标准,然后进一步完善。我们还必须清醒地看到,做得再好也只能是现阶段的较高水平,总是有待日后的完善。名词需要一稿一稿地修订,没有摊子可收,要一直干下去。每一次修订,都有可能增加,或删减,或修改前一稿所定下来的名词,这就是“过程”的含义。若干规范守则按术语学要求,结合中医术语历史性、文化性、定性描述、抽象概念用具体物名来表述等特点,制订《中医药学名词审定原则与方法》、《中医药学名词·基本名词选词原则》、《中医药基本名词英译原则及方法》等若干重要的名词规范守则。在工作中,我们首次采用了术语学的新方法,遵循单义性、科学性、系统性、简易性、国际性、约定俗成、协调性等原则,使审定工作本身有章可循。五年来,我们在中医药学名词审定的实践过程中,也在理论上对中医术语及其规范工作的目的、意义、任务、内容、特点、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作了初步探索,为构建中医术语学乃至中国术语学做出贡献。     

谈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意义和背景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党和国家在社会主义事业实践中认识上的升华。也是广大干部从事国家各项事业建设与管理的执政理念的一次飞跃。它的发表与实践,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史上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一领导意识与执政理念在今后社会实践中必将得到不断的深化与发展,这一重要理念的实践也必将直接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未来。就此意义,我们应该广泛关注和研究讨论这一思想,使之切实得到贯彻。正像温家宝总理一再强调的：一定要把思想统一到科学发展观上来,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再失掉这次发展的机会。落后,使我们一而再地失去大发展机会人所共知,“科学”从“生产技术”中分离并萌发是在奴隶社会末期封建社会初期。此后,古希腊与中国志士仁人就有了科学活动。在公元三世纪到十三世纪,中国的科学知识水平一直是西方望尘莫及的。唐宋时代,中国科学知识曾达到顶峰。第一次失去大发展的机会：明朝,中国在变本加厉地重农抑商政策和封建统治之下使中国科学思想停滞不前。恰在此时,即从十四到十七世纪西方执行重商政策,民主与科学思想涌动,此时出现哥白尼(1473～1543年)、牛顿(1642～1727年)为代表的一批科学家,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的“科学实验时代”,也引发了后来瓦特(1736～1819年)为代表的产业革命。也就是这三四百年,我们完全失去了原有的优势,也失去了进行一次科学、文化、经济大发展的机会,走上由先进到持久落后的漫长道路。第二次失去大发展的机会：在西方取得明显的科学与经济优势的时代,中国的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和志士仁人坐不住了。在19世纪60年代初到90年代之间的35年,被历史学界称之为“洋务运动”时期,从清朝统治者到学界商界的科学思想开始发生变化,掀起兴办工厂、修铁路、办学堂、办报纸以引进外国科学思想、先进技术装备和军械武器的洋务运动的热潮。代表人物是湘军和淮军领袖,历史名人曾国藩与李鸿章。他们提出向“番邦”、“西夷”的洋人学习。引进一些工业设备和科学知识,也使中国社会发展发生不小的变化。涌现出一批科学家。但由于顽固派的实力强大,他们坚守保全封建体制不可动摇意念不变的思想,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后,使长达三十余年的封建王朝内部发起的洋务运动彻底失败了。与此同时,我们邻国日本,几乎与我国同时受到英、法、美、荷列强的入侵(1863年美国军舰炮轰日本下关,英军在鹿儿岛登陆),1864年,日本与列强签下不平等条约。此时,日本的德川幕府与中国清王朝处于同样被动挨打的经受侵略的境地。但日本没有“天朝大国”的包袱,也没有顽固不化的重农抑商思想,1862年,大规模派遣日人赴英荷学习,兴起“兰学”(学西方)运动。当时中国派遣到英国的人数11人,而日本人已经有500多人,赴荷兰学习的人数更是远远超过中国人。以科学启蒙大师福泽谕吉为代表的这些日人归国后,成为1868年明治维新的主力,明治维新的成功达到了“殖产兴业”、“富国强兵”的目的。而我国比日本普及科学观落后了30年。30年前日人还学中国,30年后却使我们“泱泱大国”与“小日本”地位倒置,使我们屡遭日本帝国的迫害和侵略,中国学者留学日本者众。我国以康有为(1858～1927年)、梁启超(1873～1929年)和严复(1853～1921年)代表的革新派领袖与科学启蒙大师不甘心落后和甲午战争的失败,康、梁发动了“戊戌变法”,成为我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改良主义运动。但这个提倡科学、鼓励发明、成立译馆、筹办学堂的“新政”又在清政府镇压中彻底失败了。第二次中国发展的机会又匆匆而去,而德国、日本获此良机崛起,它也埋下了新老殖民主义列强的世界大战的隐患。就是在这同一时期,德国引进和发展了英国的科学与工业,以霍夫曼为代表的一些科学家看到了化学的重要,开发了化学工业,形成了重要出口工业。1880年德国工业发展超过英国,1895年压倒英国,成为世界经济中心。德国用40年(1860～1900年)完成英国100年的工业化历程,成为世界经济强国。而我国一而再地失去经济大发展的机会。第三次失去大发展的机会：1911年,辛亥革命打倒了清王朝,是中国摆脱封建束缚,经济崛起的又一良机。1915年,中国近代史上兴起思想启蒙运动,它以陈独秀(1880～1942年)、李大钊(1888～1927年)、鲁迅(1881～1936年)和胡适(1891～1962年)为代表的思想家兴起新文化运动,举起民主改革与科学进步大旗,宣传科学观,提倡科学精神。当时《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和《科学》杂志成为宣传革新与科学观念的最有影响的号角。1914～1918年,正是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际,欧洲列强无暇顾及中国,在华欧洲贸易与商品大幅衰减,此时给中国提供了发展民族工商业的绝好机会。当时,仅1912～1919年,新建工矿企业多达470多个,其速度超过洋务运动以来的任何时期。日美两国也乘机在中国开办工厂。此时,社会思想活跃。于是在1919年中国爆发了欢迎“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的“五四运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领导全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斗争。1924年,孙中山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当时,政治形势好转,但随后由于蒋介石叛变革命和日本侵华战争,又失去了第三次大发展的绝好机会。近代史上科学发展观成为“生死结”回顾历史,直到唐宋盛世,我国经济始终处于领先地位,成为西方、日本多少年来人们一直向往追求的富国。明朝末年,欧洲兴起文艺复兴运动,成为“工业革命到来的先兆”,而西方文艺复兴与中国文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马克思认定,中国三大发明“成为欧洲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创新精神得以发展的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推动力”(马克思《经济学手稿》)。欧洲通过文艺复兴运动,解放思想,树立科学精神,到16世纪就兴起以哥白尼、伽利略为代表的科学实验运动。17世纪,我国康熙年间,以牛顿为代表的英国科学革命兴起,1760～1875年欧洲进入以瓦特为代表的产业革命时代,随后是美国(1865～1890年,清代同治与光绪年间)和日本(1868～1900年,清代光绪末年)相继完成产业革命。我们一而再地失去发展机会都在于政府高层决策者与科学发展观背道而驰。历史事实表明,经济起飞与发展的机遇是人们思想解放与科学意识的统一的结果,西方靠文艺复兴运动,日本靠明治维新,中国靠改革开放,无不如此。思想解放带动认识世界的科学实验活动,随之,人们行动起来以科学精神去改造世界,这就是技术革命与产业革命。从而改变了人类社会整体面貌,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而这种人类社会变革过程无不靠认识科学、掌握科学,以科学精神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发展观。值得我们反思的是1840～1864年期间,中日两国同受英、美、法、荷炮舰威胁,而且也几乎在同一时期都是皇权统治并且都是签订了与欧美列强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但是日本跻身列强,中国却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混乱漩涡。这个分野要害何处？在推翻封建王朝是一样的,日本推翻了德川幕府,中国推翻了满清王朝,但是在指导思想上却有天壤之别：一个提出“殖产兴业,富国强兵”,以“求知世界,意志统一”;一个是“天朝大国”,目空一切,“耻言西学”,自我封闭锁国,内斗不止。但根本分野在于内忧外患之时缺乏科学的理性思维,不能解放思想,没有实事求是的态度。正因为如此,科学的概念滞后,“科学”名词出现也就晚了。本来日本引进的是中国近似于科学的概念,日本引用《中庸》“格物致知”的概念,提出：“致知学”,即“实践出真知”之学。但到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科学启蒙大师、教育家福泽瑜吉在翻译“science”时译成“科学”,开始在日本广泛应用。1893年,在30年之后,康有为引进了日本用的“科学”二字。随后,中国科学启蒙大师严复在翻译《天演论》等科学著作时,才把“科学”二字在中国加以推广和应用。现在正如温家宝总理一再指出的：我们不能再失去这次非常难得的经济崛起的战略机遇。为了和平崛起,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意义重大。它关系到现在和未来的祖国繁荣与富强。提出科学发展观的现实意义一、提出科学发展观表明,我们全党全民已经清醒地认识到这个机遇,明确和平崛起发展思路,不能再受干扰,也不能自己乱了阵脚。二、这也集中表现了全党全民对社会主义建设有了更进一步深刻认识的集中表现,它将使“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的方针深入人心。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确实把经济发展这个硬道理吃透。“三步走”的战略正是这一指导思想的完全体现。坚决实现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永不动摇。三、树立科学发展观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的要求的指导思想。它直接关系到我国未来。党中央号召我们把全民思想统一到科学发展观上来,统一到党中央重大决策上来。发展观在于对科学本质的理解科学发展观,显然是“科学观”与“发展观”两个概念的结合,这就有必要弄清,什么是“科学”？什么是“科学观”？1993年,全国科技工作会议前后,当时党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同志提出编一本科学技术教材,让全国县级以上干部学习,这本书就是江泽民同志题写书名并作序的《现代科学技术基础知识》,我在写第一章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时候,就首先遇到“什么是科学？”的问题。科学这个概念看似人人皆知,但严格界定其内涵并能服众,却十分困难。我拜访了科学家,也收集到很多种定义和说法,但都是从一个侧面揭示或描述其本质特征。正像英国著名科学家丁·D·贝尔纳说的：“科学在不同场合,不同时期,有不同意义。”经过反复研究比较,确认19世纪首创进化论的生物科学大师达尔文(1809～1882年)提出的科学定义对实践最有指导意义。他在1859年遍游三大洋四大洲之后写出永世巨著《物种起源》,之后29年,他悟到什么是科学的内涵和本质。他在1888年发表的《达尔文的生活信件》中提到：“科学就是收集整理事实,以便从中得出普遍的规律和结论”。这个定义,揭示了科学的过程,也揭示了科学的本质要素是“发现实事和规律”这个基因要素。他作为一位伟大科学家,他的一生业绩也证实了他对科学概念的界定与理解。科学概念第一要素是“事实”,这个“事实”可以是自然界的事实,也可以是社会的事实。科学家就是发现前人别人都没发现的事实。如法国居里夫人(1867～1934年)发现放射性元素镭,英国戴维(1778～1829年)发现钾和钠,又如苏联科学家N·D·康德拉季耶夫(1892～1941)发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长波理论”,所有这些探索未知的学术研究成果,其共同特点就是“事实”。这就引申出科学的第一基因是“事实”,是“实践出真知”,是“实事求是”,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人的言行与思考要“从实际出发”,只有这样才是科学态度,科学精神。最近,在邓小平同志百年诞辰纪念活动中,党中央文献研究室领导一再强调和引用,邓小平同志说过的一句话：“我读书不多,但我知道‘实事求是’四个字”。这就把“科学”二字的本质点到家了。小平同志是被世界公认的一位诚实的领袖,实事求是的领袖。科学的本质的第二要素、基因,那就是规律。所谓规律,就是事实与事实之间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发现事实之间此消彼长的关系,就是发现规律。“月晕而风,础润而雨”,这就是风与月、础与雨的关系。掌握这个变化关系,就可预知天气变化,为我所用。这就成为学问、知识。规律是客观的,很久以前就存在的,所以说,可发现但不能创造,但学问和知识是反映客观事实的主观范畴的东西,因此它是无中生有的“创造”。作为学科、专业就是事实与规律构成的知识体系。科学与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的本质、内涵,第一是实事求是;第二就是按规律办事。没有别的了。人在科学活动中形成的勇于进取、寻求变革的科学精神与科学思想方法也就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动力。历史证明,全民具备科学精神之日,就是经济与社会大发展之时,现在群众的科学素养与领导干部科学意识汇合而成的高位势能是明日国家高速大发展进入强国之林的取之不竭的源泉。深刻认识科学发展观的本质与内涵“科学”的本质含义清楚了,科学的发展观的深重意义也就清楚了。其本质就是实事求是的发展观。清末,我国创造的第一所“大学”北洋学堂(后改为北洋大学),也就是今天的天津大学前身,其校训即为“实事求是”。毛主席在延安给党校题词也是“实事求是”,邓小平同志在复出之后说的很重要的一句话：“我看书不多,我知道‘实事求是’四个字”。可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在伟人与科学家心中的重要地位。在科学发展观的本质与内涵方面,党和国家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曾庆红等同志多次讲话中都有深刻论述。为了在本世纪前20年,中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胡锦涛同志就提出科学发展观这个概念。他强调两点：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即以民为本,执政为民的思想,成为科学发展观的前提;二是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树立全面协调持续发展的观念。因此,下面三个概念就非常关键了。一是“全面”。即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这五个方面实现“五个统筹”,从而达到持续发展,以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为此要正确对待GDP增长问题,不能一味追求,而忽视人与环境的问题。另外,也不能降低GDP增长速度。专家认为,要保持7%以上的速度。二是“协调”。即在处理好改革进程中的宏观与微观、经济与社会、城市与农村、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总之要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才能保持改革与发展二者的稳定关系。三是“人本”。即把“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人本就是民本,就是把满足人的基本需求放在首位。因此,提出人本工作就是在发展经济前提下,做到如下四条：第一项是人民大众的生活幸福、身体健康;第二项是尊重保障公民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权利;第三项是提高全民素质;第四项是创造既能使人们平等发展又能发挥人们聪明才智的社会环境。说到底,科学发展观是国家、地方、企业发展的本质,是对全局的总体认识和基本观点,是它决定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对发展实践产生根本影响。同时,它也是个思想方法论。首先分清主次,先要把人作为社会发展的主体、历史的主体;二是坚持系统思考与重点发展的统一,即坚持事物普遍联系与主要矛盾的统一的唯物辩证思想方法,即人与自然关系和谐的“天人合一”的古代哲学思想。追求形式忽视本质,追求手段忽视目标,追求片面忽视全局,就成为我们走向小康在思维方式上的最大敌人。 *杨沛霆先生是《中外管理》杂志社社长、总编,长期从事科学思想、科学知识的宣传工作,给中央领导和地方各省市级领导讲课达18年之久,上文是他应编辑部所邀撰写的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编者     

可持续发展的研究与实践

摘要 文章就“什么是”、“为什么”和“怎么样研究落实”可持续发展战略进行了讨论。通过对可持续发展产生的背景、根本原因和内涵的理解,指出可持续发展是实现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必由之路。可持续发展实践的关键是要建立起符合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宏观战略决策机制,重构高效、公平的中观管理体系,在现有技术组装和技术创新基础上建立起有利于节约资源、改善环境的微观技术系统。文章还提出了用以指导可持续发展研究与实践的总体思路。可持续发展是人类需求不断实现,以及与自然环境不断协调的过程。可持续发展的目的除了不断的提高人类物质生活水平之外,还应包括生态环境质量的提高。作为一种全新的发展观和人与自然共同进化、协调发展的新理念,它是人类对自身数千年发展历程深刻反思的必然结果。有关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和实践,可归结为如下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第一,为什么要走可持续发展之路？第二,什么是可持续发展？第三,如何使可持续发展由理论走向实践？本文拟就这些问题,作一些介绍。一、环境问题的由来随着人口迅速增长和人类对地球影响规模的空前扩大,在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关系上,出现了一系列尖锐的矛盾,引起了人们的忧虑与不安。本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公害”的显现和加剧,以及能源危机的冲击,几乎在全球范围内开始了关于人类发展道路的讨论。把经济、社会与环境割裂开来,只顾谋求自身的、局部的、暂时的经济性,带来的只能是他人的、全局的、后代的不经济性甚至灾难。伴随着人们对公平(代际公平及代内公平)作为社会发展目标认识的加深,以及范围更广的、影响更深的、解决更难的一些全球性环境问题(臭氧层破坏、全球变暖和生物多样性消失等)开始被认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在八十年代也逐步形成。环境问题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人从环境中取得生产和生活所需的资源,经过生产和消费,从而把废弃物与能量归还给环境所导致的环境污染。第二类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过程中对原有生态环境进行不恰当的干预,从而改变了自然生态系统原有的结构与功能所引发的生态环境退化。面对已经出现而且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应当认识到人类历史不仅是人口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的历史,同时也需要资源与环境的再生产。所谓环境再生产,是指人口与经济再生产所依赖的生态环境条件的再生产,也就是环境容量的再生产,它的最终目的是不断满足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空间,使其适合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当今中国,环境再生产的首要目的,应当是补偿生态环境容量的损失,优化社会经济发展的生态环境条件,提高生态环境功能方面的环境容量,借此来满足已经出现的人口以及一定时期内还将继续增长的人口的生存需要,满足经济再生产的需要。因此我们可以说,环境再生产是全面并从根本上解决我们发展中所面临的环境问题的最有效途径。二、可持续发展的实质和内涵什么是可持续发展呢？简而言之,就是促进发展并保证其可持续性,即它包含了发展与可持续性两个概念。传统意义上的发展局限于经济领域的活动,其目标在于产值、利润的增长以及物质财富的增加。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演化,人们开始逐渐认识到,经济增长只是发展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发展的目的在于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因此,经济增长只是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与此同时,发展又会受到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和生态因素等各方面因素的制约,其中生态因素的制约是最基本的。发展必须以保护自然、保护地球生命支持系统的承载力为基础。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1987年在向联合国提交的一份题为《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中,把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危及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发展。”这个定义鲜明地表达了两个基本观点：一是人类要发展,二是发展是有限度的,不能危及后代人的发展。目前,可持续发展这一概念已经被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有183个国家和70多个国际组织参加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所接受。巴西会议是人类社会发展与环境问题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会,会议通过的一系列决议和文件,特别是21世纪议程,第一次把可持续发展由理论和概念推向行动。在此之后的1994年,我国政府在世界上第一个完成了国家级的《中国21世纪议程》,从那时起,可持续发展与科教兴国成为指导中国现在和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两大基本国策。与此同时,可持续发展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全球变化问题一起被列为当代生态和环境科学的三大前沿领域。可持续发展实质上是一个涉及经济、社会、文化、技术及自然环境的综合概念,主要包括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三个方面。可持续发展一是以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良好的生态环境为基础;二是以经济可持续发展为前提;三是以谋求社会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它不仅涉及当代的或一国的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的协调,还涉及到同后代的和国家或地区之间的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之间矛盾的冲突。由此看来,可持续发展不仅是经济问题,也不仅是社会问题和生态问题,而是三者互相影响的综合体。可持续发展的实质是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规范人的行为,即通过经济手段、法律手段、技术手段、社会手段、文化手段等的综合运用,去规范政府行为、市场行为和个人行为,使人的生产和社会活动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和原则,最终实现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协调、持续发展。三、可持续发展的研究与实践在对可持续发展的内涵认同和把握的基础上,如何才能使可持续发展由理论走向实践,这不仅是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核心,同时也是这一领域研究与实践中内容最为丰富、关系最为复杂、难度最大的部分。可持续发展的实践涉及到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关系到与资源环境问题密切相关的每一部门,最终依赖于全体民众的共同参与。1.可持续发展实践的关键问题国内外许多政府部门、非政府机构和学术团体、以及社会经济各个领域,在对传统发展观和发展模式重新认识的基础上,已开始研究和关注如何才能使可持续发展由理论走向实践。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和实践,涉及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部门,最终取决于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和自觉行动。当前,可持续发展研究和实践的关键,一是要建立起适用于不同空间尺度并且体现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指标体系;二是建立起符合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宏观战略决策机制;三是重构符合可持续发展原则要求的高效、公平的中观管理体系;四是在现有技术组装的基础上,通过技术创新建立起符合可持续发展目标要求且有利于节约资源、改善环境的微观技术系统,从而促进和保障人口、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联合国《21世纪议程》号召“各国在国家一级、国际组织与非政府在国际一级,应探讨制定可持续发展指标的概念,以便建立可持续发展指标。”概括地说,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功能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描述和反映任何一个时间上(或时期内)各方面持续发展的水平或状况;二是评价和监测一定时期内各方面可持续发展的趋势及速度;三是综合衡量可持续发展整体的各领域之间的协调程度。它可以使政府确定可持续发展进程中的优先顺序,同时给决策者一个了解和认识可持续发展进程的有效信息工具。完善宏观战略决策机制的关键在于建立起多部门、多层次、全方位的参与机制和决策制度。有关国计民生的重大建设项目和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制定,一定要综合考虑到社会经济资源环境各个方面的利益与协调发展问题。避免急功近利、以地方和部门利益为主导,严重危害生态环境安全的战略出台。重构中观管理体系的核心在于建立起既符合可持续发展思想,同时又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管理制度、管理模式。当前在国有大中型企业的资产重组和实行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中,特别需要处理好追求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的关系,通过完善企业内部的管理制度,实现降低能耗和资源的高效利用。摒弃高污染、资源浪费严重、对环境影响和破坏作用大的生产技术,通过技术创新和技术重组,结合产业、产品结构的升级和换代,加强环保技术和生态环境建设技术体系的研究,是建立符合可持续发展原则技术系统的必然要求。如无氟家电生产技术的出现、环保型汽车的大量使用,已经充分显示了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在可持续发展实践中的重要作用和巨大潜力。与此同时,每一位公民也应当树立和培养起有利于生态环境的消费观念和社会习惯,尽可能减少对环境的不利影响和破坏。2.可持续发展研究与实践的总体思路对于可持续发展实践来说,根本任务就是要建立起生态上合理,经济和社会上可行的经营运行机制。它起码有四个方面的任务：其一,确定和提出特定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中,需要提供什么样的物质产品和环境服务功能;特定区域自然生态环境条件,能够提供什么样的自然基础;其二,将上述社会需求与自然基础相耦合,明确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目标、经济目标、生态环境目标,以及保障这三大目标实现的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其三,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途径。具体说来,包括可持续发展战略、空间途径、可持续发展的技术体系、可持续发展的运行机制等诸多方面;其四,完善可持续发展的综合保障体系,主要包括政府宏观调控体系、综合决策机制、公众参与机制、适宜的政策与制度,以及符合可持续发展原则的动力、激励和约束机制,管理体制、以产权制度为基础的合理利益分配机制等涉及社会、经济、文化、法律、行政等诸多领域的综合协调问题。据此,提出一个用以指导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与实践的总体思路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