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科技创新与合作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

在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前提下,本文首先阐明了新疆处于丝绸之路经济带特殊的战略地位,并重点阐述合作范围、合作机制、合作成效、合作愿景及合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据此笔者提出,科技创新引领和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的“加快建设‘中国-中亚科技合作中心’,并将其纳入国家整体建设规划中”、“加强协调,建立有效的工作机制”等六大政策建议。     

北方设施蔬菜高效节能关键技术研究与集成

该课题是“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园艺作物与设施农业生产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的课题之一,由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主持。课题针对我国北方地区设施蔬菜生产中存在的设施结构不够优化、低温弱光逆境及亚适宜温光环境、大肥大水栽培方式及土壤退化、工厂化育苗高能耗等严重影响生产效益等问题,以高效节能为目标,研发出结构合理、透光率高、保温性好,适于西北、华北和东北地区专用的日光温室及其蔬菜优化栽培模式、设施蔬菜逆境管理和亚适宜环境下的高产技术、设施蔬菜主要根区土壤理化性状优化的水肥精准管理技术、主要根区土壤环境优化及土壤健康保持技术、以日光温室为核心的集约化育苗技术,集成建立华北、东北、西北地区高效节能设施蔬菜生产技术体系,并进行示范推广,促进北方地区设施蔬菜生产的可持续发展。     

美国实现孩子从太空看地球的愿望

<正>宇宙对人有着不可抗拒的诱惑。地球上的人类凭借自己的智慧和汗水,在20世纪终于走进了茫茫的宇宙太空,将幻想变为现实。但到目前为止,仍然只有少数国家的航天员进入太空,完整目睹过我们这颗蓝色星球。大多数人仍然在地面上,只能想象着太空和我们的地球究竟是什么样子。欢迎来到“地球之眼”项目而现在由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赞助的“地球之眼”任务(让中学生探索地球知识),是一项旨在让学生、老师和公众通过空间站上星载数码相机给地球拍照的教育性延伸项目。这样就可以从太空这个独特的视角了解到我们与众不同的地球。“地球之眼”任务执行期间(即国际空间站地球之眼相机可以操作的时间段),     

大陆大气科学名词与台湾不同用名初探

词典本身就反映了知识的积累。大气科学词汇也不例外,它是多少人长期呕心沥血的产物。随着大气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反映新事物的词义和词汇不断增加,凡是出版的词汇书,都是在前人已有成果基础上起步的。同时也在不断创新,从而使词汇达到新的水平和具有新的特色。下表是英汉大气科学词汇的演化表。由表可见：英汉大气科学词汇演化表1.“本是同根生”。不论是大陆版或台湾版,其前身都源自1937年出版的《气象学名词》,主审人李宪之教授现还健在。我们有什么理由不能将海峡两岸的大气科学名词统一起来呢？2.每十几年增修一次,大陆从50年代到80年代共出版了4种大气科学词汇书,平均十年增修一次。台湾从第二版到第三版也相隔16年。预计21世纪初年将出版新的英汉大气科学词汇。3.大气科学的发展、新技术的引进,是增修词汇书的主要动力。70年代初,随着气象科学的发展,特别是气象卫星等新技术的引进,新词汇大量涌入,客观形势要求对《英汉气象学词汇》进行修订补充。因此1974年《英汉气象学词汇》增修订本出版后,深得国内外大气科学者的好评。日本《天气》杂志撰写专文对此作了介绍。4.从《气象学词汇》扩编为《大气科学词汇》是大气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70年代以前出版的词汇书主要录列了有关气象科学的专业词汇,内容以天气、气候、动力气象、气象探测、农业气象、航空气象和水文气象为主。随着气象科学迅速发展,分科愈细、应用亦愈广,新词汇层出不穷。1987年出版的《大气科学词汇》,其内容已扩展到以天气、气候、动力气象、大气物理、大气化学、大气探测、农业气象、海洋气象、航空气象、军事气象和水文气象为主,收集的词条已达18000余条。我们对大陆大气科学名词和台湾名词用名进行对照,其目的在于反映海峡两岸大气科学名词不同用名的现状,以便互相学习,取长补短,统一定名,促进发展。经过最近一段时间的琢磨,我总的看法是,海峡两岸大气科学用名大多数都非常接近,或甚至是一致的。例如,我统计了《英汉大气科学词汇》(大陆版)和《气象学名词(第三版)》(台湾版)中字首为‘A’的所有的词汇。字首为‘A’的,《气象学名词(第三版)》共收词条1003条,其中与大陆版用名有出入的只有161条,占总数的16%。另外,从台湾版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大陆出版的词汇对台湾的影响,很多译名都是相同的。1982年台湾名山出版社曾出版过《气象学名词辞典》,这本辞典实际上就是科学出版社1965年出版的《英汉气象学词汇》的翻版,一字不漏。新加坡预报员周德访华时也说过,新加坡用的气象名词照大陆的。下面将海峡两岸大气科学名词不同用名的情况分类列举如下：1.仪器用名差异相对较大。凡西文字尾为‘meter’者,大陆译为“表”,台湾译为“计”;为‘-graph’者,大陆译为“计”,台湾译为“仪”。除此以外,在仪器的定名上,两者的不同用名较多。例如,‘adjustable cistern barometer’大陆译为“动槽式气压表”,台湾译为“调槽气压计”。2.存在某些系统性差异。‘-meteor’台湾版一律译为“象”,如“电象”、“火象”等。而大陆译为“大气电学现象”、“大气放电现象”。台湾将“锢囚”称为“囚锢”;将“切变”称为“风切”。‘analog’大陆译为“模拟”,台湾译为“类比”,如“类比电算机”。3.有些词台湾确实译得好。‘airlight’大陆译为“空气光”,不如台湾译为“空中光”,因为这是空中悬浮物散射的光。‘rain-out’大陆译为“冲涤”,不如台湾译为“雨洗”,因为这是指雨将大气中的尘埃清洗掉。‘aeropause’台湾译为“达航层顶”,197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英汉词典》译为“大气的航空边界”。而科学出版社1974年出版的《英汉气象学词汇》中译为“大气上界”,1987年气象出版社出版的《英汉大气科学词汇》也译为“大气上界”。198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英华大辞典》可能受我们影响,两个译义都有。我初步看法,这可能是我们错了。4.大家关心的几个词译法。‘jet’台湾坚持译为“喷流”。只有‘auroral eletrojet’是个例外,译为“极光电子急流”,与大陆用名一致(可能是个疏忽)。台湾将‘air torrents’倒译为空气急流,大陆译为“空气湍流。‘synoptic’一词的译法在台湾也有些乱。例如‘synoptic chart’在《气象学名词(第二版)》中译为“天气图”。《第三版》改为“综观[天气]图”,而将‘synoptic’译为“1.综观2.天气图”,以免误译为“天气”。台湾学者认为这是属于“凡暂时无法取得最佳译名者,以直译为原则”。最近,台湾陈泰然教授出版的《天气学原理》,而不是定名为《综观气象学原理》。由此可见,有些译名经过一段时间磋商以后,有统一定名的可能性。有几个词在大陆上还存在着争议,现在我们来看看台湾是如何译的：‘subtropical’台湾与大陆都译为“副热带”。‘global radiation’和‘total radiation’两词的差异在台湾也是比较清楚的。前者译为“全天空辐射量”,后者译为“全辐射”,与大陆的译法词意上非常接近。5.值得磋商的用名。‘scale’大陆译为“尺度”;台湾只译为“幅度”。台湾经过仔细推敲,认为‘scale’兼含空间与时间,而“尺度”只指空间。我认为‘scale’只含空间,当指时间尺度时,应为‘time scale’这个词值得磋商,以求统一。现将有关这方面的几个词列表如下,以供参考：上述这些看法是非常肤浅的。我相信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一定能较系统地理出一些规律出来,并提出一些供海峡两岸大气科学工作者磋商的建议。我希望中国气象学会能创造条件,为统一全国的大气科学名词作出努力。这对整个大气科学事业都是有益的。我更期望有机会与台湾气象界学者会晤,探讨大气科学术语的协调和统一问题。我十分有信心地认为：只要经过海峡两岸同仁的努力,统一定名的目的一定能达到。     

建议用“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替代“生态环境建设”

我认为,“生态环境建设”的提法是不科学的,其弊端在于“生态环境”而不在于“生态建设”。因此,建议用“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取代“生态环境建设”的提法。一、“生态环境建设”提法的弊端在于“生态环境”这是因为,按照生态学原理,所谓“生态”指的是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1]。从逻辑含义上分析,它包含生物、环境、(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三个要素。“环境”只是其中的一个要素,它是相对于主体而言的,指的是作为主体的生物周围的事物。这就是说,“生态”一词的含义已经包含了“环境”,它指的既不是环境的主体,也不是环境的性质、范围和质量、状态,根本不能用作“环境”的修饰语或限制词。将“生态”与“环境”组合成“生态环境”这样的偏正词组,显然说不通。事实上,自“生态环境”一词出现以来,生态学界并不认可这一提法。后来,就连“生态环境”一词的首创者黄秉维院士也认识到“生态环境”的提法是个“错误”。如他在一篇文章^[2]中就明确指出：“顾名思义,生态环境就是环境,污染和其他的环境问题都应包括在内,不应该分开,所以我这个提法是错误的。”又说：“我觉得我国自然科学名词委员会应该考虑这个问题,它有权改变这个东西。”同样,在对外交往中,国外学者也不认可“生态环境”的提法。如据报载,2003年我国对外文件白皮书中出现“生态环境”一词,在译成德文时,就遭到德国人的质疑^[3]。另外,从国内多年使用的客观效果看,“生态环境”一词的消极影响也不容忽视。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是人们遇到“生态环境”一词时,往往搞不清楚该词使用者的本意。实际上,人们使用“生态环境”一词的本意往往是为了强调“生态”或“生态系统”。正如沈国舫院士所言,“当人们乐于运用‘生态环境’一词时,实际上在强调生物与环境相互关系的一面”^[4]。但由于受该词偏正结构关系的影响,却往往被误解为其强调的是“环境”,因而在实际工作中将生态问题混同于环境问题的现象时有发生。令人遗憾的是,尽管“生态环境”一词提出20多年来一直没有得到学术界的认可,以致这一提法的首创者黄秉维院士也亲自出面提出明确的纠正意见,却一直没有使这一提法得到应有的纠正,致使这一提法连同其派生词组“生态环境建设”一直被错误地沿用至今。令人高兴的是,近年来国内已经有不少论著,包括党和国家的一些重要文献不用“生态环境”及“生态环境建设”的提法。如2003年由中国科学院孙鸿烈院士等负责编制的《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战略研究(2020)》(第十专题)^[5],以及2004年出版的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姜春云同志主编的《中国生态演变与治理方略》一书^[6]都没有再沿用“生态环境”和“生态环境建设”的提法,而是将生态与环境分开表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中发[2003]9号文件),尽管“生态”是其中出现派生词组最多(达30多处)的一个词,却没有再出现以往同类文件中常有的“生态环境”和“生态环境建设”的提法^[7]。与此同时,我们还注意到,“生态环境”及“生态环境建设”的提法出现在其他书籍、报刊、文件和领导讲话中的频率也有所减少。这表明,我们的一些专家学者,包括一些领导同志正在努力着手解决这个问题。我相信,经过社会各界的继续努力,特别是由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这样的权威机构主持召开有这么多院士和专家学者参加的研讨审定会,这一问题是可以得到解决的。二、“生态环境建设”提法的弊端不在于“生态建设”有专家认为,“生态环境建设”提法的弊端还在于“生态建设”的提法也不科学。按照他们的说法,只能保护、恢复或修复原有的自然生态系统,而不是人为地“建设”一个生态系统^[8]。言下之意,只有人为地建设原本没有的事物才是“建设”,而对于原有事物的保护和对于遭受破坏的原有事物的恢复、修复就不是“建设”。而且据他们所言,“生态建设”的提法已经在国内产生误解和误导,还容易在国外引起误解和反感^[8]。我不能同意这一观点。首先,把保护、恢复或修复原有的自然生态系统的行为排除在“建设”之外,是不恰当的。在我看来,一些专家之所以持有这种观点,主要缘于他们对“建设”一词的过窄理解和对外翻译时语词选择的困难。这里牵涉到中外语言学界赋予“建设”一词的词义以及人们在日常用语中对它的理解和应用问题。众所周知,在现代汉语中“建设”一词的词义是“创立新事业”、“增加新设施”^[9]。在现代英语中与“建设”一词相当或相近的语词包括“construction”、“restoration”等,其中“construction”的词义是建立或发展,“restoration”的词义是复原、修复、更新、重建^[10]。人们在日常用语中赋予“建设”一词的含义还要宽泛得多,如“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思想建设”、“党的建设”以及“建设性意见”、“建设性对话”、“建设性措施”、“建设性作用”等,实际上是把一切有利于事物发展和完善的思想、言论和行为都用“建设”一词涵盖。用蒋有绪院士提交给这次研讨会的书面发言中的话来说,“‘建设’一词在中文是泛化的,它的意思是‘对某目标实施积极性的行为’”。我理解,所谓“建设”是相对于“破坏”而言的,它与“保护”是相通的,也可以说它本身就蕴涵有“保护”的意思;所谓“新的事物”是个相对概念,是相对于“原有的事物”而言的。因此,人们对原有事物进行的保护,以及对遭受破坏的原有事物进行的恢复或修复,从词义分析的角度说也是“创立新事业”、“增加新设施”,也属于“建设”的范畴,从日常用语的角度说更是属于“建设”一词的涵盖范围。至于“建设”一词的英文翻译,正如张新时院士所言,国外在生态上使用“restoration”,在《生物多样性纲要》中有明确界定,“restoration”既指对原有生态系统的恢复,也可以指建立一个新的原来自然界不存在的、不同于破坏以前的人工生态系统,用“ecological restoration”也符合生态建设的概念。有鉴于此,我认为也可以把对原有的自然生态系统进行的保护(如野生动植物保护和自然保护区建设)和对遭受破坏的生态系统进行的恢复或修复包含在“生态建设”之中。第二,对于建立新的人工生态系统持否定的态度是不可取的。我们知道,当代生态学家通常按人类的影响程度把生态系统划分为自然生态系统、半自然生态系统、人工生态系统三种类型,而把以人的行为为主导、自然环境为依托、资源流动为命脉、社会体制为经络的一类人工生态系统称为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如我国学者丁圣彦主编的《生态学》^[11]和戈峰主编的《现代生态学》^[12]等,都有这种分类及其相应表述。目前被国际学术界公认为可持续发展领域新兴学科的生态工程,就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一门着眼于复合生态系统持续发展的整合工程技术。它根据整体、协调、循环、自生的生态控制论原理去系统设计、规划和调控人工生态系统的结构要素、工艺流程及信息反馈关系,在系统范围内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值得指出的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生态工程理论和实践研究取得长足进展。目前,在我国发展比较成熟的生态工程类型已经包括：农业生态工程,林业生态工程,节水和废水处理与利用生态工程,山区小流域综合治理与开发生态工程等。正是这些生态工程的实施,推动我国的生态农业建设、生态林业建设和生态城市建设等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表明,国内外生态学家在强调对自然生态系统、半自然生态系统的保护和对遭受破坏的生态系统进行恢复、修复的同时,对人工生态系统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同样给予了应有的重视。我们当然也没有理由只强调前者而否定后者。第三,我国著名生态学家、中国科学院马世骏院士对于“生态建设”一词的表述,值得我们重视和借鉴。据我所知,“生态建设”一词是由马世骏院士首先提出的。在马世骏院士的一篇题为《加强生态建设促进我国农业持续发展》^[13]的文章中,他对“生态建设”一词的基本含义表述得十分清楚。他说：“要想实现农业持续发展,必须重视生态建设。什么叫‘生态’？作为一个学科,它是研究包括人类在内的生物与环境的相互关系的科学。那么,这又是什么关系呢？从近代生态学的观点来说,生物与环境应该是个相互适应和相互选择的关系,他们应该经常地处在一个协调关系的状态,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各尽所能’,即所谓‘协同进化原则’(co-evolution principle)。‘建设’,一个是‘建立’,即没有的就新建立;二是原有的就加强改善或改进。这意味着我们要运用现代的生态学观点,建设我们的农业生态体系、生产体系,这样才能促进我国农业的持续发展。”这就是说,在马世骏院士看来,“生态建设”指的是生态系统的建设,包括新的生态系统的建立和原有生态系统的加强、改善或改进。我认为,马世骏院士关于“生态建设”的这个表述很值得重视和借鉴。遗憾的是,自这一表述提出至今,尚少见有生态学家依据新的研究成果在生态学专著中进一步给出明确的定义和进行专门的阐述。这或许正是包括在座各位院士和专家学者在内的当代生态学家们要做的一项工作吧。我不是生态学家,但基于以上分析,还是想参照马世骏院士关于“生态建设”的表述,在此斗胆建议对“生态建设”一词给出如下定义：“生态建设是根据现代生态学原理,运用符合生态规律的方法和手段进行的旨在促进生态系统健康、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行为的总称”。其中既包括对原有自然生态系统、半自然生态系统的保护和对遭受破坏生态系统的恢复、修复或重建,也包括新的人工生态系统的建立。从主观愿望讲,我给出这一定义,是想既符合生态学揭示的自然规律,又符合我国乃至世界生态工程建设的实际情况,还能为社会各界尤其是生态学界的专家学者所接受。但不知各位院士和专家、学者是否认可,还望得到大家的批评指教。第四,所谓“生态建设”一词“已经在国内产生误解和误导”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一些专家认为,“生态建设”一词“在国内已经产生一些误解和误导”,“一些地方……热衷于建设大规模的人工生态系统,造成大量资金和劳力的浪费,有的由于违反当地的自然环境,不但徒劳无功,甚至事与愿违,反而增加了破坏”。我相信这些专家说的“一些地方”的情况是事实,对此,有关方面理应引起高度重视,并采取有效措施认真加以解决。但我同时认为,这毕竟只是“一些地方”的部分事实,不能以偏概全把它当作一种普遍现象,更不能断言一些地方的这种情况是由“生态建设”一词的误解和误导而来的,因为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因果联系。同样,关于“生态建设”的提法容易在国外引起误解和反感的担心,也是不必要的。如果这些学者也能认同上述马世骏院士关于“生态建设”一词的表述或者本文参照这一表述给出的“生态建设”的定义,同时在英文翻译时不要将“建设”硬译为“construction”,而是使用前述“restoration”的译法,这种担心也就不会有了。三、建议用“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取代“生态环境建设”自“生态环境”及“生态环境建设”的提法出现以来,一些学者从维护用语的科学性出发,在对这两个提法进行质疑的同时,也在努力寻求合理的解决办法。其中,有的问题意见比较一致,如对于“生态环境”一词的修正,不少学者已经将其修改为“生态与环境”或“生态、环境”。但对于用何种提法取代“生态环境建设”,学者的观点和主张却差异很大,如有的学者已经改用“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有的学者则不同意“生态建设”的提法,主张用“生态与环境的保护、修复和改善”代替“生态环境建设”等。在我看来,还是用“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的提法取代“生态环境建设”的提法比较好。我认为,使用“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这一提法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好处：一是符合生态学和环境学原理,有利于维护用语的科学性;二是符合现代汉语及英语等语种的语法规范和人们的用语习惯,有利于读者准确理解和把握其内在含义,以避免歧义;三是有利于同党和国家长期以来关于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规范表述相一致,如早在2000年10月11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就号召“重视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加强人口和资源管理,实现可持续发展”^[14];四是有利于提高国民生态意识和环保意识,把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这两项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重要事业置于同等地位,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五是有利于政府部门的职能划分和依法行政;六是有利于同现行的国家计划、财政、金融等部门对于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提供相关的支持保障体系相衔接。而对一些学者提出的用“生态与环境的保护、修复和改善”代替“生态环境建设”的主张,我认为是不可行的。这是因为：1)该主张把建立新的人工生态系统的内容排除在外,这不仅不符合现代生态学关于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原理,也不符合我国乃至世界生态工程建设的实际;2)该主张把“保护、修复和改善”排除在“建设”之外,因而否定“生态建设”的提法,这与现代汉语和现代英语等语种赋予“建设”一词的词义以及人们在日常用语中赋予“建设”一词的宽泛含义不符;3)该主张同党和国家长期以来关于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的规范表述不一致,而且“生态建设”一词已为社会各界广为接受,一旦改变,难免在国民中产生负面影响;4)该主张在语言表述上缺乏必要的概括,在文字上显得啰唆,不如用“生态建设”一词涵盖原有自然生态系统、半自然生态系统的保护和遭受破坏生态系统的恢复、修复或重建,以及新的人工生态系统的建立简洁、明了。以上意见,仅供参考。不当之处,请各位院士和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名词工作随忆--写在全国科技名词委成立20周年之际

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原称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已走过了20个春秋,许多往事一幕幕浮现在脑海中,感动着我们。这个时期经过一二代科学家数千人的努力,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为国家、为社会作出了贡献。本文仅对某些往事作点滴追忆,以纪念那些为此立下过功劳的人们,并纪念名词委20周年华诞。科学春天的花蕾代表专门知识概念的专用名词是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传播而产生、发展的。中国在20世纪初已有专册词书出版,1918年成立科学名词审查会,开始有组织地审查名词,主要有医学、化学、物理、算学、动植物等名词。1916年中华医学会第一次会员大会就设立了“名词部”^[1],每年都举行医学名词审查会。1932年开始陆续有些学科成立学会,审查名词是各学会基本任务之一。1932年国民政府成立了“国立编译馆”组织审查并出版各种学科名词,直到1949年共出版各种学科名词大约60余种^[2]。这些名词工作代表并反映了那个时代科学技术的面貌,在当时都促进了国家经济、科教事业的发展。新中国诞生后仅半年多,在百废待兴的年代,于1950年5月2日在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之下成立统一学术名词工作委员会,由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任主任委员,并组成五个工作组：自然科学组(召集人竺可桢、杨钟健);社会科学组(召集人沈志远、王子野);医药卫生组(召集人贺诚、徐诵明);文学艺术组(召集人丁西林、蒋天佐);时事组(召集人纪坚博)。后来,一些专职从事名词工作的人员进入中科院所属的科学出版社自然科学名词编订室,这期间他们组织各学科专家审查出版了许多名词及工具书。此后,所有人员“连锅端”到农村。1972年回到北京恢复工作后,在困难的情况下,仍然继续进行十分有限的名词工作,主要是编订双语工具书。70年代后期随着国家形势的变化,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祖国大地,1978年全国科技大会召开的前后,科技发展的形势与国家发展的形势一样越来越好,人们高兴地称这是科学的春天。关闭的国门一打开,国外各种新科技、新知识、新理论迅速涌入,势不可挡。各种学术交流越来越多,国内外学者来往越来越频繁,而许多新科技、新概念的命名和统一工作基本上没有人管,名词混乱,各说各的话,因而对科技学术名词统一工作的需求急剧上升。笔者当时明显地感觉到,过去国内科技类双语工具书主要都是由科学出版社编订出版,而此时,全国出版行业已出现了词书热,各出版单位,甚至机关、学校、行业都在编纂词书。这主要是形势发展而产生需求的反映,而其中混杂一些是在金钱利益驱动下乱拼乱凑,剪剪贴贴出版的低劣词书,为害社会。由于没有权威性的名词统一机构,结果书出得越多,名词就越乱,混乱情况与日俱增,社会上强烈反映要求做好名词规范化工作。记得当时笔者偶然有一次要查ergonomics的中文名,在那时的工具书中几乎一本一个样,笔者好奇地继续查下去,让人惊讶地发现,竟有20多种译法(如人机工效学、人机工程学、功效学、尔刚学、人类工效学、工程环境改造学、人类环境改造学……)。这种状况刺痛了我们,也促使我们思考,中国的学术名词工作能这样下去吗！？名词室的同志们对统一国家科技名词术语有着强烈的责任心,大家都在思考如何变革的问题。不久,要给上级写报告反映情况,建议恢复科技名词审定工作,组建有权威性的审定机构的想法逐渐形成。1978年初,信写好后,有的同志借用方毅副总理(当时主管中科院工作)的住所与我们单位大院相邻的机会,将信通过秘书直接送到方毅副总理手中。在中科院领导和相关部门的关心和支持下,1978年10月6日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学院就成立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一事正式呈报国务院。同年12月方毅副总理及当时国务院几位领导共同签署了报告。1985年4月25日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正式成立,从此揭开了我国科技名词统一工作历史性崭新的一页,它的特点是：1.建立了比较健全的专门从事科技名词规范化工作的全国性常设机构。国家赋予它在统一全国科技名词方面有最高的权威性。2.制定了名词审定的原则和方法,确保整个审定工作的科学性和规范性。3.按科学规律,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有系统地开展审定工作,便于各学科间科学地衔接和协调,以及安排好学科名词工作阶段性和连续性的结合。4.审定的学科范围之广,规模之大,工作之深入,是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无法比拟的。5.汇集了一批各学科有权威性的一流学者从事审定工作,到目前,参加审定工作的专家已有两千人以上。这也是以往任何时期无法比拟的。6.将国际上各国术语学派的理论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在实践中为创建有中国特点的术语学作努力。回顾历史,清楚地看出一个道理：国家兴,则科技兴;科技兴,则名词工作兴。全国科技名词委的诞生,正是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我国科技工作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新时期,在这个科学的春天中结出的花蕾,她必将逐步开出繁盛之花,在我国科技发展和民族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结出更丰硕的成果。“三钱都来了”1987年9月全国科技名词委在北京远望楼宾馆召开全体委员会议。会议进行中,参加会议的国家地名委员会的专家周定国先生走过来轻声对我说：“名词委真不简单啊,今天的会,中国的三钱都来了。”本来我们并没有注意,他这么一说,我一看,可不是吗,钱三强、钱学森、钱伟长三位科学家都来参加会议了(当时大家都喜欢把这三位同姓钱的我国著名科学家称为中国的“三钱”)。我国著名的核物理学家钱三强,是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首任主任。此后8年,在他的领导下,聚集了全国各学科一千多位学者,全国科技名词委开展了一系列学科名词审定工作。钱老工作很深入,当得知一条重要的基础名词vector的中文名对于几个学科存在“矢量”与“向量”的分歧时,他亲自主持协调会,把相关的数学、物理、力学等学科名词审定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请来共同讨论。他既尊重科学,又尊重约定俗成的原则,实事求是地做出大家比较满意的协调意见。对某些社会热点问题,他还召开记者会,亲自介绍、说明。全国科技名词委成立初期的名词工作,因受当时中科院研究领域的影响,比较侧重在一些基础学科。1990年前后国家提出“科学技术要服务于经济建设,经济建设要依赖于科学技术”的方针,钱老及时对我们说：“名词工作要与国民经济相结合。”后来,我们在一些工业、交通、能源、农、林、水产和高新技术领域组织名词审定。这一工作受到相关学会、部委的欢迎。1997年“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也更名为“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钱学森先生在汉语名词工作方面作了许多突出的贡献。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对laser一词译名比较混乱,最初有人按外文全称译为“光受激辐射放大”、“受激发射光”、“光量子放大”等,也有音译为“莱塞”等,前后曾有近十种译名,比较混乱。后来钱学森建议订为“激光”,由原来较长的短语,变成二字词,并具有顾名思义的特点,很快被相关各学科和社会接受,实现了名词统一。很长时间以来,人们在谈到科技名词命名的问题时,常常赞誉这个命名简洁、明了,是意译词的成功典范。对于汉语术语的命名,钱学森先生说“要根据汉语习惯定名,要让人一看就有中国味。”在1987年9月全国科技名词委工作会议上他说：“‘laser’这个名词,我曾建议订为‘激光’,被接受了,我很高兴。‘space’这个词有的译为‘空间’,给人感觉是空空洞洞的。我根据毛主席‘巡天遥看一千河’诗句：建议把它订为‘航天’;连同‘航天飞机’,一般被接受了。我考虑在太阳系飞行叫‘航天’,在空气中飞行叫‘航空’,将来在银河星系以及大宇宙中飞行可叫‘航宇’”^[3]。航天、宇航、空间等词的用法一直比较混乱。1982年4月成立的航天研究院,以及后来人大决定成立航天部和航空部时,对名称有争议,最后钱学森的意见被人大接受,作出了决定,成立航天部。“我在这方面的经历,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经验”,钱学森坦然地说：“天文学上的‘black hole’,我建议叫‘陷光星’,现在我看到这里公布的还叫‘黑洞’。”钱学森先生一直很关心我国的科技名词工作,1991年他写信给钱三强,讨论mesoscopic和nanotechnology的命名问题。他说,“前者有译为‘介观’的,我建议mesoscopic汉语称‘细观’,从‘宏’到‘细’,再到‘微’不是更带中国味儿吗？我希望我们要把汉语名词定得妥当些。”直到前几年,在他身体不好的情况下,还亲笔写文给名词委,参加virtual reality译名问题的讨论。与统一语言文字的重要性一样,统一名词术语是国家统一的一部分,是发展科学技术必要的基础条件。如果不能正确地了解科技名词,我们就无法正确了解科学;如果我们不能认真地对待科技名词的命名,科学技术也就很难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中国的科学家们正是抱着一种强烈的为国为民的责任心来做名词工作的。名词工作逸事三位钱老参加名词工作,是巧合,也是必然。它说明中国的专家多么关心科技名词工作,“三钱”只是一种代表。在中国的发展历史上,有千千万万的为汉语科技名词的发展作出无私奉献的专家。名词工作从编订词典开始,在我国已有百余年的历史。1878年,清政府曾选派120名12～15岁的幼童去美国学习了近11年,詹天佑就是这批幼童中的一个。他在工作实践中深刻体会到名词统一的重要性。他说：“窃维工程学术之发达,必待名词之统一。西学东来,历时虽久,工学名称,迄未准定。南北既异其方言,文俗复不同乎称谓。且扶桑三岛,文化蹶兴,所用名称,多系汉字,而其义则不尽与中国合;留东学子沿而用之,本义尽失。于是西文一名,中国则有文义俗义之分,南言北言之异,以及日本名词之别;搀杂错乱,莫衷一是。学者既苦其纷纭,事业亦因之阻滞。天佑夙鉴于此,不揣浅陋,久欲编译工学名词,以便实用。”这是中国千万知识人士的朴实心声,也是汉语术语文化不断发展的原因和动力。詹天佑编的这部《华英工学字汇》于1915年得以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英汉工程学词汇。1918年7月科学名词审查会成立后,算学名词开始审查,直到1938年出版时,著名学者在序言中写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科学,事也。名词,器也。名词当则科学知识易于传播,学术亦随之增进矣。”作为科学知识中最基础的学科,物理学名词工作源远流长,有一些名词在先秦时期就已流行。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就由学部审定科编纂了《物理学语汇》^[4]。近百年来一批批著名的物理学家都是优秀的名词工作者,例如何育杰、吴有训、严济慈、萨本栋、王竹溪、王淦昌、陆学善、杨肇燫、马大猷、钱临照、何祚庥、赵凯华等等,他们学识渊博,非常认真,真可谓“一名之立,旬月踟蹰”。马大猷先生说：“名词工作是我科研活动的一部分。”他们创造了一系列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基础科学汉语名词,并积累了丰富的名词工作经验。1985年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成立之前,他们就一直在有组织地审查名词。物理学前辈钱临照先生在一篇回忆近代物理学名词工作的文章中举例说：“中国物理学会于1932年春成立,设立了三个委员会,名词审查委员会是其中之一。翌年夏在上海淮海中路(当时称霞飞路),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内召开第一次审查会议,到会者有丁燮林、何育杰、严济慈、吴有训、杨肇燫及编译馆人员。我任记录。记得当时议及damping一词,有译减幅、阻迟等说,总觉未妥。翌日继续开会,杨肇燫一到会即云,昨夜忽得一‘尼’字有逐步减阻之意,众咸称善,遂定译为阻尼^[5]。”这个基本的物理概念,中国科学家就是这样,用智慧将源自国外的学术名词与民族文化相结合,创造了一个个简洁、明了、形象、生动的,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汉语术语。我国大多数专用的学术名词都是从国外引进的,但是中医学名词却不一样,是我国特有的。以王永炎院士为主任的中医药名词审定委员会的专家们就肩负着同时规范中文和英文的中医药名词的任务。他们以特别努力、认真的精神,为了使中医药走向国际,为了术语规范化,克服许多困难,团结了国内外各方面专家担起了这付担子,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前后参加工作的专家约有100人。可贵的是正如王永炎所说：“名词工作是一个没有尽头的过程,是千秋万代的事情,必须要培养年轻一代中医药名词工作人才来把这项工作长期做下去。”他们计划专门选派年轻人到国外学习,培养新一代的高水平的中医药学名词英译人才。王永炎说：“出于新老交替,承前启后时期的责任心,以及实现中医药现代化、为全人类健康服务的使命感,正是这种使命感驱使着我要尽最大的努力做好这项工作。”像上述那样认真、努力、无私地做好汉语名词术语工作的科学家还有很多。北京大学地理学专家林超先生是地理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解放前他是中研院地理所所长,是地理学界的老前辈。晚年,因为癌症他做了多次手术,即使这样,他仍然一条条审阅名词草案,主持名词审定活动。有时因行动不便,把审定组的人员,请到他家去讨论。为了尽量掌握最新产生的名词,他还自费从国外购买新出版的相关资料和工具书。有一次召开地理名词审定会,我看到一份寄回来的审查草案,有不少页面的四周密密麻麻、歪歪扭扭地写了许多字。听同事说,草案是广州地理研究所罗开富研究员寄来的,他病了,瘫痪在床,那是他用左手写出的意见。我当时很感动,对这位同事说,要是能把它作为档案存下就好了,让后人看看前辈是多么认真地做名词工作。各种专用名词术语(包括社会科学、文艺、体育等等)浩如烟海,它们是中华文化遗产的一部分。随着社会科学技术和经济活动等的发展的轨迹,名词术语在不断滚动、发展、积累。创造这些名词术语的,许多都是当时的知名学者。下面把一部分所见到的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审定出版的名词(中外对照)和参加审定工作的一部分科学家举例如下：1950年成立的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也汇集了当时各方面的知名学者,例如数学界的江泽涵、吴大任、段学复、姜立夫、华罗庚、苏步青;物理界王淦昌、吴有训、钱三强、严济慈;化学界邢其毅、唐敖庆、杨石先。社会科学界李达、艾思奇、于光远、吴玉章、陈伯达、马寅初、雷洁琼等等。两岸名词的沟通和架桥人两岸同祖同根,同文同语。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骨肉分离。这个历史阶段正处在国际科技迅猛发展的年代。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科技名词(主要是新术语)不一致。当两岸经济、文化、学术交流越来越多以后,许多人反映产品说明书看不懂,听学术报告很吃力,交流中常常发生因术语不同而影响理解的“梗阻”现象。台湾清华大学徐统教授1994年参加一次两岸专业学术会议后说：“会议是在大陆中文、台湾中文和英文混杂使用的情况下进行的。”他对此十分感慨,希望“两岸可以维持”一国两字(指简体字、繁体字)的局面,但不要再有“一国两词”的现象了。很长一个时期,笔者总是很想了解台湾同行是怎样开展名词工作的,他们都做了哪些工作,能交流一下该多好。我曾利用国际书展、出版物、通信、请访台学者顺便帮助联络等机会,寻找沟通的渠道,均未成功。记得有这样一个小故事,上世纪80年代初,在一次北京国际书展上笔者看到台湾某两个出版社出版的一些专业词书,随手翻翻,发现与我们出版的同名词书所收的词条数相同,只是改用繁体字,编者变了。再查看发现和我们的版面相同,名词相同,后来发现有好几种词书都存在这种现象,我们认定这是侵犯版权,并逐步产生要告状的想法。后来找出了一些“证据”,例如我们原书有的错误和问题之处他们的书原样照印,以及版面、命名相同等等。拿着这些自认为证据充分的复印材料去到新闻出版署。当时负责版权工作(国家版权局之前)的沈仁干处长接待了我们,他了解了情况后也认为是有问题。大约隔了半个月他约我们去谈。他说这种名词书,如果台湾人能看到,也用我们一样的名词不也很好吗？他这么说,我们突然像开了窍似的当即感到一点“气”都没有了,反而还挺高兴的(两三年后听说这家出版社向科学出版社作了适当赔偿)。1993年4月29日两岸举行第一次汪辜会谈,当时报上登载了会谈的“共同协议”,其中第四条提到要“探讨海峡两岸科技名词统一”的问题。看到这条消息我很高兴,但又感到奇怪,我想两岸刚开始接触,有那么多重要的事情要商议,怎么会第一次会谈就提出了科技名词统一的问题？不久后,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好奇地就这个问题问了当时海协会副秘书长赵正豫,他回答说：“我们谈判当中自己就遇到名词不统一的麻烦问题,不好处理,后来不得不为此做了两个文本,互相把对方的用词以‘()’作了不同的处理,所以我们都感到名词统一很重要。”后来又听孙亚夫副秘书长说：名词统一工作是汪道涵主任提出来的。他还说要多交换出版物,有利于名词沟通和统一。1996年6月笔者有一次机会赴台参加两岸学术交流活动,踏上了祖国的宝岛——台湾的土地。许多事情至今仍深深的留在记忆中。一次,在台湾大学举行的学术会上,笔者发言中呼吁两岸学者共同携手推动名词一致性工作。发言后立刻有一位青年学者向学尧先生走过来对我说：其实两岸名词工作的事,你们应该与李国鼎科技发展基金会联系,他们应该做这件事。向学尧还主动提出来帮助我去联系,找机会谈谈。6月20日,就在我们一行将要离台返京的前一天下午,台湾李国鼎发展基金会秘书长万其超教授在百忙中抽空从新竹赶来我们的住地。万教授是一位学者兼任管理者,十分热情而朴实,大家一见如故。关于名词工作,我们有许多共识。后来,与台湾“国科会”“教育部”“国立编译馆”等部门的名词工作的协商,和为促进许多学科相互间交流的实事,提供一些必要的条件等等,李国鼎基金会和万教授都给予很大的帮助。参访台湾“国立编译馆”是笔者此行的任务之一。馆长赵丽云女士和多位资深馆员十分热情地接待了我。我参观了他们特意准备的小型词书出版物展览。在座谈中,大家相互介绍了名词工作的情况和经验。笔者发现,两岸分隔前,近代上百年逐步发展的文化、科技、教育等相关名词,例如一些基础学科名词基本上是相同的,得到继承。名词命名的原则和方法也基本一致,大家都维护和发扬了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这些是做好两岸名词工作的共同基础。对此我多次从内心发出“本是同根生”的感慨。当然,在新发展的科技领域许多名词差异较大,个别情况,同一个名词,概念不同甚至相反。这种情况更易带来交流过程中的混乱,例如“特高频通信”(UHF communication)一词,台湾指的频率为30M～300MHz,但我们对此称为“甚高频通信”(VHF communication);我们的“特高频通信”是指频率为300M～3000MHz的通信。又如飞行员作业中的用语准确是性命攸关的事,必须明白无误。据知2005年春节海峡两岸包机,飞行员与指挥塔台的对话,其中互相问候语“你好”是一样的,其他专用术语有的不同。如起飞时台湾叫“带杆速度”,大陆叫“拉前轮”;降落时使用仪表自动设定,台湾称“精确进场”,大陆说“盲降进场”。有的飞行员说“第一次听到这些话简直傻眼了”。所以,为了安全,大家只得用英语对话。近十年来,对两岸的名词工作,全国科技名词委提出了“积极推进,增进了解;择优选用,统一为上;求同存异,逐步一致”,“老词老办法,新词新办法”等工作方针。在数百位两岸科学家的共同努力下,已有20多个学科开展编订两岸名词对照的词书。编订过程中大家认真研讨,平等协商,对不一致的词可以保持差异,也有的学科在比较中对有明显优点的命名,科学家们本着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选择推荐为两岸的统一用词。对于物质元素名称的中文命名,两岸科学家都遵从共同的民族文化传统,遵循共同的命名方法,但由于汉字有同音字的情况,93号元素以后元素名称各自造了不同的汉字,例如94号元素Np分别是镎、錼(台);95号元素Am为镅、鋂(台);99号元素为锿、锾(台)等等。自从两岸开启学者间交流的渠道后,两岸化学家经多次协商,对新元素101—109号元素的中文名称取得一致意见,避免分别造不同汉字的问题,有利于学术交流。例如104号Rf ,105号Db,106号Sg等等。参加工作的科学家们也是促进两岸沟通的架桥人,作出了各自的贡献。例如,台湾清华大学材料系徐统教授给时任中科院院长的周光召院士写信,表示对“建立两岸共同的专用名词工作很感兴趣,愿为此效力”。捍卫中华文化的无名战士这里,把一百多年以来从事汉语名词术语工作的科技工作人员称为“捍卫中华文化的无名战士”,是近两年来观察和细细品味中国名词工作意义后发自内心的感慨。而引起我们思考这个问题的起因是两位著名科学家分别给名词委出的“题”。2003年9月,我们《科技术语研究》杂志社的几位同事作了一次专访,我们访问了著名的大气物理学家叶笃正院士。他是名词委的领导和元老。谈话中叶老作了许多精辟的阐述,例如,“全国科技名词委的成立与其说是名词工作的进步,不如说是科学进步的一部分”,“不要把名词工作仅看成是名词本身统一的事,我们的眼光应看得更远些”,“它不仅会影响到科学的发展,也会影响到民族的凝聚力”,“名词发挥的作用可能比我们想像的要大”^[6]等等。这些讲话使我们思考：名词工作的作用和意义到底是什么？2002年3月在一次全国科技名词委常委会会议上路甬祥主任提出了名词术语工作的文化建设问题,他指出：“科技名词工作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所以在名词委工作中,应该提倡建立自己的文化。”这些指点开启了我们思考的大门。过去我们认识名词工作的重要性,往往只是直觉地从科技、教育交流和传播知识等方面的需要看,就是说术语是交流的工具。现在看来还应该从更深、更广的视野来看,这就是近代一百多年以来,一代代知识界人士创造了无数科技名词,它们记载了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轨迹,也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民族文化宝库,才能使我们今天优秀的民族文化能够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才能使中文成为联合国六种工作语言之一;才能在中国用母语进行现代的科研、教育工作,建造了无数丰富多彩的“大厦”(书籍、论文、教材等);才能在现代科技迅速发展的当代,将民族文化的精华发展、传承下去。由于历史发展的种种原因,近代先进的科学技术往往首先在发达的西方国家出现,中国科学家将它们引进到中国时,由于文化差异,作为知识载体的名词术语的本土化就成为首当其冲的关键问题,所以,我国各个历史时期的科学家都很重视名词术语的本土化。在中国术语的本土化,就是使它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即把外文名词转化成中文。试想,如果没有掌握世界先进科技知识的中国知识分子,或者他们没有做名词术语的本土化工作,我们还能有中国自己的科技书刊、教材、知识读物吗？如果不是他们创造了许多中文软件,中国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应用能达到如此普及的程度吗？显然是不可能的,那样,我们与世界科学技术水平落后的差距必将更大。因为工作的原因,近30年来,我曾与许多从事过名词术语工作的各学科专家有过接触,很久以来就发现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他们有深厚的中国语言文化底蕴;有既专门又广博的科技知识;有优良的外国语言修养(早期,大部分人都是国外留学回来的);还有一点,他们都深深地热爱着中国的文化,他们对社会有强烈的责任心,有无私奉献的精神。长期以来大量优秀的名词术语就是由这样一些综合素养很高的人创造出来的,他们创造了有中国特点的术语文化。只有这样一些综合素养很高的学者,才能在中西方文化碰撞之中,创造出优秀的汉语术语,成为中西方文化碰撞与交融,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的结晶。这一切常常使我们敬佩,使我们感动。这些优秀的名词术语与一个时期曾流行的大哥大、大姐大、依妹儿、镭射、看门狗(一种监测器)等等的浅薄性形成了对比。当然,对后一类现象,我们是否应当看成是流行性文化的影响,是民间俗语,并且往往是短期流行的。我们相信,以优秀的名词术语为代表的术语文化必然对我国的科技教育和经济的发展,乃至社会的文化和文明的健康发展,都有着重要的作用。1898年,著名学者严复曾对翻译工作提出了“信、达、雅”的原则。社会上不少人把名词术语的定名也认为只是把国外的名词翻译成中文,但即使是这样,那也是一种特殊的翻译工作,对名词的翻译仅仅要求信、达、雅是不够的,笔者一直认为科技名词委的审定工作是根据科学概念的命名工作,还应该加上“简、明”的原则。对浓缩了科技概念的名词来说,“简”可比作“生命力”。实践证明,长和复杂的名词往往会因人们不爱用而被自然淘汰。为了做好“信、达、雅、简、明”,科学家们做了很多努力。物理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赵凯华教授曾介绍了物理学名词的经验^[7],他说：“有些名词的译名曾经过长时间反复推敲,最后才择善而从,出现许多有‘中国味’的名词。”例如：charm quark曾被译成“魅夸克”。charm有“魔力”的含义,也有“娇媚迷人”的意思,又可作“美好”解。“魅”字只有前两者,但无“美好”之意,这将会引起不正确的联想。最后是由王竹溪先生建议,订名为“粲夸克”,取《诗经·唐风·绸缪》“今夕何夕,见此粲者”句中“粲”字“美物”之意。不但语义确切,同时照顾到发音与charm近似。又如“diffraction”一词原先有人译为“绕射”,但物理学名词订为“衍射”。“绕射”只描述波遇障碍物时发生转弯的现象,而“衍”字则可反映出惠更斯次波派生繁衍之状,更准确地表达了物理过程的本质,显然比“绕”字好得多。又如bremsstrahlung这个词,物理学名词订为“轫致辐射”。“轫”字在汉语中原指阻碍车轮转动的木头,可引伸为“阻止”、“刹车”之意,用它来表达这种由于高速带电粒子突然减速而发出辐射的机理,既简短又准确。赵凯华先生还认为,在西方创造科学术语时,为了强调某个词具有不寻常的专门含义,常常不惜借用古希腊文或拉丁文中的词根或前缀,而庞大的汉字宝库是我们祖先留下的一份珍贵文化遗产,在表达有独特含义的科学概念时,适当采用一些不常用的字会收到古汉语言简意赅的特殊效果。化学名词工作,在我国有一百多年历史。在引进外国名词实现本土化工作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自然界及人类创造的化学物质有几百万种,面对这么庞大又复杂的众多物质的命名,化学家们充分发挥了聪明才智,在引进国际命名原则时,创造了我国特有的汉字命名原则,1934年就公布了第一个《化学命名原则》。他们遵从汉字的特点和规律,与国际相应的名称相结合,创造出一系列元素名、化学术语、化学介词,实现科学的系统命名的方法。纲举目张,基本元素和几百万化合物命名的难题迎刃而解,并且使这种名称能表达出化合物的分子组成结构,这是很了不起的事。熵(entropy)是热工学中的单字词,一个字就承载着比较复杂的科学内涵,受到大家欢迎,现已延伸引用到其他学科,甚至社会科学中。这个字就是由我国著名的机械学家刘仙洲先生创造的。记得在上世纪70年代初,还是经清华大学工军宣队批准,并“陪同”的情况下(“文革”前刘仙洲是清华大学副校长),我和同事为编订《机械工程名词》的事前往他家中访问。那时他的身体已不太好了。谈话中他告诉我们熵字是由他经过很长时间琢磨才写出来的,因为对这个概念找不到更恰当又简短的词来表达。他对已为大家使用而感到高兴^[8]。其他如泵、化油器等也是他提出来的。刘仙洲1934年就编订出版了《英汉机械工程名词》,后经1936年,1941年,1945年,1958年,1987年,2002年多次增订、再版。目前在刘先生编订的基础上多次增补后出版的《机械工程名词》已包含词汇24万条,这些名词几十年来为工程名词的统一起了重要作用。中国学者在创造汉语名词术语时,保持和发扬了汉语文化的好传统,例如,汉字是表意文字,名词的命名原则之一就是“以表意为主”,产生了一批好认、好记、简洁、明了的好名词。有的学者发现,同一本内容的著作,外文本与中文本的厚度大约是10：7左右,这恐怕要归功于汉字表意性和名词简洁性,也要归功于创造名词术语的学者。在统一名词的工作中,科学家们常有服从大局的胸怀。“苷”和“甙”(glycoside)是长期分歧的同义词,化学、生物化学、植物化学、医药学等许多学科都形成各自的习惯用法,统一起来比较困难。在一次专门的协调会上,各学科专家经认真分析,取得了比较一致的意见,推荐用苷。记得讨论中北大化学系张滂院士说,甙是1952年我提出的,现在我愿意放弃。这话多么朴实、简单,可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力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朱照宣先生曾说应多考虑“为了三十年以后”,审定中常有为后代负责而“割爱”的情况。曾有一个时期有些学者质疑汉字,认为不好学、不好记、不好写,甚至认为计算机是汉语汉字的掘墓者,要让汉字走拉丁化的道路,汉字出现了存亡的争议。仅三四十年的发展,科学家们解决了各种困难,汉字不但可以用计算机键盘录入,又有手写、扫描、语音等许多高效、先进的输入和处理方法,进而研究计算机翻译技术,不但保住了汉字,而且发扬了汉字文化。随着中国的发展强大,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学习汉语。文化传播能力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汉语名词术语大大增强了这种软实力,增强了文化传播的能力。有学者统计说汉语新产生的词汇中有70%是各学科领域的专用名词术语。汉语名词术语已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与现代文明发展相联系的纽带。对于外来名词汉化的工作,学者们也是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有以中文表意为主,也有中西融合,例如除了以意译为主之外,还有音义结合、音译、中西混合式,也有少量直接使用字母词等多种形式,以求达到名词术语的最优化,创造了一些为大家欢迎的好名词,体现了民族文化的包容性的一面。汉语是前人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名词术语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随着时代的前进,一代一代学者用自己的智慧,在保持民族文化特点的同时,加入了现代化的因素,将西方的现代文明成功地移植于中华文化的土壤之中,生根、开花、结果。科学家们不断往中华大词库中注入新名词,为中华文化注入新的血液,提高了我国的文化国力。我们今天使用的千千万万的名词术语,没有记载首创者的名字,他们都是捍卫和创造中华文化的无名战士。创造优秀汉语名词术语的学者(早期他们大部分是国外留学回国的学者)就是融会贯通中外文化,为祖国服务的典范。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国家需要有更多的学者继承前辈的好传统,担负起不断创建汉语新术语的担子,使世界的先进科学技术为中国现代化服务。     

对现行术语定名原则之我见

编者按：我国现行术语命名原则以意译为主,但也有人主张以音译为主。本刊本着百家争鸣的精神,现刊登下面的文章,供探讨。随着新兴学科、边缘学科、交叉学科的不断产生,和对外技术合作与交流的迅猛发展,出现了大量的新词汇、新概念。对这些科技新术语进行定名是各行各业的专家和翻译工作者经常面临的问题。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在科技术语定名上存在的不统一现象妨碍了科技交流和科技成果的推广。随着国内外科技交流不断开展,以及计算机在科技图书文献的编撰、检索和科技信息交流中的普遍应用,对科技术语的统一提出了更迫切的要求。一些专家曾对造成术语不统一的原因进行过分析。有人认为是由于“习惯势力”、“20世纪30年代错误称呼的沿袭”、“外来语的移植”、“翻译新手命名的后果”^[1];也有人认为是由于“不是由统一机构定名,而是由翻译家或科学家自己译出或定名”^[2]而致。事实上,即使由统一机构定名,也仍会出现类似“看到《新闻出版报》和《参考消息》于7月22日和8月3日先后公布了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制订的17个有关网络方面的新词,发现不少谬误和存疑之外……”^[3]的争议。笔者认为科技术语名称不统一的根本原因就是没有一个统一的,切实可行的定名原则。现对其剖析如下,并对现存的术语定名原则提两点拙见,希望能得到有关研究人员的赐教。1.应由从事术语定名的权威机构制定统一的定名原则在我国,有很多研究人员制定过术语定名原则,其中有“单义性”、“科学性”、“系统性”、“简明通俗性”、“习惯性(约定俗成)”、“中文特性”、“国际性”^[2];有“概念准确”、“一词一译的单义性原则”,“简明易懂、见词明义的简洁性原则”,“符合汉语科技语言及其术语的规范和国家、国际有关标准的规范化原则”^[4];也有“准确性”、“语言的正确性”、“简明性”、“稳定性”、“能产性”^[5];还有“科学性与实用性相结合”^[6]等。由上述定名原则可知：现存的种种原则不尽相同。因此,在实际翻译中人们很难对其统筹兼顾。另外,各项要求也难以一一满足,因为“科学性”和“约定俗成性”,“准确性”和“简明性”,“国际性”和“见词明义”及“中文特性”等常常会出现矛盾。并且,不同专家所提原则中即使包含相同的义项,也会有不同的理解。比如,“科学性”和“约定俗成性”的主从问题。综上所述,现存的定名原则只是参考性的,在实际翻译中往往要由译者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正是由于定名原则不统一,不系统,才造成了不同人从不同角度进行定名,这正是造成我国译名混乱的主要根源。因此,遵守统一的定名原则是保证术语统一的必要条件,而术语定名的原则应该由从事术语定名的权威机构制定,并对出现的各种情况进行分析、列举,规定其主从原则,只有这样,才能将译名不统一的现象控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否则,由各方研究人员动辄提出原则,人们无从下手,莫衷一是,使术语定名混乱不堪。2.应该改“意译为主”为“音译为主”科技术语的定名方法主要有意译、音译、音意兼译、象译、形译等,其中意译法在我国一直占主流。采用意译为主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汉语用的是表意文字,因而在有的术语定名原则中常常有“中文特性”“见词明义”等要求。但笔者认为,这些要求对于术语定名未必合适。首先,它们与术语的国际性不相容,更重要的是不利于术语的统一。因此,汉语在对外来术语的借用、移植问题上,从长远来看,意译为主的做法有待于探讨。笔者认为,在科技术语定名上应该以“音译为主”,原因如下：2.1 术语的国际化是术语定名的潜在趋势由于国际上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各个领域的相互交流与合作,各国引用的外来词语也越来越多,形成了大量国际化词(主要是科技术语)。国际化词语的使用也会为国际间交流与合作提供方便。由于各国术语体系发展情况不同,科技术语国际化进程也不一样。“英语的词汇具有‘世界性词汇’的特点。这主要表现在它广泛地面向世界上的其他语言,直接借用了大量词汇,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单词是由拉丁语单词派生或从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德语等借用的。借用的方法主要是音译。这种兼收并蓄、基本上照搬的方法,使英语丰富多彩并具有很强的表现力,成为当今首屈一指的国际语言”^[7]。很多国家为了保持民族独特性,强调要尽量避免使用国际化词及其构词词素,甚至在不得不借入外来语后,还要用本族语加以替换,这不利于术语的统一。列宁曾在《论俄语的纯洁》这篇短文中写道：“我们在糟蹋俄语。我们在滥用外来词……”;19世纪俄国批判家В.Г.别林斯基也曾说过：“当有与外来词意义相同的俄语词时,使用外来词就意味着侮辱常理,侮辱正确的风格”^[8]。尽管如此,俄语中的引入词从斯拉夫语到非斯拉夫语已有悠久的历史,并且“在现代化俄语的词典构成中,国际化词汇占相当大的百分比”^[9],“在术语学的发展中,在创造新术语的过程中,特别是当前,有一种相当强的构词趋势——以外来的(常常是古希腊或拉丁)词根或词干为基础”^[10]。“在19和20世纪,很多国际化词由西欧语言(法、英、德、意)进入俄语”^[11]。可见,从其他语言中借用词是合乎规律的历史过程,国际化术语的广泛使用是世界科技交流日益频繁的必然结果。随着世界各国的频繁交往,科技术语的国际化日趋明显,尤其是在英、德、法、意、俄等国家。也许有人要说这些语言同属印欧语系,易于相互引用。但并非印欧语系的日语,在吸收外来词方面也越来越多地使用音译。请看：197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日本外来语新词典》收外来语40000条,其中源于英、德、俄等21个语种,涉及政治、经济、科技等51个领域;198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编日语外来语词典》,共吸收外来语62000条;1997年出版的《日本外来语大词典》收录了包括政治、经济、法律、教育、军事、美术、科技(包括23个专业)等领域的词目共十万余条。可见,外来词的引用并非只限于同一语系,术语的国际化是术语定名的发展趋势。“从日本语言发展的历史与世界经济发展状况来看,日本语言的发展一直追踪着世界上科技与经济最发达的国家。日本的科学技术水平达到今天的高度,在某种意义上说与通过外来语获得某些新的科学概念和提高科学知识水平不无关系,外来语在丰富日本语言的功效上功不可没”^[12]。而在我国术语翻译一直以意译为主,容易出现一个术语有多种译名,为国际交流与合作带来很大不便,不利于科技发展。因此,我国在吸收外来词上是值得向日本认真借鉴的。2.2 意译不利于术语的统一国际和国内频繁的科技交流与合作对科技术语的统一提出了严肃而实际的要求,它反应了在专业文献中,以及在各行各业的口头交际中让术语发挥最佳作用的必要性。但是,意译不利于术语的统一。首先,不同人对相同术语可能有不同理解,即使理解相同,也可能由于汉语的表达手段不同,而对同一术语采用不同的名称。这种矛盾的解决可以借助于音译。如“Internet除音译名外,所有意译名无非在‘国际’、‘全球’、‘电脑’、‘计算机’、‘资讯’、‘交互’、‘互联’、‘网络’……这些词语的范围内加以选取和组配,多则9个汉字,少则3个汉字,但无论如何选配均有不足之处”。“Internet的中译名多达十余种,在科技、文教、翻译、出版等各界造成混乱,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经过长期的审议于1997年7月发布了推荐名‘因特网’”^[13]。其次,尽管在翻译界一再强调意译,仍有许多术语,尤其是新材料、新发明等名称不得不采用音译。但是由于重意译,轻音译的倾向,一些原来音译的词逐渐改为意译(如：莱塞→激光,马达→电动机,透平→涡轮机,康拜因→联合收割机等),使得原本一个名称的术语变为两个或多个名称。第三,对一些国际化术语难以进行意译。如：1986年中国展望出版社出版的《国际共通语词典(英、德、法、俄)》中所附的汉语注释是“从各种词典搜集来的意译,因为大多尚有争议,所以,并不全注,尚有百分之一词组搜集不到注释”。仅此也足以证明,不如直接引用音译的外来语好。可见,意译会使术语定名混乱,不利于术语统一。2.3 音译的可行性及现实性重意译者之所以“尽量做到意译而不是音译”,为的是“要体现汉语表意文字特点”,做到“望文生义”。此时,一些人总是要列举Laser由“激射光辐射放大”、“光受激辐射放大”、“光量子放大”等一些术语最终定名为“激光”作为例证,笔者认为这种理解欠妥。因为Laser的全称是“light amplification by stimulated emission of radiation”(受激辐射式光频放大),对“激光”的“望文生义”程度远不及“激射光辐射放大”等术语的定名。“望文生义”严格地讲是因时因人而异的。在电话刚刚出现时,即便我们采用意译法引入了“电话”,又有多少人能由这两个字“望文生义”了解它的内涵呢？而对于音译法引入的“麦克风”又有谁能不明其意呢？TTL(Transistor-transistor Logic)的意译名“晶体管-晶体管逻辑(电路)”对于外行来说未必能够“见词明义”,而对于无线电专家,只要提到TTL就会形成对它的大体概念。可见,不论是哪种译法都是可以做到“望文生义”的。术语定名原则中的“国际性”要求以及英语在我国的普及,为音译术语提供了基础。目前,在我国广泛直接引用计算机等高科技的缩略语,如：FORTRAN(Formula Translation),BASIC(Beginner's All Symbolic Instruction Code),CPU(Central Processing Unit),CAD(Computer-Aided Design),LORAN(Long Range Navigation),TTL(Transister-transistor logic)等。既然人们能够广为使用上述形译术语,那么音译术语就更不成问题了,在我国,外语早已成为一门工具学科,音译术语对于当代科学工作者来说是不难接受的。音译术语也不会妨碍发扬汉语特点,因为我们是按照汉语规范进行组词、造句的。虽然目前在翻译界意译术语仍然占优势,但音译趋势日益增强,从音译人名、地名、化学元素、计量单位发展到音译新材料、新工艺等。尽管音译在术语定名中与意译相比有相当的优点,且翻译界人士也在“力争”借助于音译对术语定名,但一些人还没有正视这一事实。比如有人把AIDS定名为“艾滋病”解释为“简明通俗性;有人把gaplek定名为“盖普乐”解释为“科学实用”,还有人把Radar定名为“雷达”解释为“意译的优点”……。结论要改善科技术语定名不统一的状况,必须由权威机构制定统一的定名原则,大家一起来遵守,才能最大程度地限制译名的不统一现象。从术语的两个基本功能——命名功能和交际功能来看,音译是术语定名的潜在趋势,单纯地只是为了“中文特性”而在术语定名时体现“见词明义”,只能约束自己,不利于术语的统一。在术语定名上,我们应该对“意译为主”的“传统”作充分地分析,立足于改革,促进我国的国际交流和科技发展。     

一位院士的名词情结——访北大药学院王夔教授

久闻王夔院士对名词工作极为热心,每次提及,全国科技名词委事务中心的老同志总是赞不绝口：“20多年来,王院士一直非常认真投入地做化学名词,让人敬佩。”是什么让一位院士如此热心名词工作呢？带着疑问和崇敬的心情,笔者采访了王夔教授。那时候工作全是自觉的王夔院士神定气闲、沉稳平和,是位敦厚、慈祥的长者。当谈及如何涉足名词工作时,王院士沉吟片刻,说道：“当时我们觉得名词工作很重要,是化学界甚至科学界共同的基础性问题,加上和全国科技名词委王宝瑄同志联系比较多,我们常常在一起讨论定名问题,就进到这个领域中来了。当时的环境和现在的不太一样,那时候工作全是自觉的,也没有现在的发表研究论文的压力,所以我们还挺投入的。那时我们都没有计算机,通过手写,制作卡片,收集整理名词比较困难。不过那时名词比较少,现在的名词爆炸性地增加,今天做起来难度就大多了。这是一。第二,那时我们对以前审定的个别名词有些看法,需要研究。而且每一个关于名词的不同意见背后都是科学问题,很有讨论的必要,所以我们也愿意把精力花在这个上面,把这个问题力求解决得圆满一些。再有一个督促我们做的,是两岸名词对照交流的问题,当时两岸已经有过一些接触,比如一起参加过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逐步了解到大家对学术交流的问题最关心,而其中名词是障碍,你这么叫,他那么叫,难以交流,我们也看了台湾的化学名词本子,看了后也深有感触,因为它还是国立编译馆编订的名词,国立编译馆是1932年在大陆成立的。他们的化学名词,确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但也有不合适的地方。于是我们力求把台湾的老师找来,进行对照和交流,后来就有了两岸统一元素命名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更加重要了,责任也就更大了。就这样,我们一点一点地开展起名词规范工作。”王院士接着说：“在无机化学名词讨论中,张青莲先生、梁树权先生、戴安邦先生、申泮文先生这几位老前辈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老先生们积极参与,而且特别负责,有时为一个名词争论好几年。很多名词就是这么争论出来的。他们非常认真,互相较劲儿,往往在一封信中,就给你引经据典,查了很多资料。有时他们会打电话来问这个名词最后怎么定的,那我们就必须交代清楚。不过有时意见始终不能一致,我们就要走‘中间路线’,设法找一个两头都能接受但是又符合科学内涵的名词。”科技交流要畅通,名词规范是关键“名词规范工作很重要啊。”王夔院士感叹道。“新的现象新的概念出来了,它自然而然的就有新的名词了,如果一提到某个名词,大家都能明白,那就能很好交流了。所以,科技交流要畅通,名词规范是关键。”“所有的学科都以名词为基础,一个学科的名词规范了,这个学科的发展就会得到促进。在科学的课堂里,你总是要给科技名词以科学的定义,按照名词是什么,定义是什么,通过不同的人不同的讲法,慢慢引导出事实或者现象,比如说,这个名词叫氧化还原,那么,什么是氧化还原,定义是什么,这是必须说清楚的,没有这样确切的名词和定义,就会使学生概念不清,糊里糊涂。”“我想,名词混乱情况至少有这两种。一是,如果这个名词是中国人自己提出来的,我们可以宣布这个词叫什么,然后大家都跟着它走,但是至少在化学学科里,多数是外国人先命名的,要把它变成中文名词,就得翻译,而翻译时大家比较随意,你取这个词,他用那个词,结果造成不统一了。还有另一种情况,我的研究领域需要跟生物学结合,我了解生物学名词有这样一个特点,同一个事物,不同的人,不同的时期,可能叫不同的名字。我猜想,可能是不同时代的人,用不同的对象做出来的,比如,你是在1949年用一个什么方法测出来一个什么东西,叫什么什么酶了,我在另外一个材料里发现一个酶,我又管它叫什么什么酶了,最后放在一块,哦,原来大家指的是同一个东西！可是这些名字都已经存在了,而且不同的学派、不同的人,已经在用不同的名字。内行人也许知道,对外行来说就乱套了——这到底谁是谁,怎么回事？不清楚。所以外行人进到一个学科里,常常会遇到名词混乱的问题,我们化学这种的情况少,生物学里头特别多。”名词不光是给内行准备的谈到对当前名词工作有何建议和想法时,王院士说：“名词是给内行准备的,同时是不是还考虑到外行了？这个外行当然不全是说老百姓,你在这个学科是专家,在别的学科可能就是外行。比如,现在大家都用统计学,统计学里的有些名词我就搞不清楚,但是我要用它,因为所有试验结果的分析都要统计。就要用统计学理论和知识。全国科技名词委是不是应该在这方面要关注一下。”审定名词要结合中文语言环境“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王院士深有感触地说,“如果我们审定出的名词不符合汉语语言习惯,就很难流通开来。有好多的名词很难说就是你这几个专家用,别人不用。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法定SI单位的文字叙述问题。比如说物质的量,因此按规定不能叫‘摩尔浓度’,而应该叫‘物质的量浓度’,我要是说氢氧化钠的浓度,就必须说‘氢氧化钠的物质的量浓度’。如果译成英文,岂不成了笑话？我们经常举这种例子来说明制定名词不能不顾语言习惯。还有词组,其实把词组搞好,也很重要。现在常常说的‘后什么什么的’,如后现代主义,英文把‘后’搁在前头,那么到底是‘基因组后时代’,还是‘后基因组时代’？再如化学生物学,英文有叫chemical biology的,还有叫chemobiology的,那么我们所说的化学生物学定义究竟是什么呢？”我总是在和名词打交道“有机试剂、金属离子水解沉淀的掩蔽、细胞生物无机化学,这三个名词是否就能勾勒出您的科研创新工作轨迹？”笔者问道。“应该说第二个名词不必要,”王院士笑了笑,“在(20世纪)70年代前,我研究的是配位化学在分析化学和生命科学里的应用,所以开始所做的有机试剂和分析掩蔽研究都是配位化学在分析化学中的应用。那时候学苏联,苏联在这方面发展很快,我们是按照人家精神做的,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要说创新,顶多新化合物掩蔽有一点点创新,思想上有点新,别人很少做,但是掩蔽这个词是旧的,所以你还不能说你本身是创新的。后来我们搞生物无机化学,是配位化学在生命科学里的应用。”“生物无机化学在国外发展成为一门新兴学科,是在‘文革’期间。那时我们一点都不知道,等到‘文革’以后,70年代末,我们重新回实验室,发现‘冒’出来一个新的学科。而那时有机试剂研究比较衰微,因为有机试剂是依附于分光光度法、比色法,而这些方法后来被新的方法,如原子吸收等代替了。所以我们就挑选了细胞生物无机化学这个方向。在细胞生物无机化学方面,是有一定的创新,因为从国外到国内,在几年以前,大多数生物无机化学都不是拿细胞作为研究对象的。拿细胞做实验有困难,而且研究的人如果是化学家,对他们来说,培养细胞,处理细胞,在细胞层次上测定,又难做,又复杂,结果也不像化学实验那么确切,所以多是生物无机化学研究仍然按生物配位化学模式去做。我们因为在医学院,有特殊条件,而且医生们和其他的老师们也希望我们在化学上跟他们‘靠拢’,我们得到他们的帮助,也得到他们启发,所以,我们搞的细胞层次的生物化学是有创新,无论从概念上和实验方法上,都是比较先进的。”“我们搞细胞生物无机化学,是研究金属离子与细胞相互作用中的化学事件与生物效应的关系,探索生物无机化学反应间的规律。就是说,生物体里头有许多的无机物,像钙离子、磷酸根等等,它们在生物体里起着一定的生物功能,叫必需的离子;那么外来的,不是必需的,比如说汞、铅这些东西,它们就会对细胞造成影响,这个影响有时可能看着是正面的,有时是负面的,我们就总结这些规律。它们之所以表现在正的、负的影响上,主要是和必需的金属离子有相似和相异的差别,这其中我们觉得有一个所谓的相似性和相异性的问题,通过这种分析,可否总结出一套东西来,用以反映出这些必需的跟不必需的之间、相同地方和不相同地方之间,怎么就能表现出有毒或有益了？或者说在低浓度下有益,在高浓度下有毒？这就提到了统计学名词——聚类分析。你看,我总是在和名词打交道。”采访后的启示从谈话中,笔者体会到了一位院士的名词情结。偶尔翻开《院士思维》一书,看到王夔院士写下的一段话：“在热点和冷点之间、主流与非主流之间,我宁愿选择后者;我知道这是众人所不为的,等于在广漠中踽踽独行。同行少,可借鉴的经验少,论文被引用少,被理解的少,或许终生无人喝彩。但是,相当多的创新工作,都是在甘于寂寞的心态下进行的。”笔者彻底恍然：虽然王夔院士指的是从事细胞生物无机化学研究的创新工作,其实名词规范工作何尝不也是这样？冷点、独行、无人喝彩……这些也是与名词工作结缘的,看来这种情结是天然的。正是这种割不断的情结,才促使着许许多多像王夔这样的科学家们,几十年如一日地热心参与名词工作。     

ontology含义及中文翻译探讨

编者按 随着信息科学技术的发展,ontology成为科技研究热点,然而其中文译名很不一致,有“本体论”、“本体”、“本体科学”、“知识本体”、“概念集”、“本体模型”等,在技术文献中直接使用ontology的情况则更为常见。在全国科技名词委公布的《计算机科学技术名词》(第二版,2002年)中,将人工智能领域的ontology定名为“本体论”。为更深入理解该词的科技内涵、源流,以求明白何种汉语称谓对于该词更加科学、贴切,本刊组织了专家从技术领域、哲学领域、语言学领域等方面对ontology作进一步探究。当前,对ontology的研究正日益兴旺。国内对这一研究的关注和介绍也日益增多。但在论及ontology的中文文章中,对该英文词的中文翻译及使用存在着很大的混乱。不少文章只是直接使用ontology,而不作翻译。其他文章虽然用了中文译名,但翻译方法也很多,如“本体论”、“本体”、“知识本体”、“概念集”、“本体模型”等,十分不一致。因此,对ontology一词的含义,特别是这一词在当前技术文献中的使用和含义进行探究,以确定该词准确的中文翻译,笔者认为很有必要。尤其是考虑到当前国内外对ontology的研究,有可能对计算机科学、软件技术,特别是智能信息处理技术,蕴含着巨大的潜在影响。ontology一词在英文中使用已久,但其含义一直是单一、清楚的,是指西方哲学中的一个分支,一般翻译成中文“本体论”。在收集了这个词的众多英汉词典中,包括权威的英汉词典,给出的译名都是“本体论”和“实体论”。但在中文的哲学书刊中,一般还是使用“本体论”。英文ontology是由源自古希腊文的两个语素组成的,一个是“on”或“ontos”,意思是“存在”,英文是“being”;另一个是“logos”,意思是“科学”,所以ontology的意思就是“研究存在的科学”,英文就是“the science of being”。不过,需要注意的是,being这个词虽然可以翻成中文的“存在”,但其真正的含义不是指世界上那一件件具体存在的事物,而是指世界一切事物的本质或本原,译成中文就是“本体”。所以本体论可以说就是“研究本体的科学”,而本体就是世界上一切事物的本质或本原。当然,对本体的解释各种哲学派别是大不一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一般不使用‘本体论’这一术语,但有时也把它当做关于存在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学说的同义词来加以使用”^[1]。对ontology在哲学上的使用与含义做一简单的介绍,有助于下面我们对当前技术领域所使用的ontology含义的理解。虽然ontology在当前技术领域的使用和含义与哲学上的含义有区别,但也存在着联系。当前在技术领域对ontology的研究开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1991年,R.Neches(尼彻斯)等在完成美国DARPA(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的一个有关知识共享的项目中,对智能系统的构建方法提出了革命性的新思想。他们认为：构建基于知识的系统时总是要一步步从头建立一个个新的知识库。因此,有必要通过建立一些可重用的组件(reusable components),让人们在建立知识库时只是将这些可重用组件装配起来就行了。经过研究,确定出必须有两类组件,即ontologies和PSMs(问题求解方法,Problem Solving Methods)^[2]。ontologies涉及某一个领域或多个领域所共有的静态知识或知识结构,而PSMs涉及在相应的领域进行推理的动态知识。这里的ontologies可以说是人工智能中的知识库的核心,是同一领域多个知识库的通用部分。有人说,知识库 = ontology + axioms (公里系统)。因此,这样的ontology或ontologies是一种人工制品,是可数的,英文中是可以有单复数的。笔者认为,当前在技术领域这样使用的ontology或ontologies可以只翻译成中文的“本体”二字。下面,来分析一下这样翻译的理由。首先,从专家们对技术上的ontologies的定义来理解。在技术领域,有关ontologies的定义迄今已有多种,但大家公认的比较标准的是1993年由T.R.Gruber(格鲁勃)给出的,即“An ontology is an explicit specification of a conceptualization”,译成中文是：一个本体就是某一概念体系的一种明确的规范表示^[3]。1997年,W.N.Borst对Gruber的定义略加修改,变为“Ontologies are defined as a formal specification of a shared conceptualization”,译成中文是：本体可定义为某一群体所共有的概念体系的一种形式化的表示。其中“某一群体”四个字是原文中没有,外加上的^[4]。1998年,R.Studer等人又对这两个定义作了进一步的阐释。依据他们的解释,上述两定义中有两个关键的词语需进一步说明,即“概念体系”(conceptualization)和“规范表示”(specification)。“概念体系”是指人们对世界上某一领域的事物或现象的本质经过认识活动所形成的一套系统的概念以及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因此是属于心理范畴的东西。“规范表示”就是表达或描述,而且是严谨一致直至标准化的描述。这就是说,技术上所构建的ontologies是一套用符号或语言表现出来的东西,这些符号或语言描述或表示的是某一种概念体系。另外,定义中的“明确的”(explicit)是说对概念体系中的概念及对这些概念的约束都要作出明确的定义;“形式化的”(formal)是说描述的明确程度要达到计算机可读的水平;“共有的”(shared)是说所描述的概念体系不属于某一个个人,而是某一群体共同拥有的一致化的概念体系^[5]。从上述的定义和说明,可以看到,由客观世界某一领域的事物或现象的本质(即本体)到人们对这些事物或现象的本质通过认识活动所形成的认识结果(即概念体系),再从概念体系到人们用特定的符号系统或语言将某一概念体系作出明确的或形式化的表示或表达,总共涉及了三个层面的东西。这三个层面的东西彼此相互联系、相互一致,这应该是无疑问的。这三个层面之间的关系,涉及了哲学等学科的知识,这里不多作解释。本文只是从技术上考虑它们之间的关系,并探讨这三个层面的东西是否都可以称为“本体”。笔者认为是可以的,因为这三者之间具有联系,应该具有一致性或统一性,可以统称为“本体”。有人将技术领域用人工方法构建的本体称为“知识本体”,其实,一定要在“本体”前加个修饰词以区别哲学上所研究的本体,不如称技术领域的本体为“符号本体”、“本体模型”或“人工本体”。因为技术上的本体都必须用一个符号系统表达出来,所以可称为“符号本体”;其所表达的是人类头脑中的概念体系或概念上的本体,从而间接表达了客观事物的本质或本体,所以可称为“本体模型”;又因为技术上的本体必定是用人工的方法构建出来的,所以也可以称为“人工本体”。不过,笔者建议只简单称其为“本体”。将技术领域的ontology或ontologies译成“本体”,除了上边所说的三个层面的本体应具有一致性或统一性这样一个理由,还有下边三方面的原因：其一是哲学和技术两个领域对本体的研究虽然有所区别,但毕竟在各自的范围内进行,一般不会混淆,更何况两个领域所研究的对象还有相通性。其二是在英文文献中尚未在ontology之前加上任何修饰性的词语。其三,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理由,这就是由ontology及其派生词ontological所组成的复合术语已经很多,为了保持一致,还是译成“本体”为宜,例如：ontology sharing 本体共享,ontology fusion 本体融合,ontology translation 本体翻译,ontology library 本体资源中心(本体图书馆),ontology based machine translation 基于本体的机器翻译,ontologydriven information system 本体驱动的信息系统,ontology aware IS 本体敏感的信息系统,ontological engineering 本体工程,ontological commitment 本体付托(本体承诺),ontological adequacy 本体适度性,等等。上述这些复合术语中,如果在“本体”二字前加上修饰词,那么就全部要加上。不过,为了术语表达的简洁和一致,还是不加为好。关于ontology的中文翻译,还有一个问题应当提出来商榷,这就是在哲学本体论中有一个从数理逻辑角度研究本体问题的分支,英文是formal ontology,这一分支对当前技术上的本体研究仍然在起着一个理论基础的作用。formal ontology似乎译成“形式本体学”为好,而不是译成“形式本体论”,究竟如何,总的来说好像应当与哲学上的ontology究竟译成“本体论”还是“本体学”一致起来才好。这个问题最好有哲学界的专家来定夺。对ontology的中文翻译问题,笔者在这里只是作了一个初步的探讨。希望对此展开讨论,特别是希望能有哲学界和语文学界的专家学者参与。例如对“本”和“体”这两个字以及“本体”这个词作一些语源学上的探讨应该很有益处。     

物理学名词审定工作*

全国名词委员会成立以来经过10多年艰苦漫长的工作,终于获得丰硕的成果,完成了30多个基础学科的基本词审定工作并公布出版。我们物理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在1988年由于各学科审定的需要,首先公布了物理学基础名词,1996年再次完成了物理学领域各专业名词的审定工作,于1997年出版。回顾这12年的审定过程,深感科技名词审定工作的艰巨。漫长辛苦的工作结出丰硕的果实,这些公布的科技名词已经成为全国教育、新闻和出版界使用的规范词;同时,也受到全世界海外华侨和华人的欢迎,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件既使当代受益,又影响深远的大事。物理学名词的汉语规范化有着悠久的历史。我们的前辈在现代科学技术传入中国伊始就注意创建汉语的科技词汇,奠定了物理学汉语名词的基础。早在1908年,清朝的学部审查编定了《物理学语汇》,收集物理学名词约1000条,英、汉、日文并列。1920年由当时的物理学名词审查会审查、增补,编定成《物理学名词第一次审查本》,英、德、法、日、汉五种文字并列。1932年中国物理学会成立以后就设立物理学名词审查委员会,从此有了审定物理学名词的专设组织。同年出版由萨本栋先生编纂并广泛征求物理学工作者意见的《物理学名词汇》约4000条英、汉并列术语。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学术名词统一工作高度重视,成立了专门的统一工作委员会。经王竹溪、王淦昌、陆学善等几十位著名物理学家审查编定,于1956年出版了《物理学名词》,英、汉词条并列约9700条。由于前辈科学家的努力,形成了一整套汉字科技术语,符合我国国情,继承了我国文化千年的优良传统。应用这套科技术语,使我国成为当今能用母语讲授现代科学技术的第三世界国家,这是我们民族的骄傲,是中国人民对世界文化宝库的卓越贡献。1985年物理学名词委员会成立,赵凯华教授任委员会主任,李国栋、徐锡申两位研究员任委员会副主任。聘请钱临照、马大猷、王大珩、李荫远等物理学家为顾问。在全国名词委的统一部署下,开始了全面的审定工作。考虑到物理学是自然科学的基础,其它学科的审定需要统一的基础名词。因此决定整个物理领域的名词审定分两步进行,即先完成物理学基础名词审定,为其它学科提供“基础”,然后再审定物理学各专业领域的专业基本词。这次的审定工作是全国各个学科统一布置行动,在各个学会的支持下有上千名专家学者参加,是我国科技术语统一的极好机会。我们组织物理各专业的代表组成审定委员会,认真研究、讨论物理学名词,并两次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征求意见,回收书面意见达200多份。不但在物理界展开讨论,与相关学科,如数学、力学、电子等学科亦讨论协调共同交叉使用的名词,以求得更好的规范统一。经过大家的努力,在1988年公布了《物理学名词》(基础物理部分),在1996年公布出版物理学领域各个专业的基本词,完成了大规模的物理学名词审定工作。作为一个物理工作者,我深深感到这工作十分艰辛,默默无闻,但意义重大。在此我也更加尊敬和怀念我国的物理界前辈,他们为我们的工作奠定了基础,也树立了榜样。现在我简略地谈谈几十年来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几点感想和希望：(1)关于尊重规范和约定俗成的问题。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原因,过去一些物理学名词或科学家译名常有不自洽和不统一的,一些外国同姓的科学家,甚至同一位科学家在不同学科间,甚至同一学科中译名不统一。这些情况是尊重规范？抑或约定俗成？我建议尊重规范,尽量少用约定俗成。(2)学科之间和部门之间的协商统一。一些自然科学名词在各学科、各部门之间的不统一,有的至今还各行其是。这些情况在科学日益发展和日益沟通,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日益增多的当今是极需改变的。例如“概率”和“几率”,物理委员会与数学委员会经过协商已经得到统一。希望类似的一些问题也能尽快得到解决。(3)充分发挥汉字的特点。过去曾经有过一种看法,认为汉字有一些缺点,如难认难写等。但是现在却认识到汉字也有更多优点,如汉字具有形、声、义统一,强于拼音文字,而且计算机处理上也有其特点。从科学名词看,形声义统一的特点需要充分发挥,改变过去简单直译硬译的情况。例如,中文的“子”字,就可以规范一系列的粒子、电子、中子、核子等。在生物学中,采用“木”、“艹”、“鸟”、“鱼”等部首用于生物命名的优点就更为显著。(4)一词多义和一义多词的规范问题。过去对一些科学名词常采用外文简单直译硬译的方法,因而容易出现“一词多义”和“一义多词”的现象,例如,“极化”和“偏振”,“磁化”和“磁化强度”,至于把“磁电阻”硬译为“磁阻”,问题就更大了。现在我们采用以物理概念来定义物理名词是完全正确的,也是科学名词规范化所必需的。最后,我衷心祝贺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10多年来所取得的显著成绩。并希望今后在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能把我国汉语科技术语规范工作更深入地开展下去,建立能适应科技发展,促进科技交流的汉语科技术语完整体系。 *在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新闻发布会上的发言。     

“网格”跟“格子”有关吗？

随着网络技术和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网格”这个科技名词逐渐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但是当这个看似熟悉的词越来越引起人们关注的时候,很多困惑也随之产生了。一些读者还不清楚“网格”究竟是什么,究竟有什么优点使之受到了如此的重视,大家想知道究竟“网格”的“格”到底是什么？是我们印象中的线条纵横交织呈菱形的网眼吗？公认的网格概念“网格”其实是新兴的信息技术名词,但是目前在国内却出现了两个完全不同概念的版本。“网格”作为IT界普遍公认的概念,最早出现于1998年,由美国Argonne国家实验室的Ian Foster和Carl Kesselman研究员在其著作《The Grid：Blueprint for a New Computing Infrastructure》中提出。“网格”这个概念的提出,其思想来源于另一个专业：电力网。“网格”的英文原文叫“grid”,这个“grid”取自“power grid”,而“power grid”就是电力网。电力网虽然已经有上百年历史,但它的一条设计思想却一直非常实用：人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电力的方式很简单,正常情况下接通电源即可获得源源不断的电力供应,不需要关心电能是从哪个发电厂送来的,是三峡还是大亚湾,也不需要知道这是水力发电、火力发电还是核能发电,而只需为自己使用的电能支付费用就可以了。之所以能够这样,是因为电力网把全国的发电厂、输电站和变电站用输电网络连接成为一个整体了。“网格”就是想借用电力网这种概念,将网上的所有资源综合集成起来,利用互联网把分散在不同地理位置的计算机、硬件设备、软件、数据等资源组织成一台“虚拟的超级计算机”,让人们像从电力网获取电能一样获取高性能的计算能力。我们再看看IT界专家眼中的“网格”是什么。Ian Foster给“网格”下的定义是：“在动态变化的多个虚拟机构间共享资源和协同解决问题。”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李国杰院士认为：“第一代互联网实现了计算机硬件的连通,第二代互联网实现了网页的连通,而作为第三代互联网的‘网格’则试图实现网上所有资源的全面连通。”由此可以看出,“网格”的“格”与“格子”毫不相干,它是因为翻译的原因才与“格”挂上钩的。“网格”是利用网络技术的“网”字与英文“grid”的另一个意义“格子”,组合成的一个具有新的含义的新的中文科技名词。这个名词及其概念目前已经得到信息技术领域研究机构和企业的普遍认可,并衍生出了网格计算、网格存储、服务网格、知识网格、教育网格、气象网格、科学数据网格、城市交通信息服务网格等派生词。目前,无论是科学研究领域还是商业领域,“网格”都已经成为一个热点概念。国内很多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都在组织对“网格”的研发,其中由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上海超级计算中心、清华大学、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国防科技大学、中国科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香港大学等单位参与研发的“中国国家网格”(CNGrid)是国家“863计划”“高性能计算机及其核心软件”重大专项支持建设的网格示范平台。而各大商业企业,如IBM、惠普(HP)、甲骨文(Oracle)等公司,更是紧紧抓住网格这个浪潮,推出了若干支持网格技术并包含中文“网格”名称的商业产品。此网格非彼网格就在IT业界大力推广“网格”这一概念和应用的时候,最近又出现了一个看似像“网格”派生词的概念：万米单元网格城市管理模式,或称网格管理模式。2005年2月,北京电视台推出了网格化城市管理的专题系列节目,报道了北京市东城区采用的“万米单元网格城市管理新模式”。据报道,该模式一经面世,便引起了各级主管部门的高度关注,科技部已将其列入国家“十五”科技攻关计划的示范工程,认为新模式对国内已建成城市的市政设施管理有很好的推广价值;北京市科委也在进行项目鉴定,准备在北京市大力推广。由于我们上文所说的“网格”概念已推广多年,IT业内人士对此报道的兴趣多半来自对“网格”技术应用的好奇,了解之后才知道此网格非彼网格。这里所说的“网格”才和“格子”有关,即网状单元格,而与我们上文所说的“网格”一点关系没有。“网格管理模式”就是在城市管理中运用网格地图的技术思想,以1万平方米为基本单位,将东城区所辖的25.38平方公里划分为1652个网格单元,由城市管理监督员对所分管的万米单元实施全时段监控,同时明确各级地域责任人为辖区城市管理责任人,从而对管理空间实现分层、分级、全区域管理的方法。测试结果表明,该系统对城市管理问题发现率达到90%以上,保证了城市管理中问题及时发现、任务准确派遣、问题及时处理,可以帮助政府更好地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使管理工作在城市的每个地方、每个时段都能准确覆盖,从而实现精确、快速、高效的城市管理目标。虽然“网格管理模式”这一概念对城市管理信息化建设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但是它与“网格”同为信息技术领域出现的新名词,而它们又是完全不相关的两个概念,出现的时间也相差不了几年,这样势必会给读者造成概念上的误解,也会给新名词的审定工作带来麻烦。因此,我们希望有关单位在制定新名词时,能够与相关机构协调,以避免推出的新词产生歧义。     

海峡两岸大气科学名词研讨进展

1988年,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以下简称全国名词委)公布了《大气科学名词》。这批名词共收词目1150条,按要求所收的词属于基本词、常用词。从1989年起,大气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开始收集第二批名词(增补名词),此时全国名词委也对我们提出了新的任务,要求将扩大收词与名词释义同时开展,因大气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释义工作开展较早,被全国名词委指定为名词释义工作的试点学科。增补名词与释义工作历时5年,于1994年底将两批名词及其释义全部完稿,提交全国名词委于1996年公布,共有词目1873条。大气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在1994年完成名词及其释义稿后,就将工作重点转移到新词的收集和海峡两岸名词对照工作上。1994年底,中国气象局委托中国气象学会对台开展气象科技交流,其中一项交流内容就是两岸气象名词的交流,不过在其后的几年里一直停留在较高的计划层次上。两岸大气科学名词对照工作进入到具体开展工作阶段,是在全国名词委的推动下展开的,时间是从1998年开始,到1999年3月在台北召开“海峡两岸大气科学名词学术研讨会”为标志。一、海峡两岸大气科学名词对照工作情况在全国名词委的直接领导下,从1998年开始筹划开展两岸名词对照工作,双方以群众团体开展学术交流为基础,台湾由台湾气象学会出面,祖国大陆由全国名词委出面,组织了“海峡两岸名词研讨小组”(以下简称“研讨小组”)。经近一年的前期准备工作,于1999年3月20—21日在台北召开了“海峡两岸大气科学名词学术研讨会”。由于会议得到与会者的高度重视,并作了充分的准备,会议完全达到预期目的。会议重点内容是：第一,两岸各自名词审定工作的回顾和今后名词对照工作的原则与方法的讨论。会上4位代表的主题发言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两岸大气科学名词审定的过程和对今后两岸开展名词交流的一些工作思路。此外,在会议上就两岸定名不一致的名词的对照办法、今后新名词统一定名的解决途径以及涉及人名、地名译法等具体方面也作了较深入的讨论。第二,形成了会议总结(纪要),决定出版《两岸大气科学名词对照本》。会议总结有三部分内容：1.两岸大气科学名词对照本收词范围与准则,第一阶段选择学科基础性的、特有的、常用的且重要的词4000—5000条,经共同审定后纳入对照本。2.两岸大气科学名词翻译通则,包括人名译名、专词和两岸差异大的名词对照通则。3.未来活动,包括台湾方面准备将对照名词上网和编写对照本的日程安排。根据会议总结安排,1999年4—12月由大陆方面收集名词,之后,台湾方面进行补充,2000年1—7月,对共同提出的名词,各自进行先期准备,2000年9—10月,邀请台湾学者到大陆参加研讨会。自1999年4月起,经过研讨小组半年多的努力,现已收集和初审了约6000条名词,并与台湾用名进行了对照,待召开大气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全体会议审定并报全国名词委审查后再交台湾方面补充,以便在今年9月中下旬,在大陆举行研讨会。二、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及名词差异分类研讨小组以全国名词委公布的《大气科学名词·1996》(以下简称“大气本”)和台湾“教育部”公布的《气象学名词·第四版》(以下简称“气象本”)为蓝本,进行对照。由于“大气本”主要审定工作在1994年就完成,当时的收词原则是只收本学科“基本的、常用的”词,因此只收录气象学科词汇1873条。其一词一义,且每词有简单明了的释义的特点,给对照工作带来了方便。“气象本”收词1万余条,包括了与气象相关学科的词汇,一义多词现象明显,用于英汉词汇查阅比较方便。两本书收词各有或缺,对共有的名词进行对照,发现大多数词定名是一致的。两岸不一致的名词,按差异程度或成因粗略分成七大类进行比较,这对其他学科也许有一定参考价值。第一类是一致或比较一致的名词,这一类占多半数。两岸用法虽不完全一致,但不影响理解,如空气污染(“大气本”)—空[气]污[染](“气象本”,以下类同)、声[雷]达—声达等。这类词是两岸名词统一的基础,统一起来也没有多少难度。第二类是由于两岸词汇系统性的差异造成的不一致,如激光—雷射、个例—个案、软件—软体等。这类词统一起来难度较大,一方面它不仅仅涉及大气学科,另一方面双方都已约定俗成。由于这类词涉及多学科,在大气学科中词位也较高,往往一个词下面出现的下位词又有若干个,因此能够统一意义很大,如湍流—乱流,其下位词有湍流能量、湍流涡度、湍流交换、湍流扩散、湍流通量、湍流谱、湍流逆温、湍流谱等等。第三类是由于两岸在外国人名翻译上的差异造成的学科专业术语的不一致。两岸对外国人名的译法多取音译,但音译用字上有比较大的差别,即使对当代外国政治名人也译名相异。大气科学中如厄尔尼诺—艾尼纽、罗斯贝数—罗士比数、弗劳德数—夫如数等。这类词数量不算大,但往往是很重要的。海峡两岸大气科学名词学术研讨会对人名译名也达成初步翻译通则,如：音节大于等于3者至多取至3个音节;二人或多人则各取一字其间并加上“-”;音译为主等。但要使今后两岸人名译名一致,还需要有个统一的两岸人名译名音/字对照表,才能避免同音不同字的现象。第四类是两岸已经形成习惯,即“约定俗成”的名词。如气溶胶—气[悬]胶、温度表—温度计、温度计—温度仪等。这类词统一起来难度大些,因为凡此类词,大多数属于多年习惯使用的常用词,双方各自用法基本统一,都不存在明显的“科学性”问题,难以确定双方“推荐用名”的原则。第五类是需要弄清含义的名词。“气象本”中大雨、暴雨、大豪雨的概念是怎样的,因没有定义,难以与“大气本”进行对照。再如“大气本”中“活动积温”与“有效积温”是两个概念,而在“气象本”是两个英文词汇对应一个中文名。类似“global radiation”(总辐射、全天空辐射)等词用法比较乱。上述词需要在弄清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第六类是分歧比较大的一些词。这类词的特点是对应同一个英文词,可能概念相同,但两岸用了完全不同的定名。如biological zero point,“大气本”定名“生物学零度”,指在其他条件适宜的情况下,植物生长发育的下限温度。显然,在此温度下,植物会停止正常生长发育,但不致死。而“气象本”定为“生物致死温度”,表明是使生物致死的温度。这类词类似第五类,需先给出各自的释义,再进一步研讨定名。第七类是一些新词,“气象本”中收集较多。“大气本”因出版早,加上在当时主要侧重于审定“基本、常用词”,因此新词少。这类词尚未经审定统一定名,正是我们今后着力研究的重点部分。如含氯氟烃类—氟氯碳化物(chlorofluorocarbons,CFCs)、集合预报—系集预报(ensemble forecast)、张弛逼近—纳近(nudging)等。通过两岸名词的对照工作我们发现：1.台湾的名词审定工作侧重于翻译,这一点从“气象本”凡例就可以看出。“气象本”凡例共13则,其中12则均属于外文翻译原则。由此看出,台湾定名的重点是中英文对应关系。而“大气本”的编排说明则主要说明选词范围和排列方法,体现的是按一词一义的原则审定中文名,中文名后面给出与该词概念对应的英文名。因此,大陆定名的侧重点是名与概念的对应关系。这样不同定名方法上造成一些异名词,以“meter”和“graph”定名为例,台湾“凡西文字尾为‘meter’者,译为‘计’,凡西文字尾为‘graph’者,译为‘仪’”,大陆则“结构比较简单,且靠人眼可直接观看读取数据为‘表’;结构比较简单,除能靠人眼可直接观看读取数据外,设备本身有自计功能的为‘计’;结构比较复杂,能将测得数据发送、传输甚至预处理,通常需要能源供给的为‘仪’”。此一例,仅在大气学科的异名词就有30个以上。2.两岸名词定名有一个共识性的原则是“约定俗成”,恰好是这一原则,使得许多异名词很难统一定名。3.涉及其他相关学科两岸不一致的一些词,仅一个学科对照显得无能为力。涉及人名译名的词也是如此。由此看来,两岸名词的统一定名,不是一蹴而就,也不是谁“统一”谁的问题,只有加强联系与沟通,对于现有的名词,要通过较长时间的求同存异过程,最终达到基本一致的目的。这是两岸名词工作的难点。对于新词或在两岸均未“约定俗成”的词,更要加强交流与协调,使之不再增加新的异名词,则是两岸名词工作的重点。三、下一步工作设想1.今年9—10月份,将召开第二次“海峡两岸大气科学名词学术研讨会”,研讨《两岸大气科学名词对照本》草案,并对两岸异名词提出推荐用名。2.出版《两岸大气科学名词对照本》,尽快使两岸大气科学界的专家学者了解和使用推荐用名。3.与台湾建立“新名词定名”的经常性研讨、交流关系。我们相信,在全国名词委的领导和专家们的共同努力下,两岸大气科学异名会越来越少。* 周明煜研究员是第四届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大气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副主任(第四届)。     

见证一个新词（SARS）的诞生、演变及所思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一种非典型肺炎的疾病概念,和代表此概念的名称,随着这种疾病的传播,在中国和世界突然迅速传开,成为使用频率空前高的科技热点词。这是一件将被写入人类疾病史的事件。我们从术语工作的角度见证、观察这个事件及其新词的产生、发展和规范化,对研究我国的术语工作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问题,并从中探讨、认识一些规律性的问题是十分必要的。一、诞生和演变据报道,去年11月在广东首先发现了一种有肺炎病状的呼吸系统病例,但因为这种病有一些特别症状,按常规方法不能医治,因此早期都说这是一种“怪病”。因为概念不清就没有正式名称。随后,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的钟南山所长、萧正伦副所长在临床实践中,于2002年12月22日称其为病因不明的“传染性非典型肺炎”,这就是此病最早订的病名。钟南山院士说因为名字太长,慢慢地大家就叫“非典型肺炎”(其实是一种类名,已有十多种病均属非典型肺炎),并广为接受、传播。据笔者观察,把“非典型肺炎”简缩称“非典”是今年3月间出现的,例如北京晚报4月初编的“远离‘非典’健康呼吸”的小册子只有封面书名用“非典”,文中全部是用非典型肺炎。新闻媒体(及口号)特别注重词语的简化,特别是标题,要用最少的字浓缩要点,文字要求简洁、明了。此时国内由大众媒体(也不知谁开的头)起始的缩名“非典”因其简洁、上口,又因为先有了“非典型肺炎”的名称,“非典”的概念大家也知道,很快为大家接受。于是至今,这个简称已铺天盖地地占领了各大众媒体的主要阵地(近来SARS的用法有上升的趋势)。在媒体上,一些组合词甚至用“非”、“典”、“炎”一个字代表,如抗典、无“非”、抗疫、防炎等等。笔者认为这只能是特殊时期背景和特殊语境下的临时性简化语言用法(一般都加上“”说明是特殊词)。并不是代表这种病的科学术语。疾病发展形势的迅速,各种宣传普及的空前广泛,在这种特殊的“战时”,已不容人们去推敲这个词是否科学,是否准确(现在知道也有一些科学家一直在思考着这个问题)。作为这个特殊病的代词已为大众(包括一部分领导。但科技界用得较少)接受。各种媒体的读者曾有人质疑此名的科学性,已不管用。例如5月初北京晨报收到读者反映的有关的文章和电话,编辑没登,只在报纸小小的一角上说明“现在的首要任务是抗击‘非典’,不应将精力花费在并不紧要的‘咬文嚼字’上”。为了科学,为了民族文化,也为了历史,这个问题理应落在有关专家,特别是搞术语命名的专家肩上。2003年3月15日世界卫生组织第一次把这种病称为SARS(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此名尽管不一定好(症状名、没有传染性特征),但同样简洁、上口,已为全球所用(或同音),包括一部分海外华文媒体和我国的科技界人士。按照常规在引进国外新词时有音译、意译两种方式。SARS的意译词太长,且表意并不好,各华文媒体都未取。SARS的音译名明显优于意译名,音译为海外媒体普遍选用。但由于汉字有一音多字的情况,选字多姿多彩,例如“萨斯”、“沙士”、“沙斯”、“沙氏”、“沙示”等等,当然直接用SARS的也很多(这是命名方法中处于上升之势的字母词法)。我国用的“非典”,海外媒体很少用。还有的学者在报刊发表文章强烈反对用“非典”。对于SARS的汉文名,目前我国有关部门还没有正式的意见。这方面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有关部门反应迅速。新加坡华文媒介统一译名委员会经研究将其定为“沙斯”,华文媒体从4月17日起正式采用这个译名。他们这种责任心和作风值得我们学习。马来西亚华文媒体目前除用SARS外,译为“非典型肺炎”。马来西亚华语规范工作委员会主席杨欣儒教授来信说,这种译法过于笼统,不够明确。他们想了解中国名词审定委员会的意见,以便研究。这促使我们要尽快定出比较正式的术语。二、几点思考在这次突发事件中,检验了我国的应急机制,暴露了方方面面的不足和问题。现在各部门,各方面都在思考,改进工作向前看。我国的名词工作也有一些值得研究、改进的问题。1.全国科技名词委要作好新词命名工作。目前的工作方式对各学科系统性地审定名词是必要的,但对经常产生的新词则反应过慢,没有较快、较灵活的反应机制,与当代科技迅速发展的新形势不相符合。2.怎样对待名词规范化工作合理的滞后性与紧跟科技发展形势的适时性的关系问题。对这个问题长期以来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新概念出来要等到概念清楚、稳定了才能定规范名;也有人认为我们处在科技迅猛发展的时代,名词命名工作要跟上,不能等到混乱以后再来打“马后炮”,要早定名,早统一。笔者认为是否可以增加一些灵活的办法,例如可先提出阶段性、过渡性、引导性的推荐名、试用名等。统一名词是严肃的工作,但另一方面正像人们对科学事物的认识是在创新中不断发展完善一样,我们不能把统一名词看得过分“凝固”。应允许有些名词随着科学的发展变化而同步发展、完善。只有这样,才能使科技名词更好地促进科技交流。3.引进国外科技名词的方法。长期争议的音译、意译、音义结合,以及近年提出的直接引进“字母词”等等,应如何正确对待。4.术语的国际性与民族性的矛盾与统一问题。在全球化迅速发展的当代,这个问题更突出,应该有明确的认识。5.术语的大众化与科学性的特点和关系。非典型肺炎由于SARS对社会有强烈的影响,很短时间内就成为社会大众的普通用语。笔者认为大众使用的术语应更通俗、易懂、简洁;科学术语更强调科学性、与国际接轨,所以“非典”不能成为国际交流、科技交流以及代表国家的正式用语。但是当前大众用得已很普及,在当前特殊时期对非专业的大众媒体可以不强制立即禁止、苛求,而应该是加以宣传、引导。笔者认为,这种少量的大众用语和科学术语不一致的情况不能认为是名词不统一,是俗名与学名之别,应该允许。这类似于电脑和计算机同时并存的情况。6.华人文化圈术语的交流与协调问题。华文(汉文)是华人文化圈沟通、交流的载体,是共同的财富。信息化、全球化形势越来越发展的今天,大家的经济、科技、文化交流越加频繁,术语的交流和协调的必要性成为更突出的问题。SARS的华文名称有七八种之多,交流很不方便,大家希望有共同的较好的名词,就是典型的事例。有着13亿人口的中国是华文的大本营,我们理应责无旁贷地把名词工作做得更好,并逐步建立与华人文化圈沟通的渠道。7.各种形式的媒体对推动名词术语的统一(当然也包括混乱)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当代媒体的种类之多、传播之快、内容之广,以及科技知识进入大众社会的速度都是前所未有的,过去认为是“神圣的科学殿堂”内使用的科学名词,如今许多已通过大众媒体快速进入社会(因特网技术也是一例),如何提高媒体工作者对统一名词的责任感,减少随意性,如何为他们创造条件,也是我国名词工作新的问题。这次突发性疾病中,媒体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他们的声音成为人们最快了解信息,普及知识最主要的渠道,承载这些信息、知识的名词术语迅速为广大群众所掌握,这种情况也是空前的。科学家对SARS的研究还在进行中,目前对病原学、流行病学的认识仅仅是初步的,病毒种类、起源、防治等还有许多未知数。随着研究工作的进展,人们认识的提高,名词也可能随之继续发展变化,并相应地产生出科学的、稳定的术语。最后,关于目前怎样为SARS确定好的汉文名的问题,笔者认为：在国内“非典”一词流行最广,但它不是科学的名词,是目前特定时期的,在没有更好名词时,由大众传媒“轰”出来,并为普通民众接受的临时性简略代称。随着疫情消退及好的科学名词推出后,它会慢慢淘汰的。“非典型肺炎”一词是典型肺炎以外各种肺部炎症的统称,是一个类名,SARS是其中新发现的一种。这个词没有反映病的特征,没有专指性。但在疾病流行初期,人们对病的认识还不多的紧急情况下,这个词正确地指出了疾病基本特点是肺炎,在这段时期中,对治疗和研究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SARS”是世界卫生组织定的缩称名,已为国际认同、使用。但我国很多科学家都认为这个命名有许多不足之处,不应成为国际和国内的规范名,只能是“过渡性”的名称。当前为了方便与国际交流,笔者认为科技界暂时可用,一般媒体可用,或音译为“萨斯”。另外因为这个病最早是在中国发现的,我国的科学家应该创造一个更科学、更准确的术语(学名)(正如“AIDS”除“艾滋病”外,还有一个表义性的“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的称谓),并向世界卫生组织推荐。据笔者不完全的了解,一些科学家一直在关心这个问题。下面附表作简要介绍,供大家参考、比较。同时在表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此病各种名称的产生及在短短几个月内演变的轨迹。正如曾光教授说的：“开始时人们对这个病是仓促上阵的,连个名字都没起好”。这个名词命名发展变化之快,关心的学者之多都是空前的,并且还将继续下去,直到产生一个较科学、准确反映概念的术语。注：1.4～5月大众媒体多数称“非典”;2.赞成或赞成暂称“萨斯”、SARS的人较多,未全列出。(2003年6月)     

从“非典”、“SARS”看缩略词

关于“非典”这个缩略词的讨论,《科技术语研究》用了两期,而且大篇幅地刊发不同见解的文章。使我深深感到《科技术语研究》的科学精神和民主作风。对从事词汇学或术语研究,都是莫大的鼓舞和促进,更是为汉语言的纯洁、健康而努力的重举。令人鼓舞,可喜可贺！借此良机,让我从“缩略词规则”说起,谈点看法,与各位学者、专家共勉。缩略词的现状目前,缩略词存在着四种情况：一是,同一个名词或短语,有几个缩略词。例如“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有“共青团”、“青年团”;“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有“入世”、“加入世贸”、“加入WTO”;“传染性非典型肺炎(冠状病毒非典型肺炎)”有“传冠肺”、“非典”、“萨斯(萨丝、沙斯、沙司、沙士、沙示、痧示)”、“萨斯病”、“SARS”等等。二是,一个缩略词可以缩略不同的名词或短语。例如“非典”同是“非典型肺炎病”、“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病”、“冠状病毒非典型肺炎病”等的缩略简称。三是,不完整或不正确的缩略词被广泛使用,而得不到规范和纠正。例如“入世”、“非典”、“抗非”(“抗击非典型肺炎病”、“抗击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病”的缩略)。四是,中外文组合的短语的缩略问题。缩略词的特点及其规律性缩略词是某些名词或短语的简化形式。由四个以上的字构成的名词或短语,在使用中,感到它比较长,不好读,而且,既费时间又耗费笔墨纸张,尤其是不便于做标题或书名,因而,就采用了缩略的方法,经科学地缩略后,构成新词汇,即缩略词或简称。缩略词的基本特点及其规律性：其一,音节少,多以双音节构成。缩略词汇的这个特点,源于汉语词汇以双音节为主体,辅之以多音节,即三音节、四音节。比如“中国共产党”缩略为“中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缩略为“人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缩略为“政协”、“中国民主同盟”缩略为“民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缩略为“北约”、“中国人民解放军”简称“解放军”,缩略词汇也有多音节的,如“计生委”、“海协会”、“欧安组织”等。其二,缩略词中的字词,都是被缩略的名词或短语中的词头、词尾或中心词。如“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择“共产主义”的“共”字,“青年团”的“青”字,加词尾“团”字,构成“共青团”;或择中心词“青年团”。“对外贸易”,择“外贸”;“对外贸易部”,择中心词“外贸”,和词尾“部”,构成“外贸部”。这里“青年团”和“外贸”是简称。其三,缩略词与被缩略的名词或短语,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是说它仅仅简缩文字,而不缩小或扩大被缩略词语的内容。如“四化”,缩略的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也说“四个现代化”。“总政”,缩略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可见,“四化”、“总政”,虽然字数少了数倍,不但没有缩小或扩大被缩略短语的内容,却是准确而不能再简练的形式了。其四,缩略词是人们运用语言文字的工具;因而,缩略词与被其缩略的名词或短语,并存于语言文字中。换句话说,被缩略的名词或短语,不因为有了缩略词、简称而退出语言文字环境,更不失去存在和应用的价值。其五,缩略词和被缩略的名词或短语,各有其实用的场合。缩略词、简称常用于口头和一般文章中,而不用于正式文书和法律条文中。如“中共”是“中国共产党”的缩略词,但会标和文件,不用“中共第××次全国代表大会”,而用“中国共产党第××次全国代表大会”;不用“中共章程”,而用“中国共产党章程”。又如“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缩略词,立法时,不用“中国××法”,而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中央军委颁布的条令,用《中国人民解放军××条令》,不用《解放军××条令》。国务院各机构的牌子,不用“中国××部”,而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部”。当我国与某些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或者签署声明、协定、条约文本时,都要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其六,简称是缩略的一种方式。缩略是对被缩略对象的简化;简称是对被缩略对象的省略。简称是从名词或短语中,选择一个完整的词汇,来集中表达整个名词或短语的内容不走样、不变义。例如“中国人民解放军”,简称“解放军”,省略了“中国人民”。“非典”是省略了“传染性”和“型性肺炎病”,只留下“非典”二字。在运用“缩略”或“简称”这两种方法处理名词或短语的时候,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既可以做“缩略”处理,也可以做“简称”处理。如果在这样条件下,就要斟酌哪个更符合汉语构词规则,和便于朗读及书写。像“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既能简称为“青年团”,也可缩略为“共青团”;另一种情况是,不具备既可“缩略”,又可“简称”的条件。例如“政治体制改革”,只能缩略为“政体改”,而不能用简称。缩略名词或短语的规则汉语构词法,描写了汉语构成的规律。根据汉语构词法,缩略名词或短语的规则,归纳为下列六条：第一条 必须是一个独立的词汇的规则。这条规则要求,缩略词必须是单纯表达被缩略的名词或短语概念的词汇,不能和固有的词汇重复,是在常用词汇中所没有的。第二条 无歧义规则。是说缩略词只有也只能表达被缩略的那个名词或短语的意义。而不能作别的理解,不能涵盖别的内容和涵义,保证概念清晰、单纯、准确。第三条 信息量相等于被缩略的名词或短语的规则。这条规则要求,缩略出来的词汇,其负载的信息量不得小于或大于被缩略的词语的信息量。第四条 择取字或词的规则。这条规则要求构成缩略词的字或词,必须是被缩略词语中的字或词,而不得出现被缩略词语中没有的字或词。第五条 并列关系冠以数量词的规则。能够被缩略的词语,一般都是名词或是固定词组。如遇到由并列关系构成的短语,就要用冠以数量词的方法进行归纳式的缩略。如“两免一补”(免杂费、免书本费、补助寄宿生生活费)、“三个代表”、“四有”(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五香”(花椒、八角、桂皮、丁香花蕾、茴香子)等等。第六条 中外文组合的规则。对中外文复合词或短语的缩略,要求外文部分必须是缩写式,不能中文缩略外文不缩写。从而构成中外文都是缩略的汉语缩略词汇。“非典”、“SARS”不可取的道理“非典”是不规范的,是违背了简称或缩略规则的。其要害就是有歧义、不准确。我们知道,所谓“非典型”是相对于“典型”而言的。非典型的疾病,并非只有“肺炎”,也可能有“肝炎”、“皮炎”、“感冒”等疾病。很明显,“非典”不能专指“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病”、“冠状病毒非典型肺炎病”。这时的“非典”,就自然而然地泛指所有的非典型的疾病了,“非典”就失去了专用词汇的价值。可见,它违背了“单纯表达被缩略的名词或短语概念的词汇”的第一条规则。由于“非典”失去了专用词汇的价值,可泛指所有“非典型疾病”。人们就可以在“非典型肺炎病”流行时,意识到是指“非典型肺炎病”。人们也可以在“非典型肝炎病”流行时,意识到是指“非典型肝炎病”了,“非典”就成了歧义词。它就违背了“只有也只能表达被缩略的那个名词或短语的意义”的,第二条“无歧义规则”。由于“非典”泛指所有的“非典型的疾病”,其负载的信息量就大于“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病”的信息量,违背了“信息量相等于被缩略的名词或短语”的第三条规则。我们再用“择取字或词”的规则对照一下：“非典”是省略了“传染性”和“型性肺炎病”。根据缩略选择词头、词尾或中心词的原则,应选择“非典型”和“肺炎”。依据以上四条理由,“传染性非典型性肺炎病”、“冠状病毒非典型肺炎病”正确的缩略词应是“非典肺炎”。“SARS”不是汉语。“SARS”是“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英文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的缩写。勉强读之为“萨斯”,也不见得妥当。“SARS”不具有普遍性,非常专业化,也不符合汉语言的习惯。更重要的是,“SARS”本身表明的是“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与我国确定的“传染性非典型性肺炎病”、“冠状病毒非典型肺炎病”相去甚远。实际上“SARS”并没有确切表明是“肺病”。对策与建议关于“‘非典’是个‘统称’、‘泛称’、‘总称’”^[1]。作者可能没弄懂“非典”是缩略词。笔者觉得“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倒是“统称”、“泛称”、“总称”。其主张的统称、泛称、总称都是一个意思,是说“非典”并不表达“传染性非典型性肺炎病”或“冠状病毒非典型肺炎病”,“非典”本身失去了合理性,就不为“缩略规则”所允许。关于“给SARS定两个名词”^[2],这显然不妥。“SARS”是个工整的英文“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的缩写,是“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的英文词语。规范词汇有三性：即必要性、普遍性和明确性。如果给“SARS”再定个学名和俗名,岂不是不符合汉语词汇规范的要求了吗？为什么要给符合“三性”的词汇“画蛇添足”呢？关于“词语表意不尽科学的现象”^[3]。不错,在汉语词汇中,确有许多表意不确切或逻辑不通等不科学的现象,所以现代人才指出前人的不科学。其实,后人一直在不间断地规范前人的不科学。比如“救火”,后人就创造了“灭火”。当今生产了大量的“灭火器”,并没有沿用“救火器”,这就是个铁证。“救火”,只是口语中的习惯成自然。笔者相信,这些不科学的词汇,会逐渐被抛弃的。缩略词的混乱现象由来已久。造成这种混乱的原因有：一是命名工作极端滞后。用译意或译音外来词,可以说汉字完全可以满足,不必把西文搬来充当汉字。二是没有爱汉字用汉语的传统美德,崇尚西文,故意不用汉字。比如“国内生产总值”,本来文字不多,不用,非用“GDP”,我们的一些高官不但口头讲,还把“GDP”写进红头文件。再如《现代汉语词典》收的百十个“西文字母开头的词语”,都有很好的翻译词,就是不用。三是各行其是的乱缩略,这类乱缩略多出于报刊杂志的标题。因而,旧的混乱未解决,新的混乱又出现,连绵不断。为此笔者建议,以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为龙头,联络国家语委、新闻出版署、新华通讯社、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等领导和专业技术人员,组成规范词汇权威机构。以《科技术语研究》杂志为阵地,联系语言词汇学专家学者,发表见解,进行争鸣。公布定案的用字词,遏制住混乱,走出一条良性循环的路子。     

钱三强同志在自然科学名词审定与统一工作中的贡献

钱三强同志是我国著名的科学家、社会活动家、许多学术机构、学术团体的倡导者和领导人。1985－1992年担任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是他近年来亲自主持的实体机构之一。在他领导下,委员会短短几年已从创立(1984年)走向发展的新阶段,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委员会现已组建了43个学科的术语审定委员会,包括数学、物理学、天文学、化学、生物科学、地球科学、农业科学、工程技术科学以及医学等;形成了一支有千余人科学家、教授、工程技术专家组成的科技术语审定队伍。近几年来,他们以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审定出一批概念清晰,反映科学内涵精确的术语,诸如：《天文学名词》、《物理学名词》、《地理学名词》、《化学名词》、《植物学名词》、《地球物理学名词》、《土壤学名词》、《医学名词》等,共20余种。这批术语在学术上,既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又具有权威性,在国务院授权下,以委员会名义相继公布,由科学出版社陆续出版,这批各学科术语的问世,繁荣了国内外学术交流,推动了自然科学术语的系统化和规范化,进而对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委员会在钱老亲自主持制定的《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工作条例》的基础上,不断总结,初步建立起以适应自身工作需要的术语审定的原则与方法,为建立以汉字为特点的科技术语体系——科技应用术语学,奠定了基础。钱老的不幸逝世,对日趋发展的科技名词审定与统一工作是个莫大的损失,我们以极其悲痛的心情,追忆他在主持领导这项工作的动人事迹,以寄托我们的哀思！一、在制定科技名词审定与统一的方针方面他在1985年委员会成立大会上提出：自然科学名词审定与统一是发展科学技术的基础性工作,并引用了郭沫若院长50年代初提出的论断,来说明这项工作的性质和重要性。郭老曾是建国初期,政务院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曾着重指出：学术名词的审定与统一工作“乃是一个独立自主国家在学术工作上所必须具备的条件,也是实现学术中国化的最起码的条件”。这说明,我国对科技名词工作十分重视。在建国初期,就把这项工作提到了崇高的境界,钱老在委员会成立大会上重温这个论断,就更具有其深远意义。钱老在《报告》中还根据当代术语学的发展,认为：“当代术语学的研究水平,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科学技术水平的重要标志”,还提出自然科学术语是进行学术交流的语言工具的论断,并认为,对科技知识的传播、新学科的开拓、新理论的引进、学术交流、科技图书文献的编纂、出版和检索,科技情报信息的传递以及计算机技术在科技信息的应用等都具有重要应用价值。钱老在委员会成立大会的《开幕词》中宣布：委员会的工作范围属于自然科学广意范畴,包括基础科学、应用科学以及工程技术科学,更要密切联系国民经济建设中的重要学科,在他的倡导下,委员会初建时,就建立了电子学名词审定委员会、自动化名词审定委员会以及计算机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等。1990年第二届委员会后,集中相当的力量,又相继建立起一批工程技术以及能源、交通等学科领域的名词审定委员会,诸如电工、化工、土木、建筑、煤炭、冶金、水利等,显示出钱老重视与贯彻我国当前提出的“科学技术服务于经济建设,经济建设依赖于科学技术”的方针。钱老在日常工作中,经常强调告诫我们：“我们进行自然科学名词术语的审定与统一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适应国家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的需要,为迎接新的科学技术革命的挑战;早日实现科技名词的规范化和统一,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发挥应有的作用。”二、钱老以严肃、认真、朴实、科学的工作指导名词审定与统一工作钱三强同志一贯严格要求自己,坚持科学态度,实事求是,艰苦朴素。在他主持的名词审定与统一工作中更是兢兢业业,他在成立大会上指出：根据国务院的指示;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是负责全国自然科学名词术语审定与统一的权威性机构。但他又强调指出：学术权威性不是自封的,它是要通过我们艰苦工作逐步被承认的,国务院的委托,正是对委员会工作的更高的要求,因此,我们的任务是艰巨的,任重道远。他首先以科学民主的作风发挥了主任、副主任领导核心作用,他虽然长期患病,但从末缺席过一次常委会,每次会议他都亲自主持讨论,做出具体部署与安排;他坚定倚靠广大科学家智慧的正确方向,充分调动广大科技人员及全体委员的积极作用,同时以他高尚的品德和社会威望,特别是他那种严肃、严格的态度和谦逊、朴实的作风,深得国家领导人的关怀和支持,得到学术界的有力协作,仅仅三五年就使我国自然科学名词术语审定与统一工作,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他经常告诫我们,科技术语是个复杂而又严肃的问题,既要坚持真理,恪守科学的内涵,又要尊重历史事实,就是“约定俗成”的原则,绝不能草率确定,更不能屈从于哪个学派,一定要组织本学科学者、专家共同讨论,反复协商而定,列举几个实例,显示他恪守上述原则的典范作用。1.1985年在公布《天文学名词》时,关于天文界长期争议的“格林尼治”和“格林威治”两词,译名上既有确切和不确切一面,也有“约定俗成”的问题,经过反复讨论,责成天文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书面论证,由天文学名词委员会作出更改“格林威治”为“格林尼治”的决定,由钱老又委托著名天文学家王绶琯、龚树模等评审天文学名词委员会的决定和论证,最后钱老主持部分主任、副主任会议根据评审意见做出最后决定,正式改为“格林尼治天文台”,充分反映出钱老的严肃认真的态度。2.1987年在审定数学、物理学名词过程中两个专业委员会对长期不统一的“矢量”、“向量”,之争,在他亲自主持的专题讨论会上,认为“矢量”与“向量”这两个术语虽然科学概念基本相近,但两词在各自学科领域使用范畴和频率不一,钱老根据两词的归属,以及副科服从主科,主科尊重副科的原则,得到了两个专业委员会的理解,各自列入主科词外,另列入又称词,使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迎刃而解,显示出钱老作为科学家的组织才华,也表明他在学术界的崇高威望。3.钱老一贯重视科学家对科技术语定名的意见和建议,凡科学家们提出的意见,他都严肃认真的处理。如钱学森提出细观、介观术语概念及科学内涵,他责成委员会办公室认真处理,并亲自致函钱学森同志表示谢意。4.钱老经常盛赞从事科技术语审定工作的学者、专家、教授们的艰苦劳动及无私的奉献精神,多次教导我们要特别尊重这些科学家们的辛勤劳动,并力争在可能范畴内,为他们创造较为优越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照顾。三、加强港澳台及华语地区名词术语的交流关心祖国统一大业钱老在科技术语审定中,十分重视加强对港澳台、华语地区以及海外侨胞华裔学者的联系与交流,他常说：汉字、汉语是世界上约四分之一人口的语言工具,是一个众多的群体,我们应该提到一个高度来认识。根据最近美国《洛杉矶时报》(1992年3月10日)资料统计,世界15种主要语言使用情况,使用汉语的人口为9亿,使用英语的人口为4.5亿。早在1990年,著名学者钱伟长、知名人士袁晓园、安子介等就提出：下世纪是汉语发挥威力的时代。正像恩格斯在评论《资本论》之科学研究时所指：“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着这门科学术语的革命”。这就是说;新术语的提出,往往具有本学科或超学科的革命意义。“概率”、“耗散结构”、“协同学”、“人择原理”、“中性突变”等都显示出这个论断。汉语及其术语不仅代表了东方古老灿烂文化,而且是最悠久光辉历史的象征,更显示着中华民族跨入廿一世纪科学技术现代化的成就。这就不难理解当今全球学汉语热潮不断高涨的道理。据不完全资料统计,全世界非华裔人口中,正在学汉语的学生超过10万人,设有中文课程的国家共有60余个,其中巴黎第三大学中文系共有1800名学生,是世界上最大的中文系,德国约有2000－3000名大学生申请学习中文,美国设有中文课的大学则有近500所。从上述资料表明,钱老的嘱托蕴藏着多么深远的意义！最近以张存浩为首的大陆7位著名科学家访问台湾,台湾“中研院”院长吴大猷访问大陆,开创了近40余年来两岸学术交流的新篇章。在参观、交流过程中,两岸学者都提及“学术对话”的术语媒介问题,像台湾《联合报》1992年6月11日报道说：“来访的7位大陆科学家分别与台湾的同行展开‘学术对话’。学者们表示,在科学上虽然两岸隔离40年,有些科学名词两岸不同,但科学还是他们最共通的语言”。报导华中一代表在介绍大陆所发展的“分子电子材料时表示,两岸电子学的中文译名有很大的不同,像台湾的“积体电路”,在大陆叫作“集成电路”,这是因为在两岸不交流的三四十年,正是电子学发展最快的时候,以致译名各行其是;相对地,那时物理学的变化较少,所以两岸的专业名词就比较接近。”台湾“文建会”1992年7月2通过推动研究两岸文字统一与加强文化资产保存发扬工作的五年计划,先着重两岸用语、译名、字形、音译等调查研究,再经由两岸文化交流而讨论彼此差异,寻求统一方案(台《联合报》)。由此可见,钱老生前对加强港澳台科技名词术语交流的倡导,不仅是推动海峡两岸文化学术交流,更重要的是已成为祖国统一大业的组成部分。这正反映了他作为著名科学家、社会活动家的远见卓识。四、重视交叉学科术语的命名与审定首届交叉学科学术讨论会后,国家领导人对软科学的战略意义及其决策性论证,作了精辟而系统的论述,引起我国学术界的极大关注,钱三强同志作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联盟主席,对当前交叉科学在科学技术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具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在《迎接交叉科学的新时代》一文中指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交叉地带,一贯是新兴学科的生长点”。因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从本体论上来说,都是以探索物质、事物及其运动规律为基础,而在方法论上,既不同于纯自然科学,也不同于纯社会科学,而应建起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和思维方法。两大领域之间的交叉和融合,涌现出边缘科学、横断科学以及综合科学在内的新生学科群,像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耗散结构理论、突变论以及协同学等,这些新学科群不仅具有深遂的自然科学内涵,在应用上对国家重大科学论题的决策起着论证作用,同时也显示出巨大的社会功能和强大的生命力。鉴于此,钱老在几次会议上提出加强交叉学科的术语的订名与审定,以资推动交叉科学的发展。在他倡导下,委员会建立了科学技术史名词审定委员会,以及自然辩证法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会在初建阶段,曾多次邀请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未来学研究会、人才学研究会、系统工程学会、管理现代化研究会、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科技情报学会、思维科学学会等学术团体的学者,共同讨论交叉学科的术语的订名与审定,并成立了专门协调组,做了大量工作,对上述学科的基本理论建设及学科体系完善起了积极作用。他明确地告诫我们：交叉学科的纵深发展,必然涌现出反映一批新理论、新概念、新思维的新术语,这批新术语中有许多还涉及命名、译名问题,要以当代术语学的理论和方法,从科学概念出发,构成概念体系,精确地反映出新兴学科所指概念的科学内涵。诸如协同学(synergetics),紊乱学(chaos),决策论(decision the－ory)等,都还有不同的争议,委员会应组织专家、学者认真讨论,从概念的专属性给出反映科学内涵的概念性定义,发挥委员会在学术上的专业性和权威性作用,为繁荣学术、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水平,传递递科技信息,培训科技人才起着积极作用,更重要的是把术语规范化与统一工作,做在新术语广泛流传之前,以防止新的混乱,这项工作才是委员会的中心工作。虽难度颇大,但在当代术语学的理论与方法的借鉴下,结合我国科技术语传统特点和优势,特别是以汉字为特征的文字学、语音学、语言学以及现代汉语学的规律,为建立自己的应用科技术语学体系做出贡献。在钱老的授意下,首先得到中国科学技术史协会以及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支持,成立了自然科学技术史名词审定委员会,中国自然辩证法名词审定委员会。通过两年的反复讨论,各自初步完成约两千条术语审定革案,值得提及的是,通过这两部分术语的审定实践,扩展了委员会审定工作的范围,丰富了科技术语工作的科学内容。1.这两个学科的术语历史上都是未经审定过的“空白区”,其中有许多术语,在表达科学内涵上,尚不能确切反映所指事物的特定概念,叫做名不符其义,要依照概念特征,导出事物专属性的内涵,重新予以命名,或译名。2.两个学科术语审定过程中,反映具有中国特色的术语较多,像科学技术史术语中反映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的术语,大部分是比较确切地反映出中国古代科学家的创造性思维,其特点是正确标记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内涵,有明显的专业性、科学性、简明性和系统性,形成了自己的独立体系,有一整套严密的命名原则和方法,其结构体现了汉字、汉语表意性语言文字的特征。汇集的古代科技术语,反映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优先地位,代表了东方古老灿烂文化,也是标志着五千年光辉的历史象征;自然辩证法在我国通过几十年的宣传学习与运用研究,已使我国科技工作者在探索自然规律,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自然观和方法论上,取得丰硕的成就。许多科学领域的成就,赋存有丰富的哲学内涵,逐步形成了独特的理论体系,自然也就涌现出一套反映这些理论概念的术语,术语的形成与交流,将为建立中国自然辩证法学派起着桥梁与推动作用。3.鉴于这两个学科的术语都具有我国独特的含义,不仅要命名、译名、审定汉语术语,还要确定其相应的外文(英文)名词,以利国内外学术交流。从上述这两个学科试点工作的实践及取得的经验和进展,更显示了钱老做为科学家的高瞻远嘱和远见卓识。     

术语指称与汉译规范

摘要 对术语内涵的认识是不断深入的,术语翻译有时也随之深入和趋近科学,这是术语翻译规范化必经的过程,它将同时促进译语词汇与词典的规范化。一、术语指称与内涵的发展术语是各个学科的专门用语、常用词或短语表达,与其相对应的思维单位是概念。概念的内涵是对事物本质的反映。而在事物的变化发展过程中,人们是逐步全面认识事物的本质特征的,有的认识还是无穷尽的过程。事物在发展,反映事物的名称的内涵也在发展。现有术语的内涵并不代表所指对象的全部特性。如arrive起初指“靠岸”,随着交通的发展,现泛指“到达”,海陆空不限。传统的指称理论认为只有符合名称的全部内涵的事物,才是这一名称的指称对象,把符合名称的全部内涵当作确定指称对象必要且充分的条件,理据性不足。术语指称与内涵有三种对应：基本符合、局部符合和基本不符合。前后两种确定指称对象的准确程度较高,中间一种较低,往往需要结合语境才能确定。一般情况下,只要某一对象的大部分特性符合某个名称的内涵,即可大致确定它是否是这个名称的指称。某个对象的某些特性不完全符合某个名称的内涵,只要有部分符合,结合一定的语境仍可确定这一对象是否是这一名称的指称。二、正确认识术语的内涵有助于术语翻译1.正确认识术语内涵与术语翻译用汉语现成词语译域外术语,不是简单的对应,常常需要比较原语术语与译语词语的内涵,甚至是要更多地考虑汉语词语的构词语义,毕竟是译给国内人看,这也就可能出现术语的动态对应^[1]。一面要考察原词的内涵,一面要照顾汉译的约定俗成。比如language acquisition按英语本意指“在自然交际中掌握语言的过程”,应译作“语言习得”;language learning本指“在有意识的学习中掌握语言的过程”,应译作“语言获得”,而汉语界和外语界常常混淆二者,主要原因是对原语词语的内涵不清,同时对汉语字词本身的所指不明。有了上述的区分,相关语言学术语也就明了了：“语言学习”旨在掌握语言,而语言的掌握又包括“语言习得”和“语言获得”,它们构成了整个语言学习的活动,前者突出“习”的成分,后者突出“学”的成分。仍以语言学术语为例。语素是morpheme的译名,上世纪50年代传入我国。陆志韦把它译作“词素”,用指词的组成成分,后来吕叔湘据朱德熙的建议译作“语素”,用指语言中最小的音义结合的语言单位。朱德熙说,把它译为语素。流行的译名是词素,它有两种涵义,或指词内的有意义的组成部分,如词根,词头,词尾等,或指最小的有意义的语言单位。就前一种涵义说,译作词素是合适的,就后一种涵义说,译作词素会让人感到先有词,从词里头再分析出词素来。正如张志公说：这不仅仅是名称问题,而是关系到语言的观察和认识问题。即是从语素组成词的角度来分析,还是从词分解为词素的角度来分析的问题^[2]。通过不断地观察语言,语言学界已认可语素是语言中最小的一级语言单位。2.正确认识术语的内涵与术语外延的变化对于一个概念来说,最初的词不是一种简单的象征,可能是一种意象,一种图景,一种概念的心理素描,一种关于概念的简短故事^[3]。客观事物的发展和人的主观认识的深化引起术语意义变化的例子不胜枚举。如古人认为“心”是思维的器官,随着对人体自身的科学揭谜,逐步认识到思维的器官是大脑,但与心相关的各种语言现象照样沉积下来,不见人们更改。其他语言中也存有类似现象,译过来也没有匡正。如英语中learn by heart(熟记,能背出)、at heart(内心)、put one’s heart into sth.(全身心地做某事)、set one’s heart on/upon/sth.(决心要做某事)等。又如俄语中的сложить в своём сердце(铭记在心,牢牢记住)、читать в сердцах(猜透或识破人们的心思)、с открытым сердцем(赤诚地,一片诚心地,毫无诡计地)、сердце сердцу весть подаёт(意会神传,心心相印)等。有的术语来自普通语言,著名作家徐迟善写科学和科学家,据他讲,人类迄今所发现的地球上最小的物质单位“夸克”,得名于爱尔兰大作家詹姆斯·乔伊斯^[4]的小说《芬乃庚醒来》中的一句：“给麦克先生三个‘夸克’。”3.对术语内涵本质属性的认识与音译改意译事物的区别性特征是其比较稳定的本质属性,变化的是其非本质属性或偶有属性。不论非本质属性变化多大,只要本质属性不变,事物的本质规定性也不变。因此识别和掌握事物的本质属性,对确定术语指称对象意义重大,对其翻译的方式选择也会产生重大作用。比如对俄语платье(连衣裙)的认识,最初比较模糊,只好用音译对付：布拉吉,如果可能,还可以译作“布拉接”,前者用语素“布”能起到联想的作用,后者至少可以反映衣的裁剪(布的“拉”与“接”)。但随着中苏交往的深入和人们对这一服装的接触,就是把上衣和裙子连在一起的服装,译作“连衣裙”,是非常准确的服装术语。因为“衣”在汉语中广义上泛指衣服,狭义上多指上衣或外衣,如“衣角”“衣襟”“衣裤”“衣领”“衣袖”“衣摆”“大衣”“风衣”等。强调本质属性对确定术语指称的重要意义,并不否认非本质属性的作用。譬如,先民的交通工具之一是船,port是停船处,命名为“码头”。飞机发明后,需要类似港口的停机处,为了区别船码头,通过构词法,在port前加了air。port所指的停船码头的原义扩展到了飞机降落与停放处。人类的认识具有较大的历史局限性。在一定历史时期,由于认识的局限,不可能毫无遗漏地认识事物的全部特征或特性。在命名的过程中,追求指称上的绝对确定性是达不到的,事物本身在不断发展,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日益深化,不能绝对准确无误地区别本质属性和非本质属性,也不可能绝对准确无误地根据事物的本质属性去确定它是否是某个名称的所指。因此,事物的命名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宽泛性和时效性,正是这些特性为术语内涵的不断发展、丰富留下了柔性空间。三、术语翻译与词典规范上述讨论表明,术语翻译与词典密切相关,术语翻译不可完全拘泥于词典。词典往往落后于语言现实,译者要尊重词典,更应尊重语言现实。术语翻译与词典既涉及双语词典,又涉及单语词典。1.术语翻译与双语词典规范词典中的词是语言的、抽象的、规范的、全民共用。话语中的词是言语的、具体的、生动的、变化多样。言语的词发展到一定的地步会约定俗成,进入词典,成为语言的词或词的一个义项,走向规范,进入规范。言语的词变为语言的词的一个义项,换言之,是赋予旧词新义,正反映了原有术语的内涵与外延的关系。这是一种反比关系,内涵越多的概念其外延越小,内涵越少的概念其外延越大。如果一个术语所指的对象扩大了,其内涵自然要缩小,即概念对事物的本质反映更宽泛、更概括、更抽象。port的义项的扩充正反映了这一过程。先看贷入俄语并扩大俄语相应术语内涵的例子。1994年出版的俄语词典Толковый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对порт(为port的外来词)的释义则明显地反映了现实的语言发展：1.Место с защищённым водным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м,специально оборудованное для стоянки погрузки,разгрузки и ремонта судов,а также город у моря с так оборудованным водным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м.2.То же,что аэропорт.两个义项中,第一个同英文port的“港口”义,第二个同airport义。port意义的扩大与贷入俄语,使得俄语原先的外来词порт增添了语义。英汉词典也有类似的现象。中国双语词典专家对这一语言事实采取了比较慎重的态度,如陆谷孙教授主编《英汉大词典》(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就对port一词补入了airport这一义项,注录为“<口>=airport(机场、航空站、航空港)”。对新义项的语法修辞标注表示该义项选自口语,既反映了语言现实,又反映了其非书面性,可以使用,却又尚未完全进入全民标准语。2.术语翻译与译语词典规范相对而言,吸收外来词汉语比俄语整体上要晚一些,这取决于语言亲属关系和国际交流等因素。到了199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最具权威性的《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我们发现,修订者将“航空港”作为“港”的第二个义项补入词目,并举“飞机离港”为例。这一例雄辩地证实了词典涵义的发展。新闻媒体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1997年6月5日焦点访谈中出现了“出港旅客”和“出港航班”的说法(话题：成都机场周围农村焚烧秸秆影响飞机的起落)。翻译的术语如何进入译语词典呢？一个术语的翻译先在译界和译文中使用,然后才进入汉语规范词典中。比如port进入《英汉大词典》之后,才进入《现代汉语词典》。上述研究从语言类型学角度反映了不同语言对待同一语言现象的规律性做法,也反映了汉语词汇发展受外语,具体是受外译汉影响的规律。这一规律是：第一,原语词汇发展体现在原语话语中;第二,在外译汉中,新的语言发展现实必须在译文中反映出来,译者不拘泥于原有的双语词典,突破了双语词典,超规发展;第三,双语词典将这一规律现象吸收,又促成了这一现象在翻译中广泛使用;第四,从译界的使用,逐步影响译语本土的阅读与写作,推而广之,使得这一语言发展现象以相应的译语形式进入译语规范词典。3.术语翻译促进译语词汇的发展术语具有单义性,一个概念一个命名最为理想,但实际上不可能每个术语都是如此。据语言的经济原则,一个术语可代表不同领域的相关概念。同样,同一概念还可用不同术语表示,概念与术语的双向交叉关系,促进了译语词汇的丰富与发展。如airport既可译为“航空港”,也可译为“航空站”,并行不悖;反过来“航空站”也可译为airport和spaceport。回头看“航空站”,似乎也应该作为“站”的义项,进入汉语词典,同一概念,在甲语言中有理据,而在乙语言中可能有理据,也可能无理据,port在英语有理据,开始译作汉语的“航空港”显得理据不足,但随着对事物认识的不断深入和扩大,“港”字另增了新义,保持了术语的稳定性和语言的经济性。这也算是翻译对现代汉语所作贡献的一个小例证。*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汉译词汇规范问题研究》(02BYY012)成果之一。     

品读《一名之立，费三百载》

《科技术语研究》2006年第1期刊登了题为《一名之立,费三百载——logic定名评述过眼录》^[1]的文章,作者是四川外语学院外国语文研究中心杨全红先生。文章介绍了“逻辑”一词定名历经三百余年的旧闻轶事,读来十分有趣。杨文旁征博引,将平日所作笔记刊出,每录言论,则以言论之作者冠为名头,言论之后又标出引文出处,中规中矩。以“逻辑”定logic,可以说是汉语术语规范过程的一个缩影,个中玄妙,也值得我们一再深思玩味。据杨文引述,周振鹤认为：中国学术的发展过程中缺少“逻辑”这样的西方哲学的概念,致该概念引入中国以后其定名花了三百多年的时间。在明末,耶稣会士依拉丁语(logica)音译作“落日伽”,后又意译为“道”、“理”;至晚清,严复译作“名学”。日本人又译为“论理学”。据统计,到清末为止,逻辑的译名计有近五十种,没有一种占压倒多数。民国初年,章士钊力主使用音译“逻辑”,引起报上争吵。其后亦多词并立,至20世纪下半叶,终告逻辑取胜。严复曾叹：“一名之立,旬月踟蹰！”译名之难,由此可见。不过,译名难,定名亦不易。以西人所云logic一语为例,据说至清末,其在我国即有50种译名之多。一个术语在一个国家之译名竟达半百,其混乱是怎么也难免的了。为规范和统一该术语,我国学人一直在努力,商榷和争鸣即时有所闻,据称民国初年报刊上还因此上演过一段“文斗”呢。该词之“逻辑”译名最终为国人接受已是二十世纪下半叶。难怪有人要说：“一词之立,费三百载”！一语“逻辑”,五十异名。“译名”自然不是“异名”,但是译名确实导致异名。中国古文中常有通假,意指汉字的通用和假借,是用音同或音近的字来代替本字。包括同音通假,如以“公”为“功”,借“骏”为“峻”;双声通假,如借“祝”为“织”,借“果”为“敢”;叠韵通假,如借“崇”为“终”,借“革”为“勒”。古书多用通假字;今简化汉字也常常采用,如借“谷”为“穀”,借“吁”为“籲”等。^[2]“译”与“异”同音,倒也符合通假的定义。然而从译名到异名的逻辑,却是隐藏在“一名总有多人译,思前想后各不同”的客观道理之中。由此,译名之单数仍为“译名”,译名之复数,便是“异名”。章士钊说,这是“文人通病,每不肯沿用他人已定之名”。他认为,“以义译名”(意译)常常不能吻合原意,所举之例便是logic(逻辑),以作为“音译可免争端之证”。但是音译与意译之争似乎经久不衰,难分轩轾。或问,西方逻辑何时登陆中国？第一次中译文本又系何人所为？杨文有答者曰：傅季重：明朝李之藻同傅汎济合译并于明崇祯四年(1631)刊行的《名理探》,为西方逻辑的第一个中译本,以“名理”译logic。明末来华之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向中国读者介绍亚里士多德的logic时,将其译为“辨学”(亦谓“辩学”,见于《辨学遗迹》)。清道光四年(1824),乐学溪堂刊行的佚名译《名学类通》中,则将logic译作“名学”。清德宗光绪二十六年(1900),严复在作名学讲演时开始使用“逻辑”一词,并着手翻译《穆勒名学》。他既首创“逻辑”这一音译名,又不摒弃意译的“名学”,因为他认为在中国只有“名”这个词才与西方的logic含义相近。1902年在《穆勒名学》的按语中,严氏说：“逻辑最初译本为固陋所及见者,有明季之《名理探》,乃李之藻所译,近日税务司译有《辨学启蒙》。曰探、曰辨,皆不足与本学之深广相副。必求其近,姑以名学译之。”胡晓翔：《浅议译名的是非及翻译的标准》,《上海科技翻译》1996(3)。回首“逻辑”术语公案,杨文引王秉钦^[3]言论：第一个提出讨论这个问题的是章士钊先生,他在《民立报》和《甲寅》周刊上发表意见,主张音译。章士钊《逻辑指要》称：“明李之藻所译,是葡萄牙人傅泛际书半部,……马相伯讲授逻辑,以致知二字牒之,未定专称,所撰《致知浅说》……。”其中“傅泛际”或与“傅汎济”无异。李之藻(1565—1630)是明末科学家,字振之,又字我存,号凉庵,浙江仁和(治今杭州)人,万历进士,历任南京工部员外郎、太仆寺少卿等职。曾随利玛窦学习西洋历算,主张西法,致力于介绍西方天文学、数学、逻辑学等。读杨先生文,使我联想起“经济”。经济是现今高频词,至少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媒体的表现如此。关于经济一词的来历,众说不一,颇有争议。有人说“经济”是日本人的发明,日本人从西方语言翻译过来,再传到中国。其实,对于中国人来说,经济这个词是“出口转内销”。早年间在中国,也有以音译“经济”即economy的时候,写成汉字,表示为“依康老蜜”(容挺公：《致甲寅记者论译名》),^[4]今天再看时确实有趣得很。《甲寅》杂志创刊于1914年5月10日,章士钊主编。读者容挺公对以音译名词如“逻辑”、“依康老蜜”用作学名提出异议：“……倘指科学,用作学名,则愚颇以音译为不适。”百年以后,时过境迁,“老蜜”不再,“逻辑”依然。说明音译意译各有千秋,绝不是简单一句话所能取舍判断。天下文痴,乐在品书。读好文章,当然过瘾。不过也有小小困惑：章士钊(1881—1973)是湖南善化(今长沙)人,字行严,号秋桐。历史上另有“章氏”章太炎,即章炳麟(1869—1936),浙江余杭人,也是学者,太炎是他的号。杨文列在“章太炎”名下的言论(64页),称“愚吐弃名学而取逻辑者也,决不能……”,此与同文前引陈福康言论(61页)中“章氏认为……愚吐弃‘名学’而取‘逻辑’者也,决不能……”似为同调。但两个“章氏”确有不同。或请释之。^①瑕不掩瑜。无论如何,愚得以品读一词三百载,幸甚至哉！ ① 确系“章士钊”之误,作者随他人(林行止先生)而错,本刊向读者致歉。——编者     

从术语学角度看“生态环境建设”一词

拜读了沈国舫院士在《光明日报》上刊发的《“生态环境建设”一词使用不准确》一文,我想从术语学理论研究的角度提出一些想法,供专家们讨论时参考。术语学是以术语为研究对象的综合学科。术语学理论认为,术语是指称某一专业学科领域内概念的语言符号。换句话说,术语背后一定有一个严格的科学概念。沈文引述《中国大百科全书》关于“生态”“环境”等术语的定义,这是完全正确的。它们应该看作是对这些术语的科学定义。这些定义与普通语文词典对这些词作为一般词语的解释是不完全一样的。与后者相比,科学定义应对被定义的对象提供更带有本质性的特征描述。当然,后者的解释即使不那么严密,不那么准确,也要保证在科学上是正确的。其次,术语总是存在于一定的概念系统之中,它不会孤立地存在,它的科学定义总是受其他相关概念的制约。比如：“生态学”的定义就离不开“生物”“环境”以至“生态”等概念的定义。科学的术语系统是一环扣一环按严密的层次以及相互关系构建起来的。如果我们把“生态环境建设”当作一个严格的科学术语来看待,如果这一表述确实存在概念重复等问题,而且,它又“纯粹是‘国产’的,与国际上通用的术语不接轨”,那么,对这个术语词恐怕只能采取沈院士提出的第二种处理办法,即“干脆改变这个名词的称谓,顺应国际上通用的词汇”。不然,由于术语所具有的系统性特点,这一术语存在的问题,肯定会波及其他相关术语,产生连带的负面影响。如沈文所说,在国际交流的场合,对类似“ecological environment”这样的说法,虽经多次解释,外国专家还是不能接受。这与其说是用词习惯问题,还不如说是科学语言的准确性问题,术语使用的规范化、标准化问题。在这方面,应该把科学性、标准化放在第一位考虑。这应该是术语规范与统一的一个原则。无视这一原则,轻则会造成概念混乱,妨害学术交流,重则甚至会影响学科的发展。按我的理解,沈院士的文章主要是把这个问题作为专业领域内术语的使用问题提出来的。若按第一种办法,即“承认约定俗成的原则,对中文名不作大的改动,但要对它的内涵作出明确的定义和解释,并提出要避免其可能产生的负面作用的认识偏差,然后寻找一组适当的外文对应词而不要硬译。”说不定会造成“名实不符”,“名不正则言不顺”,还可能给以后出现的相关术语的定名埋下隐患。不过,这个问题还有另外一面,也应该予以考虑。术语学的理论还告诉我们,术语虽然首先是科学的专用语言,但术语实际上又不可能完全与日常语言隔绝。特别是在当今时代,日常语言与科学语言的“接近”(approximasion)成了语言发展的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当术语进入日常言语交际时,它又可能发生“非术语化”现象。这时,它就不再具有(或部分失去)原来严密的术语概念所包括的某些特征,至少是其意义不再那么严格地受术语系统的制约,与该系统的联系也随之衰减、淡化了。于是,对这类术语词的科学严密性的要求也会相应放宽。沈文中提到的黄秉维院士最早使用“生态环境”这一词语的场合,与沈院士在国际同行学者之间的交流相比,其性质就有所不同。前者已经不能算是纯粹的学术性交流。本来,“生态”(ecology)是指“与生物有关的各种相互关系的总和”,其中是包括“环境”因素的。但进入日常语言之后,按《现代汉语词典》对“生态”一词的解释,是“指生物在一定自然环境下生存和发展的状态。也指生物的生理特性和生活习性。”这与原来“生态”所指的“与生物有关的各种相互关系的总和”还是有差别的,至少把“相互关系”笼统地解释成一种“状态”就带有较大的模糊性。但这是用自然语言作为释义的元语言在所难免的。其次,把各种相互关系中占重要地位的与环境的关系,说成是“在一定环境下”也使环境因素在其中的分量弱化了。由于“生态”所包含的“环境”因素在语素上并没有体现,说不定“生态环境”的说法就是在意识到这一点之后为了突出“环境”因素而说出来的。这与黄院士头脑中原来有的科学概念已经发生了某些偏离,所以,他事后拿严格的科学概念衡量又觉得这一说法不妥。术语学理论还告诉我们,术语的规范与标准化应视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文本而有所区别。对那些起规定作用的文本,如国家权威机构发布的推荐术语的文件、专业辞书,以及对科学论文等具有严格学术性的文本,应该有更强制性的要求。而对另外的一般言语交际场合,一般的文本,规定只能具有某种弹性,其容许度要放宽。顺着这个思路,沈文中提到的“我国各类文献”是否还可以进一步加以区分,以便区别对待？日常言语交际中术语使用的规范化,说到底,取决于一个民族总体文化科学素养水平。这个水平的提高应该成为一个长远努力的目标。     

模糊语言学和术语学*

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1894－1964)1948年说过：“在科学发展上可以得到最大收获的领域是各种已经建立起来的部门之间的被忽视的无人区”,“正是这些科学的边缘区域,给有修养的研究者提供了最丰富的机会”^①。1964年美国工业数学和应用数学学会(费城)在发表《诺伯特·维纳论文选》(麻省理工学院,1964年)时作序写道：“诺伯特·维纳教授相信,在两领域间的‘缝隙’中将会发现具有重大意义的研究课题”(见该书第5页)。模糊理论的诞生,再次证实了维纳的这个论断。1965年扎德(Lofti Zadeh)在《Information and Control》(信息和控制)杂志第8卷(1965年)第3期发表了题为《Fuzzy sets》(模糊集)的论文,接着他又发表了几十篇有关模糊理论的文章,从此模糊理论几乎风靡全球。模糊理论是从数学、哲学、逻辑学、语言学中诞生的一门新兴边缘学科。在哲学和逻辑学方面,著名的哲学家罗素和布莱克先后于1923年和1937年发表了同名的论文：《Vagueness》(论模糊),从哲学和逻辑学上为模糊理论的诞生奠定了基础^②。扎德承认：“逻辑集论这个分支的兴起是从语言学方法的引入开始的,它转而又推动了模糊逻辑的发展”^③;“模糊语言的概念是模糊集合理论中最重要的进展之一”^④。但是正如康德所说：“任何科学含有数学成份的多寡,决定了它在多大程度上够得上成为一门科学”^⑤。只有当扎德将模糊理论数学化以后,它才得到整个科学界多数人的承认。现在,模糊理论已被应用于数学、系统学、控制论、信息论、心理学、逻辑学、文艺学、美学、人工智能、机器人学、法学、经济学、地质学、生物学、情报检索等许多领域,它的发展方兴未艾。关于模糊类(fuzzy class)扎德是这样下定义的：模糊类是指“其界限不是泾渭分明地确定了的类别”,或者换个说法,“模糊类是指该类中的成员向非成员的过渡(transition)是逐渐的,而非一刀切的”^⑥。例如“红”和“橙”,“橙”和“黄”,“黄”和“绿”,“傍晚”和“晚上”,“青年”和“中年”,其间的界限都不是泾渭分明,能一刀两断的。模糊理论从语言的模糊性得到启发,反过来,模糊理论的形成又进一步促进了对语言模糊性的研究,其影响波及语音学、语法学、尤其是词汇学、语义学、修辞学等多门学科。术语学作为语言学的一个分支^⑦,其研究和发展也同模糊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术语和非术语的界限是模糊的,二者之间很容易相互转化。例如“传播”、“及格”、“幅度”本来分别是农业(如“传播花粉”)、教育、物理等学科中的术语,现在已广泛应用于日常生活,以至一般人不再感到它们是术语。反过来,英语的shock本是一般用语,义为“冲击”、“震荡”、“打击”,进入医学领域后专指“休克”、“中风”、“心脏病引起的昏厥”,变成了科学术语。汉语借入了这个术语后,随着医学知识的普及,这个词广泛用于大众(尤其是知识分子)语言,它的术语和外来语色彩大大减弱,甚至不为一般人所察觉。“休克”是双音节词,符合汉语词多为双音节这一规律,也有助于这一转变。又如“集合”本是一个普通用语,但是在信息论中却变成了一个术语。术语同非术语之间的相互转化过程现在仍很活跃。如1989年2月23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说：“个别民族分裂主义者也成不了大气候”。“气候”本是气象学术语,早已广泛用作生活用语,如“今年气候不好”。但在上引话中又出现了新的涵义。在气象学中,“气候”一词不能用“大”修饰。绝大部分术语的构成要素是非术语,如“软件”、“硬件”、“软着陆”、“清音”、“浊音”、“清唱”中的“软”、“硬”、“清”、“浊”是典型的模糊词,“件”、“着陆”都是非术语,也有助于术语同非术语之间的相互转换。一般说来,术语都来源于非术语语素(或词),这是可以理解的。德国著名物理学家海森堡在其《物理学和哲学》(商务,1984年)中,列有专章“现代物理学中的语言和实在”,其中说道：“在科学知识的增长过程中,语言也增长了”,“我们发展了一种科学语言,它可以作为与科学知识新增加的领域相适应的日常语言的自然扩展”(见该书第109、113页)。根据程曾厚在《什么是术语学》(刊香港《语文建设通讯》1983年第10期)中所介绍的资料,俄语中的日常生活及文学词汇不过3－4万,但是仅电子学一门学科的术语就有6万个,而且每年还在以一千个术语的速度递增。这么多术语如果全靠新创,而不是依靠已有的非术语语素(或词),只会大大增加语言中的词汇量,影响语言的经济性原则。汉语中这一特点表现得尤其明显。如“肝炎”、“胃炎”、“肠炎”、“肾炎”、“关节炎”等术语都是借用日常生活中的已有的词加上“炎”这个模糊词构成的,而不似英俄德法语那样,需要借助拉丁或希腊语词根,造成一大堆新词。如英语的hepatitis(肝炎),来自拉丁语,最初的词根是希腊语的hêpar(肝);gastritis(胃炎),来自拉丁语,最初的词根是希腊语gastr(胃);enteritis(肠炎),来自希腊语énteron(肠子);nephritis(肾炎)来自拉丁语,最初的词根是希腊语的nephrós(肾);arthritis(关节炎)来自拉丁语,最初的词根是árthron(关节)。这些词所共有的后缀－itis也是通过拉丁语最初源于希腊语的表示“……病”的后缀－tis。类似的例子有汉语的“儿科”、“妇科”、“骨科”、“眼科”、“产科”,都是用非术语性的常用词素构成,十分简便,易学易记;但是英语却要借助外来语,构成特殊的医学术语：paediatrics(“儿科”,希腊语的paid－义为“儿童”),gynaecology[“妇科”,来自希腊语gun(女人);英语的queen(“皇后”,本义“女人”),俄语的жзна(“妻子”,本义“女人”)都与gun同源],orthopaedics(骨科),ophthalmology(眼科),obstetrics[“产科”,来自拉丁语obstetrix(接生婆)];汉语的“工兵”、“步兵”、“炮兵”、“骑兵”等都是用常用词素构成,易学易记;但是英、俄语则不然,都是借助拉丁、希腊语词根构成单独的词。这固然是由于拉丁文在欧洲曾长期充当书面文学语言,在医学界中至今仍在使用,另一方面是由于欧洲语言构成词的灵活性不如汉语。这是汉语的一大特点,也是汉语的一个优点。[参看拙文《制定术语要了解和掌握语言规律》(刊《中国翻译》1989年第2期)和《汉语并不难学》(刊《世界汉语教学》1988年第4期)]。此外,一个学科领域内的术语同另一个学科领域内的术语,这二者之间的界限也是模糊的,二者也很容易相互转化。例如,“原子”本是物理学术语,借入到语言学以后,构成“原子主义”,指孤立地分析语言现象的理论和方法,尽管atom(原子)源于希腊语átomos,在希腊语中本指“不可分割的”,不是术语。“结构主义”本是语言学术语,现在这个术语连同它所表示的原理和方法已广泛运用于文学、美学、人类学、哲学、建筑学等许多方面。又如“尸体”即是日常生活用语,又是医学术语;“痉挛”是医学术语;两个词加在一起,构成“尸体痉挛”,则成了法学专门术语。由此可见,我们在进行术语规范化时,要充分考虑到术语和非术语,这一学科领域的术语和另一个学科领域的术语之间的界限都是模糊的,二者常常相互渗透、转化^⑧。最后还要考虑到,有时一个词在一种语言中是非术语,但是在另一种语言中却可能是应用范围十分有限的职业术语。例如hyphen(连词符)在英语中是个日常生活广泛使用的非术语名词,但是汉语中的音译词“哈分”却仅用于印刷、校对、编辑行业。日常生活中只用“连词符”。当然,如果从标点符号学着眼,“连词符”又可视为标点符号学中的一个术语。因此,同一个词,由于视野角度的不同,即可视为术语,也可视为非术语。上面是从共时角度讨论非术语和术语之间界限的模糊性和二者之间的相互转化。在语言的历史演变中也不乏这方面的例证。例如,法语的couver(孵)这个带有术语性质的专业用语(当然,在养鸡人很多的地区,这又是一个生活用语)本来自拉丁语的cubare(躺,卧)这个生活用语。有意义的是汉语的“孵”也是来源于“抱”、“伏”等生活用语(见王力《同源字典》,第244页,1982年)。但是后来,couver从“孵”的意义又派生出“酝酿”、“密谋”、“潜伏”、“孕育”等非术语意义。这种“非术语→术语→非术语”的三次转换过程特别值得注意,它对语言学和术语学,甚至对哲学都有理论意义。语言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用现代集合论的术语说,它是一个大的集合,它下面包括许多子集。科学术语是一个子集(下面当然还可以按学科分为许多更小的子集);同科学术语平行的还有行话、隐语等子集。《现代汉语词典》(商务,1979年)给“行话”下的定义是“各行各业的专门用语(一般人不大理解的)”。它接近科学术语,但使用阶层不同。科学术语多为知识分子所使用,行话却是各行各业的人(不少是非知识分子)所使用的,往往带有口语色彩,尽管二者的界限有时也是模糊的,二者可以相互渗透和转化。隐语(或称切口)也构成语言系统中的一个子集,是指“旧社会帮会或某些行业中的暗语”,北京话又叫“春典”、“侃儿”,江湖话叫“春”(见陈刚《北京方言词典》,第41,145页,商务),其特点在“暗”和“隐”二字。它们同术语、行话一样,也很容易向全民语言转化。例如现代汉语普通话中的“挂彩”、“扯淡”、“杀风景”就可能来自隐语。汉语的隐语行话滥觞于《文心雕龙》(作者496－497之间)所说的谐隐之词(见曲彦斌《隐语行话的传承与行帮群体》,载《百科知识》1991年第1期),它们在汉语文化中,至少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因此向全民共同语转化是不难理解的。由此可见,术语和术语之间的界限的模糊性及其相互转化,不过是语言中的各个子集之间界限的模糊性及其相互转化这个大问题中的一个小问题罢了。二、术语区别于非术语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术语中模糊词少于非术语。传统的术语学从多方面规定术语同非术语的特征,唯独没有从模糊性角度划定二者的区别。罗素说过,“整个语言都是模糊的”^⑨。波兰哲学家沙夫说：“如果我们不考虑科学术语的话(科学术语的意义是由约定确立的),模糊性实际上是所有词的特性^⑩”。扎德说：“在自然语言中,句子中的词大部分是模糊集的名称,而不是非模糊集的名称”^⑾。这三段话涉及三个问题：(a)是不是所有词或大部分词都是模糊的。(b)科学术语是不是都是非模糊的。(c)模糊的科学术语同模糊的非术语在文章中占的比重有什么差别。关于前两个问题,石安石教授作了明确答复;(a)并非所有词或大部分词是模糊词。他抽取了以“金”字为第一个词素的65个词(个别是词组)74个义项为例,其中模糊词只占28%。以“大”这个模糊词素构成的词为例,310个词,372个义项中模糊词占183个,约49%,都没有超过半数。(b)以语言学术语为例,也有很多模糊词,如“词素”和“词”,“词”和“短语”,“短语”和“句子”,“名词”和“动词”,“动词”和“形容词”,“名词”和“形容词”,“虚词”和“实词”之间的界限都不是泾渭分明的,因此它们都是模糊词^⑿。“云朵”在气象学中也是一个模糊词。维纳在《控制论》中引了德国的一首儿歌,其中有一句是“你知道有多少云朵飘浮过大地？”对此维纳回答道：“在气象学的全部语汇中,根本找不到似乎永远就是那样一朵的那种云朵;即便有的话,他(指气象学家——伍)既没有办法计算,也没有计算的兴趣”^⒀。但是,“星星”却是精确词,因为“每颗星都是一个确定的对象,极其便于计算和编目”^⒁。石安石没有提到第三个问题,他也没有统计充满术语的科学文献中模糊词在总词汇量中所占的比例,以及这个比例同非科学文献中模糊词在总词汇量中所占比例的差异。我们随便引《控制论》第35页第二段话中的一句话：“太阳和行星的相对运动可以看作是刚体的运动”为例。我们发现其中的术语有五个：“太阳”、“行星”、“相对”、“运动”和“刚体”。除“刚体”外,这些术语也都进入日常生活用语,一般人往往觉察不到它们是术语。但是在这段话中它们的术语色彩仍十分浓厚。这五个词除“相对”是模糊词外,其它都是精确词^⒂。这样,精确的术语将近占这段话(共11个词)的半数(“运动”重复出现两次,算两个词)。非术语中只有“可以”是典型的模糊词,因为“可以”与“不可以”之间,没有截然分明的界限。其他词,如“和”、“的”、“看作”在这上下文中都是精确词^⒃。这样,精确词占的比例超过80%,比石安石统计的非专业文献中的精确词所占的比例要高得多。当然,在讨论这个问题时还要考虑到,模糊词和精确词相互之间是很容易转化的,关于这个问题详见拙文《论语言中精确和模糊的相互转化》(刊《百科知识》,1984年,第12期),就不在这儿赘述了。一般说来,在科学、法律、外交等文献中总是力图使用精确词,避免使用模糊词。但是,即使在法学中,有时也必须用模糊词,而不能处处用精确词。例如,在《法学字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第261页)中对“伤害罪”作了这样的规定：“故意伤害他人或过失伤害他人致人重伤的行为”。“重伤”和“轻伤”在日常用语中显然是模糊词语,因此在法律上必须作出比较精确的规定。该词典根据我国从1980年起正式施行的《刑法》第85条作了如下说明：“重伤指：使人肢体残废或毁人容颜的;使人丧失听觉、视觉或其他器官机能的;以及其他对人身体有重大伤害的”。当然,这儿的“其他”,“重大”还是模糊词。但这是必需的,因为人们不能罗列全部重伤的情节,列出九百九十九条重伤情节,漏掉其中一个情节,便可能给违法的人钻空子,因此邱实同志在其《法律语言》(中国展望出版社,1990年)第9页所说的下面一段话是完全正确,合乎辨证法的：“在立法语言中恰当地使用模糊词语不仅不会使法律规范含混不清,相反,会使法律规范更加准确、严谨、周密”。三、有些术语的内涵和外延都不可能是精确的,即构成模糊术语。这个问题事实上在上面已经涉及。如“刚体”的内涵(受力的作用只产生运动,不发生形变的物体)就有一定的模糊性。因此,哪些物体算作刚体,其外延也有一定的模糊性。上面举的语言学中的许多术语,如“词素”和“词”,“词”和“词组”的内涵和外延都有一定的模糊性。清晰的只是这些概念的中心部分,其边缘部分界限是模糊的。随便举几个例子：英语中I dare say(我想,大概,恐怕,当然,无疑)也可以合写为I daresay(主要见于英国英语)。能说这儿的dare say是词组,而daresay是词吗？如果单纯从意义看,I dare say等于一个词perhaps(也许)或of course(当然)。这儿的主语只能用I,可见这个组合接近成语。此外,of course(当然)分写,但是难道能因此认为这个组合是两个词吗？在词典中,of是词,course也是词,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对于成语来说,词加词的结果可能不是词组,而仍然是词,只是徒具分写的形式罢了。可见语言不同于数学,数学中1+1=2,语言中却可能一加一仍等于一。汉语中也有类似现象。如“高觉慧”是词,单称“高”也是词(外国人对中国人常这样称呼)：称“觉慧”是词,单称“慧”(亲昵称呼)还是词。这样一来,“词+词+词”仍等于“词”。汉语中有很多所谓离合词,如“打倒”、“推翻”、“睡觉”、“帮忙”、“洗澡”、“中意”、“造谣”、“泄气”等。这些词既可作为单独的词使用,如“打倒反动派”,“推翻三座大山”,“这件衣服我很中意”,“你们不要乱造谣”等等;又可被一些词所隔开,如“我疑心他的原名是‘平福’,平稳而有福,才正中了乡绅的意”(鲁迅,《为了忘却的纪念》);“倘若有人造一个攻击你的谣……你们洗刷得很清楚么？”(鲁迅：《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后半句用现在的话当说“你们洗刷得干净吗？”但前半句至今似仍可说。当然更可能说的话是“倘若有人造了一个攻击你的谣言”。这说明这几十年汉语双音词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玉娥！你就这么泄自己的气吗！”(老舍：《女店员》);“九条狗也帮不了它的洋主子多少忙”(胡小亥：《刑场上的婚礼》);“我量你也负不了这个责”(草明：《乘风破浪》);“处长让我再带一个头”(王蒙：《温柔》)。离合词中有不少是“动补式”,其中有些动补式后的补语是所谓模糊词,如“提高”、“降低”、“放大”、“长大”、“看轻”、“看透”等。由于模糊词有着不同的“隶属程度”(membership),因此在这些离合词中间可以加一些表示这些程度的词,如“看得很透”、“看得不很透”、“看得不大透”、“看得很不透”等等。这时,我们所遇到的显然又是词组了。这种将一个词分开,中间加很多词的结构类似德语的框形结构。例如德语的zusammenbrechen(倒坍)在下列句子中其前缀和词干就被四个词所隔开：Die Brucke brach infolge zu starker Belastung zusammen。(由于负荷太重,桥倒塌了)。汉语中原本充当双音词中词素的成分可以提至句首,更突出了离合词中的词素变成了词的这一特点。如“发理了吗？”“发理了没理”等。上面所说到的这些离合词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在古汉语中,这些结构原来是词组,如“殷汤周武,聪明睿智,上顺天命,下应人心,放桀鸣条,诛纣牧野,革其王命,改其恶俗,故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孔颖达疏《易经·革》)。“殷革夏命”(《尚书·周书·多士》)。后来,随着汉语中双音词数量的日益增大,“革命”才变为一个词,如在“法国大革命”,“十月革命”中的“革命”。但是在“革老子的命”,“林彪提出了反动的口号：‘革革过命的人的命’”等词组中,“革……命”显然还是动宾词组。这是古汉语词组的延续。这说明语言中共时和历时的界限并不是象索绪尔所说的那样容易一刀切开,界限分明的;从单音节词为主的古汉语向双音节词为主(指双音节词在全部词中占的比重,不是指双音词的出现频率;就出现频率来说,单音节词至今仍可能超过双音节词)的现代汉语转化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一些既可为双音节词,又可为词组的中间过渡现象,这时词和词组的界限是模糊的。如汉语的“睫”(如‘目不交睫’)、“睫毛”、“眼睫毛”都是词,“眼睫毛”又接近词组,也反映了历时和共时的界限不容易切开的特点。这是符合自然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例如,在两种语言处在同一个区域时(如古代法国的凯尔特语和拉丁语),在融合为现代法语以前,必然经历过一个双语制的阶段。同理,从水栖动物演变为陆栖动物的过程中,往往会经历一个水陆两栖的过渡阶段。青蛙等两栖动物便是这一演变的过渡阶段的反映。由此可见,离合动词的产生是完全符合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演变过程中有过渡阶段这一普遍规律的。值得注意的是索绪尔早在其《普通语言学教程》第二编第七章中就已指出,词和词组,形态学、句法和词汇学之间都“不可能有任何预先划定的界限”,它们之间可以相互渗透。这正是模糊理论的精髓。又如“新潮”本是名词,但是现在报刊上已出现用于形容词的例子,如“她(指台湾女作家郭良蕙)说：‘人们的服装很新潮,尤其是年轻的女孩子们’”(见《光明日报》1988年10月16日第2版,光明日报记者张胜支的报导《访台湾著名女作家郭良蕙》),这时名词和形容词的界限也模糊了。再如实词和虚词这两个语法中的科学术语在其边缘部分也是模糊的,而不可能是精确的。因此不少早期汉语语法著作将副词看作虚词。现在的汉语语法学家一方面基于对汉语语法的进一步研究,另一方面也可能受外语语法的影响(因为英、德、法、俄等语言的语法著作都是将副词看作实词),多数将副词看作实词(如胡裕树、黄伯荣、张静分别主编的《现代汉语》)。介词也存在这个问题。上述外语语法都将介词(外语叫“前置词”)看作虚词。黎锦照的《新著国语文法》,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一则可能出自他们对汉语本身的认识,一则可能受外语的影响,也把介词纳入虚词。但是吕叔湘、朱德熙编的《语法修辞讲话》和丁声树编的《现代汉语语法讲话》也许出自他们对汉语特色的认识,也许是由于他们力图摆脱外语的模式,把介词归入实词,分别叫“副动词”、“次动词”。王力在《中国现代语法》中把代词看作“半虚词”(可能受法语的某些语法著作的影响),把副词看作“半实词”,说明他事实上承认了实词和虚词界限的模糊性,尽管由于那时还没有诞生模糊理论,他没有用模糊这个术语。但是,1983年王力在《语法》一文中已明确指出：“把现代汉语的词分为两大类(指实词和虚词),也有些边缘的问题要解决。……一个就是……副词……另外还有一类词也处在边缘,就是代词。”此外,各词类之间的界限也是模糊的。例如,古汉语的“之”,《马氏文通》和黎锦熙的《国语文法》认为是介词,本树达的《音等国文法》认为是连词,中学语法课本却看作是助词⁽¹⁷⁾。“及格”是教育学中的一个术语,其实也是个模糊词。“及格”在俄语中叫уаоВлетворителЪно,本义“令人满意”的,这更是个典型的模糊词。到什么程度才能算令人满意？60分及格,59分不及格,这界限完全是人为的[《现代汉语词典》(商务,1979)给“及格”的注释是“达到或超过规定的最低标准”]。凭一分之差就能断定两个学生知识水平之间的“天壤之别”吗⁽¹⁸⁾？四、对模糊术语完全可以采用循环定义的方法。在模糊理论诞生以前,传统的逻辑学以及受此影响的术语学总是要求在给概念和术语下定义时不能循环定义。对精确概念来说,这一要求是合理的。但是对模糊概念来说,这一要求就不仅不合理,而且有时实际上是做不到的。例如,“现在”、“过去”、“将来”既是普通用语,又是哲学、物理学、气象学等许多学科常用的术语,对它们就很难下精确定义⁽¹⁹⁾。因此苏联科学院四卷本俄语词典在给ьудущее(未来)下定义时就只好求助于настоящее(现在)：время следующее эа Hастоящим(现在以后的时间)。《朗曼当代英语词典》(1978年)给future(未来)下定义时也只好求助于present(现在)：the time after the present(现在以后的时间)。这种释义法本质上都是用未知解释未知,并且是循环定义。因为“现在”又要靠同“过去”和“未来”的对照中去确定。苏联科学院十七卷本俄语词典在给настоящий(现在的)释义时就注明противоположно：ирошедщий и ьудущий(与“过去的”和“未来的”相对立而言)。同理,“春”、“夏”、“秋”、“冬”既是生活用语,又是气象学、天文学等学科中的科学术语。由于地球上不同地区的温度差别很大,季节长短不一,所以很难给四季下一个全世界通用的精确的定义：从几月几号到几月几号是什么季节。以“春”为例,中国人既可以从立春(阴历2月3、4、5日)算到立夏(阳历5月5、6或7日),也可以将阴历正、二、三月算作春天(见上引《现代汉语词典》)。欧美人的春天大致是从春分(3月20或21日)算起,比中国习惯晚一个半月。如《简明牛津英语词典》给spring(春天)作的说明是from about March 21 to June 23(大致从春分至夏至);张其春、蔡文萦合编的《简明英汉词典》的注释是：三、四、五月;[英]二、三、四月;法国小罗伯尔词典对printemps(春天)的注释也是“从春分到夏至”,但注明这是针对北半球来说的;德语G.Wahrig词典对Frühling(春天)的注释与小罗伯尔完全相同。《简明牛津英语词典》给autumn(秋天)作的说明也是不够明确的：既可以指八、九、十月,又注明通常(特别是在美国)指九、十、十一月;给winter(冬天)作的说明更模糊：“……一年中最冷的三个或四个月份(在北纬地区是十一月或十二月至一月或二月”。苏联科学院出版的俄语词典(四卷本和十七卷本)给春夏秋冬四个词下定义时采用的又是循环定义的方法,如“春天是冬天和夏天之间的季节”,“冬天是秋天和春天之间的季节”等等,回避指出明确的时间界限⁽²⁰⁾。这虽然不合传统逻辑关于下定义要避免循环诠释的要求,但看来,这是对模糊词下定义的最好方法。此外,象“中年”、“壮年”这样的模糊词是不可能精确的上下限定义的,也许它们的最精确的定义是：介乎“青年”、“老年”之间的年龄。让我们再回到语言学的术语上来,其中“词”就是个模糊概念。吕叔湘指出：“词的定义很难下。一般说它是‘最小的自由活动的语言片断’,这仍然不十分明确,因为什么算是‘自由活动’,还有待于说明”⁽²¹⁾。接着他举了许多词与语素、词与短语不好划界的例子。其实,用模糊理论阐释,“自由”本身就是个模糊词。用模糊词所定义的“词”,当然仍然是模糊的。史有为指出：“要给词下个准确的定义,实在是太困难了,又何况是给汉语的词下定义。……汉语中如果有‘词’,那这个‘词’本身就是界限模糊的,因此作主观反映的语法学也必然很难用明确的界限去圈定它”。于是吕叔湘也只好承认有界乎词与短语之间的单位,管它们叫“短语词”⁽²²⁾。也许就象给春夏秋冬下定义一样,给“词”下定义的最没有漏洞的方法是循环定义：“词是介乎词素和短语之间的语言单位”(相应地：“短语是词和句子之间的语言单位”等等),并同时承认词素与词,词与短语,短语与句子之间存在着中间状态。随便举一个例子：我国中学语文课本把“的”、“地”、“得”、“着”、“了”、“过”看作是助词,王力认为“这是不合适的”。他认为应该看作词尾⁽¹⁷⁾。用欧洲语言学术语,它们当是构词或构形后缀,即是词素,而不是词。面对着这类模糊词,科学上有时不得不人为地加以限制,使之比较精确。例如“大雨”、“中雨”、“小雨”在日常生活中本来都是一些模糊词(组),气象学人为地规定：“24小时内,雨量达25－50毫米的雨叫大雨”(见《现代汉语词典》,但紧接着,该词典又加了一个适用于日常生活用语的模糊说明：“一般指下得很大的雨”)。对“中雨”的人为规定是“24小时内雨量达10－25毫米的雨”,对“小雨”的人为规定是“24小时内雨量达10毫米……以下的雨”。这些规定也还不是很精确的,因为都含有从最低限量到最高限量的浮动,即仍有一定的模糊度。但是这种模糊性是不可避免的,也是用不着避免的。此外,如体育中的术语“低栏”中尽管含有模糊词“低”,也用人为规定数据的方法(栏架高76.5厘米,男子距离200米,女子距离80米)使之精确化。生活用语中典型的模糊词是颜色词,味觉词⁽²³⁾,表示年龄、时间、空间、温度、性格特征等的词。这些词也经常在专业文献中出现。因此专业工作者不能不了解并关心模糊理论及其发展。五、有些词在非术语用法中是同义词(即相互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甚至是等义词;但是在术语用法中却是精确词,即其界限是分明的,而不是模糊的。例如,在一般人所使用的日常英语中,midget和dwarf都是指“矮子”。在怀尔德(H.Wyld)主编的《英语通用词典》中就是用dwarf注释midget。在《英俄词典》中这两个词都译成карлик(矮子)。但是在医学术语中,这两个词却用来指两种不同类型的矮子。midget指个子矮小,但身体各部分比例正常的人(因此midget这个词还可指“小型的”,如a midget submarine“小型潜艇”);这可能同midget从midge[“小蚊”,同德语Mücke(蚊子),俄语мyха(苍蝇)同源]派生,即由比喻构词有关。但是dwarf则相反,指胸部和躯干发育都正常,两腿却特别短的人,因此可以喻指矮小的植物或动物,如dwarf marigolds(小金笺草),dwarf birch(小赤杨树)。可是在天文学中,white dwarf(白矮星)只是取其小义(和天狼星相比),与midget并没有什么区别(关于这类问题的详尽分析见拙文《从<高山下的花环>谈到同义词的分化和发展》,载《教学研究》1990年第1期)。又如“罚金”和“罚款”在日常语言中是同义词,但在法律术语中二者之间却有着截然分明的界限：前者是我国刑法中规定的处分罪犯的一种刑罚,必须由法院依法作出判决;而后者则用于还不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的人,不一定非由法院判决(见邱实《法律语言》第7－8页,中国展望出版社,1990年)。再如“犯罪中止”和“犯罪未遂”这两个词组在日常语言中可以被视为同义结构,界限不很分明;因为二者都指没有达到犯罪的目的。但是在法律语言中却表示迥然不同、界限分明的两个精确结构。前者指自动中止犯罪行为,因此可以免除或减轻处罚。但是“犯罪未遂”却是由于犯罪者的意志外的原因,没有达到既定目的,因此必须负刑事责任,尽管其处罚比“犯罪既遂”要小(见上引《法律语言》,第6页)。这个问题同语言中“犯罪”这类所谓表示行为结果的构词(或词组)方式有关。汉语(外语也一样)中可以说“他们正在盖大楼”,尽管从逻辑上说,既然正在盖,未盖成的建筑不能叫“大楼”。这是语言同逻辑的差别,也是语言模糊性的表现。客观现实千差万别、千变万化,语言如果要用不同的词表现每一个时时刻刻在变化的事物,如给“盖好一层(二层、三层……)的大楼”,“建成的大楼”分别用不同的词命名,语言中就不知要增加多少词汇。为了便利语言交际,语言必须简洁,因此有时不得不牺牲精确性,不得不违背逻辑。“犯罪”也是这样,“犯罪中止”和“犯罪未遂”中的“中止”和“未遂”,按照逻辑,严格地说,同“犯罪”一词的内部形式是矛盾的。总之,模糊理论的产生提出了传统术语学所没有考虑到的许多新问题,在这方面有着广阔的研究领域。现在模糊理论已进入大学课堂,在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哲学系和中文系都分别开设了模糊数学、模糊理论⁽²⁴⁾和模糊语言学的课程。在中山大学、山东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江西抚州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科也开设了或将开设模糊语言学的课程或讲座。对这种新的进展,术语工作者应给予密切的关注。最后让我们引美国著名语言学家肯尼斯·派克谈到“微笑”的模糊性的一段话来结束本文。他说：“一个可爱的女孩的微笑可以用诗歌般的语言描写,但是任何一位科学家都不能用电子显微镜查明微笑的物理的、生物的、文化的状况。……科学家只有考虑该女孩所属的整个民族,在谈论他们的喜悦时的社会相互作用,才能查明微笑的涵义”⁽²⁵⁾。这大概是模糊语言的研究引起文艺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多门学科关注的重要原因吧。附录：国外杂志《模糊集和系统》(国际模糊系统学会会刊)第23卷(1987)第3期(9月)报导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开设模糊语言学的情况,现将此报告的中译文附在下面：“模糊语言学”在中国第一次开课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普通语言学教研室伍铁平教授,是中国模糊语言学的开创者。他所著《模糊语言学》一书,将作为“现代语言学丛书”之一,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以中文出版。在本书的基础上,他从1987年2月至6月为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外语系约五十名研究生开设了这门新课程。模糊语言学课程,不仅在中国是第一次开课,也许在全世界也是首创。众所周知,L.A. Zadeh教授是在与模糊语言学紧密相关的背景下建立起模糊集理论基础的。这门课程包括：1、历史;2、模糊理论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影响语言模糊性的诸因素;3、汉语和外语中颜色词和味觉词模糊性质的分析;4、汉语和外语中时间词模糊性的分析;5、模糊概念与精确概念之间的互相转化;6、模糊性与反训;7、模糊性与词源学;8、模糊性与修辞学;9、模糊性与词汇学和语义学;10、从模糊理论看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的差异。上述内容,也是他所著《模糊语言学》的内容。该书共35万字左右,列有所参考的国外20余部科学著作。伍教授的讲授受到听众的热烈欢迎。他的著作与课程《模糊语言学》是模糊集理论及其应用在国内外进展的一项新的成果。(易敏 译) *本文是我应奥地利维也纳《国际术语网杂志》(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Network for Terminology)之约,用英文写成的一篇论文,原题是Fuzzy Linguistics and Terminology,发表在该刊1989年第25期上。《洛阳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1990年第1期转载了该文的英文全文。承蒙马沈龙、梁梅同志的好意,将它译成中文。在译文的基础上我将该文扩充了五倍。注释：①N·维纳,《控制论》,中译本,第2版,科学出版社,1963,2。②详拙文：《模糊理论的诞生及其意义》(上、下),载《百科知识》1987年第1,2期。③见扎德为美国《计算机科学和技术百科全书》写的词条：“模糊集”。④见扎德：《模糊集合、语言变量及模糊逻辑》(陈国权译),科学出版社,1983年,中译者序,第11页。文字上有改动。⑤同注②。⑥见拙文“模糊语言”,载《语言漫话》,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⑦有的学者将术语学看作一门独立的学科,它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语言学都有密切的关联。如隆多在《术语学概论》(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19页)中是这样解释“术语学”的：“一门以术语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它本质上是跨学科的,受语言学、逻辑学、本体论、分类学和情报学的规律制约”(译文上有改动)。⑧隆多在上引《术语学概论》第20页也举了两个用普通词表示术语的例子。如Célibataire(独身的)在化学中指“单电子的”。他还指出“普通语言区与专业语言区之间的边界是可相互渗透的”,二者之间存在着一个中间区域(第25页)。这正是我们这儿所说的典型的模糊现象。隆多认为,作为普通名词的“糖”,其定义(从不同植物中获得的甜物质)与作为科学术语的“糖”的定义(一种属于有机化合物的甜的碳水化合物,其通式为C_nH_2n－O_n)迥然不同(同上书,第175－176页)。然而,对于有些词来说,不论是作为普通名词,还是作为科学术语,其意义相近。并不象两个“糖”的定义那样迥然有别。还有第三种情形,即在专业语言和普通语言中,同一个词指的是不同涵义。如“盐”在化学中指“酸根和金属的化合物”,但在日常生活语言中却仅指其中的氯化纳。⑨罗素：《论模糊性》,载《大洋洲心理学和哲学杂志》,第1卷(1923年)第84页。中译文见《模糊系统与数学》1990年第1期第16页。⑩亚当·沙夫：《语义学导论》,英译本,第356页,华沙,1962年。(11)同注⑥。(12)参看石安石：《模糊语义及其模糊度》,载《中国语文》1988年第1期,第64－65页。(13)同注①,第30－31页。不过,这里应区别词和词的客观所指(denotatum)。从“云朵”的客观所指着眼,云朵的确是千变万化,没有定形,无法计算的。这朵云同那朵云之间有时很难截然划定分明的界限。但是作为词来说,不论云朵怎样变化,都可用“由水滴、水晶聚集形成的在空中悬浮的物体”(见《现代汉语词典》给“云”下的定义)加以概括,并不存在模糊性。“云”同“雨”“雪”的界限是分明的,尽管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给“雨”下的定义“从云层中降向地面的水。云里的小水滴体积增大到不能悬浮在空中时,就下降成雨”来看,雨的形成同云是密切相关的。用语言学的术语说,从历时着眼,我们不妨说雨同云是不可分割的,是一回事,因为“体积增大”本是一个模糊短语,增大到什么程度便不能悬浮在空气之中,取决于地理、气候、气压等许多条件,也都是模糊的,而不可能是十分精确的。(14)同上注第30页。(15)《现代汉语词典》(商务,1979年)对“刚体”的解释是“受力的作用只产生运动而不发生形变的物体”。然而,严格说来,即使是刚体,受力的作用,其形体总会发生哪怕极其微弱的,肉眼看不到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刚体”也是模糊词。“刚”本身就是个典型的模糊词。(16)脱离开上下文,“和”和“或”的意义界限有时不好分,因为有时两个词的意义相同,可相互替换。(详拙文：《论“和”“或”的模糊性质及其词典注释》,载《百科知识》1985年第10期)。“的”在“谁的介绍人？”这类句子中有歧义(歧义性不等于模糊性)：或指a)“谁是介绍人？”如“某某入党,谁的介绍人？”或指“介绍谁的人”,如“某某是谁的介绍人？”“的”还有许多意义,这些意义之间的界限有时不大好划分。因此这三个词离开正文所引文都可能带有一定的模糊性。(17)见北京市语言学会主编《教学语法系列讲座》第109,111－112,117,中国和平出版社,1987年。(18)详见注②所引拙文(下)。(19)详拙文《模糊语言再探》,载《外国语》1980年第5期第48－49页。(20)详拙文《模糊语言初探》,载《外国语》1979年第4期第40页。(21)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第17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22)见上引《教学语法系列讲座》,第2章第22－23页。史有为分析了现行语法著述给词下的各种定义都有缺陷,都解释不了各种边缘现象。最近肯尼斯·派克在他所著《我们是语言的富有创见的观察者》(刊E.Reuchlin和Francois主编《研究语言的方法》第25页,法国1989年出版)指出：“在某些语言中可能存在一种语素复合体(morpheme complex),它是一种小于词组大于词素的结构”。(见该书第25页)。(23)参看拙文《论颜色词及其模糊性质》,载《语言教学与研究》,1986年第2期;《不同语言的味觉词和温度词对客观现实的不同切分》,同刊,1989年第1期。(24)齐振海主编的《认识论新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是在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高年级学生专题课的基础上写成的一部著作(见该书卷首),其中第六章题为“模糊认识和精确认识”。在这章中作者指出：医学中的许多术语,如“肝炎”、“休克”、“高血压”、“低血糖”都是模糊概念。(中医中模糊词语更多,如“肝火旺”、“肾虚”等等。)这本书已被我国教委指定为我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这是模糊理论第一次进入我国哲学教材。(25)见Kenneth L.Pike(肯尼斯·派克)：《我们是语言的富有创见的观察者》,刊E·Reuchlin和Franoois主编《语言的方法》第9－10页,1989年,法国出版。     

迎接新世纪，书写新篇章——新年献辞

值此新世纪钟声即将回荡全球之际,我谨以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的名义,向全国科技工作者,向参与科技名词审定的广大专家学者,向本刊热心的作者、读者以及一切关心和支持科技名词统一工作的人士致以节日的问候和祝贺！在即将过去的1999年中,我们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50周年华诞。半个世纪以来,我国的科学技术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成就。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为共和国的经济繁荣和民族昌盛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其中也包含着科技名词工作者的一份艰辛和努力。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非常重视科技名词规范化这一基础性工作,于1950年4月6日批准成立了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任命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为主任委员。到60年代中期,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审定公布了一大批各学科名词术语,对新中国的科技发展和国内外学术交流起到了重要的奠基和促进作用。在十年动乱中,正常的科技名词审定工作被迫中断,使我国的科技名词规范化事业受到很大损失。“文化革命”之后,我国采取了“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国民经济建设和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国内外经济、文化、科技交流规模不断扩大,统一科技名词工作势在必行。为了适应这一形势的需要,1985年国务院批准成立了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现称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开辟了我国科技名词统一工作新的历程。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成立至今,已按学科成立了53个学科分委员会,分别进行所属学科的名词审定工作。全国1800多位一流的科学家应聘成为各学科名词审定分委员会委员,此外还有许许多多的专家、学者和科研人员关心和支持我们的事业,唯有如此,才使得我国的科技名词规范化工作不断取得新的进展。迄今为止,全国名词委已公布出版了40多个学科名词,共计53种。基础科学的所有学科和技术科学领域大部分学科已完成了第一批名词的审定工作,初步建立起比较完整的科技名词体系。纵观历史,世界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以信息技术和生命科学为代表的新科技飞速发展,已成为影响社会发展速度和规模的一支主导力量。在这样的历史时期中,全新的观念不断出现,作为科技概念载体的术语也不断产生和变化,因而科技名词规范化工作随着新科学知识的产生、传播和应用,也必然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一事业需要我们掌握时代脉搏,紧跟科技发展步伐,在名词审定工作实践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术语学理论,并应用高新技术使名词规范化工作与国际接轨,为发展我国科学技术,实现新世纪中的经济腾飞,作出创新性的贡献。为更好地开展科技名词规范化工作,全国名词委自1985年起编辑出版了内部刊物《自然科学术语研究》,此刊成为我国第一个交流名词工作经验、探讨术语学理论的园地。1998年正式创办了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刊物《科技术语研究》。本刊自创办以来,努力贯彻全国名词委科学、民主、严谨、认真的作风和精神,使刊物在反映我国科技名词规范化工作进展和成就,交流审定工作经验,研讨术语学理论,以及促进审定工作与广大科技人员的沟通,促进各种传媒搞好名词统一和促进知识传播等方面都取得了初步的成绩。许许多多关心和支持科技名词工作的人士成为本刊热心的作者和读者,并为共同办好此刊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环球同庆的2000年千年之禧即将来临。可以预言,在新世纪中我国的科学技术现代化事业必将迈向新的辉煌。作为与现代科技发展相配套的一项系统工程,科技名词规范化事业也必将以不断的创新和发展,为科技事业的蓬勃发展贡献出光和热。抚今追昔,展望未来,倍感任重而道远。科技名词工作是一项长期的历史性任务,她将伴随科技发展的前进步伐,继续书写新的篇章。全国名词委将与广大的科技名词工作者一道,时刻铭记自己的职责,担负起肩头的重任,为祖国在新世纪中的振兴,作出更卓越的贡献。1999年1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