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水浒传》"农民起义"说形成的历史根源

《水浒传》“农民起义说”形成于上世纪50年代,并成为至今最为流行的观点。对于这种观点的形成,学界一般归因于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实际上,“农民起义说”的形成还有着深远的历史背景。明清两代、民国时期《水浒传》思想评论状况是“农民起义说”形成的历史根源。     

从施彦端的“仕途”论《水浒传》的作者

在《水浒传》研究中，关于施彦端的“仕途”问题向来观点不一，然而从《水浒传》内部的北方地理态势与气候风物的描写以及语言文字的运用三个方面，可以说明苏北那个曾为“进士”并曾“为官”的施彦端字耐庵者并非《水浒传》的作者。     

民国《新闻报》刊载小说《新水浒传》研究

民国时期《新闻报》副刊《庄谐丛录》刊载小说《新水浒传》历时两年刊载32回,在《新闻报》上占据一定分量。《新水浒传》基本延续了《水浒传》为“诲盗说”这一观点,采用“旧瓶装新酒”的写作方式,凸显了报刊小说独有的实时性与纪实性特征。该小说的发掘与研究不仅可以完善民国时期《水浒传》的接受面貌,而且蕴含其中的时代风貌与社会境况亦足可供后世研究者审视与思考。     

梁山好汉的仇恨心理辨析

近年来,有关仇富心理、富人安全问题和《水浒传》的讨论文章颇多。有人认为“仇富心理”乃中国国民独有的劣根性,而《水浒传》便是“仇富心理”的典型。本文针对《水浒传》的“仇富心理”说,结合《水浒传》“逼上梁山”和“杀富济贫”两方面的特点,从心理层面剖析梁山好汉“逼上梁山”和“杀富济贫”心理动因,并对《水浒传》“仇富心理”说提出了不同的见解。     

《水浒传》非“隐居”苏北兴化人撰写——就《大宋宣和遗事》中一些被《水浒传》写到的内容谈点感想

关于《水浒传》的作者曾有“隐居”苏北兴化“施彦端”的说法。从《大宋宣和遗事》中的“素材”而在《水浒传》中被大量充实扩展的几个例子看来,《水浒传》的作者并非是那位被认为“隐居”于苏北兴化故居的施彦端,而更可能是久居于钱塘的施耐庵。     

论《水浒传》笔下的女性世界

《水浒传》是一部以描写男人为主的作品,但却集中地反映出中国传统的女性观,主要表现在对女性美的否定,对婚姻爱情的批判和红颜祸水的观念,显示出传统文化对中国文人的深刻影响。本文通过对《水浒传》中典型女性的描写的分析,论述并批判了《水浒传》中的婚姻爱情观和女性观。     

近二十年《水浒传》批评综述

最近20年是《水浒传》批评成果很多、成绩很大的时期。其主要原因,一是思想解放的潮流溶解了冰封的学术大地,“双百”方针得到了贯彻;二是理论与方法的多样性。本文从“拨乱反正”、“理论与方法的多样性”、“阐释的热点”等方面,对20年来《水浒传》批评的情况作了一个概括性总结,认为近20年《水浒传》批评的基本特征是多元化,并处于徘徊状态。     

“委屈”了古典名著──简评电视连续剧《水浒传》

看了电视连续剧《水浒传》，总体印象是前半部比后半部好，愈看到后来，愈感到不像小说《水浒传》，甚至落入《新××××》、《戏说××××》的窠臼。笔者作为小说《水浒传》多年的爱好者，感到电视剧《水浒》似乎“委屈”了这部伟大的古典名著。以下作些简单的评说。电视剧《水浒传》前半部，其中几个主要人物形象．大体上能够表现出原著的精神；林冲的“不怕官，只怕“管”，一忍再忍，直至无法可忍，终于奋起反抗，上了梁山；鲁达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毫不计较个人利害，而且是“杀人须见血，救人须见彻”，见义勇为，确非一般；…     

“事实一件抵万金”——答莫其康先生

关于《水浒传》的作者,在“外证”方面,僧施满家于1918年抄录的《施氏家簿谱》中“字耐庵”三字无法得出施彦端就是施耐庵的结论.从《水浒传》的地理态势、气候物像、方言土语、人文风俗等诸方面“内证”来看,其作者不可能是江北的施彦端,而肯定是一位对杭州极为熟悉的书会才人.以《水浒传》是“小说作品”来解释对江北描写舛错极多,但对杭州的描写却极其精准,更加无法说明其作者是进士出身的江北人.况且,《水浒传》中还有不少内容是去世于明洪武三年的施彦端进士所不可能写出的.     

马克思主义是揭露投降派的照妖镜——评胡适《水浒》考证中的阶级调和论

毛主席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从这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的观点出发,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认真研究现代投降派胡适在一九二○年和一九二一年先后抛出的《<水浒传>考征》和《<水浒传>后考》,可以看出,这两篇奇文就是胡适为反动派出谋划策的投名状,向反动派卖身投靠的自首书。     

再论《水浒传》作者施耐庵的兴化情结——与汪吾金先生商榷

杭州汪吾金先生的文章《〈水浒传〉作者施耐庵“浓郁的兴化情结”难以成立——与任祖镛先生商榷》认为拙文《论〈水浒传〉作者施耐庵的兴化情结》“所提出的七个依据都靠不住”.事实上,拙文的七条“证据”全靠得住,《水浒传》作者施耐庵的兴化情结确实存在.     

试析《林教头风雪山神庙》的反墨效应

<正> “反墨”作为对比中的一种,最早提出的是金人瑞。金人瑞在《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序一中说:“笔有左右,墨有正反;用左笔不安换右笔,用右笔不安换左笔;用正墨不现换反墨,用反墨不现换正墨……”金人瑞把“对比”这种具体描写分之为“正墨”、“反墨”,“正墨”即正面对比,“反墨”即反面对比(反衬式对比),金批《水浒传》中所说的“背面铺粉法”,就是指“反墨”这种反衬式对比的描写手法;或者说,就是指称之为“对衬”的“一个观点上两件事物的映衬”(陈望道《修辞学发凡》)。《林教     

不应夸大《水浒传》中游民思想的负面影响——兼评新时期学术界的名著翻案风潮

近二十年来,海内外流行一股质疑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思想价值的风潮,其中《水浒传》是被否定最多的作品,王学泰先生的"《水浒》游民意识论"基本代表了新时期学术界否定《水浒传》思想性的主要声音。由于作品成书时代的特殊性,《水浒传》难免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弊端,但游民意识(亦即王学泰先生所论的"流氓意识")决不是小说的主导意识,作者笔下的梁山好汉集团是有一定思想追求、向往光明的政治军事集团,决不是排斥文明、不讲是非观念的黑帮团伙。水浒英雄的暴力倾向乃是宋元时期民族压迫之下的特殊产物,是苦难中的人民以牙还牙的复仇主义思想的极端表现。从学术规范上讲,新时期学界掀起的古典文学名著翻案风潮至少犯有牵强附会、言过其实和评价人物妖魔化三大致命伤。     

略论《水浒传》与《金瓶梅》的关系

我国古典文学首屈一指的杰作是清朝时出现的《红楼梦》。由它形成了我国古典小说的最高峰;明代也产生过两部杰出的针砭现实、使人警醒的长篇小说,那就是《水浒传》与《金瓶梅》。《水浒传》的作者,有说是施耐庵的,有说是罗贯中的,有说是施、罗合著的。明·高儒《百川书志》中云:“《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在现存最早的明·容与堂刻本所附的《〈水浒传〉一百回文字优劣》中,也说《水浒传》是由“施耐庵、罗贯中借笔墨拈出”的。施耐庵约卒于1370年;后约三十年,即1400年,罗贯中卒。揆之情理,罗贯中“编次”当在施耐庵去世之后。二人虽同生活于元末明初,然书成应是在1370至1400年之间,时为明洪武至建文初年。     

何心与《水浒传》编年

从故事编年的层面对《水浒传》进行研究,何心先生是第一人。何心先生这种做法不仅“很别致”,而且也很有意义：第一,有利于《水浒传》的传播;第二,可以为《水浒传》之成书研究提供有益的帮助;第三,为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研究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模式。然而何心先生之《水浒传编年》也存在明显的局限,主要表现为：第一,某些事情的发生时间明显存在错误;第二,事件遗漏现象比较严重;第三,对存在于《水浒传》中的时间错乱现象重视不够;第四,把七十一回以后之事置于《水浒传编年》之外,显得不完整。     

毛泽东与《水浒传》

毛泽东对四大古典名著之一的《水浒传》情有独钟。建国之前毛泽东主要是借该书中的人和事以“喻事明理”；建国后，特别是毛泽东晚年开始对《水浒传》的题旨大义、政治思想进行分析、评判、研究。都体现出毛泽东对《水浒传》一书的深邃观察力、洞察力。     

也谈《史记》的人民性——与谢贵安同志商榷

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通过分析《史记》的具体内容，从三个方面反驳了谢文否定《史记》的人民性，从而也否定了传统文化的错误论据，认为《史记》的精华正在于体现了一定的“人民性”，不能在批判其封建糟粕的同时，将《史记》的人民性和民主性精华一起抛弃。     

从杂剧《风云会》看罗贯中与《三国演义》、《水浒传》的关系

明初《录鬼簿续编》记述了罗贯中创作《赵太祖龙虎风云会》等三部杂剧,却无创作《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记录,故而许多学者否认罗贯中拥有《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小说的著作权。但若从杂剧《风云会》的题材选择、思想倾向、人物形象、情节设计、文字语言等方面同《三国演义》、《水浒传》加以对比,就会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着难以分割的内在关联。在未发现新的文献资料之前,戏曲家罗贯中拥有《三国演义》、《水浒传》的著作权或部分著作权的观点,仍不失为一种最可信、最合理的看法。     

“四大名著”漫画版

这套中国原创新漫画“四大名著”系列作品被誉为“近年来中国原创漫画领域难得一遇的扛鼎之作”。四大名著是指中国古典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     

《水浒传》的叙事结构与 "神理"

《水浒传》结构本身带有明显的双构性:以显层的技巧性结构蕴含着深层的哲理性结构,反过来又以深层的哲理性结构贯通着显层的技巧性结构,这即是神理。整部《水浒传》的结构可分为三个层次,其中“天人感应”的玄虚层面和宋江心理结构层面倾向于神理的范畴,属潜隐层面的“结构之道”。英雄们与高俅的对立处于显层,它是提挈全文的“结构之技”。《水浒传》中的整体生命意识与中国传统哲学中“天人感应”的宇宙观一脉相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