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西方科学传入中国的文化屏障与跨越

近代西方科学传入中国有其深刻的文化背景。在近代西方科学输入中国的第一时期(1582-1775),"夷夏之防"和"西学中源"是近代西方科学传入的文化屏障。第二时期(1807-1928)的"西学中源"文化观(晚明思想的嬗变)、"中体西用"文化观和"西体中用"文化观引领了中西方科学文化的"融合"与"会通"。跨越屏障后的科学文化观发展经历三阶段,呈现三形态。     

从主观文化类同到文化利用——科学之于基督教与科学之于儒学的共同特征

当科学作为外来文化与基督教和儒学分别相遇时,基督教和儒学的捍卫者采取的反应十分相似：无论是基督教父的“希腊哲学源自《旧约》”说还是中国儒士的“西学中源”说都是先让科学“认祖归宗”,这在客观上确立了科学在本已文化中的地位;基督教父的“婢女传统”和中国儒士的“中体西用”说则进一步限定了科学与本己文化之间的从属关系。从“希腊哲学源自《旧约》”说和“西学中源”说到“婢女传统”和“中体西用”说,反映了一个从主观文化类同到文化利用的文化交流过程。     

利玛窦科学传播功过新论

在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那里,相对于传教,传播科学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以及自身的目的性。之所以利玛窦传播的基本上是近代以前的科学,并非其有意回避近代科学,而是具有多方面的客观原因;他所传播的尽管不是近代科学,但却具有明显的近代科学气质;以利玛窦为榜样,耶稣会士们为传播近代科学付出了巨大努力。利玛窦等传教士的科学传播活动,引发中国传统科学发生了一系列有利于奔向近代化的历史性转变:天文历法领域第谷体系占据主导地位;传统数学汇入近代数学主潮流;地理学初现近代化端倪等。在中国科学近代化曲折﹑漫长的道路上,明末清初西学东渐起到了扭转方向﹑扫除障碍﹑清理地基﹑准备条件的作用。其中,意大利精英利玛窦功莫大焉。     

任鸿隽拓荒中国科学文化路径刍议

向没有科学的国度移植科学是一种文化转移过程,从文化入手向没有产生近代科学的中国移植西方科学文化应该寻找到中西文化的衔接点顺势而行。在传统文化中顺承科学文化基因,在青少年中全面开展科学文化教育是任鸿隽及中国科学社成员在20世纪20年代的历史选择,但他们错过了这个历史机遇。近代中国推进西方科学文化在中国传播的先驱任鸿隽所选择的文化虚无主义思想和横空嵌入的方式必然会发生"排异反应"。     

明清之际"礼失求野"论之源与流

明末随着天主教传教士来华,中国士大夫开始学习欧洲科学和宗教。为消除接受西学的障碍,一些文人提出不同学说,为输入西学铺路,这些学说后来被清初学者所采用。文章试图从社会、文化背景出发,分析士人对西学的看法,特别是分析明清之际“礼失求野”论发展的源流及其在西学传播中的作用,希冀从整体上把握明末清初士大夫接受西学的态度。     

知识分类视角下晚清西学汇编中物理知识的表达与认知

如何理解两种文化相遇时“本土”与“域外”之间的知识融通是探讨近代中国西学东渐的重要议题。透过晚清西学汇编对物理知识的本土回应或可发现问题的关键。这些汇编资料再次选择与重述已有西学译书,对传入知识进行二度创造。其中的知识分类呈现出新知与旧识之间的往还,反映出时人对物理知识的认知。西学汇编对传入物理知识再生产的复杂历史情节,显示晚清中国学者对物理学的认识不止由器物上升到学理,还有着以“艺”描述其知识属性,以“测量”“格物”概括其知识领域的尝试。解析西学汇编对物理知识的调适与回应,也是审视晚清物理学本土化的主旨所在。     

科学传统与科学革命

在科学史上,“革命”一词最早出现于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天体运行论》的拉丁文原名是De Revolutionibus,其中的revolutionibus一词原意指“运行”、“转动”。由于哥白尼学说一反以往的科学传统,掀起了科学史上的一场大革命,所以revolutionibus一词逐渐又具有了“革命”的新义。自那以来,“科学革命”便为科学史研究的一个课题。什么样的变化才构成一场科学革命?科学革命的本质和引起的后果是什么?很久以前,西方科学史家们主要持一种内史论观点,即认为科学革命是科学理论自身发展的逻辑结果,或至     

杨振宁:《易经》阻碍科学启蒙

在刚刚北京结束的2004文化高峰论坛上,著名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向《易经》“开火”。称“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媒体以《杨振宁指〈易经〉阻碍科学启蒙》为题加以报道。近日,国内易学研究权威学者通过本报谈了对这一事件的看法。杨振宁:近代科学要摆脱天人合一杨振宁先生在演讲中说道:易经影响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所以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很多人曾讨论过近代科学为何没在中国萌生,我觉得和《易经》有很大关系。”杨振宁认…     

简评“西学源于中法”说

自明末西方科学传入中国至清末,一直存在着时起时伏的“新旧之争”。在这种斗争中出现了一种“西学源于中法”说,此说对清代科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是清代科学思想史上的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本文试就数学发展的情形,对它的形成过程、产生的原因及影响作一初步探讨。一、“西学源于中法”说从目前笔者见到的资料考察,此说最早由康熙提出,经梅文鼎(1633—1721)、梅(?)成     

论库恩的“范式”概念

库恩的“范式”概念,不幸常常为人们所误解。他的名著《科学革命的结构》出版不久,批评的冰雹就集中抨击这个概念“含糊不清”。好心的人表示谅解创始者在概念上不可避免的混乱。甚至于库恩本人也沮丧地承认,“范式”一词造成了“过分的可塑性”,“几乎可以满足任何人的任何要求”(〔3〕,289-90)。但这种情况未必能完全归咎于概念本身的含糊。更为重要得多的是,库恩提出了一种与传统观念大异其趣的崭新的科学观。这里需要一次“格式塔”转换。如果     

天旋、岁差与中西之争——清代科学思想史的一条线索

明清之际西方岁差的"恒星东移"解释传入中国,引爆了激烈的中西论争。梅文鼎通过对历算史的重构将"恒星东移"纳入中法范式,但分歧并未就此消弭。安清翘通过解构西学、回归中学,将"恒星东移"从中学体系剔除出去,同时对"西学中源说"提出了系统性的批评。令人深思的是,梅文鼎倡导"西学中源说"是以默认西学优于中学为隐含前提,安清翘批评"西学中源说"则以否定西学优于中学为预设基础,立论虽然不同,但目标却出奇的一致,即发扬传统以求超胜!就中学的维护和弘扬而言,"西学中源"的解构者安清翘甚至比倡导者梅文鼎更坚决、更彻底。岁差与中西之争的表象之下,隐含着当时受到西学影响而升华的中国传统天旋模式之争这一深刻背景。三者复杂纠缠、整体联动,刻画出有清一代科学思想史的一条清晰而重要的线索。     

刘岳云的“西学中源”论及其构建的科学知识体系——《格物中法》初探

《格物中法》是晚清“西学中源”说的一部集大成之作.作者刘岳云从中国古代典籍中搜集了大量有关科学及技术的记载和论述,把它们组织起来,建构了一套完整的中国式科学知识体系,从而论证“西学中源”说,并与西学一较短长.文章分析了《格物中法》的选材和构架,并发掘其在中国科学史研究上的意义.     

从儒家文化的角度看“西学中源”说的形成

从儒家文化的角度分析明清之际“西学中源”说的产生可以看出，这一思潮实际上是儒家文化背景下经学方法对于中国古代科学影响的必然产物。按照经学方法，所有学问，无论是儒学还是科学，都被认为来源于中国古代经典，因此，西方科学也不可能例外。这也许就是“西学中源”说的产生在文化上的主要原因。     

影响中国近代科学发展的科学价值观

中国近代科学的发民历程，即是西方近代科学向中国移植的历程。由于这一过程遭逢中华帝国衰落和西方列强侵扰的特殊遇境，中国近代社会对科学的价值认同历经了从“夷技”到“长技”再到“科学万能主义”的渐进曲折的变化过程，并因此形成了一种别扭的二元基本架构的非理性科学价值观。这一价值体系不仅影响了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而且对中国现代科学的建设也产生了某种误导。确立一个适于现代科学和技术健康发展的科学价值观已成为“     

论方以智科学实践中的科学精神

科学精神是科学活动之灵魂和动力，在方以智科学实践中，体现出中国传统科学精神与西方近代科学精神的共存和融合，它们是：“穷理极物”的求索热情、“物共一理”的理想观念、“集千古之智”的宽阔胸怀和“以实事证实理”的怀疑实证精神。     

汤若望与中国近代科学的历史命运

引进西方科学是中国科学迈向近代化的现实途径.作为输入西方科学的使者,耶稣会士为实现这一途径提供了可能.本文以耶稣会士汤若望在中国传播西方科学的经历为例,探讨了明清之际近代科学在中国发展的命运,指出中国近代科学发展缓慢的三个社会原因:夷夏之防文化传统的排斥、王权至上封建制度的扼杀和工具主义科学价值观的局限.     

从“会通以求超胜”到“西学东源”说——论明末至清中叶的科学家对中西科学关系的认识

“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的明清之际诞生?”人们对这个问题作过不少的探讨。本文仅从明末至清中叶(以下简称明清间)的科学家对中西科学关系的认识来分析这个问题。明清间的西方传教士将西方近代科学技术传入中国。中国当时的绝大多数科学家都注意到学习和吸取先进的西方科学,提出“会通”中西科学的主张,并付诸实践。因而李约瑟认为在这一时期,“中国和欧洲的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已经没有显著差异,它们已经完全融合,浑然一体了。”(《世界科学的演变》)但是,明清间中西科学的会通,没能够改变中国科学落后于西方的总体格局。相反,中西科学的差距正是在这期间增大的。造成这一历     

中国近现代科学的回顾与展望

引言 科学和技术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英国的中国科学史专家李约瑟博士甚至指出，在15世纪以前的好几百年里，中国的科学和技术曾经遥遥领先于欧洲，但是发生在17—18世纪欧洲的科学革命，不仅促成了近代科学的诞生，也使中国传统的科学和技术相形见绌，特别是随之而来的工业革命拉大了中国与西方的差距。我们这个历史悠久……     

近世日本中医思想变革中的身体机械论影响考

作为中医学与当地原始医学结合的产物,汉方医学在日本古代长期是该国的官方正统医学。汉方医学思想体系也未曾脱离中医学的基本理论范畴。然而在18、19世纪吸收西学的过程中,汉方医学不仅接受了近代西方医学临床知识,也与中国传统医学产生了理念上的巨大差异。汉方医学舍去了传统中医理论中所有形而上之部分,从"辨证论治"演变为"方症对治"。通过考察汉方医学思想对近代身体机械论理论体系的内化过程,指出东西方科学技术哲学在近代转型期的不同融合路径和东亚传统医学在中日两种不同文化中的差异性价值取向。     

试谈库恩的 不可通约性 论点

理论间的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y of theories)论点,自从库恩和费耶阿本德于1962年提出以后,受到了科学哲学界的广泛关注,因为它涉及到科学进步的本质,涉及到理论选择问题,尤其涉及到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冲突和争论,所以,有必要作深入的探讨。我们知道,库恩强调科学的发展是常规科学与科学革命的交替出现。他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使他闻名遐迩。他的理论被称为科学革命的理论,他被称为“革命论者”(Revolutionism)。标志着这种革命变化的,则是新旧范式之间的不可通约性。库恩说:“从科学革命中实现出来的常规科学传统,与先前的传统不仅逻辑上互不相容,而且两者经常在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