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2013年间甘肃省生态足迹研究

生态占用模型是近年发展的用于一个国家或地区可持续发展定量评价的一种直观而有效的方法。以生产量代替消费量,运用生态足迹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分析了甘肃省2005-2013年间生态足迹。结果表明,2005-2013年间,甘肃省人均生态占用总体呈缓慢上升态势(由2.127 hm2/cap增长到2.718 hm2/cap),而人均生态容量先下降后逐渐回升(由1.114hm2/cap下降到1.096hm2/ca,2013年回升至1.191 hm2/cap),进而导致人均生态赤字连年增长(由1.013hm2/cap增长到1.527hm2/cap),暗示当前的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万元GDP生态占用逐年下降(由2.85 hm2下降到1.12 hm2),表明甘肃省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良性转变。     

贵州省1996-2006年生态足迹变化分析

生态足迹是一种定量测量人类对自然资源利用程度的全新方法.在介绍了生态足迹概念和模型的基础上,对贵州省1996～2006年的生态足迹进行了计算与分析.结果表明贵州省的人均生态足迹由1996年的1.972hm2增加到2006年的2.857hm2,人均生态赤字由1996年的1.402hm2增加到2006年的2.045hm2,增幅达45.90%.万元GDP占用生态足迹从1996年的9.695 hm2降低到2006年的4.951hm2,仍高于中国的平均水平.随着人口增长及其相应消费水平的上升,贵州省生态系统处于过度利用的状态之下,正在远离可持续发展方向.     

都江堰市生态足迹与生态经济持续性评价

采用生态足迹的评价方法,对都江堰市人均生态足迹需求和人均生态足迹供给进行计算,并利用中国东、西部和各个省、区、市的生态足迹占用、万元GDP生态足迹占用、全球人均生态足迹占用以及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的生态足迹占用等进行生态经济持续性评价,发现都江堰市的资源利用效率相对较高,正在走一条资源相对节约型的持续发展道路.     

湘江城市段能值生态足迹及驱动力分析

以湘江城市段为对象,对区域性的本地生态足迹及其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联性提出一种研究方式.在传统能值生态足迹模型的基础上,本文从本地生态资源生产占用与废弃物排放的角度出发,分析湘江城市段生态足迹的变化情况;再通过数理统计方法将生态足迹与社会经济指标进行关联计算.结果表明,该城市段在1999~2008年间处于生态不安全状态,年均生态足迹是年均生态承载力的18.35倍.岳阳市的年均生态赤字最大,而长沙市的最小.社会经济对人均生态足迹变化的正向驱动力明显强于负向驱动力.经济发展模式和食物供给需求是促使湘江城市段本地生态足迹增长的最主要因素,因此在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应充分重视其发展模式对生态环境的驱动作用.     

基于污染足迹的区域内生态补偿标准研究

生态补偿标准的确定是生态补偿研究的核心问题,利用生态足迹进行生态补偿标准研究更具科学性,但区域层面的生态足迹不应全部核算区域在生产和生活中所需要的生态足迹,而应核算本区域无法避免的、一定要由本区域生产或由本区域吸纳的生态足迹,即污染足迹.该文构建了基于污染足迹的生态补偿标准模型,并利用该模型对广州市区域内的生态补偿标准进行研究:以广州2010年4类主要污染物排放量为核算目标,按照三大产业将人口分为三大组群,分别计算三大组群的人均污染足迹和人均污染足迹效率,并以广州市平均生态状况为基准分别计算三大组群的补偿或受偿标准.研究结果表明,广州第一、第三产业因出让污染足迹应分别获得67379亿元和19 26728亿元的生态补偿,而第二产业因多占用生态足迹,在生态补偿中应支付2 07037亿元.基于污染足迹的生态补偿标准研究尝试将污染足迹理论引入生态补偿标准研究,不仅可以丰富生态足迹理论内涵,而且可为生态补偿标准研究提供有益参考.     

基于污染足迹的区域内生态补偿标准研究——以广州市为例

生态补偿标准的确定是生态补偿研究的核心问题,利用生态足迹进行生态补偿标准研究更具科学性,但区域层面的生态足迹不应全部核算区域在生产和生活中所需要的生态足迹,而应核算本区域无法避免的、一定要由本区域生产或由本区域吸纳的生态足迹,即污染足迹.该文构建了基于污染足迹的生态补偿标准模型,并利用该模型对广州市区域内的生态补偿标准进行研究:以广州2010年4类主要污染物排放量为核算目标,按照三大产业将人口分为三大组群,分别计算三大组群的人均污染足迹和人均污染足迹效率,并以广州市平均生态状况为基准分别计算三大组群的补偿或受偿标准.研究结果表明,广州第一、第三产业因出让污染足迹应分别获得673.79亿元和19 267.28亿元的生态补偿,而第二产业因多占用生态足迹,在生态补偿中应支付2 070.37亿元.基于污染足迹的生态补偿标准研究尝试将污染足迹理论引入生态补偿标准研究,不仅可以丰富生态足迹理论内涵,而且可为生态补偿标准研究提供有益参考.     

临汾市水资源生态足迹的动态研究

运用水资源生态足迹模型和指数分解模型,研究临汾市2005年~2013年水资源利用的动态变化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临汾市水资源生态足迹总体呈波浪式上升趋势,水资源生态承载力整体变化比较稳定,年际间变化浮动小,水资源状况一直处于生态赤字;人均农业用水和工业用水足迹占总用水足迹的比例最大,但二者所占份额在逐年减少;结构指标对临汾市水资源生态足迹的变化影响不明显,经济指标和人口指标促进了水资源生态足迹的增长,技术指标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临汾市水资源生态足迹的过快增长.     

江苏省1999～2007年生态足迹动态研究

生态足迹方法是定量测度区域发展可持续状态的一种简易方法.运用生态足迹模型对江苏省1999～2007年的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进行动态分析.结果表明:1999-2007年,江苏省人均生态足迹从1.53hm2增加至3.24hm2,增长了1.12倍;人均生态承载力由0.52hm2下降至0.48hm2,下降了8%;生态赤字由1.01hm2增加到2.76hm2,增加了1.75倍;万元GDP生态足迹由1.42hm2下降至0.95hm2.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对资源需求的增加,未来江苏省的可持续发展值得认真考虑.     

武汉市旅游生态足迹评价研究

根据旅游生态足迹的模型及内涵,计算了武汉市旅游生态足迹.2006年,武汉市旅游生态足迹为405 111.94 hm2,人均0.01 217 hm2.其中,旅游交通生态足迹为263 368.8 hm2,占65.01%;餐饮生态足迹次之,为123 745 hm2,占30.55%.在旅游生态足迹所占用的生物生产性土地类型中,化石能源地占用最多,为66.93%,旅游活动的能源消耗较大.从产业产出的角度看,旅游生态足迹效益是本底生态足迹效益的8.32倍,旅游业较其他产业相比,具有较强的经济拉动作用.最后,根据旅游生态足迹的结构,从武汉市旅游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提出了相应的措施.     

沈阳市经济发展的环境压力

基于生态足迹方法结合社会代谢物质流及相关指标,构建反映区域经济的综合环境压力模型.应用该模型对沈阳市1991—2005年的环境压力进行计算.结果表明:沈阳市生态足迹总量在2000年后快速上升,可见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以环境压力(资源消耗)的高速增加为代价的.总足迹构成中,碳足迹占总足迹的66%~80%,直接足迹占20%~34%.可见,沈阳市环境压力的主要矛盾是碳排放,因此,应该把提高经济运行的碳效率、降低碳排放看做一项长远的重要任务.改善能源供给结构和调整产业结构是降低碳排放、提高碳效率的主要途径.     

钢铁产业生态经济绩效文献综述

钢铁产业的健康发展对我国城镇化的和谐发展意义重大。我国经济增长以投资拉动为主,能源消耗高、环境污染严重。钢铁工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也是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钢铁行业的环境污染已成为影响人类生存、制约企业发展的关键问题,把生态理念纳入到钢铁企业绩效考核体系中,有利于企业节能减排、提高经济效益、改善生态环境,有助于更加客观地制定产业政策。     

我国硼工业关键技术的碳足迹分析

为分析我国硼工业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寻求节能减排的途径,采用德国GaBi 4.4生命周期评价软件对硼工业的关键技术进行了碳足迹的评价与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碳碱法生产硼砂工艺中,以硼精粉为原料产生的总碳足迹最大,以富硼渣为原料产生的总碳足迹最小,利用富硼渣生产硼砂既可以节约硼资源,又降低了环境影响;在硼酸生产工艺中,硼铁矿盐析法产生的总碳足迹最大,硼镁矿浮选分离法产生的总碳足迹最小,两步法产生的直接碳足迹最小,但总碳足迹则不占优势;降低能源消耗量,尤其是煤的消耗量对降低整个研究系统的碳足迹至关重要.     

本国生态足迹指标的构建及其实证研究

基于生态足迹方法,提出并构建了度量国家环境压力总量的本国生态足迹指标,应用该指标对我国1961年~2003年的本国生态足迹、环境承载面积及本国生态赤字进行了计算,分析了中国环境压力的历史轨迹、发展趋势及其构成和主要矛盾,探讨了它们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结果表明我国的生态系统从20世纪70年代初就一直处于超载状态,本国生态足迹已达28亿多公顷.这表明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工业化进程是以本国生态资源的大量消耗为基础的;而能源和农业问题是中国可持续发展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山西省电力工业生态足迹研究

针对电力工业的发展带来的日益突出的环境污染问题,引入生态足迹分析模型,结合电力工业的实际情况,从电力的发、输、配、售4个环节所占用的生态资源进行综合考虑,构建了电力消费资源账户.在此基础上,提出电力工业发展生态足迹的量化分析计算模型.以山西省为研究对象,采集电力发展与生态足迹测算有关数据,运用本文提出的量化分析模型,计算出了2000—2008年山西电力生态足迹的结构和变化趋势.计算结果有效地反映了山西电力工业煤为主的单一能源结构和随之带来的污染和排放问题,为科学规划山西电力工业提供参考.     

生态足迹在规划环境评价中的应用

简要的介绍了生态足迹的理论框架,提出了将生态足迹用于规划环评的基本思路:通过计算现有消费水平下维持规划区域人类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土地和水域面积,评价规划的合理性.以临港新城规划为案例进行评价,计算结果表明临港新城规划中耕地、草地、水域、建设用地和能源用地的生态赤字相对于规划前有增加的趋势,只有林地的生态赤字有减小的趋势,并分析了主要原因,提出降低临港新城生态赤字的措施.     

内蒙古能源消费碳足迹研究

为了衡量人类能源活动对大气环境的影响,用IPCC法,结合碳足迹的相关概念,分别估算了2001—2010年内蒙古能源消费的CO2排放量、总碳足迹、制造业能源碳足迹、碳足迹的产值、碳足迹强度和生态压力,并以此为基础,应用STIRPAT模型对能源消费的碳足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2001—2010年,内蒙古能源消费的CO2排放量逐年增加,煤炭是主要排放源;能源消费的碳足迹增长迅速,制造业能源消费的碳足迹在总碳足迹中占很大比例,且一直呈上升趋势;能源消费的碳足迹产值有所增加,生态压力增大;在碳足迹的STIRPAT模型拟合结果中没有出现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重庆市2003年～2005年生态足迹分析

在介绍生态足迹模型计算方法的基础上,将重庆市的生态足迹分为生物资源、能源、环境污染消费3个方面,对重庆市2003年～2005年的生态足迹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重庆市2003年～2005年人均生态足迹从1.526 665 hm2/人增加为1.80 hm2/人, 重庆市可利用的人均承载力较低,总的生态赤字逐年增加,2005年达到为1.342 527 hm2/人,表明重庆市生态占用已远远超过生态承载力,处于不可持续发展状态.针对其状况,提出相应的可行性对策: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加快生态环境建设;加强产业结构调整;充分应用GIS (地理信息系统);充分发挥政府的监督、引导作用;实施以"技术"为导向的对策;搞好城市规划,减少生态需求.     

钢铁行业工序能耗分析及节能发展方向探讨

基于钢铁行业各工序平均能耗以及钢铁行业原燃料结构,对钢铁行业焦化、烧结、炼铁、炼钢、轧钢等工序的原燃料结构、能耗特点和节能技术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对钢铁行业节能发展的重点进行了讨论,并针对炼铁工序焦比、煤气利用率、二次能源回收等重点环节的发展方向进行了探讨,对于钢铁行业的节能降耗有着较大的实际意义。     

中国钢铁足迹的脱钩趋势与演变特征研究

钢铁是维持现代社会经济系统运转不可或缺的原材料．社会经济发展过程引发了对钢铁资源的大量需求,与此同时,钢铁的生产与消费也带来环境污染问题,威胁人民群众健康．从消费侧视角出发,探究钢铁足迹的脱钩趋势和演变特征,对理解我国的钢铁消费需求、提高消费效率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本文采用多区域投入产出分析方法,核算并分析了1995—2016年中国钢铁足迹与经济发展的脱钩趋势,并揭示了最终需求结构变化对钢铁足迹变化趋势的影响．结果表明,1995—2016年,我国钢铁足迹总体保持快速增长态势,并经历了从强脱钩到扩张性耦合、再到弱脱钩的演变过程,反映了我国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钢铁需求差异．从最终消费需求结构看:2016年我国73%的钢铁足迹由投资拉动,其中建筑业、其他制造业和交通部门贡献了98%的投资相关的钢铁足迹;家庭消费贡献了14%的钢铁足迹,轻工业、其他制造业、交通部门和生活性服务业贡献了约82%的家庭消费引发的钢铁足迹．基于我国钢铁足迹的演变特征与脱钩趋势引导终端钢铁消费结构调整,逐步推进重点部门以需定产、合理消费,有助于实现钢铁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以及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