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公共管理语境下大学自治权限分配的公法争议及其解决

作为一种“历史的妥协”,大学自治的权限分配集中表现为国家管制与学术自治的双重集权结构。在大学自治的外部关系与内部关系方面,分别表现为以功能为导向的国家间隔原则和利益相关者参与原则。在新公共管理语境下,传统的自治观点开始被行政法学视野下的治理理论所取代。据此,大学自治的权限分配开始呈现新的变化,并在学说与实务上引发诸多公法争议。就大学自治的外部关系而言,传统的国家管制模式开始被监管型治理模式所取代,国家规制系统呈现“隐性强化”的特征;就大学自治的内部关系而言,传统的学术自治权限被削弱,而管理自治、利益相关者引导机制以及竞争机制得到持续强化。因此,应重申大学自治权限分配的民主正当路径与合法性逻辑,以实现国家监督、大学自治与师生权益保障之间的动态平衡。     

迈向监管型治理:西方公立高校与政府关系变革的法律透视

在传统上,西方公立高校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被概括为两种理想类型——欧陆传统的"国家控制"模式和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的"远距监督"模式。20世纪90年代以来,受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深刻影响,两种模式都彰显出以绩效问责为导向的"监管型治理"特征。在大陆法系,藉由目标协议制度等规制工具的引入,契约治理模式被普遍采用,公立高校与政府之间的法律关系更多被界定为公法人之间的公法契约关系。此外,由独立第三方认证机构组织实施的高等教育认证体系应运而生。在英美法系,政府扮演着"规制者"与"掌舵者"的双重角色,"法定干预"与"支持性干预"成为政府介入公立高校自治权的两种基本形式。传统上扮演公立高校与政府之间协商互动纽带的各类"缓冲组织",逐渐被纳入国家监控的范畴。在两大法系,高等教育领域"监管型治理"模式的兴起,受到学术自由的合宪性控制等公法规制以及普通法传统的制约。西方的经验表明,政府对公立高校自治权的监管,不应局限于创设规制,而应聚焦于对"自我规制的规制"。公立高校与政府之间合作伙伴关系的形塑有赖于政府规制、大学自我规制以及第三方规制的合作协调与优势互补,从而建构"精明规制"的金字塔结构。     

大学治理与学术自由的同一性探究

大学治理是现代大学发展的必由之路,其实现的关键在于学术自由的彰显和大学内部治理与学术自由的相得益彰。从学理上分析,大学治理的根本取向是促进学术自由、自觉地发展和繁荣,学术自由的价值取向是实现学术自觉、自为地有序发展和繁荣,二者从本质上是内在统一的。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经济实体虽然存在对大学的规制缺陷,但市场经济的自由而内在有序竞争和大学的自由而有序发展之间又存在内在的逻辑协同性。遵循这一内在协同性,在国家、市场和大学的互动协调中彰显学术自由的魅力将是大学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必然选择和创新方向。     

美国州立大学治理结构及其对我国新型大学治理的启示

我国的"新型大学"与美国州立大学有许多共通和共同之处,不仅都是主要由地方政府出资建设的公立大学,还有共同的"服务"特点,以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使命。美国州立大学治理结构对于研究我国"新型大学"自治与政府干预的权力边际以及"新型大学"内部治理模式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美国州立大学的治理结构自下而上分为院系治理、校级治理、州级协调机构治理和政府治理。借鉴联邦政府宏观引导、州政府统筹协调、大学自主办学、社会团体广泛参与的美国州立大学治理体制,我国新型大学应共同治理、分权制衡,完善大学内部权力制约机制;改变政府治理大学的模式,实现大学自治和政府调控的有机结合;鼓励第三部门参与大学治理,提高大学治理的质量与效率。     

新媒体语境下新闻专业主义的消解与重构

新媒体技术的出现打破了原有的新闻生产和传播方式,公民记者的草根式、个性化传播以及微博、微信等自媒体的活跃,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传统的新闻专业主义内涵。基于对新媒体传播特征及互联网的"用户为王"理念的分析,新闻专业主义在新媒体语境下获得了消解与重构,新闻专业标准客观性和真实性以及传媒伦理受到冲击和瓦解。在新媒体新的传播格局下,应对新闻专业主义进行重构,补充和完善新媒体语境下新闻专业主义的职业理念,更好地促进新媒体的健康发展。     

新建本科院校内部治理结构的优化

高校内部治理结构的实质是解决权力在高校内部各个不同利益群体间的分配问题.新建本科院校内部治理的权力构成主要有:以党委领导为核心的政治权力、以院(校)长为首的行政权力、以教授为主体的学术权力,以及基于全体教职工的监督权力.新建本科院校内部治理结构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政治权力与行政权力之间的关系尚待明确;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之间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教职工参与学校内部治理得不到切实保障.要优化新建本科院校内部治理结构,就必须构建并完善"党委领导、校长管理、教授治学、民主参与"的高校内部管理体制,使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学术权力、监督权力有机结合,协调运行.     

从政策思维走向法治思维:我国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要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治理始终将扩大与落实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作为核心议题。然而,在政策思维的宰制下,我国高等教育治理始终受到"文件治教"与"项目治教"两种治理机制的影响,高等教育治理的法治化水平相对较低。受政策思维的支配,高等教育治理在外部和内部分别产生了"混合型规制体制"以及师生个体的"权利危机"与高等学校的制度能力弱化等规制效应。与我国不同,法治发达国家与地区的高等教育治理实践,受到法治思维的全面影响。在大陆法系,学术自由、大学自治与国家监督对象之间合作伙伴关系的建构,成为大学法研究与实务的内在旨趣。在英美法系,高等教育机构与政府、行业协会、企业之间的外部法律关系以及高等教育机构与教师、学生之间的内部法律关系调整,构成高等教育法律研究与实务关注的基本议题。据此,两大法系都将规范与保障大学自治、构建高等教育治理(包括外部治理与内部治理)的法治秩序作为其价值诉求与理想图景。从长远来看,中国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要义在于以法治思维取代政策思维,进而推动高等教育治理范式转型。     

思维·价值·秩序:中国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变革之路(笔谈)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高等教育治理总体上经历了从管制走向法治、从高度集中走向放管结合、从政府主导走向赋权增能的变革历程。在新的历史背景下,中国高等教育治理的现代化需要拓展新的研究思维与研究视野。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的路径,亟待从扩大与落实办学自主权转向健全现代大学法人制度。两种路径分别根植于政治逻辑与法律逻辑,具有截然不同的治理效应。理想的状态是,超越扩大与落实办学自主权的传统路径,确立与建立健全现代大学法人制度的新型路径。当前,中国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的瓶颈,突出表现为强国家主导下治理机制之间的失衡格局。瓶颈的突破,要求发挥国家规制的"元规制"角色,以促进不同类型治理机制的良性互动与动态平衡。毋庸置疑,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实现离不开有效的政策治理,但高等教育治理不能仅靠政策治理,需要通过法治化来破除高等教育治理"政策化"的困局。具体而言:(1)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实现需要一种新的思维范式,用关系思维去理解、审视与推进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具有"典范革命"的意义。(2)中国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要求形成完善的问责体系。即要将"少数人问责"升级为"全员问责",将高校问责制度的重心前移,将"黑箱决策"升级为"阳光决策",将"被动问责"转变为"主动问责",并完善好"明岗"与"暗哨"两套监察体系。(3)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应树立更加公平、理性与多元的治理价值。即通过保障公平,避免校内资源配置的失衡;通过回归理性,提升改革决策过程的科学性;通过培育多元治理文化,建立内部治理系统改革的基础。(4)合法性审查全覆盖应成为新时代高校自我规制的新要求。合法性审查制度需要在大学章程中予以确定,并要重点对高校的重大决策以及涉及高等学校师生重大权益的处置进行事前合法性审查。(5)教师的责任心是大学有效治理的内在要义,但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共同影响,大学教师参与大学治理的责任心缺失,急需从减轻大学教师过大的竞争压力、加强大学教师对学校的认同和提升大学教师的公共精神3个方面增强大学教师参与大学治理的责任心,为更加多元的治理行动者进入高等教育治理体系提供条件与可能。     

学术锦标赛制下大学教师学术身份的异化与纠偏

为鼓励教师产出更多学术成果,大学借鉴锦标赛制理论,移植GDP锦标赛制度,构建了学术评价的锦标赛机制。学术锦标赛因其内隐效率优先、利益驱动等制度优势,推动我国大学学术产量的快速增长,并助力大学青年教师群体的成长。但学术锦标赛加剧了大学教师学术身份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的冲突,使得学术身份呈现"重科研轻教学的无序分化""学术平庸与失范的功利化""重应用研究轻基础研究的庸俗化"等特征。纠正大学教师学术身份异化效应,需要在尊重学术活动特性、协调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基础上,完善学术评价体系,加大监督惩处力度,深化学术成果供给侧改革,彰显大学及大学教师学术研究的公共性。     

当代大学学术权力生态及其规制路径

大学学术权力是运行于高校组织内部的基础权力。我国高校学术权力弱化与异化并存。一方面,政府与高校内部行政权对大学学术研究影响深刻,学术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学术部落之间权力分化;另一方面,大学学术权力自身发生异化,如组织官僚化、运作形式同盟化等。以大学章程为依托,厘清学术权力边界,建立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协调机制,建立扁平化的学术组织体系,建立体系化的、运转顺畅的学术权力承载组织,有利于规范和保护学术权力运行,是恢复大学学术权力良好生态的有效路径。     

对法律治理的反思及重构——以社会管理机制的完善与创新为视角

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法律在现代社会管理中的作用不断增强,中国已进入一个通过法律建构社会秩序的时代。但法律治理与社会管理之间存在难以弥合的缝隙,且过多地强调法律治理会出现"法律依赖主义"的困境。因而,新时期社会管理机制应当充分考虑当前社会管理与法律治理之间存在的矛盾,通过调动公民参与社会管理、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以及加强道德约束等途径,使整个社会管理秩序日趋健康、完善。     

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与现代大学治理的“内外兼修”

中国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是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现代大学治理体系的重建,这既需要重塑高校与政府的关系,也需要大学自我治理能力的完善。结合中国高校自主权下放的历史考察以及国际经验的比较分析,实现"放""管""服"三者的运转平衡与政策落地,需要高校内外治理的协调创新。就内部而言,要充分发挥大学章程的自我管理能力,加强大学章程执行力的监督与评估;就外部而言,政府放权与服务应更加关注高校的实际需求,通过充分放权来激发高校内部办学活力,而不是把放权视为"抓大放小"的权力游戏。相对于国际教育改革的赋权增能,中国的"内外兼修"体现了一种传统的人文精神,这也是对现代大学治理中国模式的途径探索。     

中国高校内部治理的现状、优化及其创新——访浙江大学教育学院院长顾建民教授

中国高校内部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表现为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错位与失衡。要改变这种状况,需要对中国高校内部治理体系进行优化和创新,以提升高校治理能力。要实现这一点,需要重构大学与学院的关系、完善现行领导体制、强化高校内部的民主管理、提高大学利益相关者的公共意识和办学的透明度,以及完善并贯彻落实大学章程等。其背后的突破口是:在中国特色和国际规范之间找到一个结合点。     

单极霸权必然导致国际秩序失序——世界正在又一次吞咽权力失衡的苦果

<正>国际秩序的稳定和延续是世界和平与繁荣的重要保障。维护现有的国际秩序,在世界各国合作与协调的基础上对现有的国际秩序进行结构性的调整,在强化各个"问题领域"内的全球治理机制下共同推动国际秩序的进步,并在多边主义制度架构下形成应对和解决各种全球性议题的挑战,是21世纪的今天世界能够继续保障     

我国研究型大学学术治理的实践逻辑与优化路径——基于差序格局的理论视角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已经进入了攻坚期和深水区,如何培育植根于学术自由的大学自治权、提升大学学术治理水平已经成为深化改革的重要议题。要实现这一目标,首先需要厘清学术治理中学术权力行使的应然逻辑。在学术领域,教师聘任评估、学术不端的认定、博士生招生这3类事务综合反映了学术评价权、学术规范制定权、学术资源分配权这3种基本的学术权力,属于学术治理的核心领域。借助差序格局的理论视角,深入分析学术权力在这3类事务中的行使逻辑、行使方式与具体程序后发现:在教师职位聘任评估和学术不端的认定中,利益相关度更高且专业审查能力更强的学术共同体处于缺权或少权的状态,利益相关度较低且专业审查能力较弱的政府部门和校级组织却掌握着最终决策权,呈现出权力与利益、能力不匹配的差序格局。在博士生招生中,部分原"985工程"高校实行的"申请-审核"制反映出基层院系和学术群体开始获得更大的学术自主权,这种不合理的差序格局得到了初步改变。未来进一步优化学术治理差序格局的关键在于坚持回归知识理性的实践逻辑,将具有特定学术领域的专业审查能力作为享有参与权乃至决策权的唯一正当理由,下移治理重心,赋予基层学术组织实质性的学术自治权。     

社区矫正与社区治理

<正>2016年6月8日,第二届"社区矫正与社区治理"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华中师范大学召开。这是继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2015年6月成功举办首届"社区矫正与社区治理"国际学术研讨会后的又一次高层次研讨会。来自美国韦恩州立大学、美国萨姆休斯顿州立大学、美国丹佛大都会州立大学、美国圣弗朗西斯大学、美国特拉华大学、加拿大卡尔顿大学以及     

香港科技大学内部治理特点对内地新型大学治理的启示

香港科技大学内部治理结构明晰,兼具中西融合之特点:学术自由、自主管理、服务社会、民主管理、师资国际化和精设学院及专业。香港科技大学较为先进、完善的内部治理模式为香港经济的快速发展与繁荣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在高等教育改革不断深化发展的今天,探寻香港科技大学内部治理特点,对内地新型大学内部治理有一定的启示:平衡行政与学术的关系,保障应有的学术权力;搭建校企合作平台,服务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构建并完善内部治理结构,拓宽民主渠道,加强民主管理;放眼全球,科学考评,不断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准确定位,整合教学资源,打造特色专业。     

“能动司法”——中国语境下的中国问题

作为中国语境下的中国问题,能动司法与美国的"司法能动主义"在治理路径、治理对象等方面存在重大本质差异。能动司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法院参与社会治理的悠久传统在当下社会经济条件的一个自然的逻辑演绎,在形式上传承了一部分传统司法权治理特色。     

泰国立宪主义及其经济功能

立宪主义作为一种依据宪法治理国家的重要的政治原理，在现代社会控制系统中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立宪主义从总体上提供了社会运行的基本原则与有效机制。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在不同民族的政治实践中，立宪主义又呈现不同的形态。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局限性，泰国立宪主义与西方立宪主义呈现诸多不同之处。尽管泰国立宪主义在实践中积累了不少积极成果，尤其是经济方面，但仍然面临诸多挑战和障碍，其中最大的挑战便是如何处理好代表不同利益的政党之间的权利纷争。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研究——兼评学术界的几种观点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强调的重点是"现代化",而不是"治理"和"管理"的区别。"管理"和"治理"不是对立的,在学术研究中是两种相近的范式。"国家治理"和"国家统治"是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前者表现为工具理性,后者表现为价值理性。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现代化的要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和发展的过程与状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顺应我国现代化发展趋势的重大战略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