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好乡村环境治理中的公众参与--以安徽乡村为例

在“全球公民社会”,公众参与是环境治理的一项重要原则。安徽乡村环境治理中,政府组织为公众提供的参与渠道明显偏少;乡村环保NGO作用有效性极其有限;末端参与是公众参与其间的最主要方式。深究其因源于基层政府角色定位模糊,促动公众参与的意愿不高;县域环保NGO病态发育的整体态势;公众的环境责任意识较弱,缺乏环境治理热情。欲以环境“善治”而创设乡村“三美”之景,尚需要明确政府职能,切实推行民主化决策,调动公众参与热情;做好简政放权,厘清政府与市场、社会关系,增强互动、密切合作;完善县域环境法规,有序推进乡村制度建设。     

河南省科学推进城镇化的政府职能研究

乡村环境治理是政府在科学推进城镇化进行中的重要职能之一,也是建设"美丽河南"重要内容。美好乡村环境治理的效果不仅取决于各级政府是否有所作为,更取决于政府是否能够调动乡村精英参与到乡村环境治理中。政府主导下乡村精英,在乡村环境治理进程中担任着宣传者、提供者、协调者和监督者多重角色。政府积极推动乡村精英队伍参与村级管理,构筑基层政府、社会组织、乡村精英和普通村民"多元互动"立体的乡村环境治理网络,实现城镇化的科学发展。     

基于CGE模型的中国农民工问题分析

实地调查了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2镇17个村的村民自治状况,以"四民主"为框架,从政治发展视角进行了分析。在临夏州乡村,目前已普遍完成了6次换届选举,村民自治有序推进,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这些问题主要表现为:村民自治的规范制度与有限乡村资源发生背离;村民自治还不能得到村民充分认可;村民自治的理想价值还受到宗教宗族等因素的干扰;村委民主选举的规范性还需加强;村务民主管理基本环节缺失;政府影响村务管理自主运行现象时有发生等。     

浅谈我国农村环境污染问题和治理策略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大力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高度重视环境的综合治理,环境治理关乎经济水平能否实现可持续性发展,城镇环境杜绝"先发展后治理"的同时农村环境治理受到忽视。针对农村环境治理,对比国内、外乡村环境治理方式,结合中国国情和当前方针政策提出美丽乡村建设下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策略。     

数字赋能乡村环境协同治理的理论逻辑

<正>乡村环境治理是新时代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需要各方主体的积极参与。数字赋能能够推动乡村环境治理由“粗放型”向“精准型”转变,在“数字—数据—数据智能”的作用下,以数据驱动的技术变革使乡村环境治理实现了精准化、智慧化和智能化。目前,大多数文献主要从思想观念、总体规划、治理主体、治理模式等方面研究了乡村环境改善与治理对策[1-3],多着眼于研究我国乡村环境治理的现状和优化路径,而对于数字技术如何赋能乡村环境协同治理研究还不够丰富。因此,本文结合理论分析,研究了数字技术赋能乡村环境协同治理的逻辑关系,以期进一步促进乡村振兴和人居环境理论发展。     

政-企-村共治式乡村振兴的地方重构特点及其机制分析——以南京市黄龙岘村为例

以大都市近郊美丽乡村建设中常见的政府、国企和乡村社区合作治理的发展模式为研究对象，以江苏省南京市黄龙岘村为例，通过非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探讨此类乡村振兴模式的地方重构特点及其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黄龙岘村美丽乡村建设在延续原有空间肌理、茶叶种植功能、社会关系网络的同时，通过无地方景观碎片拼装和地方营销强化“茶村”地方特色，将种植茶叶的村庄建成“金陵茶文化旅游村”，提升了村庄人居环境和村民参与获利水平，增强了村民与地方的功能性和情感性联系，实现地方意义的强化。(2)政-企-村三方合作治理是黄龙岘村地方建造得以将当地的传统与环境以新的规划和建设方式进行诠释，并强化黄龙岘村作为“茶村”独特性的重要原因。地方政府通过社区赋权和项目精准投放，为地方特质延续奠定基础；国企通过地方营销与社区赋能，增强了黄龙岘村的“茶村”特色；社区通过参与治理和村民日常实践，助力“茶村”特质的强化。     

河南省农村人居环境多主体复合治理路径研究——基于演化博弈的理论视角

针对河南省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中存在的现实问题,本研究基于演化博弈的理论视角,立足于厘清人居环境治理主体间的行动博弈关系,通过政府-企业关系、企业-村民关系两个方面探索了治理主体间的博弈演化过程,为融贯治理主体和治理客体之间的逻辑关系提供理论依据。结果表明,政府行为在人居环境保护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政策缺位和监管不力是导致环保部门和排污企业之间博弈的主要原因,村民诉讼成本较高、环保意识薄弱是制约治理主体系统的短板。本研究分别从政府、企业和村民3个层面提出农村人居环境复合治理路径,以期为河南省人居环境整治提供理论和实践依据。     

旅游发展对乡村振兴的促进作用——以川北醉美玉湖-七彩长滩乡村旅游区为例

以四川北部、巴山腹地的醉美玉湖-七彩长滩乡村旅游区为例,通过访谈法、观察法、线上文本收集数据,重点探讨旅游发展能够促进乡村地区实现振兴,以及在实现乡村振兴的过程中乡村旅游开发形成的发展模式。结果显示:发展乡村旅游是促进乡村振兴的可行路径,旅游发展带动了乡村地区在思想、组织、文化、人口、环境和经济上的振兴,它们同时会对乡村旅游发展形成反馈;乡村旅游开发基本形成了以"管委会+企业+村民"为主体,以"节事活动"为特色的发展模式;乡村旅游发展中的各个主体角色会随着时间发展不断变化,但政府的监督和协调角色不可或缺。     

“运动式”环境治理的困境及其突破路径——以清洁取暖整治为例

改善农村环境,建设美丽宜居乡村,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目标。“运动式”治理是农村环境整治的重要方式,但其在运行过程中面临诸多困境,这主要表现在：环境治理政策制定过程中农民主体性缺失、政策转换中权责不匹配与转换僵化、政策执行刚性化与非系统性、政策效果评估片面化与主体单一化。“运动式”环境治理低效的根源是政府试图通过技治主义、科层动员及压力型体制来达到政策预期目标,却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压缩基层政府自主性治理空间,导致刚性治理手段过多而柔性治理手段不足。农村环境治理本质上是对农民生活的治理,治理效能取决于农民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的变革。因此,要提高农村环境治理效能,就必须由“运动式”治理转向常态化治理,即通过转变政府治理思维、调整治理评估体系以及激发农民内生性动力,使环境治理政策具有本土性、灵活性以及长效性。     

论我国乡村精英在农村民主政治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及其对策

乡村精英是乡村社会中与普通村民相区别的一个特殊群体。村民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受当地乡村精英的影响很大,乡村精英对村民起着示范和影响的作用。目前,在我国,对乡村精英进行社会动员和必要的政治培训,把他们作为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突破口,从而带动全体村民最终实现村民自治,不失为一种可行方法。     

结构转向:环境治理中的制度困境与体制创新

从"政策"与"管理"两方面对当代中国政府主导型的环境管理结构中存在的制度困境进行社会学分析,指出环境制度创新的根本出路在于通过建立一种在微观领域对政府作用进行补充或替代的制度形态,使大量的社会力量参与环境治理。在此基础上,提出通过优化政府环境管理方式、扩展社会力量与社会环境权益,建构多重角色参与合作的环境治理体系的路径选择。     

文字留村与村落重振:乡村学校嬗变与村落发展探析

基于对举水学校百年变迁的追踪研究发现,乡村学校的兴衰与乡村文化传承及村落发展息息相关。在始自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末的"文字下乡"运动中,由地方政府、民间乡绅及村级组织合力推动了乡村学校教育的发展,有效地传承了乡村文化,延续了村落发展。从21世纪初开始的由社会、政府及村民"共谋"推行的"文字上移",虽然促进了农村基础教育自身的发展,但却加速了乡村文化的断裂。而为了应对"文字上移"给村落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目前村民们正在逐步地"文化自觉",试图通过村落的集体动员,延续"文字留村",谋求村落重振。因此,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必须加强农村基础教育,传承发展乡村文化,为农村发展提供文化软实力。     

我国地方环境监管现状及对策研究

<正>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经济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短短几十年间,综合国力得到增加的同时,人力资源、自然资源、政策制定及经济要素等也在逐渐变化以提高其环境适应性。但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逐年提高,环境污染问题也变得愈加严重,越来越多的环境问题开始暴露在人们的视野中,给公众的生活带来了很大影响。在此之前,中央已经意识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性,并展开一系列环境治理活动,力图攻克环境治理难关,也针对特定污染问题制定了相应法律规范,表现出我国政府对环境治理的决心。     

基层群众自治中的协商民主探讨

协商民主在乡村治理中的实践,创新了我国乡村群众自治制度。它用于乡村治理中的动力来自于村民的民主参政意识和维权意识,并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了我国乡村治理中政府与村民互动机制的要求,同时也有利于解决乡村治理中的民主困境。近年来,协商民主在基层民主发展的过程中展现出了鲜明的实践特色,但也暴露出许多问题,如乡村社会的经济压力导致对协商式治理方式的冷漠,相关制度的缺失,协商主体参与能力的差异等。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完善乡村治理中的协商民主,首先应该健全相关制度,其次要规范协商程序,最后需要培育村民的民主意识。     

社区:通往农村环境自治的阶梯

农村环境自治是村民自治在环境领域的特殊体现和具体样式,是村民自治的延伸。它关系着我国新型城镇化的进程,关系着农村居民的生活舒适程度。农村环境自治的基本诉求是培育农民的环境自觉和环境意识,走一条社会资本与制度资本相结合的治理道路。而社区凭借其规模小、稳定、同质性高以及拥有共同意识等优势成为农村环境自治的承载主体。社区作为通往农村环境自治的阶梯离不开政府的政治支持、充足的资源配置以及完善的法律保障,非政府环保组织的积极参与也是社区环境治理不可缺少的社会力量。     

试论我国乡村治理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信息化的快速发展,我国农村社会正加快向现代多元社会转变,利益诉求呈现多元交织,基层矛盾日益凸显。因此,要建立健全村民自治制度,提升村民自治水平;转变政府职能,加快向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转变;调整村"两委"关系和提高基层村干部素质,从而有效提升乡村治理水平。     

软法视野下环境治理与公众参与互动之展开

环境问题的复杂性与环境主体的多元利益诉求,决定了在环境治理中,需要运用软硬兼施的混合法模式,选择两条腿走路,软法与硬法并行不悖。环境治理是一个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它强调动态的参与和交流。在软法的视野下,由开放的环境管理与广泛的公众参与整合而成的环境治理模式日益成为环境法治的主导性模式。     

软法视野下环境治理与公众参与互动之展开

环境问题的复杂性与环境主体的多元利益诉求,决定了在环境治理中,需要运用软硬兼施的混合法模式,选择两条腿走路.软法与硬法并行不悖.环境治理是一个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它强调动态的参与和交流.在软法的视野下,由开放的环境管理与广泛的公众参与整合而成的环境治理模式日益成为环境法治的主导性模式.     

基于熵权法的山东省各地市政府环境作为评价

为了解山东省17个地市政府环境作为现状,分析地市之间政府环境治理的差异,利用熵权法对山东省各地市的政府环境作为进行定量分析与评价。研究结果表明,山东省各地市在环境治理投资、治理成效以及信息公开三个方面的差异均较大。其中,政府环境投资与治理成效和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关性不大,取决于当地的环境治理状况。总体上,各地市政府环境作为评价综合得分呈现阶梯状下降趋势,地区差异明显,菏泽、济宁、临沂等市可提升的空间较大。     

新型城镇化视域下乡村文化保护与传承路径选择——基于江西省九江市的考察

新型城镇化是一个文化价值驱动下的有机过程,乡村文化能为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核心资源、内生动力和独特魅力。九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大市,在城镇化进程中,仍存在"重申报,轻保护"、"重经济,轻文化"等问题,保护和传承好九江乡村文化,必须完善乡村文化保护与传承的长效机制建设,推进政府、市场和村民保护与传承乡村文化三维协同,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促进九江乡村文化现代化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