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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几千种语言,“很少是自给自足的”(萨丕尔),时刻都在进行着跨语言文化的词语代码转化,并生成民族化的外来词。在200个国家中有120个国家,在民族化的同时兼顾国际化：拉丁文语种以借形为主,非拉丁文语种(俄语、日语)以借音为主(兼顾借形),而汉语以借意为主(约占75%)。20世纪初,在新文化浪潮的冲击下,中国开始出现了借形的新奇现象。数学和文学里分别出现了x+y=a,阿Q。紧接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纷纷出现了诸如此类的现象。到了改革开放新时期,借形已成了新潮。所谓的“字母词”,就是借形词的一种。对于汉语借形词,有人坚决反对。较早的时候,有人把x+y=a改为“天+地=甲”,上演一出国粹闹剧。可是怎么也演不下去,因为罗马和希腊字母作为数学符号,常见的至少有60来个,而我们的天干地支总共才22个,不可能对译,而且用起来很别扭。后来,有人看阿Q很刺眼,可是阿Q站起来了,而且堂而皇之地走进了汉语词汇家族。鲁迅在20世纪30年代,还用过ABC、OK等许多字母词。时至今日,字母词已成百上千地出现在书报上,迫使严肃的辞书也不得不逐渐承认它们。一向有开明意识的《辞海》,1979年版附录了63条,1989年版附录了97条,1999年版附录了126条。一贯以规范著称的《现代汉语词典》第三版附录了39条,第四版附录了142条,第五版附录了182条。2001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了资深语言学家刘涌泉的《字母词词典》,内收2000多条。这也只是一般书报上多见的,如果再稍微扩大到专业书报,再加上近几年产生的,编一本《字母词大词典》,估计收词至少有5000条。字母词不仅频率不断增加,而且分布不断扩大。从自然科学技术领域,渐渐扩大到社会科学及生活领域。如WTO(世界贸易组织)、GNP(国民生产总值)、DVD(数字影碟)、VCD(影碟)、MTV(音乐电视)、IC(集成电路)卡、IP电话、IP卡电话、B超等等。刘涌泉先生给字母词概括了四个优点：快,简,明,广。此外,似乎还可以增加一个优点：补——填补词汇空缺(lexical gap),如A股、B股、A型血、B型血、A调、C调、OK等等。集“快,简,明,广,补”于一身的,有两个更典型的词：GMDSS,这是国际通用的求救信号,是汉语所无,而且换任何一个符号都不如它“快,简,明,广”;DNA,是脱氧核糖核酸,即遗传基因成分,是国际通用的测量公众科学素养的三个概念之一(另两个概念是“分子molecule”,“计算机软件computer software”)。与此相连带的,还有利用字母形状,借形表意,填补表形空缺的,如：U型管、S钩、T型台、A字裙、V字领、T型人才(横杠表示知识广,竖杠表示专业深)、X型人才(X表示交叉,指掌握两门交叉专业的人)。此外,字母词还有多种语用价值。有价值的,就是优变;无价值的,就是畸变。优存畸亡,适者生存。这就是历史的选择。这种选择总是以价值为尺度的。在生物界,名人达尔文有一句名言：“The Nature Selects the Fittest Survives.”被名家严复巧译成名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是英汉翻译史上令人拍案叫绝的“绝译”。不仅词句绝佳,而且道理绝真。即使应用于词汇现象,类推也是成立的：词竞众择,适者生存。所谓“词竞”,是词语以其词形、语音、结构(含理据或内部形式)、语义、语用(含频率)等价值条件,跟并行词语、对应词语或相关词语竞争。例如：email/e-mail/Email,其中e-mail使用频率高,是多数人的选择,《现代汉语词典》便以它为规范词形。所谓“众择”,是语言的广大使用者的选择。广大使用者包括一般使用者和专家。选择,就是根据词语的各种价值和交际需要确定词语的取舍。选择的过程是：个体→群体→社团→全民。在这个过程中就形成一个或一些词语的使用趋势和习惯。而语言中的最高权威,就是众人的习惯。专家不要过早地表态或下结论。专家的任务,就是观察并描写习惯,发现趋势(趋势代表着方向,预示着规律),总结并完善规范标准,选择约定俗成的流行形式,引导言语活动,优化交际效能。例如：对BP机、PP机、呼机、寻呼机、无线传呼机等,要允许它们有一个被选择的过程,不要过早地定于一尊。对书写形式,特别是字母大小写表示不同意义的,要强调规范形式。如pH表示氢离子浓度指数,ph表示光照度单位“辐射”(非法定的)。对字母加汉字的混合词,不要采取过激的态度。有人讽刺这类词是“马褂加领带”。其实,这类中西合璧从阿Q时代就开始了,在国外早已有之,通称“混合词”,英语叫hybrid word,法、德、俄语分别叫mots hybrids,hybrids word,гибрид(或意译为полукалька),都是指语源不同的成分构成的词,可见混合词是许多语言共有的现象。这一现象刚出现时,人们难免看不惯,说三道四。最后,混合词终于以其准确性、科学性冲破习惯势力的森然门禁。总之,字母词从阿Q到T型人才,在中国形成了队伍,占领的地盘越来越大,其势不可阻挡。但是,不能滥用,更不能乱用。必须考虑交际对象、环境、语体等等因素。使用的指导思想只能是“科学实用,便于推行和普及,促进汉语健康发展”。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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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是科学概念的语言载体,必须符合各自语言的合格性原则。中国的现代科技概念虽然多数来自西方,它们的语言载体却很少与之俱来,在这块土地上生根。中国科技界必须用汉语材料来创制自己的术语,很少借用。这种情况和其他国家大相径庭,西方国家的术语以音译为主,外来词一经转写,稍作形态加工,就成为本族术语。甚至音节结构的格局和汉语相似,历史上又长期受汉语影响的日语,也愈来愈多地采用音译词。意译法对科技交流有不利影响：第一,新概念的移植比较缓慢。第二,同一概念往往并存若干译法,规范化的任务繁重。第三,由于中外术语间缺少有规则的对应,给国际交流带来不便。出现这种情况既有语言的原因,也有心理的原因。语言方面,汉语的音节结构简单划一。每个音带由声母和韵母构成,上加声调。声母都是单辅音,无复辅音。韵母包含一个单元音或者复合元音,前面有时带个介音(i,u,ü),后面有时带个韵尾(n,ng)。例如“江”(jiang),“欢”(huan)都由声母＋介音＋元音＋韵尾构成,可以算是汉语中最复杂的音节。英语的strut是个单音节词,转成汉音就成了“斯特拉脱”(sitelate)四个音节。这个词我们译成“轴架”。从音韵上说,汉语的音节格局限制了音译词的可接受程度。可是这个词却以音译的方式进入了日语,成为四音节的sutoratto。日语为什么能够容纳累赘而采用音译呢？这要从两种语言的术语合格性原则来解释,而原则的不同又反映两个民族社会语言心理的差异。汉语的术语要为汉族人民接受,除了一般的术语标准外,还须符合两个条件：1.有限的长度汉语的词在古代以单音节占优势。随着音系的简化和需要表达的概念日益纷繁,单音节框住了词汇扩大的可能性,于是汉语很早就步入了双音节的轨道。到了现代,汉语的词汇中以双音节的复合词占优势,古代的单音节词多数退居词根的地位,成为构词的材料。今天,新创的词几乎都是双音节的。另一方面,在西方语言的影响下,现代汉语中又发展出一批“无－”“半－”“准－”“非－”“反－”“可－”“－性”“－体”“－者”“－化”等等的词缀,它们大多出现在科学术语中。于是,在词根复合之外,汉语也愈来愈多地采用派生法来构词。当前最受欢迎的新词形式是双音节复合词,或前面冠一前缀,或后面附一后缀,或前后都带词缀。新词须尽可能地紧凑,超出上述长度的很可能被更新的词替换。这一特点当然只就单词而言,不涉及由单词构成的短语。2.内部形式透明汉族人语感的另一要求是“望文生义”,即词内的每个音节(语素)都带有意义,对整个词义的形成作出贡献。所以音译词中兼有表义作用的最受欢迎,如“俱乐部”(club),“基因”(gene),“雷达”(radar)等等。其次是在译音的成分外加一释义的语素,点明词义所属的范畴,其原理类似形声字在音符之外加一意符偏旁一样。例如“卡片”、“啤酒”、“冰淇淋”。汉族人的语感不习惯于整体借音,意义全不透明的构词成分会引起理解的困难。难怪许多音译词往往被本族语材料构成的词所替换。甚至曾经长期广泛流行的音译词也在所难免。例如“布尔什维克”改成了“共产党人”,“布尔乔亚”改成了“资产阶级”,“吉普车”改成了“越野车”。现代汉语中未被替换的音译词集中在化学元素、化合物、药物、度量衡单位、外币名称等领域,以及仍带“洋味”的“咖啡”、“可可”、“咖喱”、“白兰地”、“威士忌”、“伏特加”、沙发”、“扑克”等等原先的舶来品名称。在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的医学、天文、林学、遗传、微生物这几种学科的术语中,含音译成分(不算专名)的条目仅占0.5%,其中大多数只是构词成分,全部译音的极少。在化学和药物学的术语中,音译成分的比率预计会高得多。综上所述,汉语术语已迈上本族化的道路。为了便于新术语的创制和标准化,扩大国际交流,看来术语形成的现行原则需要作些调整。我们认为,着重仿译,即用本族语材料复制外来术语的内部形式,类似football译成“足球”,是条可行的出路。今天,表达各门学科的基本概念的术语已在国内通用,并且得到审定。我们可就这部分术语编出详细的中外文对照表。汉语已发展出一套齐备的词缀,它们跟印欧系语言的对应也不难确定。这两项为仿译准备了基本的语言资源。为新概念提供语言载体的任务已简化为采择适当的词根。这可有以下途径：1.自行择定本族词根2.比照基本资源中相当的语料3.更多地使用音译我国的化学家和药物学家善于引入外来词根,使之归化。他们的丰富经验可为扩大术语的音译提供有益的参考。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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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吸纳外来词语可以借音(即音译)或借义(即意译),近来又认可了借形(即字母词)。借音和借形都增加了汉语异化程度,但也使汉语吸收了新的语素,扩展了造词材料,有利于词汇的丰富和扩充。借义把外来词语完全汉化了,因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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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主要探讨了字母词的定义和归属两个问题。通过比较和分析认为字母词应为书面形式上有外文字母参与构成,能在口语中使用,语音形式整体或部分来自外语并有完整词义的外来词。并统计了刘涌泉的《字母词词典》,对词典中的字母词作了形式和语义来源的分类和统计。将字母词分为三类：借入式、缩略式和替代式,通过统计,进一步确定了字母词系外来词的归属问题。在如何看待字母词问题上,语言学界一直存在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字母词定义、归属这两个方面。一 字母词的定义指称这一类外来词形式大体上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外文字母词(如英文字母词、西文字母词、拉丁字母词、借形词),另一种是字母词(包括汉语拼音)。对字母词的定义,不同的语言学者有着各异的说法。如有人认为：“所谓字母词,包括纯外文字母词如(WTO、VCD)和汉外组合词(如卡拉OK、A股),其中绝大多数是外来缩略词语,但也有少量是经过缩略的,用以表示中国事物的字母词,如GB(国标)、CCTV(中央电视台)、HSK(汉语水平考试)、RMB(人民币)、CBA(中国篮球联赛)等。”[1]这一类学者的观点是,汉语中凡由字母构成或字母参与构成的词都称作字母词(这里的字母指所有的字母,如拉丁字母、希腊字母及汉语拼音字母),按此定义字母词不单是外来语。另有一些学者认为,字母词是指汉语中带外来字母(主要是拉丁字母)或完全用外文字母表示的词,前者如B超、卡拉OK,后者如CD、UFO,这是一种新形式的外来语。[2]持这一观点的还有罗聿言,他认为字母词是指现代汉语中除日文之外的外语词,按其原来形状借入,用以指称外来事物。此外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应严格区分外文字母词和汉语字母词,持有这一观点最具代表性的学者是胡明扬。他认为只有GB、HSK才是汉语字母词,包含外文字母的词应称为“外文字母词”或“西文字母词”,而外文缩略语根本不是词,只能是原装外文缩略语。[3]由上看到,不同的语言学者对字母词的定义不同,不仅如此,就是同一学者对“字母词”的定义也有所变化。如刘涌泉在《字母词词典》中提出的字母词定义：由汉语拼音字母、拉丁字母或希腊字母构成的以及它们分别与符号数字或汉字混合构成的词统称为“字母词”。在这之后,刘涌泉又提出“应称谓这类词为汉语字母词或中文字母词更好些。”[4]以上对字母词的定义可归纳为两种观点,它们的分歧在于完全由汉语拼音简写和汉语拼音简写加汉字构成的是否是字母词。由于这是问题的症结所在,笔者查找了刘涌泉编的《字母词词典》,找到汉语拼音简写的“字母词”如AH(Anhui,安徽)、BJ(Beijing,北京)、CQ(Chongqing,重庆)、DB(Di Biao地方标准的代号)、TP(Tezhong you zi pian,特种邮资片)、ZL(Zhuan Li,专利)、ZRG(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中华人民共和国)等共57个此类词汇,占全书收入词汇总数的2.5%,可见汉语拼音词数目较少。汉语词的语义指向狭窄,在57个词当中,地名的拼音缩写词有31个,占整个汉语拼音词的54%,特殊代号字12个,占21%,专有名词14个,占25%。这些词几乎都不在口语中使用,其语义也都是汉语自产的,不是借用的外来语。它们只在书面或屏幕上伴有特定的条件出现,出现后又能让人一目了然,因此不被列入字母词之列。基于以上理由,字母词应该指凡由外文字母构成或外文字母参与构成的词。但这样定义也有人提出异议。那就是计量单位、元素符号、分子式这些由外文字母构成的书写符号是否是字母词。有的学者认为这些书写符号不属于字母词之列。原因是：“作为语言中的一个词,它必须是个音义结合体,也就是说,它不仅要有意义,还必须有它自己的读音形式。”它们在口语中不被使用,只是特殊的符号而已。有的学者从读音角度给字母词下了一个定义：“字母词应该指那些按照字母本音(一组字母,若其中有元音,可以连读,如basic,fortran等)或按《汉语拼音方案》来读,否则,它们仅仅是符号罢了。”这种定义方式有它的好处,那就是它突破了以上诸语言学者只从书写形式上对字母词进行定义的局限。但是,这种定义方法让人难以掌握,遇到具体的情况难以判断。字母词是传统汉语书写系统和词汇系统的另类,定义字母词就应该从文字和词汇两个角度加以定义,也就是,在给字母词定义的时候不仅要考虑书写形式,还要考虑语音和词义来源等因素。笔者认为,字母词应指书面形式上有外文字母参与构成的,能在口语中使用的,语音形式整体或部分来自外语的并有完整词义的外来词。如：USB、IT、OPEC、MBA、WTO、B股、IP电话等。二 字母词的归属为了进一步说明字母词的归属,笔者统计了刘涌泉编的《字母词词典》,对词典中的字母词作了形式和语义来源的分类和统计。笔者从来源上将字母词分为借入式、缩略式和替代式三大类。所谓的借入式是指起初是外族语社会使用的语言单位,后来随着语言社会之间的频繁接触而逐渐被借到汉语社会中,是照抄过来的,这种情况称为借入式。从形式上看,即直接借用外文原词形,如：VCD、IT、OPEC等。所谓的缩略式是指由汉语社会中的人们自己创造形成的,如汉语社会中固有的一些词语出于国际交流的需要而被翻译成了英文,并在此基础上生成相应的字母简缩形式。这些英文缩略形式不久以后又反过来运用于汉语社会的不同场合,汇入了字母词的队列,如：CCTV、CBA、CBD、CEPA(中国内地与港澳地区更紧密的经贸安排)、CCC(也叫3C,中国强制认证)等。所谓的替代式是指用英文字母替代汉语词语的部分或全部,如：卡拉OK、e化、IP电话、AA制等。经统计,刘涌泉的《字母词词典》共收有“字母词”2019个,属于借入式字母词的有1781个,占总数的88.21%。属于缩略式和替代式的共有164个,占总数的8.12%。其余74个,占总数的3.67%。由以上的数字可看出,借入式的字母词占绝大多数。对于这一类词的归属,也就是借入式字母词算不算汉语词这个问题,现在存在着两种尖锐对立的看法。持肯定观点的代表学者周一民曾提到：“在今天的语言生活中,英语字母和英语字母缩写词随处可见,……英语字母已进入了汉语,成为现代汉语交际中不可缺少的词汇部分。”[5]“字母词也是汉语词语,当一个字母词的读音是汉语语音系统中的音,其意义又能为我们理解时,我们没有理由不承认它是汉语词语。这时的字母词和用汉字表示的音译词语在执行交际功能时没有什么不同。”[6]持否定观点的如武夫在谈到字母词时疾呼：“救救汉语！”[7]李国文写到：“汉语是世界上强有力的语种之一。在与外部世界交流的过程中,不应该,也不可能存在对应上的困难。……汉语成了拉丁字母和阿拉伯数字随意驰骋的天下,长此以往,汉字不将成为一种大杂烩的文字了吗？”[8]在字母词归属的问题上,有很多作者都从字母词的读音上对字母词进行了归属。有人认为汉语中的字母词读音都已经过汉语语音系统的改造,而与原来的外语读音不同了,所以字母词应该属于汉语词汇。也有人认为借入式的非缩略语部分即原型单词借入部分不属于汉语词汇。笔者认为,现在语言学界讨论字母词的情况与20世纪上半叶谈论外来词的情况相似,当时讨论外来词的问题主要也是关于定义、归属等问题,具体内容在这里不再赘述了。究竟字母词该如何归属呢？从字母词的构成来看,它或是借用外文字母或是借用外语词的字形。从字母词所代表的词义上看,它或是借用外文词义或是借用外文字母的形象义、序列义或字母所代表的词汇义。从语音上看,它直接借用外文词汇的发音,或是借用外文字母的字母音。无论是结构、词义、语音,外文字母词都是全部或部分借用了外族语言成分,可以说字母词是借来的,是借用外族语言成分生成的。指称这类词比较接近于赵元任先生在1967年使用的“借语”这个术语。赵先生所说的“借语”除了“包括loan words(指采用直接引用、音译或仿译等手段,从另一种语言或方言引用的词)的范围外,还企图用来包括从音位、语素、词到短语和外来用法或语法结构,所借之形大大小小、不一而足。”[9]这一说法虽然在当时没有得到语言学界的认真的响应,但赵元任先生的见解预见到了汉语借用外来语形式的多样化趋势。语言学界公认的“外来词”是指在词义源自外族语中某词的前提下,语音形式上全部或部分借自相对应的该外族语词,并在不同程度上汉语化了的汉语词,严格地说,还应具备在汉语中使用较长时期的条件,才能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外来词[10]。笔者认为字母词应属外来词,但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外来词”。这里所谈的字母词在汉语的词汇系统中还将经受考验,如果经受了时间的考验,留存下来,就会进入严格意义上的“外来词”行列,扎根于汉语词汇系统。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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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在未来学很发达,制定科学术语时必须考虑到语言和文字的未来发展。汉语词从单音节向多音节发展是合乎语言发展的科学规律的,因为这一规律可以大大减少汉语中的单音节同音词的数量,从而避免交际中单音节词造成的误解。在电传日益发达的今天,信息传递中避免误解,适当增加必要的羡余性(redundancy,或译作“多余度”、“多余信息”)是十分重要的。双音节词从信息论角度来看是最合理、最有效的音节构成,所以象“铊”“铒”“钐”“钷”“铕”这类人为地制造出来的元素名称是同语言发展规律背道而驰的。除开已经通用的氢、氧、钙、钾、锰等词外,建议以后不要生造上面那种汉字。从文字发展规律来看,汉字早晚是要被拼音化文字取代的,在目前这一从汉字到拼音化的过度时期,我们应该尽量减少而不是增加汉字的数量。因此从文字发展的规律着眼,也不应生造上述这类汉字。汉语拼音化以后单音节的同音现象所造成的歧义会更加严重(因为在书面上汉字的形体可以帮助视觉区别同音词),所以尤需尽量避免生造单音节的汉字。(二)语言的发展同一切事物的发展一样,是对立面斗争和统一的辩证过程。一方面从历史的演变来看,汉语的单音节词越来越少,双音节、三音节词越来越多,甚至产生一些三音节以上的词,如“社会主义”“布尔塞维克”等。这从音节增多的角度来看,是一个繁化的过程,但是另方面,语言中简化的过程也在不断发展。语音就是在繁化和简化这一对矛盾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的过程中发展前进的。所以制定科学术语必须考虑到这一辩证规律。我们不能因为反对生造单音节词和生造表达这些词的新的汉字,就走向另一极端：主张全盘西化,即将外来术语音译后照搬过来。需知印欧语言中有许多两个音节以上的词,照原样音译过来,必然增加汉语中的很多三音节、四音节、五音节词,这不仅会增加学习语言的人的记忆上的负担,而且不符合汉语双音节词占多数这一客观规律,所以“德律风”“德谟克拉西”“狄克推多”分别被“电话”“民主”“独裁者”取代,是完全符合简化这一规律的。在外语中同样存在简化的规律,如英语用TV这个双音节的缩略语代替了television这一四音节词,俄语也借用了TV取代原来的四音节词Телевизор1。日语也借用了这个词,简略为三音节词：テレビ。俄语的злектронно－вычислителъная мащина(电子计算机)有十三个音节,十分啰嗦,也正在被借自英语的简洁的Komnbютep(三音节)所取代。此外,由于汉语(指现代汉语普通话,下同)是元音型语言,即元音在全部音素中占的比例很大,元音与辅音的比例超过欧洲许多语言2);加之汉语中很少出现欧洲语言中常见的辅音连缀的现象,汉语中开音节(以元音结尾的音节)占的比重很大3),因此外语词音译成汉语以后,音节数目往往会增加许多。例如上引英语的democracy,dictator音译成汉语后都多出了一个音节,因此术语采用全盘音译的原则,只会增加汉语的繁化程度,是不利于交际的。外语为了减少术语的音节数目,达到语言简化的目的,除了采用上述缩略词的手段外,还有一种方法是将一个词的词义引申。例如“蝶泳”在英语中本来叫做butterfly stroke(蝴蝶式的游法),有四个音节,很罗嗦,现在简作butterfly,即将“蝴蝶”一词引申为“蝶泳”,减少了一个音节。如果汉语将这个游泳术语音译,就成了“白脱弗莱”,比英语多了一个音节,所以远不如义译为“蝶泳”,简洁明了,易懂易记。从这个义译中可以看出：汉语术语还有这样一个特点,即有些联绵词中的单个音素本来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在术语中却可以获得整个联绵词的意义,如“蝶骨”(形状象蝴蝶的头骨),“蝶形花”(形状象蝴蝶的花)中的“蝶”获得“蝴蝶”的意义,尽管在日常语言中只能说“蝴蝶”,不能单说“蝶”。这也是语言简化和汉语词趋向于双音节的规律在起作用,因为“蝶泳”比“蝴蝶泳”或“蝴蝶式的游泳”要简洁得多,适合于成为一个表达科学概念的词。语言中的这一简化和繁化的辩证规律是制订新的科学术语和进行术语规范化时必须加以充分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谈到这里顺便要说一下术语和非术语的界限问题。这个界限是模糊的(fuzzy),术语进入日常生活,就成了非术语,这两者之间并没有一条泾渭分明的界限4)。如“木星”“火星”“播种”“及格”“休克”“幅度”本来分别是天文学、农业、教育、医学、物理学中的术语,由于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一般人已不感到它们是术语。上面举的“蝶泳”也是同样的情况。因此创制科学术语必须符合构词的规律,因为术语是语言词汇的一部分,术语和非术语有着许多共同的特点。上面讲到的汉语词的双音节趋势就是一条术语和非术语都应遵循的规律。这个不可抗拒的规律几乎随时随地都在我们眼前发生作用。例如随着北京许多高层建筑的拔地而起,在北京人的口语中出现了一个新词“塔楼”,指象高塔一样的大楼,它比“高层建筑”少了两个音节,而且不象“高层建筑”那样书面语言的味道十足,很可能会进入全民语言。“彩电”5)“电脑”也正在分别取代“彩色电视机”“电子计算机”。这是汉语词趋向于双音节这一规律在术语(也是日常生活用语)使用中的生动表现。术语和非术语除了有共同的一面以外,还有不同的一面,这就是术语通常都是单义的,很少模糊性(fuzziness),而日常生活用语则往往有许多意义(如“好”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列了十四个义项,“作”列了六个义项),常常具有“模糊性”。因此在制定科学术语,进行术语的规范时必需考虑到术语的单义性和非模糊性这一特点。(三)语言中还有一对矛盾,即“非理据性(unmotiveness)”和“理据性(motiveness)”的矛盾,也就是说语言中有些词的命名是无法从其构成要素(词素)中了解其意义的,这种词叫做无理据的词(unmotivated words)。如英语的skate(冰鞋)从共时角度是无法解释它命名的原因的。另一类词叫有理据的词(motivated words),即这些词的构成可以从其构成要素中找到构词的根据。英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厄尔曼(S.Ullmann)将这类词叫做透明词(transparent words),也就是说它的组成部分象透明的东西那样显而易见。如德语的Schlittschuh(冰鞋)就同英语的Skate不同,其意义完全可以从其词素：Schlittern(滑冰)的词根和Schuh(鞋)推出。汉语的“冰鞋”也是这样。俄语的коньки(冰鞋)从Конь(马)的指小形式得名,比喻穿起冰鞋象马一样跑得很快,也是有理据的词。理据的学说最早是瑞士著名语言学家,结构主义的鼻祖索绪尔提出来的。他说过：在世界上“不存在这样一种语言,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有理据性的;但是也不可能想象有一种语言,其中一切都是有理据性的”6),尽管有理据性也还是约定的,不是词义的全部根据。不同语言的理据程度是不同的。一般说来,英、法语的理据程度远不如德、俄、汉语高。例如汉语的“手套”和德语的Handschuh(“手套”由Hand〔手〕和Schuh〔鞋〕构成7)),都是“透明词”,但是英语的glove,法语的gant(意义都是“手套”)从共时角度(即不分析其词源)着眼,却是无理据的词,植物学上的术语“细香葱”在德语中是Schnittlauch,由Schnitt(切、割)和Lauch(葱)组成;在俄语中是лук－по－рей,由лук(葱)和порей(韭菜)组成,都是透明词;但是英语的Chive,法语的Cive(细香葱)却是无理据的词。在欧洲语言中德语词素以高度的理据性著称,外来语较少,多半用本民族语的词素构成新词(包括科学术语),因此我国旧社会大学学工科的必修德语。其原因除当时德国科技发达,文献较多这一主要因素外,德语词的高度理据性恐怕也是一个因素。语言学中的理据性这一理论对制定科学术语有很大的指导意义。一般来说,我们应该尽可能使术语有理据性,因为这样的词易学易记。在进行术语规范化时,如果有几个名称需要从中进行挑选时,除了那些早已用开,约定俗成的情况外,原则上应尽量挑选有理据的词。从这个角度分析,汉语的“氧”就不如日语的“酸素”(さんそ)好,因为“氧气”最初写作“养气”是有理据的,但是写作“氧”以后,就失去了理据性;而“酸素”的“酸”是英语Oxygen(氧气)的词源词素Oxy－(源于希腊语,原义是“酸”,gen－也源于希腊语,原义是“产生”)的义译,“素”则是德语stoff(要素,物质)的义译,因此是有理据的,而且符合双音节词的规律。汉语命名为“氧”很可能是考虑到系统性的原则(这也是制定科学术语和进行术语规范化时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因为氢、氮、氟等元素名称都是单音节词,而且都是从“气”省形。但是日语的“酸素”也合乎日语的系统性原则,因为日语的“氢”叫“水素”(すぃそ),是德语Wasserstoff(“氢”,由Wasser〔水〕加stoff〔要素、物质〕构成)的义译词,德语词又是英语词hy－drogen(氢)的部分义译词。因为hydrogen是由希腊词根δρо－(水)和réν(产生)构成的。从这里可以看出英语词oxygen(氧)和hydrogen虽然较长(有三个音节),但也是符合系统性原则的,尽管在共时它们是无理据的,只有懂希腊语的人,才能明了这两个词构词的理据。日语的“水素”虽然符合理据性、双音节性、系统性的原则,但又不大符合简洁性原则。例如日语将“氢弹”叫“水素爆弹”,就远不如汉语的“氢弹”简洁。可见理据性、双音节性、系统性,简洁性这些原则有时相互间会发生冲突,这是在制定科学术语和进行术语规范化时必须充分考虑到的。(四)术语是属于语言学研究的领域,术语学是语言学中的一门学科。但是非常遗憾,我国社会学界,包括语言学界,很少有人从事这方面的研究。这是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现在反倒由自然科学家走在前面,带头从事自然科学术语的规范化和术语学的研究。社会科学家在这方面应该向自然科学家学习,迎头赶上。社会科学中术语混乱,影响交际的现象也很严重。如上面谈到的词的组成要素,语言学中就有词素、语素、词位、语位等许多术语表达这同一概念。但是至今还没有人牵头来从事社会科学术语的规范和统一。就拿咱们大家都知道的马克思的一句口号“各按所能,按需分配”(Jeder nach seinen Fhigkeiten,jedem nach seinen Bedürfnissen)来说吧,各国都是将nach译作“按”,如俄语译作no,英语译作according to,法语译作selon,日语译作応(ぉぅ)じて,都译得很准确,唯独汉语误译作“尽”,以致引起我国经济学界有些人仅仅根据“尽”字对这句口号进行了不少批评,有人说这是极左思潮的产物,有人据此批评马克思和斯大林8)。这说明社会科学方面一个译法的错误,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混乱,其后果之不良,远胜过自然科学。政治口号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术语,但从广义上说,也未尝不可以纳入术语。如现在实行的“开放政策”就既是政治纲领,又是社会科学术语;所以我们引用这个例子,说明社会科学术语的准确性有着十分重大的政治意义,应该引起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高度重视。最后我们想对会议召集者“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这个名称本身提点意见。“名词”在汉语中有两个涵义：一是与“动词”“形容词”等相对而言,一是指“术语”。由于术语不仅包括前一个意义上的名词,还包括动词(如“氧化”“催化”“元唇化”“电镀”等等),形容词、副词等,所以最好将委员会的名称改为“全国自然科学术语审定委员会”,免得产生误会,以为不管动词、形容词等的审定。本文注释：1)目前读法还不规范,有读Tи Bи的,有读Τэвэ的。写法也不规范,除上面两种按照读音的写法外,还有写作TB的。2)汉语元音和辅音的比例是19∶21,而俄语是6∶35;西班牙语是5∶20;德语是17∶23。3)汉语中只有(n)(り)两个辅音能构成闭音节,欧洲语言中几乎所有的辅音都能构成闭音节。4)详拙文“模糊语言初探”,刊《外国语》1979年第4期。5)还出现了“彩电村”这样的新词组,指家家都有彩电的村庄,见《光明日报》1984年9月14日孙扶民的报导,王庄“简直是彩电村”了。6)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2编第6章§3,巴黎,1949。7)把“手套”叫做“手鞋”,似乎有乖常理。其实语言的名称(包括有理据的词)都是约定俗成的。我国古代就曾把“袜子”叫做“足衣”。日语将“地板”叫做ゅか汉字写作“床”：日语将“屋顶”叫做ゃね,汉字却是写作“屋根”。日语中的“天井”(てんじょぅ)指的是“天花板”“顶棚”。8)详拙文“马克思提出过‘各尽所能’吗？”,刊《学习与探索》1979年第5期,《新华月报》文摘版1980年第2期转载;“斯大林同志并没有错！”刊《经济问题》1983年第12期。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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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接受外来词的研究一直以音译和传统意义上的意译为主,对意译的另一种类型——仿译则重视不够。本文指出仿译具有以下四个特点:弥补了音译和意译的不足;为双语词典提供等值词,丰富了汉语词汇和汉语的表现力;满足了语言使用者求新、求简、求异的语言心理;具有“可还原性”,体现了词的理据,便于学术和文化交流。在信息传播讲求快节奏、高效率的今天,仿译将会被越来越多地用来为外来新词确定译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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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外来词翻译中的仿译研究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汉语接受外来词的研究一直以音译和传统意义上的意译为主,对意译的另一种类型——仿译则重视不够。本文指出仿译具有以下四个特点：弥补了音译和意译的不足;为双语词典提供等值词,丰富了汉语词汇和汉语的表现力;满足了语言使用者求新、求简、求异的语言心理;具有“可还原性”,体现了词的理据,便于学术和文化交流。在信息传播讲求快节奏、高效率的今天,仿译将会被越来越多地用来为外来新词确定译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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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非汉字词的构成概念在外来词的译介活动中,汉语吸收外来词的传统方式是将其民族化,即汉化处理。外来词在我国的使用包括音译、意译、音义兼译、形译、音译加义等。有外文字母又有汉字的字母词如AA制、B超、维生素C等,这部分外来词,都收入了《新华词典》、《现代汉语词典》等工具书中,已归化为汉字系统,也就是说被承认为汉字。近年来在媒体上大量使用的不含汉字的外来词,诸如WTO、DNA、E-mail、GDP、CT、VCD等,它们被广泛使用,又被广大群众所接受,而且还呈现出有增无减的发展趋势,那么这部分外来词语又应如何定位呢？尽管上述两类词语都属外来词,但在判定非汉字词时,应注意到外来词与外语词属两个不同的概念。外语词的译介是采用“零翻译”(移译)形式出现的,而外来词则已经经过了汉化处理。非汉字词是汉字文化圈近年来吸收外来词的一种新形式。词汇研究现代方法是以区别词的外部结构和内部结构为基础的。外部结构为词的形态,内部结构指词所包含的意义,词的物质外壳代表着一组读音。词之所能够用于交际,完全是因为其词义[1]。词汇的字形并不是决定词义指称的必要条件,在汉字使用过程中,字形上的非汉字形式并不表示意义上的非汉字。只要外语词能被汉语社会人所理解,又能填补汉语词汇表示上的空缺或增强词汇的表现力,而且没有使汉语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系统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把这部分词语作为丰富汉语系统的一种途径,也不失为汉语词汇跟上当今人类社会飞速发展的捷径之一。必须承认,非汉字词的出现有其存在的合理性,非汉字词经济、简明、意义单一、传递信息快捷,便于国际接轨。同时,我们应认识到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知是动态的,目前非汉字词在使用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不规范的地方,对其进行规范的标准也应建立在动态的原则上,遵循语言发展规律,用变化、发展的观点去看待这一汉语“变异”现象。面对外来词译介多元化的趋势,态度要宽容、客观。规范要创新,对非汉字词的出现应采取因势利导,从多视角来剖析其生成现象,总结出一套规律性的规范模式。语言是一个开放而非封闭系统,语言只有与社会结构“共变”,才能履行充当人们的思维工具和充当社会交际工具这两个职能。二、非汉字词使用规范的内部因素语言与社会是一对共变体,词汇是语言内部最活跃、最敏感的要素。变异是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没有变异,就没有语言的发展[2]。非汉字词作为语言变异的积极产物,在讨论其使用规范的内部因素时,首先应考察其成立条件,也就是说非汉字词的交际值是衡量其规范的准则。语言规范的实质就是对语言变化的评价和抉择[3]。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对非汉字词的规范目的是便于交际,规范化的非汉字词必须符合下列原则。1.国际性原则在译介外来术语时,应尽量采用国际通用的符号,避免汉化或减少汉化程度,以免造成交际上的不便。SOS(save our ship)是国际通用的呼救讯号,若将这一紧急呼救形式译为汉语,就很有可能无法准确迅速地传达求救讯号。WWW是world wide web(万维网)的缩略语,这一缩略形式已在全世界词化。中央电视台在表达其国际网站时,也完全采用这一国际通用形式：www.cctv.com。BASIC是Beginner’s All-purpose Symbolic Instruction Code的缩略语,不译为“初学者通用符号指令码”,而直接移译为BASIC,其目的也是为了与国际接轨。2.效率性原则信息化社会注重信息传递的效率。国外的新概念、新事物的产生,对汉语词汇是一个缺项,汉语就必须填补这一空白。这种填空不仅必要,而且往往很紧迫。译介上的不及时有可能影响交际。随着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国外出现了VCD(video compact disc),时隔不久,VCD行将淘汰,又出现了DVD(digital video disc)。现在,Teleputer(television computer)又进入了家庭。产品的快速更新换代,令人目不暇接,引进这些产品,没有定名绝对不行,可能一时还难以琢磨它要怎么定名。于是干脆把它国外的名称照搬进来。像这一类的例子还有很多,如IT、MTV、GDP等。现在很多人已经习惯了说“IT”而不说“信息技术”,说“MTV”而不说“音乐电视”,说“GDP”而不说“国内生产总值”。3.单义性原则外来的科技术语作为符号,不同于普通名词,它在一个学科领域内只能反映一个特定的概念,词义单一,表达明确,便于接受。E-mail是electronic mail的缩略形式,在这一外来词的定名上,出现了极不统一的现象：电子邮件、电子邮递、电子信箱、伊妹儿、易媒儿、易媒体等。当然,这些音译名词从其科学内涵或外延应该说是贴切的,但有悖术语定名的单义性原则,现在国内对这一概念的表达还是选择了E-mail。CD是Compact Disc的缩略词,其定名更为混乱,目前较为流行的名称有镭射碟、激光唱片、激光盘、光盘、光碟、只读光盘等等。在计算机行业内,人们只用一个统一名称“CD”。还有计算机行业内的一些术语,如Internet、PC、MOS等。都可以说明直接移译外来词,用非汉字词形式表现的优越性,可以避免产生歧义,统一定名,有利于交际。4.经济性原则对于语言来说,最理想的效果是在保证准确的前提下,用最经济的手段达到交际目的。CT(computerized tomography)译成汉语为“计算机层析成像”,不言而喻,CT这一表达形式远比计算机层析成像简约,即使是没有接受很多教育的群众也能接受这一名词。DNA(deoxyribonucleic acid),这一名词可译为“脱氧核糖核酸”,在DNA技术广泛使用的今天,知道DNA的人肯定要比知道它译名的人要多得多。据2003年5月12日《江南市报》报道,只要将小灵通手机在线注册,就可享受精彩纷呈的MiMi(Mobile Information Mobile Internet)的妙趣。把小灵通与PC相联,便可接受WiWi的无线上网服务,上64K高速网,进行QQ聊天。由此可以发现表达形式经济的外语词是多么具有生命力,而且说明这类非汉字词已被广大的人民群众所理解接受了。5.读音规范问题目前,就非汉字词规范的内部因素而言,在读音上存在着明显不统一现象,往往给使用者造成尴尬的局面。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社会尚未有一套关于外来字母词的读音规范方案。从以下若干广泛使用的非汉字词的读音中,就可以发现读音中存在不统一的现象。NBA,依照英语字母排列读音。SARS,按英语拼读读音。OPEC(石油出口国组织),按音译但被读为“欧佩克”。TOEFL,被读为“托福”。UFO,按意译读为“不明飞行物”(undefined flying objects),或读为“飞碟”,但很少有人按字母排列读音。Internet,按两个英语词连接读音,或英汉混读成“因特网”。R&D,意为“研究与发展”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按英语字母读音,中间的连字符号“and”被读成英语字母“N”。VS(正确书写应为VS.,为versus的缩写语,英语含义为“对阵”),被读成“对”。www.cctv.com,中央电视台在读其国际网站时,字母按英语读音,com按英语拼读读音,其中两个“.”读成“点”。E-mail,按英语字母和拼读读音,其中的连字符号“-”不读成英语“hyphen”,而被省略。MPEG-21(交互多媒体资源标准),字母依英语发音,连字符号不读,阿拉伯数字“21”按汉语拼音。符号有任意性,这是就符号的形式而言的。符号有制约性,这是指符号的使用者必须有共同的理解[4]。非汉字词在使用过程中出现的读音混乱现象,应认识到不统一并不等于不能统一。读音的“无序—规范—有序—统一”,这是规范非汉字词读音的规律过程。为丰富汉语词汇,提高汉语这一交际工具的质量,社会迫切需要一套字母词的读音规范标准,这也是非汉字词的社会意义和语言学价值的所在之处。三、非汉字词使用规范的外部因素非汉字词使用规范与否,不能只看其本身的规律,一定要考虑词语的外部因素。规范与人们的认知心理、传统文化心理及社会因素密不可分。认知过程的产物是概念的形成。心理图式是人对外部世界知识的组织形式,是认识和理解的基础。不同语言文化背景者存在认知世界的心理图式差异,当这种差异使交际者无法与目的语所表达的文化特征相对应时,很可能交际者不理解[5]。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对诸如淋巴、吨之类的日语“非汉字词”那么容易被接受,因为我们不需要调整头脑中固有的母语文化心理认知图式。人们对语言的认知理解也具有动态属性,随着社会发展而发生变化,多年来我们一直致力普及国民义务教育,推广以拉丁字字母为字形的《汉语拼音方案》,还有持续不断的外语热等因素,为非汉字词的使用打下了一个基础。随着我国现代化和开放的进展,西方文化的导入,国民认知程度得以扩大和深化,也为融合西语表音文字和汉语表意文字提供了可能。非汉字词的大量使用,这一现象和实质是标志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普及,社会成员文化素养的提高,既是人们心态的反映,也是语言自身发展必然趋势。汉民族文化注重的是自身的系统性和完整性,每当需要采用外来词时,总是力图从其系统性和完整性出发,采取意译汉化,将其纳入汉语的规范系统。在全球化背景条件下,中国传统文化心理不可避免地要和外来文化发生碰撞和冲突。但这种碰撞和冲突并不意味着排斥,而是通过碰撞和冲突达到相互吸收和融合。现代科技日新月异,生活节奏加快,世界观念改变,多元文化影响,使人们在传统与现代上产生了新观念,旧的语言和文化心态在发生变化,对外来语的心理承受能力有了显著的增强,这也是非汉字词使用的生成条件之一。在认识某一语言现象时,注意避免把语言体现出来的非语言现象等同于语言本身。比如：认为非汉字词语是殖民主义入侵的结果而坚决否认其存在,就是把语言本身和语言体现出来的非语言现象(社会文化思想等)混淆的结果[6]。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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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革开放以前,汉语中有字母词但是数量很少,如WC(盥洗室、厕所)、TB(肺结核)等,没有引起社会的注意,也没有研究它的专门论著发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兴起,字母词成批地涌现了出来,气势汹涌,夺人耳目。1994年10月刘涌泉先生在《语文建设》发表了《谈谈字母词》的文章,提出了“字母词”这个名称。1997年9月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葛本仪教授主编的《汉语词汇论》,其中有《字母词问题》的专节。2001年7月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了刘涌泉先生编著的《字母词词典》,收字母词2000多条,这是第一部字母词词典。2002年2月,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出版了沈孟璎教授主编的《实用字母词词典》,收字母词1300多条。在这之后,对字母词的著述、研究逐渐成为词汇研究的热点,也成为因特网上争论的话题,引起了语言学界以至社会公众的关注。什么是字母词？刘涌泉说：“字母词是指汉语中带外文字母(主要是拉丁字母)或完全用外文字母表达的词,前者如B超,卡拉OK;后者如CD,UFO。它是一种新形式的外来语。”(《谈谈字母词》)字母词与汉语里其他的词在形式上的显著不同在于它带有外文字母或者完全用外文字母。从性质说,首先它是外来词,而不是汉语用自身的构词成分构成的词。汉语吸收外来词的主要方式除了音译(如“逻辑、雷达”)、音译兼意译(如“基因、引得”)、半音译半意译(如“啤酒、摩托车”)等以外,还有就是借形词。老的借形词是从日语里吸收进来的用汉字书写的语词。这些借形词进入汉语后,改用汉语的读音,抛弃了日语的读音。例如：概念、干部、干线、具体、抽象、纲领、组织等。字母词和来自日语的借形词都是外来词,字母词与借形词不同之处在于它的词形不是汉字,而是外文字母。有些用汉语拼音构成的缩写词,如GB(国家标准)、RMB(人民币)、HSK(汉语水平考试)等,词形虽然也是字母,但不是外来词。如果单看词形,GB等也可以叫做字母词,但它们不是字母词的主体。从使用的领域看,字母词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用于全民语言,如GNP(国民生产总值)、GPS(全球定位系统)、DNA(脱氧核糖核酸)、ISO(国际标准化组织)、e-mail(电子邮件);另一类用于网络语言,如IC(I see,我明白了)、VG(Very good,很好)、GG(哥哥)、PMP(拍马屁)。这两类字母词性质不同,在交际中起的作用也不同。网络语言是在城市里一部分青少年中流行的社会方言,流通范围狭窄,不具有全民性。网络语言有许多不规范成分,对通用语言有销蚀作用。有的地方规定,网络语言不能出现在政府公文、报纸杂志、课堂的教育教学等领域,不能超出网络使用的范围,这种规定是必要的。在这篇短文里,我们不讨论网络语言里的字母词,只讨论全民语言里的字母词。字母词为什么能在改革开放的中国大量地产生？因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和外界的交往日益频繁,逐渐融入世界。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观念的更新,汉语里新的概念不断出现,原有的词语不够用,急切需要增加新词。用汉语的构词成分构造新词往往费时费力,不如直接引进国外已有的词语来得方便快捷。在时事政治和科学技术方面这种现象比较突出：前者如WTO(世界贸易组织)、ISO(国际标准化组织)、CEO(首席执行官);后者如CAD(计算机辅助设计)、CPU(中央处理器)、DNA(脱氧核糖核酸)。这两个领域在现代中国社会发展变化都十分迅速,也正是字母词大显身手的地方。时势造英雄,字母词生逢其时,自然会得到很好的发展。再者外文字母与汉字是不同性质的文字,汉字社会对外文字母本来有种排斥力,而改革开放以来外文字母迅速进入千家万户,汉字社会对这些异域来客改变了态度,不但不再排斥,而且是张开双臂表示欢迎,甚至引为时尚。字母词进入汉语后,有什么积极的作用呢？刘涌泉先生归纳为四个字,就是：快(拿来就用)、简(写起来简便)、明(醒目)、广(用途广)。这正是字母词生命力之所在。字母词大量出现以后,在社会上就出现了赞成和反对两种对立的意见。赞成者认为：字母词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信息时代的产物,汉语引进字母词丰富了汉语的表现力,适应了时代的需要,是大势所趋;反对者认为：字母词破坏了汉语书面语的整齐的美,破坏了汉语的纯洁。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破坏了汉语也就破坏了汉文化,后果十分严重,因此对字母词的使用必须加以限制。我认同前一种意见,不赞成后一种意见。在当今世界,全球化势不可挡。各种语言和文化互相影响,词语互相借用,促使各种语言都得以丰富与发展,这是语言发展的自然趋势;相反,完全与外界脱离、拒绝吸收其他语言词汇里的有用的东西,必然使自身陷入绝境。现代英语的词汇有近一半来自法语和拉丁语,很多科学方面的词来自希腊语。现代日语中汉语词占半数以上。其中包括明治期间利用汉语的构词法创造的大量新词。英语和日语有大量的借词,并没有破坏英语和日语所负载的文化,相反增强了英语和日语的表达力和竞争力。同样,汉语自古至今不断吸收外来的有用成分,这不但没有损害汉语的规范和健康,反而更能增加汉语的表达力和竞争力,我们不能无视这个事实。我们赞成吸收字母词,但是同时也主张科学、合理地使用字母词,不赞成滥用字母词。今天的中国并不是人人都懂外语,人人都熟悉字母词。人们遇到字母词时第一个困惑是不懂得表达的是什么意思,文章读不下去。写文章的人要尽量少用字母词,特别是那些社会不熟悉的字母词。非用不可的时候,要有必要的注释。字母词的使用在科技界往往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无法回避也不应该回避。科技术语有很强的专业性,非本专业的人员不容易理解,这不是字母词本身有什么毛病。读文章的人要努力学习字母词,扩大自己的词汇量。遇到不懂的字母词要查字典,或向别人请教。花点工夫学习字母词是值得的,它可以更新或充实自己的词汇库,提高自身的语言运用的能力。对字母词开始时可能看不惯,但是因为它有用,所以要坚持下去。只要坚持下去逐渐就会习惯。另外,政府主管语言文字的部门,要抓紧解决字母词的规范问题,为使用者提供方便。字母词从产生之日起就面对着不同意见之间的争论,争论不但没有影响它的发展,相反它在争论中继续前行。赞成的意见固然使它受到鼓舞,反对的意见也使它看到了自身的不足,促使它不断克服缺点以便更好地适应社会的需要。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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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吸纳外来词语可以借音（即音译）或借义（即意译）,近来又认可了借形（即字母词）。借音和借形都增加了汉语异化程度,但也使汉语吸收了新的语素,扩展了造词材料,有利于词汇的丰富和扩充。借义把外来词语完全汉化了,因此是术语定名的首选方法。由于供构建新词的语素材料有限,借义法往往运用借喻、引申、类比等各种方法移用已有具体意义的语素或词构建新词,所谓旧词新用,栅（极）、网格、蜂窝等许多术语都是这样形成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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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母词的使用必须规范化 总被引：2，自引：0，他引：2
一、什么叫字母词(一)字母词的定义笔者认为,字母词是现代汉语中的一种特殊语言现象,它以字母为词素,与汉字结合,构成一个表义综合体,是能够自由运用的语言单位。字母可出现在词首、词中或词尾;字母可以是一个,也可以是多个;字母可以是外文字母,也可以是汉语拼音字母。外文字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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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与短语的模糊界限表现为两种现象:某一语言形式不是典型的词或短语,出现了“中间地带”;在发展过程中,语言形式在词与短语间变化,转化期间的跨越界限是模糊的。从结构讲,词(主要是复合词)和短语的概念结构有共同之处,都有核心成分与边缘成分,但也有不同之处。可从概念的三个主要功能入手,分析词和短语在归类、推理和叠加方面的不同表现,来确定某一语言成分的属性。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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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在一次术语工作座谈会上我曾以“三个面向同样适合术语工作”①为题谈了我对术语工作的意见。主要内容是在纯术语方面最好多向术语国际化靠拢,即用汉语拼音,而不是用汉字音译。如今十六七年过去了。我想再就这个问题谈几点看法。一、面向世界现在的世界已大大不同于1984年的世界,当今的中国更是大不同于当年的中国。就拿Internet来说吧,它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正式引入我国是在1994年,在这之后,轰轰烈烈的网络时代在我国也开始了。新事物引入后,有人形译(Internet),有人意译(互联网,国际互联网,交互网……)。到了1997年,才给它定名为因特网。说到这里,我不得不遗憾地说,当初不如不创立因特网这个词儿,而直接使用Internet。②结果今天造成了“三分天下”(即互联网、因特网和Internet)的局面。由于没有采用Internet,因而使I时代、IP卡、IP电话、Irobot之类词的解释缺少了理据。如何面向世界,如何对待外来的东西,的确是一个需要考虑的大问题。我的看法是,要区别对待：(1)搞自己的以LINUX为基础的操作系统,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它关系到我们电脑系统的安全,尤其是要害部门的电脑系统的安全。(2)域名之类的东西,没有必要标新立异。在域名问题上,我觉得除了使用汉字外,还应该特别强调一下使用汉语拼音,因为汉字不便走出国门,相反地汉语拼音倒能全球通。(3)Internet这样的术语,既然以字母词形式已经在IT界流行,就不必再给它定一个汉字的音译词,因为Internet正如TV一样,是一个国际词。Internet已经进入许多语言,就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法文Internet,德文Internet,意大利文Internet,西班牙文Internet,日文インタネット,俄文интернет。认清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这关系到对未来发展的预测。顺便提一下,利用汉语拼音标记外来语,这是一种借用外来语的新方式,即形译。也许有人会说,直接吸收Internet在许多方面与汉语不合。如说“音节结构特殊”,人们不好发音。实际上并非如此,我们在说WTO、APEC、CDMA、EMAIL这些与汉语音节不合的词时,不是没发生任何困难吗。要知道,外国在吸收我们汉语的词语时,也不完全符合它们的音节结构,如QI“气”、QIGONG“气功”、ZHUANG“壮族”。又比如还有人说,“与汉字文章不协调”,不像样。相反,我倒觉得很好,一是增加了清晰度,非常醒目;二是增加了电脑信息处理的精确度。大家知道,像中文和日文这类句子中词与词之间无空格的语言,在信息处理时首先都要进行词的自动切分,由于日文中的刀口多(平假名、片假名、汉字、外文、数字及其他符号),因而比中文切分容易,而且正确率高。我们应该考虑现实需要,现在的计算机刊物,不让出现拉丁字母行吗,没有ICQ,OICQ,GPRS,CDMA,MUD,FLASH,C++语言等字母词行吗？二、面向未来未来什么样子,很难估计。但是,可以预料的是,起码在今后几十年或更长的时间,术语产生最多的地方仍是西方,因为科技比较发达的地方是术语的发源地。而且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术语将会成倍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办？是仍坚守意译的老路,依旧是“一名之立,旬月踟蹰”,还是另辟蹊径？这是值得每个术语工作者考虑的问题。在这里,我想先简单谈谈我国吸收外来语的情况。外来语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外来语有以下四种：(1)音译词,如咖啡、沙龙;(2)半音译半意译词,如啤酒、伦琴射线、马克思主义;(3)用拉丁字母或希腊字母标记的(或带有这些字母的)词,如CT、DNA、BP机、卡拉OK、β胡萝卜素、γ射线;(4)直接从日语借用的汉字词,如场合、手续、干部。以上是‘外来语’的严格定义。实际上由借音和借形两部分词组成的,(1)、(2)属于借音,(3)、(4)属于借形,因此也叫形译词。(3)是通过汉语拼音,(4)是通过汉字。(3)和(4)只是在借形这一点上相同,由于所用的介质不同而有很大差异,前者实质上是形译+音译,而后者则完全是形译。狭义(3)类似于外语之间的借用,例如从德语到英语的Kindergarten→kindergarden;从英语到德语的computer→Computer或Komputer,disco→Disko。狭义(3)既优于日文的片假名转写,例如コンピュタ(计算机)、ディスプレイ(荧光屏),也优于俄语字母的转写компьютер(计算机)、дисплей(荧光屏)(来自英语computer、display)。广义的外来语有两种：(1)仿照原词的结构和意义翻译过来的仿译词(calque),也叫直译词,如honeymoon蜜月、Ubermensch(德)/superman(英)超人、dark horse黑马;(2)用汉语表达的外来概念词,如电灯、电话之类的意译词。目前,使用最多的借用方式是狭义的(1)、(2)、(3)和广义的(2)。而术语界争论的焦点是,能否多采用一些狭义(3),即汉语拼音字母形译词。我是狭义(3)的拥护者,也即“拿来主义”的拥护者。这类形译词叫字母词。字母词中分纯字母词(如CT、DNA)和带字母的词(如BP机、卡拉OK)两类。现在,这类词越来越多,原因是它们有不少优点。大致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1)快 可以不费力地拿来就用,如国际上新近出现IP phone,我们很快就有了“IP电话”;(2)简 写起来简便,如VCD,仅三四画,但要用汉字写,“激光视盘”就要写41画;(3)明 十分醒目,尤其在一堆汉字中夹杂一些字母词,如KTV,DNA,ISO,MBA,一下就映入眼帘;(4) 广用处广,很多字母词不仅能在国内使用,而且在国外也适用。由于上述优点,字母词在讲究效率的信息社会里不断涌现,也就不难理解了。实际上,我们的科技界已经大量采用字母词了,不过还时常加上狭义(1)作为“伴侣”。如表示十进倍数单位词头名称的Giga吉咖、Tera太拉、Peta拍它、Exa艾可萨;以及表示十进分数单位词头名称的nano纳诺、pico皮可、femto飞母托、atto阿托。由此而产生硬盘40G、T比特等说法。这里还需要指出,狭义(3)在某些场合是完全照搬,上面的一些例子都属于此类。它们类似于外国人地名的照搬。但在某些场合可以采用标音转写方式,即按照一定规则对原语进行适当处理,以便于译语吸纳。还有一点请注意：字母词当中,有一小部分是汉语拼音的缩略语,如GB“国标”,HSK“汉语水平考试、汉语托福”等等,千万不要把它们也当成形译词。三、面向现代化这里既有技术问题,又有理论问题。技术方面,术语数据库的建设已普遍展开,这是很大的进步。如何使数据库的格式标准化,注意兼容性,这是关系到资源共享的大问题。如何使检索工具方便好用,既能查全查准,又能照顾汉字的特殊情况,这又是检验数据库优劣的大问题。我认为,采用以词为基础的全拼音检索法是最理想、最有前途的。关于理论方面,这里面包括如何认识现代汉语,如何认识汉语发展的方向,以及如何促进汉语的现代化。首先必须认识到现代汉语早已不是单音节语了,因此必须放弃字本位,树立词本位。其次要看到汉语构词法已有很大变化,具体地说,其形态学构词方式大大丰富了①,词缀和类词缀不断增加(其他语言也如此,如英语像mock-、too-、-speak、-to-be也都成了词缀了)②,越来越多地使用派生法就是一个证明。一次性、可行性、可读性、操作性、可操作、可操作性、不稳定性、女男爵、非赢利性、可兑换性、可持续(发展)……,试想,如果不把这些汉字串作为一个整体,人怎么认读,又怎么让机器处理呢？有了正确认识,也就不会再抱着字本位不放了。这不仅是术语方面的问题,而且是整个汉语方面所要考虑的问题。说实话,搞术语的单位在这方面还是做得最好的。还没有发生北京电视台曾经把“北京新闻”写成Beijing xin wen,以及把“北京您早”写成Morning Bei jing那样的错误。不应再造新汉字似乎也属于现代化范围。元素名层出不穷,总靠创造新汉字来解决问题,不是一个办法。这些新汉字,虽然主要是少数科技人员使用,但是技术上造成的影响是严重的,电脑中的字库不时要增补,各种词典的检索法以及图书馆的目录也都要经常改动。为什么不应用汉语拼音？汉语拼音不是要“用于汉字不便或不能使用的领域”③吗？为此,我写了一篇《别拿汉语拼音当外文》(发表在香港《语文建设通讯》1999年10月号)。其中我试着用汉语拼音把101—109号元素名进行了标音转写,结果好得很。请大家比较：总起来说,如何使汉语现代化,术语工作走什么路不无关系。如果术语工作者注重词本位,不造新汉字,多采用一些字母词,我想一定会有利于汉语的现代化。四、民族语中的术语问题少数民族语言的术语也会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这里我建议：在确定新术语时,最好直接采用汉语的字母词,不必再另翻译。也许某民族使用的是非拉丁字母文字,开始使用这种字母词,会感到不协调。不过,应该认识到,这是最可取的办法。说实在的,要说不协调,汉字与拉丁字母最不协调了,但是,又不得不越来越多地采用字母词。过去汉语语言词典里不收字母词(最早收字母词的是《辞海》,《现代汉语词典》自1996年修订第三版时也开始附加字母词),而现在许多词典都以附加字母词作为一大优点。例如,最近商务印书馆在新版《新华词典》问世时就特别强调,这本词典收这类字母词比其他词典都多。我们应该认识到,字母词的涌现是改革开放政策的产物,是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类词会越来越多。现在这类词不仅作为词典的附录存在,而且开始已有专门的词典收录它们。①因此说,直接采用字母词是大势所趋。现在,各民族都在学普通话,并在学习过程中掌握了汉语拼音,还有不少人学习英语,这样也就为吸纳这些字母词打下了基础。但愿我们的兄弟民族能选择一条捷径,为发展本民族的科学技术创造有利条件。②综上所述,恳切希望术语界从三个面向角度来考虑考虑术语的发展问题。最后我还想提两个一直没得到结论的问题求教于智者：(1)不言而喻,我们的术语发展同世界术语的发展很多方面是不同的,因此,我们的学者总要记忆两种以上不同形式的术语。究竟是维持现状还是缩短两者之间的距离好,尤其是在纯术语范围内？(2)印度直接用英语术语,日本用片假名吸收大量术语,对他们的科技发展有没有影响？是好的影响还是坏的影响？以上这两个问题希望有一些人专门研究研究。这绝不是小问题,而是关系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大问题。 ---------------第13页① “三个‘面向’同样适合术语工作”,收入刘涌泉著《语言学现代化和计算机》,242—246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86。② 全国科技名词委当时公布推荐用“因特网”,并不否定用英文Internet,要根据媒体对象情况定。——编者注-----------------第15页① 我们的语法学家以前只承认前缀有两三个,后缀也不过十来个,而如今应该说各有几十个。详见《语文现代化论丛》58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② 参见Collins Cobuild的《构词法》：a mock-English public house一家仿英国式的酒吧,the too-familiar list of economic difficulties一张司空见惯的经济困难清单,that unique language known as computer-speak被称为电脑语言的专门语言,mother-to-be快当妈妈的人。据该书统计,现代英语的词缀约300个。③ 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18条。-----------------第16页① 参见刘涌泉编著《字母词词典The Dictionary of Lettered-words》,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② 交稿后四五个月,看到新出版的《藏英新词词典》(Paul G.Hackett编,2001),词条选自近几年的《西藏日报》和《拉萨晚报》,约5 000条,其中就收了BP机、T恤衫、X光等字母词,不过不是拉丁字母和汉字混合,而是拉丁字母与藏文合壁。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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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利用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方法考察分析了术语字母词在新闻语体中不同文章领域的差异和分布,并就文章领域对术语字母词使用的影响进行了相关分析。研究发现,术语字母词的使用和文章领域相关。其中,经济领域和科技领域使用术语字母词较多,其根本原因在于,在经济领域和科技领域特别是科技领域,英语是术语的主要原创语言,中国要引进新科技并在这些领域与国外进行交流,就必须引进新术语。新闻语体中术语字母词的使用主要和语言三要素之一的语场即语篇所谈及的内容有关。术语字母词的总注释率为15.58%,注释率较低。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及国际交流的日益加深,当代汉语与外语特别是英语的接触(主要是书面接触)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深与广阶段。在当代汉语中的表现就是大量使用字母词①,字母词是由字母语素参与构成的词,或字母语素单独,或字母语素与汉字语素、数字语素、符号等一起构成字母词(如“CT”“卡拉OK”“F1”“.cn”等),引起了语言学界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语文建设》《语言文字应用》《科技术语研究》等刊物特设专栏讨论字母词问题。政府主管部门连续几次召开有关问题学术讨论会。但见仁见智,众说纷纭。字母词中外文缩略语占有很大的比例,而现代术语多用缩略语表达。“顺应人们想用简易手段来表达复杂概念的愿望,把已有的术语加以缩短、简化,便得到缩略术语。缩略术语的大量出现,并且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这是现代术语发展中的一种带普遍性的倾向。”[1]“形译是将源术语的书写形式照搬进本族语。……近些年,形译西方语言特别是英语的现象多了起来,例如：ASCⅡ、CAD、CD、CPU……”[2]因此术语在字母词中所占的比重最大,达70%以上。用字母词表达的术语我们称之为“术语字母词”。术语字母词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关乎字母词的使用。术语字母词在汉语中的实际使用状况如何呢？为此笔者做了一项有关考察。一、考察对象本研究把考察对象分为三个地点：北京、上海和广州;两种性质：日报和晚报。本研究最终的考察对象为《北京日报》《北京晚报》《解放日报》《新民晚报》《广州日报》《羊城晚报》6种报纸。本研究所考察的语料均来自于6种报纸的网络版。二、考察方法本研究的考察对象是6种报纸2003年的语料。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从总体2003年的报纸中随机抽取一个样本周。周一为10月27日,周二为1月7日,周三为7月2日,周四为12月4日,周五为8月15日,周六为6月14日,周日为9月28日。6种报纸样本所构成的语料库共约600万字(6006315字)。考察结果用统计软件SPSS11.5处理。三、术语字母词的切分首先,要区分字母词与非字母词。字母词是汉语词语,它与外文原词(如“flash”)不同,外文原词在汉语中的使用是外文词语在汉语中的混用,不属于词汇的借用;而一般却把外文缩略语在汉语中的使用(如“CT”)看做词汇的借用,即外文缩略语是外来借形词。其主要原因和字母词的概念原型有关。在多数人的观念中,字母词就是由字母参与构成的词语,如“阿Q”等,既然是字母词首先要读字母名称音,如“X射线”等,而不读语言系统音。再次形体要大写,如“F学校”等。而外文缩略语多数读字母名称音;而且一般大写。因此,外文缩略语与字母词的概念原型相吻合。而外文原词则不同,它们读外语语音系统音,而且一般情况下小写。汉语拼音缩略语是受外文缩略语构词方式影响而产生的词语,如“HSK(汉语水平考试)”,是字母词;但汉语拼音原词不是字母词,如“Beijing”等,正如外文原词不是字母词一样;小于词的单位如汉语的字母如“ㄚ、ㄧ”,英文的语素如“im-”等,也不属于字母词的范围。基于以上认识,本研究只切分术语字母词。本研究对术语字母词切分的基本原则是以词为单位进行的。具体处理情况如下：第一,双字母及多字母一般情况能单独使用并有一定意义的作为一个词处理,如CDMA等;如果与汉字相连,而汉字一般又不单独使用,看做一个字母词,如CDMA网。第二,单字母意义不确定,一般和汉字或数字连用共同构成字母词,如“3G(第三代)”等;第三,计量单位如“m”“g”作为独立的单位处理,带“/”字符的复合单位切分为两个字母词,如“mg/L”。第四,产品型号和品牌分开使用时看做不同的字母词,如“MAZD新款A6……”,其中的“MAZD”和“A6”是两个字母词,一个是产品品牌,一个是产品型号;连用时看做一个短语,如“MAZDA6是新款……”,不再切分。第五,含有缩略成分的单位一般作为一个字母词处理。“汽车牌号”中的地名标志一般缩略为一个字,如“京F29445”,其中“北京”缩写为“京”。四、结果与分析(一)当代汉语中术语字母词的类型“通过语音或文字来表达或限定专业概念的约定性符号,叫做术语。术语可以是词,也可以是词组。”[1]计量单位、代号、产品型号等都是用来表达或限定专业概念的约定性符号,因此都是术语,但它们都不是典型的术语字母词。“科学单位是一种特殊的术语。”[1]在人们的心目中它们只是一些代码,一般不把它们作为“词”看待。代号如汽车牌号(“京B98933”),其中的字母只是一个区别符号,没有任何意义,其中的数字也只是一个顺序号;产品型号如汽车型号(A6),其中的字母一般是汽车品牌的首字母(“A”是“AUDI”的首字母),其中的数字是产品顺序号。代号和产品型号应该说是语言文字符号的符号,是语言文字的替代品,具有抽象的代码性质;计量单位一般是词内首字母缩写(如cm是centimeter的缩写),属于量词的范畴,在汉语中早期都有汉译形式,一般也都使用汉译形式,字母形式只是出于经济的原因在学科领域中作为汉译形式的替代品而使用,一般称之为“单位符号”,而且一般读汉译形式音,不读字母音,因此计量单位也具有较强的替代品的性质;只有一般术语,如“SARS(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才是典型的术语字母词。样本语料库中共出现一般术语、代号、产品型号和计量单位四种类型。一般术语是典型的术语字母词,计量单位、代号和产品型号是非典型的术语字母词。(二)当代汉语中使用术语字母词的数量考察结果为,样本中共出现术语字母词4423词次①,占字母词总数的72.90%。②平均1358个字中出现术语字母词1词次,术语字母词所占比例为0.07%。如果平均词长以2字来计算的话,6种报纸样本语料库折合为3003157.5个词,平均约679个词出现术语字母词1词次,约占0.15%。平均每种报纸每天出现90.27词次术语字母词。其中典型的术语字母词最多,共3543词次,占80.10%;其次是产品型号、计量单位和代号,共880词次,占19.90%,其中产品型号最多,共374词次,占8.46%;再次是计量单位,共300词次,占6.78%;代号最少,共206词次,占4.66%。以上数据为字母词在样本中出现的实际次数。由于文章内容不同、作者用词习惯不同,都有可能导致出现字母词多少不同,因此每篇文章同一字母词以一次计算较为科学。这种统计方法得出的词次实际上是基于字母词的篇章分布率指数的。③这样得到的数据是,样本语料库共出现术语字母词2111词次,术语字母词1081个,具体情况如表1：从表1可知,其中典型术语最多,共1463词次,占69.30%;非典型术语共648词次,占30.70%,其中产品型号最多,共296词次,代号212词次,计量单位140词次。术语字母词中典型术语比例最高,是因为术语直接“移植”了大量的外文缩略语。(三)术语字母词的使用是否和文章领域相关本研究根据中国大学一级学科的11个门类划分术语类别,即“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管理学”。除“农学”“哲学”“历史学”术语字母词在6种报纸样本语料库中没有出现外,其他学科术语皆有使用。非典型术语字母词因有其特殊性,本研究只考察典型术语字母词的文章领域分布。6种报纸样本中典型术语字母词共1463词次。其学科分布考察结果见表2：其中“工学”术语最多,共539词次,占36.84%;其次是经济学术语,共396词次,占27.07%;“管理学”“理学”“法学”术语最少。④不同学科术语在不同文章领域的分布情况是不同的,使用术语字母词最多的是“经济”和“科技”领域的文章,分别为459词次和375词次,分别占31.37%和25.63%。“经济”领域使用术语字母词最多的原因是“金融”和“汽车”领域大量使用术语字母词;“科技”领域使用术语字母词较多是因为“信息”领域大量使用术语字母词;使用术语字母词最少的是军事领域文章,共7词次,占0.49%;另外教育96词次,社会生活90词次,体育129词次,文化58词次,医药109词次,娱乐73词次,政法67词次。经济领域和科技领域使用术语字母词较多,其根本原因在于,在经济领域和科技领域特别是科技领域,英语是术语的主要原创语言,汉语要引进新科技并在这些领域与国外进行交流,就必须引进新术语,而术语的准确翻译要建立在对术语概念内涵的准确把握上,需要较长的时间,不能满足即时引进和交流的需要,因此大量的术语不再翻译而直接移植过来。[4]用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域理论解释的话,术语字母词的使用主要和语言三要素之一的语场即语篇所谈及的内容有关。军事领域术语字母词使用较少主要和军事领域文章较少有关,同时也和语篇的性质有关,军事领域文章一般内容较为严肃,风格较为严谨,较少使用术语字母词。[5]不同的文章领域,术语字母词的使用是否有统计学上可以分辨的显著差异呢？方差检验结果表明,不同的文章领域使用术语字母词是有差异的(F=102.507,概值<0.001),因此可以说术语字母词与文章领域相关。同时,从术语字母词的文章领域分布来看,“工学”术语有327词次用在了“科技”领域,因为“工学”术语中大部分为“信息”“通信”“计算机”类术语,而“科技”类文章中又大部分是“信息科技”文章,所以说,“工学”术语集中运用在“信息科技”领域中,占60.67%;“医学”术语有96词次用在“医药保健”文章领域中,占51.89%;“经济学”术语有341词次用在“经济”领域的文章中占86.11%;“教育学”术语有102词次用在了“体育”领域,占62.96%,这是因为“教育学”术语包含了“体育学”术语;“文学”术语有33词次用在了“娱乐”领域文章中,占40.74%,这是因为“文学”术语包括了“艺术学”术语;“管理学”术语多在“经济”领域中使用,共23词次,占45.10%,因为“管理学”术语包括了“经济管理学”术语。从以上分析可知,术语字母词的分布比较集中,大多数术语字母词都在各自学科或相关学科领域中使用;分布面相对较广的术语字母词是“工学”和“医学”术语,“工学”术语主要表现为“信息科技领域术语”向其他领域的渗透,“医学”术语表现为与人们生活较密切的疾病名与医疗仪器名对其他领域的渗透。但总起来看,跨出学科领域流播到非相关学科特别是一般生活领域的术语字母词是有限的。(四)术语字母词的注释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汉语文出版物中需要使用外国语言文字的,应当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作必要的注释。”字母词虽然是汉语词语,但毕竟是借形词,有学者多次提出字母词在文章首次出现时要加必要的注释,那么术语字母词在当代汉语中使用时注释的情况如何呢？因代号、产品型号、计量单位都是在专业范围内使用的有特殊用途的术语字母词,一般无需解释,一般阅读者也不必知道它们的含义。因此,我们只考察典型术语字母词的注释情况。本研究根据术语字母词在当代汉语语境中的实际运用情况,把术语字母词加注的情况分为：“在括注中”,如“醛糖还原酶抑制剂(ARI)”;“后汉注”,如“IEMN(微体电子)”;“有句子解释”,如“GMP是指药品生产质量全面管理控制的国际通行标准”;“并用汉字词前”,如“多功能运动车SUV”;“并用字母词前”,如“CAN多路传送协议”;“对举”,如“SARS……;非典……”。对表1中1463词次典型术语字母词考察结果见表3：其中228词次有注释,占术语字母词的15.58%。“在括注中”即在括号中出现的术语字母词,共82词次,占术语字母词的5.60%,占注释类型的35.96%。“在括注中”是对汉语翻译的外文注释,应该说它们不是在汉语行文中直接使用的术语字母词,如果把此种情况也看作有注释的话,有注释的术语字母词也只有15%强;而且像“对举”这样的注释是非常微弱的,如果对术语字母词一无所知,“对举”对帮助理解所起的作用是非常小的。“后汉注”才是典型的对术语的注释,但只占注释类型的17.98%,占术语字母词的2.80%。因此,应该说术语字母词注释的比例是非常低的。五、结论通过以上考察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一)6006315字样本语料库共出现术语字母词4423词次,占字母词总数6068词次的72.90%;(二)术语字母词的使用与文章领域相关,科技领域与经济领域文章使用术语字母词最多;(三)术语字母词的总注释率为15.58%,注释率较低。* 本论文是国家语委语言文字应用“十五”课题——“汉语外来词语规范原则研究”的成果之一,项目编号为YB105-15,得到国家语委经费支持。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李宇明教授的指导,在此谨表--------------------------第19页① 本研究所称“字母词”也包括“语”,为简洁起见称为字母词。--------------------------第21页① 本考察所用“词次”是指字母词的个数及其频度总和。② 所有字母词共6068词次,字母词1603个。除术语外,另有专名307词次、普通词语1338词次。③ 这种统计方法使用的词次实际上是字母词的篇章分布率指数。尹斌庸、方世增[3]：“什么是‘分布率’呢？如果把语料分成若干组,一个词在多少组里出现(不管出现次数),就说它的分布指数是多少。”④ 需要说明的是：“工学”包括“信息”“计算机”“网络”“电子”“通信”“交通”“化妆品”等术语;“经济学”包括“金融”“股市”“商业”“房地产”“汽车”“保险”“宏观经济”“旅游”等术语;“管理学”包括“工商管理”“出版”“人事”等术语;“理学”包括“化学”“物理”等术语;“法学”包括“法学”和“政治学”等术语。另外,“医学”包括“药学”“卫生”等术语;“教育学”包括“教育”“体育”等术语;“文学”包括“音乐”“美术”“动画”“电影”“语言学”“服装设计”“舞蹈”“电子游戏”“集邮”等术语。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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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1894－1964)1948年说过：“在科学发展上可以得到最大收获的领域是各种已经建立起来的部门之间的被忽视的无人区”,“正是这些科学的边缘区域,给有修养的研究者提供了最丰富的机会”①。1964年美国工业数学和应用数学学会(费城)在发表《诺伯特·维纳论文选》(麻省理工学院,1964年)时作序写道：“诺伯特·维纳教授相信,在两领域间的‘缝隙’中将会发现具有重大意义的研究课题”(见该书第5页)。模糊理论的诞生,再次证实了维纳的这个论断。1965年扎德(Lofti Zadeh)在《Information and Control》(信息和控制)杂志第8卷(1965年)第3期发表了题为《Fuzzy sets》(模糊集)的论文,接着他又发表了几十篇有关模糊理论的文章,从此模糊理论几乎风靡全球。模糊理论是从数学、哲学、逻辑学、语言学中诞生的一门新兴边缘学科。在哲学和逻辑学方面,著名的哲学家罗素和布莱克先后于1923年和1937年发表了同名的论文：《Vagueness》(论模糊),从哲学和逻辑学上为模糊理论的诞生奠定了基础②。扎德承认：“逻辑集论这个分支的兴起是从语言学方法的引入开始的,它转而又推动了模糊逻辑的发展”③;“模糊语言的概念是模糊集合理论中最重要的进展之一”④。但是正如康德所说：“任何科学含有数学成份的多寡,决定了它在多大程度上够得上成为一门科学”⑤。只有当扎德将模糊理论数学化以后,它才得到整个科学界多数人的承认。现在,模糊理论已被应用于数学、系统学、控制论、信息论、心理学、逻辑学、文艺学、美学、人工智能、机器人学、法学、经济学、地质学、生物学、情报检索等许多领域,它的发展方兴未艾。关于模糊类(fuzzy class)扎德是这样下定义的：模糊类是指“其界限不是泾渭分明地确定了的类别”,或者换个说法,“模糊类是指该类中的成员向非成员的过渡(transition)是逐渐的,而非一刀切的”⑥。例如“红”和“橙”,“橙”和“黄”,“黄”和“绿”,“傍晚”和“晚上”,“青年”和“中年”,其间的界限都不是泾渭分明,能一刀两断的。模糊理论从语言的模糊性得到启发,反过来,模糊理论的形成又进一步促进了对语言模糊性的研究,其影响波及语音学、语法学、尤其是词汇学、语义学、修辞学等多门学科。术语学作为语言学的一个分支⑦,其研究和发展也同模糊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术语和非术语的界限是模糊的,二者之间很容易相互转化。例如“传播”、“及格”、“幅度”本来分别是农业(如“传播花粉”)、教育、物理等学科中的术语,现在已广泛应用于日常生活,以至一般人不再感到它们是术语。反过来,英语的shock本是一般用语,义为“冲击”、“震荡”、“打击”,进入医学领域后专指“休克”、“中风”、“心脏病引起的昏厥”,变成了科学术语。汉语借入了这个术语后,随着医学知识的普及,这个词广泛用于大众(尤其是知识分子)语言,它的术语和外来语色彩大大减弱,甚至不为一般人所察觉。“休克”是双音节词,符合汉语词多为双音节这一规律,也有助于这一转变。又如“集合”本是一个普通用语,但是在信息论中却变成了一个术语。术语同非术语之间的相互转化过程现在仍很活跃。如1989年2月23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说：“个别民族分裂主义者也成不了大气候”。“气候”本是气象学术语,早已广泛用作生活用语,如“今年气候不好”。但在上引话中又出现了新的涵义。在气象学中,“气候”一词不能用“大”修饰。绝大部分术语的构成要素是非术语,如“软件”、“硬件”、“软着陆”、“清音”、“浊音”、“清唱”中的“软”、“硬”、“清”、“浊”是典型的模糊词,“件”、“着陆”都是非术语,也有助于术语同非术语之间的相互转换。一般说来,术语都来源于非术语语素(或词),这是可以理解的。德国著名物理学家海森堡在其《物理学和哲学》(商务,1984年)中,列有专章“现代物理学中的语言和实在”,其中说道：“在科学知识的增长过程中,语言也增长了”,“我们发展了一种科学语言,它可以作为与科学知识新增加的领域相适应的日常语言的自然扩展”(见该书第109、113页)。根据程曾厚在《什么是术语学》(刊香港《语文建设通讯》1983年第10期)中所介绍的资料,俄语中的日常生活及文学词汇不过3－4万,但是仅电子学一门学科的术语就有6万个,而且每年还在以一千个术语的速度递增。这么多术语如果全靠新创,而不是依靠已有的非术语语素(或词),只会大大增加语言中的词汇量,影响语言的经济性原则。汉语中这一特点表现得尤其明显。如“肝炎”、“胃炎”、“肠炎”、“肾炎”、“关节炎”等术语都是借用日常生活中的已有的词加上“炎”这个模糊词构成的,而不似英俄德法语那样,需要借助拉丁或希腊语词根,造成一大堆新词。如英语的hepatitis(肝炎),来自拉丁语,最初的词根是希腊语的hêpar(肝);gastritis(胃炎),来自拉丁语,最初的词根是希腊语gastr(胃);enteritis(肠炎),来自希腊语énteron(肠子);nephritis(肾炎)来自拉丁语,最初的词根是希腊语的nephrós(肾);arthritis(关节炎)来自拉丁语,最初的词根是árthron(关节)。这些词所共有的后缀－itis也是通过拉丁语最初源于希腊语的表示“……病”的后缀－tis。类似的例子有汉语的“儿科”、“妇科”、“骨科”、“眼科”、“产科”,都是用非术语性的常用词素构成,十分简便,易学易记;但是英语却要借助外来语,构成特殊的医学术语：paediatrics(“儿科”,希腊语的paid－义为“儿童”),gynaecology[“妇科”,来自希腊语gun(女人);英语的queen(“皇后”,本义“女人”),俄语的жзна(“妻子”,本义“女人”)都与gun同源],orthopaedics(骨科),ophthalmology(眼科),obstetrics[“产科”,来自拉丁语obstetrix(接生婆)];汉语的“工兵”、“步兵”、“炮兵”、“骑兵”等都是用常用词素构成,易学易记;但是英、俄语则不然,都是借助拉丁、希腊语词根构成单独的词。这固然是由于拉丁文在欧洲曾长期充当书面文学语言,在医学界中至今仍在使用,另一方面是由于欧洲语言构成词的灵活性不如汉语。这是汉语的一大特点,也是汉语的一个优点。[参看拙文《制定术语要了解和掌握语言规律》(刊《中国翻译》1989年第2期)和《汉语并不难学》(刊《世界汉语教学》1988年第4期)]。此外,一个学科领域内的术语同另一个学科领域内的术语,这二者之间的界限也是模糊的,二者也很容易相互转化。例如,“原子”本是物理学术语,借入到语言学以后,构成“原子主义”,指孤立地分析语言现象的理论和方法,尽管atom(原子)源于希腊语átomos,在希腊语中本指“不可分割的”,不是术语。“结构主义”本是语言学术语,现在这个术语连同它所表示的原理和方法已广泛运用于文学、美学、人类学、哲学、建筑学等许多方面。又如“尸体”即是日常生活用语,又是医学术语;“痉挛”是医学术语;两个词加在一起,构成“尸体痉挛”,则成了法学专门术语。由此可见,我们在进行术语规范化时,要充分考虑到术语和非术语,这一学科领域的术语和另一个学科领域的术语之间的界限都是模糊的,二者常常相互渗透、转化⑧。最后还要考虑到,有时一个词在一种语言中是非术语,但是在另一种语言中却可能是应用范围十分有限的职业术语。例如hyphen(连词符)在英语中是个日常生活广泛使用的非术语名词,但是汉语中的音译词“哈分”却仅用于印刷、校对、编辑行业。日常生活中只用“连词符”。当然,如果从标点符号学着眼,“连词符”又可视为标点符号学中的一个术语。因此,同一个词,由于视野角度的不同,即可视为术语,也可视为非术语。上面是从共时角度讨论非术语和术语之间界限的模糊性和二者之间的相互转化。在语言的历史演变中也不乏这方面的例证。例如,法语的couver(孵)这个带有术语性质的专业用语(当然,在养鸡人很多的地区,这又是一个生活用语)本来自拉丁语的cubare(躺,卧)这个生活用语。有意义的是汉语的“孵”也是来源于“抱”、“伏”等生活用语(见王力《同源字典》,第244页,1982年)。但是后来,couver从“孵”的意义又派生出“酝酿”、“密谋”、“潜伏”、“孕育”等非术语意义。这种“非术语→术语→非术语”的三次转换过程特别值得注意,它对语言学和术语学,甚至对哲学都有理论意义。语言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用现代集合论的术语说,它是一个大的集合,它下面包括许多子集。科学术语是一个子集(下面当然还可以按学科分为许多更小的子集);同科学术语平行的还有行话、隐语等子集。《现代汉语词典》(商务,1979年)给“行话”下的定义是“各行各业的专门用语(一般人不大理解的)”。它接近科学术语,但使用阶层不同。科学术语多为知识分子所使用,行话却是各行各业的人(不少是非知识分子)所使用的,往往带有口语色彩,尽管二者的界限有时也是模糊的,二者可以相互渗透和转化。隐语(或称切口)也构成语言系统中的一个子集,是指“旧社会帮会或某些行业中的暗语”,北京话又叫“春典”、“侃儿”,江湖话叫“春”(见陈刚《北京方言词典》,第41,145页,商务),其特点在“暗”和“隐”二字。它们同术语、行话一样,也很容易向全民语言转化。例如现代汉语普通话中的“挂彩”、“扯淡”、“杀风景”就可能来自隐语。汉语的隐语行话滥觞于《文心雕龙》(作者496－497之间)所说的谐隐之词(见曲彦斌《隐语行话的传承与行帮群体》,载《百科知识》1991年第1期),它们在汉语文化中,至少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因此向全民共同语转化是不难理解的。由此可见,术语和术语之间的界限的模糊性及其相互转化,不过是语言中的各个子集之间界限的模糊性及其相互转化这个大问题中的一个小问题罢了。二、术语区别于非术语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术语中模糊词少于非术语。传统的术语学从多方面规定术语同非术语的特征,唯独没有从模糊性角度划定二者的区别。罗素说过,“整个语言都是模糊的”⑨。波兰哲学家沙夫说：“如果我们不考虑科学术语的话(科学术语的意义是由约定确立的),模糊性实际上是所有词的特性⑩”。扎德说：“在自然语言中,句子中的词大部分是模糊集的名称,而不是非模糊集的名称”⑾。这三段话涉及三个问题：(a)是不是所有词或大部分词都是模糊的。(b)科学术语是不是都是非模糊的。(c)模糊的科学术语同模糊的非术语在文章中占的比重有什么差别。关于前两个问题,石安石教授作了明确答复;(a)并非所有词或大部分词是模糊词。他抽取了以“金”字为第一个词素的65个词(个别是词组)74个义项为例,其中模糊词只占28%。以“大”这个模糊词素构成的词为例,310个词,372个义项中模糊词占183个,约49%,都没有超过半数。(b)以语言学术语为例,也有很多模糊词,如“词素”和“词”,“词”和“短语”,“短语”和“句子”,“名词”和“动词”,“动词”和“形容词”,“名词”和“形容词”,“虚词”和“实词”之间的界限都不是泾渭分明的,因此它们都是模糊词⑿。“云朵”在气象学中也是一个模糊词。维纳在《控制论》中引了德国的一首儿歌,其中有一句是“你知道有多少云朵飘浮过大地？”对此维纳回答道：“在气象学的全部语汇中,根本找不到似乎永远就是那样一朵的那种云朵;即便有的话,他(指气象学家——伍)既没有办法计算,也没有计算的兴趣”⒀。但是,“星星”却是精确词,因为“每颗星都是一个确定的对象,极其便于计算和编目”⒁。石安石没有提到第三个问题,他也没有统计充满术语的科学文献中模糊词在总词汇量中所占的比例,以及这个比例同非科学文献中模糊词在总词汇量中所占比例的差异。我们随便引《控制论》第35页第二段话中的一句话：“太阳和行星的相对运动可以看作是刚体的运动”为例。我们发现其中的术语有五个：“太阳”、“行星”、“相对”、“运动”和“刚体”。除“刚体”外,这些术语也都进入日常生活用语,一般人往往觉察不到它们是术语。但是在这段话中它们的术语色彩仍十分浓厚。这五个词除“相对”是模糊词外,其它都是精确词⒂。这样,精确的术语将近占这段话(共11个词)的半数(“运动”重复出现两次,算两个词)。非术语中只有“可以”是典型的模糊词,因为“可以”与“不可以”之间,没有截然分明的界限。其他词,如“和”、“的”、“看作”在这上下文中都是精确词⒃。这样,精确词占的比例超过80%,比石安石统计的非专业文献中的精确词所占的比例要高得多。当然,在讨论这个问题时还要考虑到,模糊词和精确词相互之间是很容易转化的,关于这个问题详见拙文《论语言中精确和模糊的相互转化》(刊《百科知识》,1984年,第12期),就不在这儿赘述了。一般说来,在科学、法律、外交等文献中总是力图使用精确词,避免使用模糊词。但是,即使在法学中,有时也必须用模糊词,而不能处处用精确词。例如,在《法学字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第261页)中对“伤害罪”作了这样的规定：“故意伤害他人或过失伤害他人致人重伤的行为”。“重伤”和“轻伤”在日常用语中显然是模糊词语,因此在法律上必须作出比较精确的规定。该词典根据我国从1980年起正式施行的《刑法》第85条作了如下说明：“重伤指：使人肢体残废或毁人容颜的;使人丧失听觉、视觉或其他器官机能的;以及其他对人身体有重大伤害的”。当然,这儿的“其他”,“重大”还是模糊词。但这是必需的,因为人们不能罗列全部重伤的情节,列出九百九十九条重伤情节,漏掉其中一个情节,便可能给违法的人钻空子,因此邱实同志在其《法律语言》(中国展望出版社,1990年)第9页所说的下面一段话是完全正确,合乎辨证法的：“在立法语言中恰当地使用模糊词语不仅不会使法律规范含混不清,相反,会使法律规范更加准确、严谨、周密”。三、有些术语的内涵和外延都不可能是精确的,即构成模糊术语。这个问题事实上在上面已经涉及。如“刚体”的内涵(受力的作用只产生运动,不发生形变的物体)就有一定的模糊性。因此,哪些物体算作刚体,其外延也有一定的模糊性。上面举的语言学中的许多术语,如“词素”和“词”,“词”和“词组”的内涵和外延都有一定的模糊性。清晰的只是这些概念的中心部分,其边缘部分界限是模糊的。随便举几个例子：英语中I dare say(我想,大概,恐怕,当然,无疑)也可以合写为I daresay(主要见于英国英语)。能说这儿的dare say是词组,而daresay是词吗？如果单纯从意义看,I dare say等于一个词perhaps(也许)或of course(当然)。这儿的主语只能用I,可见这个组合接近成语。此外,of course(当然)分写,但是难道能因此认为这个组合是两个词吗？在词典中,of是词,course也是词,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对于成语来说,词加词的结果可能不是词组,而仍然是词,只是徒具分写的形式罢了。可见语言不同于数学,数学中1+1=2,语言中却可能一加一仍等于一。汉语中也有类似现象。如“高觉慧”是词,单称“高”也是词(外国人对中国人常这样称呼)：称“觉慧”是词,单称“慧”(亲昵称呼)还是词。这样一来,“词+词+词”仍等于“词”。汉语中有很多所谓离合词,如“打倒”、“推翻”、“睡觉”、“帮忙”、“洗澡”、“中意”、“造谣”、“泄气”等。这些词既可作为单独的词使用,如“打倒反动派”,“推翻三座大山”,“这件衣服我很中意”,“你们不要乱造谣”等等;又可被一些词所隔开,如“我疑心他的原名是‘平福’,平稳而有福,才正中了乡绅的意”(鲁迅,《为了忘却的纪念》);“倘若有人造一个攻击你的谣……你们洗刷得很清楚么？”(鲁迅：《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后半句用现在的话当说“你们洗刷得干净吗？”但前半句至今似仍可说。当然更可能说的话是“倘若有人造了一个攻击你的谣言”。这说明这几十年汉语双音词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玉娥！你就这么泄自己的气吗！”(老舍：《女店员》);“九条狗也帮不了它的洋主子多少忙”(胡小亥：《刑场上的婚礼》);“我量你也负不了这个责”(草明：《乘风破浪》);“处长让我再带一个头”(王蒙：《温柔》)。离合词中有不少是“动补式”,其中有些动补式后的补语是所谓模糊词,如“提高”、“降低”、“放大”、“长大”、“看轻”、“看透”等。由于模糊词有着不同的“隶属程度”(membership),因此在这些离合词中间可以加一些表示这些程度的词,如“看得很透”、“看得不很透”、“看得不大透”、“看得很不透”等等。这时,我们所遇到的显然又是词组了。这种将一个词分开,中间加很多词的结构类似德语的框形结构。例如德语的zusammenbrechen(倒坍)在下列句子中其前缀和词干就被四个词所隔开：Die Brucke brach infolge zu starker Belastung zusammen。(由于负荷太重,桥倒塌了)。汉语中原本充当双音词中词素的成分可以提至句首,更突出了离合词中的词素变成了词的这一特点。如“发理了吗？”“发理了没理”等。上面所说到的这些离合词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在古汉语中,这些结构原来是词组,如“殷汤周武,聪明睿智,上顺天命,下应人心,放桀鸣条,诛纣牧野,革其王命,改其恶俗,故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孔颖达疏《易经·革》)。“殷革夏命”(《尚书·周书·多士》)。后来,随着汉语中双音词数量的日益增大,“革命”才变为一个词,如在“法国大革命”,“十月革命”中的“革命”。但是在“革老子的命”,“林彪提出了反动的口号：‘革革过命的人的命’”等词组中,“革……命”显然还是动宾词组。这是古汉语词组的延续。这说明语言中共时和历时的界限并不是象索绪尔所说的那样容易一刀切开,界限分明的;从单音节词为主的古汉语向双音节词为主(指双音节词在全部词中占的比重,不是指双音词的出现频率;就出现频率来说,单音节词至今仍可能超过双音节词)的现代汉语转化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一些既可为双音节词,又可为词组的中间过渡现象,这时词和词组的界限是模糊的。如汉语的“睫”(如‘目不交睫’)、“睫毛”、“眼睫毛”都是词,“眼睫毛”又接近词组,也反映了历时和共时的界限不容易切开的特点。这是符合自然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例如,在两种语言处在同一个区域时(如古代法国的凯尔特语和拉丁语),在融合为现代法语以前,必然经历过一个双语制的阶段。同理,从水栖动物演变为陆栖动物的过程中,往往会经历一个水陆两栖的过渡阶段。青蛙等两栖动物便是这一演变的过渡阶段的反映。由此可见,离合动词的产生是完全符合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演变过程中有过渡阶段这一普遍规律的。值得注意的是索绪尔早在其《普通语言学教程》第二编第七章中就已指出,词和词组,形态学、句法和词汇学之间都“不可能有任何预先划定的界限”,它们之间可以相互渗透。这正是模糊理论的精髓。又如“新潮”本是名词,但是现在报刊上已出现用于形容词的例子,如“她(指台湾女作家郭良蕙)说：‘人们的服装很新潮,尤其是年轻的女孩子们’”(见《光明日报》1988年10月16日第2版,光明日报记者张胜支的报导《访台湾著名女作家郭良蕙》),这时名词和形容词的界限也模糊了。再如实词和虚词这两个语法中的科学术语在其边缘部分也是模糊的,而不可能是精确的。因此不少早期汉语语法著作将副词看作虚词。现在的汉语语法学家一方面基于对汉语语法的进一步研究,另一方面也可能受外语语法的影响(因为英、德、法、俄等语言的语法著作都是将副词看作实词),多数将副词看作实词(如胡裕树、黄伯荣、张静分别主编的《现代汉语》)。介词也存在这个问题。上述外语语法都将介词(外语叫“前置词”)看作虚词。黎锦照的《新著国语文法》,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一则可能出自他们对汉语本身的认识,一则可能受外语的影响,也把介词纳入虚词。但是吕叔湘、朱德熙编的《语法修辞讲话》和丁声树编的《现代汉语语法讲话》也许出自他们对汉语特色的认识,也许是由于他们力图摆脱外语的模式,把介词归入实词,分别叫“副动词”、“次动词”。王力在《中国现代语法》中把代词看作“半虚词”(可能受法语的某些语法著作的影响),把副词看作“半实词”,说明他事实上承认了实词和虚词界限的模糊性,尽管由于那时还没有诞生模糊理论,他没有用模糊这个术语。但是,1983年王力在《语法》一文中已明确指出：“把现代汉语的词分为两大类(指实词和虚词),也有些边缘的问题要解决。……一个就是……副词……另外还有一类词也处在边缘,就是代词。”此外,各词类之间的界限也是模糊的。例如,古汉语的“之”,《马氏文通》和黎锦熙的《国语文法》认为是介词,本树达的《音等国文法》认为是连词,中学语法课本却看作是助词(17)。“及格”是教育学中的一个术语,其实也是个模糊词。“及格”在俄语中叫уаоВлетворителЪно,本义“令人满意”的,这更是个典型的模糊词。到什么程度才能算令人满意？60分及格,59分不及格,这界限完全是人为的[《现代汉语词典》(商务,1979)给“及格”的注释是“达到或超过规定的最低标准”]。凭一分之差就能断定两个学生知识水平之间的“天壤之别”吗(18)？四、对模糊术语完全可以采用循环定义的方法。在模糊理论诞生以前,传统的逻辑学以及受此影响的术语学总是要求在给概念和术语下定义时不能循环定义。对精确概念来说,这一要求是合理的。但是对模糊概念来说,这一要求就不仅不合理,而且有时实际上是做不到的。例如,“现在”、“过去”、“将来”既是普通用语,又是哲学、物理学、气象学等许多学科常用的术语,对它们就很难下精确定义(19)。因此苏联科学院四卷本俄语词典在给ьудущее(未来)下定义时就只好求助于настоящее(现在)：время следующее эа Hастоящим(现在以后的时间)。《朗曼当代英语词典》(1978年)给future(未来)下定义时也只好求助于present(现在)：the time after the present(现在以后的时间)。这种释义法本质上都是用未知解释未知,并且是循环定义。因为“现在”又要靠同“过去”和“未来”的对照中去确定。苏联科学院十七卷本俄语词典在给настоящий(现在的)释义时就注明противоположно：ирошедщий и ьудущий(与“过去的”和“未来的”相对立而言)。同理,“春”、“夏”、“秋”、“冬”既是生活用语,又是气象学、天文学等学科中的科学术语。由于地球上不同地区的温度差别很大,季节长短不一,所以很难给四季下一个全世界通用的精确的定义：从几月几号到几月几号是什么季节。以“春”为例,中国人既可以从立春(阴历2月3、4、5日)算到立夏(阳历5月5、6或7日),也可以将阴历正、二、三月算作春天(见上引《现代汉语词典》)。欧美人的春天大致是从春分(3月20或21日)算起,比中国习惯晚一个半月。如《简明牛津英语词典》给spring(春天)作的说明是from about March 21 to June 23(大致从春分至夏至);张其春、蔡文萦合编的《简明英汉词典》的注释是：三、四、五月;[英]二、三、四月;法国小罗伯尔词典对printemps(春天)的注释也是“从春分到夏至”,但注明这是针对北半球来说的;德语G.Wahrig词典对Frühling(春天)的注释与小罗伯尔完全相同。《简明牛津英语词典》给autumn(秋天)作的说明也是不够明确的：既可以指八、九、十月,又注明通常(特别是在美国)指九、十、十一月;给winter(冬天)作的说明更模糊：“……一年中最冷的三个或四个月份(在北纬地区是十一月或十二月至一月或二月”。苏联科学院出版的俄语词典(四卷本和十七卷本)给春夏秋冬四个词下定义时采用的又是循环定义的方法,如“春天是冬天和夏天之间的季节”,“冬天是秋天和春天之间的季节”等等,回避指出明确的时间界限(20)。这虽然不合传统逻辑关于下定义要避免循环诠释的要求,但看来,这是对模糊词下定义的最好方法。此外,象“中年”、“壮年”这样的模糊词是不可能精确的上下限定义的,也许它们的最精确的定义是：介乎“青年”、“老年”之间的年龄。让我们再回到语言学的术语上来,其中“词”就是个模糊概念。吕叔湘指出：“词的定义很难下。一般说它是‘最小的自由活动的语言片断’,这仍然不十分明确,因为什么算是‘自由活动’,还有待于说明”(21)。接着他举了许多词与语素、词与短语不好划界的例子。其实,用模糊理论阐释,“自由”本身就是个模糊词。用模糊词所定义的“词”,当然仍然是模糊的。史有为指出：“要给词下个准确的定义,实在是太困难了,又何况是给汉语的词下定义。……汉语中如果有‘词’,那这个‘词’本身就是界限模糊的,因此作主观反映的语法学也必然很难用明确的界限去圈定它”。于是吕叔湘也只好承认有界乎词与短语之间的单位,管它们叫“短语词”(22)。也许就象给春夏秋冬下定义一样,给“词”下定义的最没有漏洞的方法是循环定义：“词是介乎词素和短语之间的语言单位”(相应地：“短语是词和句子之间的语言单位”等等),并同时承认词素与词,词与短语,短语与句子之间存在着中间状态。随便举一个例子：我国中学语文课本把“的”、“地”、“得”、“着”、“了”、“过”看作是助词,王力认为“这是不合适的”。他认为应该看作词尾(17)。用欧洲语言学术语,它们当是构词或构形后缀,即是词素,而不是词。面对着这类模糊词,科学上有时不得不人为地加以限制,使之比较精确。例如“大雨”、“中雨”、“小雨”在日常生活中本来都是一些模糊词(组),气象学人为地规定：“24小时内,雨量达25－50毫米的雨叫大雨”(见《现代汉语词典》,但紧接着,该词典又加了一个适用于日常生活用语的模糊说明：“一般指下得很大的雨”)。对“中雨”的人为规定是“24小时内雨量达10－25毫米的雨”,对“小雨”的人为规定是“24小时内雨量达10毫米……以下的雨”。这些规定也还不是很精确的,因为都含有从最低限量到最高限量的浮动,即仍有一定的模糊度。但是这种模糊性是不可避免的,也是用不着避免的。此外,如体育中的术语“低栏”中尽管含有模糊词“低”,也用人为规定数据的方法(栏架高76.5厘米,男子距离200米,女子距离80米)使之精确化。生活用语中典型的模糊词是颜色词,味觉词(23),表示年龄、时间、空间、温度、性格特征等的词。这些词也经常在专业文献中出现。因此专业工作者不能不了解并关心模糊理论及其发展。五、有些词在非术语用法中是同义词(即相互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甚至是等义词;但是在术语用法中却是精确词,即其界限是分明的,而不是模糊的。例如,在一般人所使用的日常英语中,midget和dwarf都是指“矮子”。在怀尔德(H.Wyld)主编的《英语通用词典》中就是用dwarf注释midget。在《英俄词典》中这两个词都译成карлик(矮子)。但是在医学术语中,这两个词却用来指两种不同类型的矮子。midget指个子矮小,但身体各部分比例正常的人(因此midget这个词还可指“小型的”,如a midget submarine“小型潜艇”);这可能同midget从midge[“小蚊”,同德语Mücke(蚊子),俄语мyха(苍蝇)同源]派生,即由比喻构词有关。但是dwarf则相反,指胸部和躯干发育都正常,两腿却特别短的人,因此可以喻指矮小的植物或动物,如dwarf marigolds(小金笺草),dwarf birch(小赤杨树)。可是在天文学中,white dwarf(白矮星)只是取其小义(和天狼星相比),与midget并没有什么区别(关于这类问题的详尽分析见拙文《从<高山下的花环>谈到同义词的分化和发展》,载《教学研究》1990年第1期)。又如“罚金”和“罚款”在日常语言中是同义词,但在法律术语中二者之间却有着截然分明的界限：前者是我国刑法中规定的处分罪犯的一种刑罚,必须由法院依法作出判决;而后者则用于还不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的人,不一定非由法院判决(见邱实《法律语言》第7－8页,中国展望出版社,1990年)。再如“犯罪中止”和“犯罪未遂”这两个词组在日常语言中可以被视为同义结构,界限不很分明;因为二者都指没有达到犯罪的目的。但是在法律语言中却表示迥然不同、界限分明的两个精确结构。前者指自动中止犯罪行为,因此可以免除或减轻处罚。但是“犯罪未遂”却是由于犯罪者的意志外的原因,没有达到既定目的,因此必须负刑事责任,尽管其处罚比“犯罪既遂”要小(见上引《法律语言》,第6页)。这个问题同语言中“犯罪”这类所谓表示行为结果的构词(或词组)方式有关。汉语(外语也一样)中可以说“他们正在盖大楼”,尽管从逻辑上说,既然正在盖,未盖成的建筑不能叫“大楼”。这是语言同逻辑的差别,也是语言模糊性的表现。客观现实千差万别、千变万化,语言如果要用不同的词表现每一个时时刻刻在变化的事物,如给“盖好一层(二层、三层……)的大楼”,“建成的大楼”分别用不同的词命名,语言中就不知要增加多少词汇。为了便利语言交际,语言必须简洁,因此有时不得不牺牲精确性,不得不违背逻辑。“犯罪”也是这样,“犯罪中止”和“犯罪未遂”中的“中止”和“未遂”,按照逻辑,严格地说,同“犯罪”一词的内部形式是矛盾的。总之,模糊理论的产生提出了传统术语学所没有考虑到的许多新问题,在这方面有着广阔的研究领域。现在模糊理论已进入大学课堂,在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哲学系和中文系都分别开设了模糊数学、模糊理论(24)和模糊语言学的课程。在中山大学、山东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江西抚州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科也开设了或将开设模糊语言学的课程或讲座。对这种新的进展,术语工作者应给予密切的关注。最后让我们引美国著名语言学家肯尼斯·派克谈到“微笑”的模糊性的一段话来结束本文。他说：“一个可爱的女孩的微笑可以用诗歌般的语言描写,但是任何一位科学家都不能用电子显微镜查明微笑的物理的、生物的、文化的状况。……科学家只有考虑该女孩所属的整个民族,在谈论他们的喜悦时的社会相互作用,才能查明微笑的涵义”(25)。这大概是模糊语言的研究引起文艺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多门学科关注的重要原因吧。附录：国外杂志《模糊集和系统》(国际模糊系统学会会刊)第23卷(1987)第3期(9月)报导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开设模糊语言学的情况,现将此报告的中译文附在下面：“模糊语言学”在中国第一次开课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普通语言学教研室伍铁平教授,是中国模糊语言学的开创者。他所著《模糊语言学》一书,将作为“现代语言学丛书”之一,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以中文出版。在本书的基础上,他从1987年2月至6月为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外语系约五十名研究生开设了这门新课程。模糊语言学课程,不仅在中国是第一次开课,也许在全世界也是首创。众所周知,L.A. Zadeh教授是在与模糊语言学紧密相关的背景下建立起模糊集理论基础的。这门课程包括：1、历史;2、模糊理论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影响语言模糊性的诸因素;3、汉语和外语中颜色词和味觉词模糊性质的分析;4、汉语和外语中时间词模糊性的分析;5、模糊概念与精确概念之间的互相转化;6、模糊性与反训;7、模糊性与词源学;8、模糊性与修辞学;9、模糊性与词汇学和语义学;10、从模糊理论看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的差异。上述内容,也是他所著《模糊语言学》的内容。该书共35万字左右,列有所参考的国外20余部科学著作。伍教授的讲授受到听众的热烈欢迎。他的著作与课程《模糊语言学》是模糊集理论及其应用在国内外进展的一项新的成果。(易敏 译) *本文是我应奥地利维也纳《国际术语网杂志》(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Network for Terminology)之约,用英文写成的一篇论文,原题是Fuzzy Linguistics and Terminology,发表在该刊1989年第25期上。《洛阳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1990年第1期转载了该文的英文全文。承蒙马沈龙、梁梅同志的好意,将它译成中文。在译文的基础上我将该文扩充了五倍。注释：①N·维纳,《控制论》,中译本,第2版,科学出版社,1963,2。②详拙文：《模糊理论的诞生及其意义》(上、下),载《百科知识》1987年第1,2期。③见扎德为美国《计算机科学和技术百科全书》写的词条：“模糊集”。④见扎德：《模糊集合、语言变量及模糊逻辑》(陈国权译),科学出版社,1983年,中译者序,第11页。文字上有改动。⑤同注②。⑥见拙文“模糊语言”,载《语言漫话》,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⑦有的学者将术语学看作一门独立的学科,它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语言学都有密切的关联。如隆多在《术语学概论》(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19页)中是这样解释“术语学”的：“一门以术语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它本质上是跨学科的,受语言学、逻辑学、本体论、分类学和情报学的规律制约”(译文上有改动)。⑧隆多在上引《术语学概论》第20页也举了两个用普通词表示术语的例子。如Célibataire(独身的)在化学中指“单电子的”。他还指出“普通语言区与专业语言区之间的边界是可相互渗透的”,二者之间存在着一个中间区域(第25页)。这正是我们这儿所说的典型的模糊现象。隆多认为,作为普通名词的“糖”,其定义(从不同植物中获得的甜物质)与作为科学术语的“糖”的定义(一种属于有机化合物的甜的碳水化合物,其通式为CnH2n－On)迥然不同(同上书,第175－176页)。然而,对于有些词来说,不论是作为普通名词,还是作为科学术语,其意义相近。并不象两个“糖”的定义那样迥然有别。还有第三种情形,即在专业语言和普通语言中,同一个词指的是不同涵义。如“盐”在化学中指“酸根和金属的化合物”,但在日常生活语言中却仅指其中的氯化纳。⑨罗素：《论模糊性》,载《大洋洲心理学和哲学杂志》,第1卷(1923年)第84页。中译文见《模糊系统与数学》1990年第1期第16页。⑩亚当·沙夫：《语义学导论》,英译本,第356页,华沙,1962年。(11)同注⑥。(12)参看石安石：《模糊语义及其模糊度》,载《中国语文》1988年第1期,第64－65页。(13)同注①,第30－31页。不过,这里应区别词和词的客观所指(denotatum)。从“云朵”的客观所指着眼,云朵的确是千变万化,没有定形,无法计算的。这朵云同那朵云之间有时很难截然划定分明的界限。但是作为词来说,不论云朵怎样变化,都可用“由水滴、水晶聚集形成的在空中悬浮的物体”(见《现代汉语词典》给“云”下的定义)加以概括,并不存在模糊性。“云”同“雨”“雪”的界限是分明的,尽管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给“雨”下的定义“从云层中降向地面的水。云里的小水滴体积增大到不能悬浮在空中时,就下降成雨”来看,雨的形成同云是密切相关的。用语言学的术语说,从历时着眼,我们不妨说雨同云是不可分割的,是一回事,因为“体积增大”本是一个模糊短语,增大到什么程度便不能悬浮在空气之中,取决于地理、气候、气压等许多条件,也都是模糊的,而不可能是十分精确的。(14)同上注第30页。(15)《现代汉语词典》(商务,1979年)对“刚体”的解释是“受力的作用只产生运动而不发生形变的物体”。然而,严格说来,即使是刚体,受力的作用,其形体总会发生哪怕极其微弱的,肉眼看不到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刚体”也是模糊词。“刚”本身就是个典型的模糊词。(16)脱离开上下文,“和”和“或”的意义界限有时不好分,因为有时两个词的意义相同,可相互替换。(详拙文：《论“和”“或”的模糊性质及其词典注释》,载《百科知识》1985年第10期)。“的”在“谁的介绍人？”这类句子中有歧义(歧义性不等于模糊性)：或指a)“谁是介绍人？”如“某某入党,谁的介绍人？”或指“介绍谁的人”,如“某某是谁的介绍人？”“的”还有许多意义,这些意义之间的界限有时不大好划分。因此这三个词离开正文所引文都可能带有一定的模糊性。(17)见北京市语言学会主编《教学语法系列讲座》第109,111－112,117,中国和平出版社,1987年。(18)详见注②所引拙文(下)。(19)详拙文《模糊语言再探》,载《外国语》1980年第5期第48－49页。(20)详拙文《模糊语言初探》,载《外国语》1979年第4期第40页。(21)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第17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22)见上引《教学语法系列讲座》,第2章第22－23页。史有为分析了现行语法著述给词下的各种定义都有缺陷,都解释不了各种边缘现象。最近肯尼斯·派克在他所著《我们是语言的富有创见的观察者》(刊E.Reuchlin和Francois主编《研究语言的方法》第25页,法国1989年出版)指出：“在某些语言中可能存在一种语素复合体(morpheme complex),它是一种小于词组大于词素的结构”。(见该书第25页)。(23)参看拙文《论颜色词及其模糊性质》,载《语言教学与研究》,1986年第2期;《不同语言的味觉词和温度词对客观现实的不同切分》,同刊,1989年第1期。(24)齐振海主编的《认识论新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是在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高年级学生专题课的基础上写成的一部著作(见该书卷首),其中第六章题为“模糊认识和精确认识”。在这章中作者指出：医学中的许多术语,如“肝炎”、“休克”、“高血压”、“低血糖”都是模糊概念。(中医中模糊词语更多,如“肝火旺”、“肾虚”等等。)这本书已被我国教委指定为我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这是模糊理论第一次进入我国哲学教材。(25)见Kenneth L.Pike(肯尼斯·派克)：《我们是语言的富有创见的观察者》,刊E·Reuchlin和Franoois主编《语言的方法》第9－10页,1989年,法国出版。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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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引进外来术语的方式是我国学术界长期研讨、探索的老问题。目前主要意见有意译、音译、音义混译、直接引用等。其中,采取意译的方式在我国一直居主导地位。当前我们已进入信息时代和知识经济时代,科技发展突飞猛进,新事物、新术语层出不穷,加之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以及加入世贸组织后面临的新形势,科技名词术语和社会语言生活呈现出新的特点,这对科技术语和语言文字的规范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改进工作,更快更好地引进新术语,需要认真地加以研讨。为此,本刊组织书面讨论,通过百家争鸣,比较和分析,提取出较好的意见,为决策部门提供依据。本期先刊登几篇文章,发表了各自的观点,以后还将陆续发表有关意见。欢迎有更多的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科学界的学者踊跃参加研讨。[1]“语言的开放性特点与稳定性特征的绝对性相比较来说,开放性只具有相对性,在语言诸多属性中,是与稳定性特性相辅相成的附属特性。”[1]语言的开放性主要受政治、文化、经济、科技进展上出现的新思想、新事物所激励,不断地增加新词、淘汰旧词,使语言使用更为丰富多彩。我国内部条件的变化,例如现代化事业的发展,促使创造新词;外部条件变化则在对外交往中伴随外来事物的渗入而吸纳外来语。前者保持着民族性,而后者在长期影响下会引起语言的某些异化或归化问题。语言的开放性说明语言始终是活跃的,反映着全球性和时代特性,而词汇的扩展和更新将首当其冲。词汇是语言中最活跃的成分。二、汉字汉语的生命力汉字汉语有着悠久的历史,它们与我国丰富文化遗产相结合,不断地潜移默化,适应时代的特点,既善于表达或发掘沉深细腻的情感,也善于记载和传播精确微妙的知识内容。到近代,汉字汉语面临时代的挑战“有过三次,看来这三次都解决了。第一次挑战是有线电报。……第二次挑战是打字机的出现。……第三次挑战是计算机的出现。”[2]我们已经解决了汉字的通用键盘输入和终端显示,中文Windows操作环境和其他文图处理软件,以及开通汉语网络等一系列问题都已出色地解决。当然并不否认,计算机语言编程问题上全部依靠英文字符承担,这仅限于专业范围内的行家任务而已。“事实证明：计算机的出现和应用,不仅没有酿成汉字汉语的衰落,汉字编码的优势,有力地否定了所谓“掘墓者”的论断。恰恰相反,拥有占世界四分之一强人口的汉字汉语文化圈,更显出汉文化瑰宝的强大生命力,及其对世界文化圈的影响。”[3]信息社会早已提出了计算机的语音输入和机器的语音控制,首当其冲的就是要解决语音辨识的这个新课题。迄今为止,各国的研究成果都未能达到准确可靠的辨识,在此领域拼音文字并不比方块文字优越,中国和其他国家都在研究,都有成就,但都不成熟,不能进入应用。汉字汉语将和英语等拼音文字在较长的路程上并存竞进。“汉语也和其他民族语言一样,只会发展演变,而不会大规模地突变或彻底改变。”[4]20世纪初随着洋货和外来语蜂拥进入,上海滩曾出现过一种食而不化的“洋泾浜”语言。随着我国经济、文化和生产上的发展,对外来文化和语言上的消化和吸纳,洋泾浜语言早已被淘汰,成为历史上瞬间的小插曲。汉语中吸纳了外来的咖啡、咖喱等生活通用词汇,但在科技领域许多术语都被更为贴切简明的汉语科学语词所取代,充分地说明了汉字汉语对外来语具有很大的吸纳和归化能力。三、当前外来语的吸纳方法汉语受到外来语的影响新的特点是,“本来属于某些专业领域的语言文字渐渐溢出自己生存的空间,而流入普通生活中,……这是全球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个现象。从这个大的背景下思考,关注标准化语言对汉语的影响就有其现实意义。”[5]在信息网络、金融、商业和医学等领域的大量新名词和语词已溢出到广大的新闻媒体报导、通俗读物和日常生活中,往往行家们尚未明确界定的概念,媒体首先公开传播。其中有些较为得当者广为流传后,按约定俗成被定名采纳;但也有造成歧义或过分模糊,以至故弄玄虚或晦涩难懂者,以及一个概念多个名词者,总要淘汰一些,被较贴切者取代。当前对新名词吸纳方法,有如下几种(参见表1)。* 不译成分包括：1)阿拉伯数字、外语字母及其字符串：如数量表达、量的单位、分类排序号、编码号、数学式、化学分子式、主页网址、电子邮件网址等;2)专用名：人名、地名、组织机构和社会团体名、工商厂家和公司名、产品的商标和专利名、操作系统软件程序和工具名、网络和网站名等;生物和药品的拉丁文名等;3)未译的缩略语;4)未译的新词。全音节直译和字面直译不受欢迎。汉语和英语的发音不同,在字节上不能一一对应,有的音节勉强换成汉语后相差太远。一个词全音节直译后,组成一长串怪调,中国人听不懂,外国人更不知所云。例如将音译的“厄戈诺米克斯”改为意译“工效学”,立即望文生义了。短音节简译和音译加注较受欢迎。例如卡介苗原文很长(bacille Calmette-Guérin),由于是卡默特和介兰两位法国科学家首先创制的,把两个人名简译成卡介,并说明其属性为疫苗,立即被普遍采用。又如“invar”译成“殷钢”容易接受。这是对外来语归化吸纳的典型方法,即“以借用成分加上本族语言中固有的构词材料构成外来词,例如啤酒、卡车……,其中‘酒’‘车’等都是汉语固有的构词材料”[3],并且表明了此概念的属性。对通用名词用于专门领域,可加专业性修饰语作前缀,例如在电信中使用的桥(bridge),可译作“信桥”。活译远胜过死译,例如Laser按字面死译突出了“放大”的属性,但实际应用中利用了光放大功能的器件实现一个光辐射系统。活译成“激光”突出了光的属性,以“激”为前缀使其具体化一些,只用了两个汉字表达得何等贴切。只有对概念有了深刻理解的行家才能作出如此精辟的定名。这也说明定名上要对概念吃透,确保科学性,不必拘泥于原来的字面或原汁原味。半音半意者也可取,例如“安匝”、“玻尔磁子”等等,前一半音译,后一半意译。谐音者更妙,但创意者要挖空心思,使得音义兼顾,例如“声呐”、“基因”等,有例不少。这些译法,充分表现了我们汉字汉语的魅力和丰富多彩的表达潜力。自从颁布了阿拉伯数字纳入汉语的文本中以后,字符串纳入汉语文本中也已常见。当此网络信息的大潮下,文章中大量出现厂商和商标、软件和工具、网络和网站等专用名,以及大量缩略语,难于翻译,应接不暇。文章中直接搬用原生词,插入外语专用名已不罕见。关于专用名以往认为限于人名和地名,现在专用名已扩大到许多由外国商家自定义起名的,冠以大写字母或小写,或数字的名词或组合词,可拼读或不可拼读的缩略语等等,五花八门。这个潮流正是语言开放性的必然趋势,为此我们已不能花大量精力于牛角尖上,不要为外国人名、地名统一音译的死规则争论不休了,应该主动脱出,对大量的新的专用词不译为好。扩大专用名范围,包括网络、网站名,允许在汉语文章中直接搬用外语原生词的那些专用名词。尽管汉语文章中出现中外文混杂,但在构词、语法等主要方面仍然保持着汉语的民族性和传统特性。专用名按意译不妥,明明一个外国公司或外国专利的软件,翻译成一个汉语名词,岂不替他穿上汉服,鱼目混珠。专用名音译也不妥,吱吱哇哇的洋腔汉字一大串,绕口难读,自己不懂,洋人也不明。对某些专用名采用不译加尾缀的方法效果较好。例如磁盘操作系统可以写为“DOS操作系统”(OS虽有重复之嫌,但无关紧要,由于DOS已成为一个不可分割部分);视窗操作系统可写为“WINDOWS操作系统”。以此类推,文章中可以很方便地夹入“Pentium处理器”、“中文Linux系统”、“Web服务器”、“TCP/IP协议”、“IE－4软件包”、“Java语言”、“Archie工具”等等。缩略语中的专用名和非专用名应分别对待。专用名一般可不译而照搬。非专用语可按其完整词的全称译出。目前文章中对缩略语的处理方法已有新招,例如一篇文章中某个缩略语首次出现时用括号列出全称,以后只写缩略字符;对于译出词字数较长的译名,一般也只在文章最初出现时用全称,后面只写简称或缩略语。许多缩略语不带母音,不能拼读,则很少音译(例外音译者也有,如“克格勃”)。可拼读者如果概念明确仍以全称的意译为多,个别按拼读音译者也有(如鹰式导弹HAWK)。按拼读音译者少见(如艾滋病)。凡是按拼音译出的缩略语词,应加后缀以表明其属性(如前例表明是导弹、病)。专用语和缩略语的音节超过4个汉字以上的,音译不如不译。以上列举的外来语处理和吸纳方法,归纳了现今许多报章杂志,包括《计算机世界》、《电脑世界》、《网络世界》等期刊上的有效方法,已被大众公认并接受。四、音译和意译的比较外来语汇历来音译、意译都用,无明确限制,各有利弊。列表如下(见表2)。在科学名词审定工作中,多数专家推崇意译,发表过如下的一些观点。“意译比音译好,音译必定会音节多而长,一个名词字数要精简,长了不好,一位日本朋友告诉我,近代日本的科学名词照音译了,学生也不便记忆,而且读起来是日本音调,当用外文表达时,外国人也听不懂,这就是音译的副作用。”[6]“在没有词的界限的汉字文章中夹杂一个用汉字音译的术语,的确不好栖身的,因为每个汉字本身都有意义,往往看不出这个音译术语是从哪儿起到哪儿止,念起来也很费劲,不受欢迎。……术语是我们词汇的一部分,移植进来后,还要生根开花,因此要照顾到中国化问题。用语言学的术语来说,既不能标音也能转写,而要考虑采取一种折衷方式。”[7]“订名时原则上不用音译(涉及外国人、地名或商标者除外)。……汉语的发音与外文的发音差别较大,特别是汉语的四声是其他语言中所没有的。如果音译的词过多,就会出现在科技文献中用汉语发音读外文的滑稽局面。”[8]以上这些看法,都比较客观和中肯。在定名的实际工作中,我们不要过分地在音译或意译上认定一方,主要看效果。由于汉语表意性强,有时能按涵义(概念)选取简练词汇定名,能恰到好处地利用借音选取适当词汇定名。北京大学叶蜚声教授曾赞扬化学界在吸收外来概念时采用借音办法的经验,他认为“我们要搞仿译,即既非意译也非音译,即要垒球(soft ball)不要棒球的命名方法。”[9]他提倡的仿译,即软译或活译,不要硬译,不要死译或直译。五、我们面临的任务1.认真做好外来语汇的吸纳工作从事翻译和定名工作的人员要发扬汉字汉语的固有特征,在外来语的吸纳和归化方法上要发挥各自的聪明才智,巧为所用,保持民族性、兼顾国际性。“词汇发展的总趋势从量上看是新词的增长要比旧词的消亡多得多;新义的增加也要比旧义的消失多得多。从质上看,产生了意义更概括,区别更细微的词,既能表达高度抽象的哲理、原理,也能表达各种细微的物质属性。”[1]复合词在增长,并逐渐双音节或多音节化。汉语术语的字数应控制在3～4字的限度,尤其基本术语,更应字数少,易于派生应用。由于方块的汉字和拼音语种在音素上不相对应,汉字不能像其他拼音语种那样采用同声换符方法,也不能仿照日语片假名音译方法。汉语拼音字符只能作语音学习、异读拼音和字典索引注音之用,一般不能当作文章内的汉语成分用。汉语对外国语的吸纳方法应如表1所列的①和②方法归化为汉语为主,并采用③方法不译,直接搬用为辅助,开放了语言异化之门。对于我国目前文化程度提高、学校重视外语教学的势态下是可接受的。英语在国际交往中有重要地位,尤其在计算机编程语言上的领导地位,但英语词汇并不是全部都最科学或最好。对其中某些取名不当的,我们命名时不应硬搬、死译。例如,包括天体运动在内的所有“力学运动”,英语统称为“mechanical motion(机械运动)”,现已很难纠正①。又如大量地实现各种处理功能的“电脑”,由于当时从承担计算任务而创制出来的,命名为“计算机”,至今已感不妥了。(早期从用于家电中的微处理器出发译为“电脑”,正是歪打正着,或者说不拘泥于字面而活译,具有先见之明。)计算机与电脑之争,并不是译名上的不当,而是英语原生词造成的。2.认真做好科技术语的定名工作一个国家采用法律手段对文字语言的发展作必要的归导和调节作用早有先例,如规定官方用语、第二语言等。这种上层建筑的调控有其必要性。我国推行普通话,颁布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汉字简体字方案等都已见成效。国家的术语规范化工作不容忽视。近期全国科技名词委公布了信息科学、生命科学、物理学等部分的新词推荐名,都很好,起到了归导作用。推荐了“电子邮件”之类术语后,“伊妹儿”之类戏嬉之词立即匿迹。本文虽然提出了少量外国语新词和较多的专用语、缩略语可以不译的做法,但在公布汉语推荐名后,有了确切的对应词,就可采纳使用。例如在专业书刊里,“WINDOWS”、“Archie”等原生词夹入混用,但其他场合就可用“视窗操作系统”、“阿奇工具”等统一术语了。全国范围的上层权威性机构承担术语规范化工作非常必要。有时译者限于知识面和理解角度不同,也欢迎规范化,使有据可依。在翻译工作中,尚在文理结构、情调气氛等其他方面仍给译者留有一定的自由度。我国历次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领域对术语定名工作的成绩是巨大的,应予肯定,对语言的开放性始终没有企图施加约制,相反地促使汉语词汇更加丰富。附录：典型译名选例 --------------------第7页① 周其焕教授是航空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第11页① 力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时,已开始把“力学运动”作正名,“机械运动”为异名。——编者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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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随笔（二）“物质的量”一词太别扭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英语“ｔｈｅａｍｏｕｎｔｏｆ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一词被有关部门定名为“物质的量” ,已经多年了。本人作为一名教化学的教书匠 ,深感此词之别扭 ,特借贵刊一块宝地 ,说说自己的烦恼 ,并求助于诸位。本人不是汉语专家 ,但却晓得 ,在汉语里 ,复合词有两种 ,一种是非固定搭配的 ,例如 :“红的花” ,“黄的花” ,“臭的虫” ,“北京的大学” ,等等 ;另一种是固定搭配的 ,例如 :“红花”(一种中药 ) ,“黄花” (即南方人说的“金针菜”) ,“臭虫”(一种昆虫 ) ,“北京大学”(北京一所人人皆知的大学 ) ,等等。这两类复合词含义的区别不必专学…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