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法治制度与中国文化传统的携手并进

中国文化传统与西方法治制度在两个不同维度内运行的深层次矛盾和冲突,使中国的法治建设遭遇了巨大的尴尬。陈忠林老师主张把"常识、常理、常情"运用法律中,从而在西方法治制度与中国历史传统的联系中建立起一座沟通的桥梁,促使西方法治制度和中国文化传统能够携起手来,共同构建我们国家的真正的法治大厦,以实现法治社会的宏伟目标。     

对中国移植近代以来西方法律制度的解释学反思

法律移植以理解为前提 ,理解是视域的融合 ;但中国传统文化的视域难与近代以来西方法律制度的视域融合 ,因为二者有着实质性差异 ;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是在中国培植近代以来西方法律制度所需要的文化生态环境———商业社会。     

沈家本法律思想评析

沈家本的法律思想,指导了清末的修律实践,开启了中国法律近代化的进程,促进了中西方法律制度的融合和中国近代法律制度的发展,对我们今天的法治建设仍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但其法律思想又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局限性。     

西方法治理论的历史演变及其借鉴意义

西方法治理论的发展经历了“良法之治”“形式法治”“实质法治”三个阶段。中国的法治建设应走实质法治的道路,但需要通过完善一系列形式性的法律制度来推动。     

浅议我国公民法律至上理念之缺失——从波茨坦磨坊主说开去

法的运行离不开公民对法的忠诚和信仰,法律至上理念之缺位体现在我国司法、行政执法及判决执行各环节。我国虽然大量引进西方先进的制度,各类法律、法规、规章层出不穷,但法之难行已成为我国法治建设的巨大障碍。我们不应只注重法治形式上的完备,更要加强公民法律至上理念的培养。本文试分析我国公民法律至上理念缺失的原因,通过对中西方法治进程进行比较思考,结合我国法律尚未被普遍尊重的现实,提出具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法,以期更好地实现法治理想。     

传统中国"无讼"法律传统原因探究——兼从中西法律传统比较角度

传统中国存在着“无讼”法律传统,“无讼”法律传统的价值取向的产生原因不仅仅是传统中国有着追求和谐的哲学文化传统,其实西方法律也有着对和谐价值的追求,更为直接的原因来自当时的经济因素、政治因素和法本身的因素。从技术层面来说,“无讼”的法律传统与现代法治有着一定的契合,但从本质来说“无讼”法律传统与现代法治的精神是相悖的,只有真正解决了我们的法治问题,才能将“无讼”法律传统深厚的历史资源引入现代。     

反思传统 突破传统——黄宗羲法治思想别议

黄宗羲的个人经历和学术造诣使得他在面对明末清初的高度集权专制的政治法律制度时能够在反思中国传统的基础上提出一些突破传统的观点,其代表作《明夷待访录》中的法治思想的渊源其实来自中国传统思想,但同时暗合了一些近代西方法治思想。在法治和人治的关系上,他明确提出"有治法而后有治人";他认为善法是"天下之法",而"一家之法"非法,即恶法非法;然后又主张君与臣平等,"贵不在朝廷,贱不在草莽"的平等观,并设想了设置宰相和学校议政两个具体的制度。他的法治思想有时代进步性,认为必须限制权力、分散权力,制衡权力,这样的权力才能为"天下万民"服务,才不至于成为谋"一姓之私"的工具。但也体现了局限性。本文试图对黄宗羲的法治思想作别一解读。     

论法治社会之多元法律文化建设

当代中国法治社会中,存在着三种异质性法律文化,即马克思主义法律文化、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和西方法律文化。这三种历时性的法律文化以冲突的形式和共时性的形态存在于当今意识形态中。应处理好这三种法律文化及其相互关系,从而为我国法治社会建设创造良好法律文化氛围。应当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学为主导,立足于重视和发掘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当代解读,同时借鉴和吸收西方法律文化的优秀成果,从而谱写法治中国的新篇章。     

论我国法律文化视野中的法治生成

在中国法治社会的构建过程中,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而中国法治的最大困难则来自文化传统。作为法律运转的强大精神支柱和人们行动先导的法律文化在精神层面的深刻影响,是造成法律实施不理想的一个主要的、根本的原因。建设中国法治社会,同时也必须弘扬和开掘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积极因素。中国的法治建设在注重制度层面建设的同时必须正视和构建与法治国家相匹配适应的现代化的法律文化。     

论"誓"对中西法律文化传统的影响

"誓"以对上帝和诸神的信仰为理论基础,它的表现形式源于宗教生活,它体现了宗教和秩序、信仰与法律制度之间的关系,在"刑起于兵"的中国法律传统中,"誓"在法律的起源中具有本源的意义;相比之下"誓"对西方法律传统影响更深远,它不仅把"法律必信仰"的理念植根于西方社会,而且把诚信观念、程序正义呈现于现代西方法庭.     

法治与本土资源

法治建设足中国当代社会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要实行法治，要依法治国，这是无庸置疑的。1999年，“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内容正式载入宪法，依法治国的方略被正式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由此也拉开了我国新一轮法治建设的序幕。国家采取自上而下的立法活动并大量移植西方国家的法律，这一过程尽管有国家强制力作为后盾，尽管建立起了一套相对先进的法律制度，但存现实生活中，却出现了大量法律实施不能甚至实际无效的尴尬局面。     

社会管理创新背景下西方法治模式的借鉴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社会问题突出,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提出了社会管理创新理论。在社会管理创新大背景下,用系统论的分析方法分析西方法治模式,认为西方法治是由于经济、社会和民主三个子系统的相互平衡关系形成的,也即西方在社会问题的处理上将民主（政治参与）和经济的考量寓于社会问题的解决。通过对社会这个系统下的商品经济发展、价值观和法律三个子系统分析,认为三者的动态平衡保障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这些经验对于我国当下的法治建设和社会管理创新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发展与实践——从司法改革看法制建设新成就

党的十七大以来,我国法制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新成就。司法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各项法律制度得到建立、落实和完善。与以往不同的是,本时期的法制建设始终有"一根红线"支撑和引导其发展的方向。这根红线就是对"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认识的不断深化与发展。换言之,党的十七大以来我国的法制建设,是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指导下的法律制度建设,是构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中的重要转折点。     

论法学专业大学生中国传统法律价值观的培养

中国传统法律价值观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精髓,体现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法律智慧。其中所蕴含的对"和谐"、"善"的追求,对于提高法学专业大学生的法律素养、培养其法治精神、帮助其理解现代中国的法律制度能够起到重要的作用。相关专业课程的多层面讲授,结合现代中国法律实践的案例分析是培养法学专业学生中国传统法律价值观的最直接有效的路径。     

浅谈中国法治发展与传统法律文化

中国法治建设和发展中,很注重移植西方的法律,有些移植过来的法律却出现了＂水土不服＂,其实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中有许多同现代法治的理念相对或相通的地方,中国的法律要得到长足的进步,必须根植于本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并根据实际情况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法治化视野下法律解释制度的现状及弊端剖析

法律解释连接着立法和用法,对于我国的法治社会建设具有重大意义。而随着法治建设的深入,我国的法律解释制度也逐步体系化、正规化。通过研讨法律解释制度,透析我国法律解释制度实践的现状,找寻问题产生的根源,并突破理论的局限,从而达到更好地利用法律解释制度,为法治建设服务的目的。     

中西法律差异及其文化溯源——《中国文化要义》法律与文化关系思想探析

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梁漱溟认为,西方与中国法律方面的差异主要表现在法律与礼俗、权利与义务、法治之有与无、民治制度的有与无、好讼与厌讼、和奸不为罪与为罪等方面。这些差异的形成有浅层与深层文化根源,浅层文化根源在于中西的社会构造不同,深层文化根源为西方是宗教文化,中国是道德文化。浅层文化根源由深层文化根源所决定。这种法律思想为梁漱溟寻求近代以后的中国法律发展出路奠定了基础。     

论青年大学生法治思维模式的培养

采用何种思维方式,不仅制约着人们知识的获取,而且也对人们的社会行为产生重要影响。预防青年大学生违法犯罪,建设法治中国,当代大学生必须提升法治素养,培养法治思维。法治思维的形成,需要不断加强培养,加强法律知识的学习,掌握运用法律的方法,处理问题和解决纠纷以法治原则和精神为导向,养成守法习惯,守住法律底线。     

法治的反思——法律人之拘囿

改革开放以来,适应于市场经济之需求,中国法治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当前改革与建设法治的大的社会背景下,受行政主导的政治环境影响,法治建设呈现运动式行进。植根于西方理性的现代法律制度遭遇古老东方国度的传统因素。面对依旧城乡分化的社会现实以及传统习俗、习惯的深深烙印,法律人在传统分析实证、甚或自然法学的基础上,或许该多些法社会学角度的思考。     

西方自然法学观与中国儒家法律思想之比较

西方古代自然法与中国古代儒家思想是中西法律文化的源头。中国的儒家法律思想与西方的自然法思想及观念有着本质的区别：价值观念上“正义观”与“天道观”的分歧；治国方略上“法治观”与“人治观”的对立；权利与义务关系上权利本位与义务本位的对立；人性分析上“性恶观”与“性善观”的冲突。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建立真正的适合社会趋向的法律制度，必须大力吸收借鉴西方的法律观念。